源流
佛教虽然不像儒学那样，将“孝”作为人伦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时所说的原始佛法中，根本没有与孝有关的内容，但释迦牟尼佛当初之创立佛教，恰肇端于对世俗人生的思考，故佛教也是以人为其出发点的。既然这样，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人伦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作出回答。人伦关系中最基本、最亲近的关系便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了。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佛教从众生在六道中互为父子，亲疏难辨出发，不主张执着父子之道。但从济度一切众生来说，子女对父母至少应像对一般众生一样对待，所以又主张子女应善待父母，因此后来的佛经中便有关于如何善待父母——即中国人所说的“孝”的经文，《盂兰盆经》即是其中之一。《盂兰盆经》向人们描述了目连一心救度其母的故事，而且通过佛陀之口对目连的救度其母的孝行作了充分的肯定，向人们展示了佛教的孝亲观。
两晋时，《盂兰盆经》被译成了汉文。经中所宣扬的孝亲思想被介绍给了中国人。据史籍所载，此经总有三个汉译本：一为西晋僧人竺法护译本，名《佛说盂兰盆经》；一为东晋人译本，名《佛说报恩盆经》，又名《报像功德经》；此外，为旧本别录。旧本别录即唐智升《开元释教录》附东晋录。《开元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但此经已遗失，不得而详。《佛说报恩盆经》，失译主，且译文甚短，全文才三百余字。而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全文八百字左右。由于竺法护译经比较忠实原文，不随意删减，故后世多传竺译本。
《盂兰盆经》及其他有关经文的译出，使中土人士对佛教在人伦关系方面的道德倾向有了一定的了解，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佛教不讲孝的看法。如东晋文学家孙绰，便认为佛教徒出家弃亲，不仅不与儒家孝道相悖，还是最可贵的孝行。可见孙绰并不认为佛教不讲孝。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经典的大量译出，人们对佛教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差异越来越显示出来，佛教再也不可能像在汉代依附黄老道和在魏晋依附玄学那样依附中国本土文化了，佛教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几场大争论，如“夷夏之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白黑之争”“神灭神不灭之争”等，几乎都与佛教有关。在“夷夏之争”中，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便是孝亲问题。当时，反对佛教的儒、道之士紧紧抓住佛教徒的弃亲出家、祝发坏衣，攻击佛教不讲孝道，指责佛教徒出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弘明集·三破论》)。佛教徒和拥护佛教的人士则辩白说僧人出家修行其孝慈之宏大“上逮历劫亲属，下至一切苍生”，不仅认为佛教也讲孝，而且认为佛教的孝远比儒家广大。但仅是声明或辩白是不够的。为了说明佛教也讲孝，佛教徒抓住那些宣扬善待父母的经文，大做文章，《盂兰盆经》首当其冲。公元五三八年(梁大同四年)，曾多次舍身佛寺的梁武帝萧衍根据《盂兰盆经》，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此后上下仿行，每年七月十五日，历代帝王及百姓都举行此仪式，都送盆供养，成为风俗。帝王所举行的盂兰盆会，起初多在寺庙里举行，由朝廷派人送盆献供种种杂物，也有施主献送的盆供，后来有的改在宫中举行，不过供器比寺庙更富丽庄严。民间的盂兰盆会也很热烈，每年七月十五日，百姓及僧人都要去寺庙铺设供养，做培花蜡、花瓶、花果树等。后来盂兰盆会便成为寺院中的重要行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盂兰盆会供佛供僧的含意逐渐减少而成为荐亡度鬼和讽经施食的行事。
盂兰盆会仪式，最初是根据《盂兰盆经》而设的，并无专门的仪规，随着盂兰盆会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行事，便衍生出专门的盂兰盆会仪规来。如宋元照的《兰盆献供仪》《兰盆仪轨》(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引《兰盆会篡》)等。《兰盆仪轨》规定兰盆会有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受食等仪节，还有兰盆会约二十一条，但各寺院实际上遵守的不多。这是由《盂兰盆经》衍生出汉传佛教的重要行事盂兰盆会及盂兰盆会仪规一脉。
但《盂兰盆经》的受推崇远不止于此。唐宋之际，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宋明时期佛教进一步儒学化、伦理化，佛教徒对“孝”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以至唐代出现了一批因孝而出名的和尚，宋代出现了由佛教徒写的连篇累牍的劝孝论孝文章，被称为佛教孝经的《盂兰盆经》因此而备受重视。于是佛教徒纷纷用注经解经的形式来宣传、褒扬目连的孝行，给佛教涂上一层不浓不淡的伦理色彩。
如在唐代起初有慧净的《盂兰盆经赞述》。这是自《盂兰盆经》译出以来对经文的第一次详细的阐述。慧净从经题到经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训释，如对“盂兰盆”一词，慧净解释为“成(盛)食之器”，“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佛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曰盆也”。当然作为赞述，并不只限于字义，慧净还通过分析经文，将蕴含在经文中的佛理阐发出来。如当目连持食往救其母时，经文对目连母亲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抟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这段描述，其文字简明易读，别无所难，读者很容易一看而过，但慧净诠释说：“左手障饭者，悭也；右手抟食者，明于贪也。其母才兴悭吝，则掩握纵横钵内香餐，速而变化也。”将其中所含之佛理阐发出来，使读者顿悟其中深意。
其后，唐京师沙门玄应作《一切经音义》(也称《玄应音义》)，对《盂兰盆经》有关经文的音义作了注释训解。所注虽不多，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盂兰盆一词的翻译，玄应指出：“盂兰盆，此言讹也。正言乌蓝婆拿，此译云：‘倒悬’。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后唐西明寺僧人慧琳作《一切经音义》(一称《慧琳音义》)，将玄应《盂兰盆经音义》收录其内。
此后唐僧人，华严宗五祖宗密作《盂兰盆经疏》。宗密《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总的阐述；第二部分为正解经文。《疏》前有序，说明作《疏》之由。在序中，宗密把孝道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并把孝说成是儒释二教共同的原则。他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又说：“应孝子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其实佛典中不乏讲孝之经文，此处突出了《盂兰盆经》的地位。在第一部分综述中，宗密又进一步阐明孝为儒释二教之共同宗本，但行孝有异同。宗密指出了儒释孝亲在生前死后上都有不同：儒家生前重慎护发肤，扬名后代；死后重棺椁宅兆，保留形体。而释教生前是祝发坏衣，法资现世；死后则念诵追齐，荐其去识。其相同的是生前对父母恭敬、赡养；丧祭哀痛庄严，这样宗密把儒释两教的不同之孝统一起来了。
在对经文的阐释上，在对佛理的阐发方面，宗密也较慧净更深一层。如在对经文“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抟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宗密阐释为：“境随心变，果藉业成，饿因未除，饱缘宁致？……今左手障钵，悭恐余侵。右手抟食，贪于自给。悭贪猛盛，如此现行，饭食劣缘，若何充济？故化为火炭不得食。”宗密的解释点出了境由心造这一重要佛理。所以贵州赤水雪山沙门继庆在跋中认为宗密会要道要言以注经，广明释门真孝，入佛最上乘。宗密《疏》影响很大，后人的注疏大多只是在宗密《疏》上做文章。
到了宋代，北宋钱唐沙门元照有感于世风浮侈支离作《盂兰盆经疏新记》，自称“疏者所以通经，记者所以解疏”，认为人们由记可以达疏而通经，由经起行，由行而造道，把自己对宗密《疏》的解释看作达到道的途径。《新记》是否真有这样的功用，此且不论，但《新记》确有集诸家之长，通三教之说的特点，如对宗密“始于混沌、塞乎天地”一语，元照先用儒家元气之说解释，次用道家虚无之道解释，再用佛教空界大风来说明，并将三者相比附。儒、释、道三教在元照这里并行而不悖。《新记》还在颇多问题上与宗密《疏》有不同的诠释和看法。如宗密认为《盂兰盆经》据名题即化教所摄属于经藏，据其意义亦制教摄属于律藏。元照不同意此说，并说明了此说不妥的五条理由。
在元照之后光严无际大师普观作《盂兰盆经会古通今记》，普观会通古今，对前人之注疏更有进一步的说明。如元照在《新记》中把“道生一”的“一”解释为“混元”，普观《今记》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把“一”解释成“混元”，还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新记》讲佛法要引儒道之说。普观认为这是为了使道俗同闻佛道。如果只讲佛道，俗流难明，而讲混沌则四众通知。
在宋代，为《盂兰盆经》作注疏的还有遇荣和日新。遇荣作《盂兰盆经疏孝衡钞》《盂兰盆经疏孝衡钞科》。《孝衡钞》多引儒家典籍，发明《疏》义，彰明孝道。《孝衡钞科》则将经文归纳为若干大小标题，起提纲挈领的作用。遇荣作此二文，旨在以《孝衡钞科》提纲要，使人们由经文知目连起教之因由，由宗密《疏》释经文之大义，由《孝衡钞》申释宗密疏文之详情。日新所作为《盂兰盆疏钞余义》，主要对前人疏钞所援引的文字、音义方面作解释。
在明代，智旭作《盂兰盆经新疏》。智旭认为《盂兰盆经》以法供为名，自性、三宝为体，孝慈为宗，拔苦与乐为用，大乘为教相，是报父母深恩、济度拔苦的最好选择，所以作新疏。在《疏》中，智旭不仅对经文作出新的解释，如“四辈”，宗密解释为僧、尼、士、女或人、天、龙、鬼，智旭则解释为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结缘众，着力宣传儒释的世间孝和出世孝，还将佛教的许多理论融入其中。如为了说明自性三宝之自性，智旭说：“现前一切十界依正诸法，皆此介尔心中之所显现，如彼梦中所见，诸法终不离于梦心，现前诸法亦复如是。”
在清代，有灵耀作的《盂兰盆经折中疏》，他认为《盂兰盆经》新旧二疏皆有所短。旧疏依经判释偏于简约，阿含事相短度井井，却未揭言外义趣；新疏妙辩纵横文义富丽，理观圆极而似不合现文，于是折中两家成一家，扬长避短，使文不失义、辩不违经，事理兼备，而成《折中疏》。
在清代还有元奇作的《盂兰盆经略疏》。元奇认为《盂兰盆经》是人天因果，只要依经而行则已，不必广说。而且前人的释文多有引用，使初学浅识者望而生畏，于是采直释之文，作略疏，使疏文简明易近。
在近代，则有近人丁福保作的《盂兰盆经笺注》。
以上为历代以注疏形式阐发《盂兰盆经》一脉。
此外，《盂兰盆经》在流布过程中还被演变为各种变文、宝卷、戏曲等形式，在百姓中流传。
《盂兰盆经》的变文《目连变》早在唐宝历年间便有人提及，当然它的形成年代可追溯得更早些。现今我们可以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多种《盂兰盆经》变文，其中有一种是《目连缘起》，为龙德元年(公元九二一年)辛已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所写，主要概述经文的大意，另一种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主要详述目连冥间救母。还有一种是《目连救母变文》，主要是对经文的正宗文进行解释。
《盂兰盆经》由于其契合中国传统伦理，情节生动，成为各种形式的题材，其在中国的流传真可谓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