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疾饮食辨
作者：章穆
养生学著作。6卷。书之扉页又题作《饮食辨录》。清·章穆 (杏云老人)撰。刊于嘉庆十八年癸酉 (1813)。全书分六大类，为总类 (包括水、火、油、代茶)、谷类 (包括饭、粥、酒等)、菜类、果类、鸟兽类、鱼类六项，约600多种饮食。每种均以《本草纲目》为主，兼采诸说。作者自述，阅历病情五十余载，见(病者)误于药饵错投者十分之五，误于饮食者也占十分之五，故而饮食亦为医者之需知，至为重要。本书载曾建序言: 章氏 “年订《饮食辨》一书，上穷天文、日星、岁序、历算，下究草木虫鱼、山海珍错。凡五行百产之精，无不源源本本，辨其性之刚柔燥湿与其用之损益斟酌，条分缕析”。作者认为“书中所采诸方，皆极平稳，且极应验。……以此乃医家、病家两用之书。”书后附有《诸方针线》1卷，是按照不同病症编写的本书药方索引。现存最早版本为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刊本。1987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珍本医籍丛刊》铅印本。
章穆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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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相马经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以及文中提到的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考察,大约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全书有三篇,(其中第三篇即是第一篇的解释),没有书名与篇目,共计为5200字。主要写的是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当是出于抄录者的爱好,只抄录了这部书的相骨部分。例如第一篇说:“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勿相其余。”又例如第三篇解释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鬐(脊)。”这说明了作者的相马,不仅注意眼睛,而且还注意到头、肩、耳、盹、膺、鬐、脊等等部位。这部书,将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相马有“四马”和“天下之马”之别,是一致的。第一篇还讲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说明作者所论述的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的。还说“吾请言其解”,说明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阐述伯乐的相马法。第二篇在详细叙述马目的相法之后,根据相马法中的一些话,引出了十五个连贯的答问。例如说:“法曰: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又例如说:“能为变者良也,能变而不良者何也?”这又说明作者针对原来相马法上的结论,而提出的疑问,以便作进一步的解释。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驱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这部著作中,有许多术语不容易理解,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仅就上述我们已经理解的部分,便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的细密了。
科场条贯
明代科举制度书，是书仅寥寥数页，然“纪洪武至嘉靖间科举条式，于前后损益之制，胪列颇详”。今存明代科举制度之书较少，故录以备考。是书除刻入《俨山外集》外，尚有《纪录汇编》本，《丛书集成初编》即据以影印。《四库全书》列为存目，《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皆予以收录。
琅嬛记
元代文言志怪小说集，旧题元人伊世珍辑集(有作唐段成式或明桑泽撰， 均不足信)。关于书名“琅嬛”二字出典：作者说， 《玄观手钞》 (仙书之类)谓，张华为建安从事，一日遇着仙人， 在石室中， 见到奇书多种。此石室额为“琅嬛福地”。伊世珍希望本书终将成为石室奇书，所以名为“琅嬛”。今本三卷，有清嘉庆《闲居录》附刊本、 《津逮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 《丛书集成初编》本、 《说郛》本(唯《说郛》本为一卷)。本书辑录宋元笔记一百余种中有关志怪的小说或短则，好似读书时随手抄录的札记一般，故价值不大。
铁云诗存
诗集。清刘鹗(1857—1909)撰。四卷，补遗一卷。鹗有《老残游记》已著录。此集冠有作者像，共收一百一十三首诗，其孙刘蕙孙辑并标注。卷一、卷二较完整，其余为后人搜集所得。卷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回忆所作，有闺怨、纪游、题画诗多种。卷二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本时纪游诗，描绘异国风情，刻画工细、意境新奇，如《十七日到神户游布引观泷》、《二十日游岚山》等。其伤时感事之作，情真意切;写景状物，细腻逼真。有一九八○年齐鲁书社铅印本。
本语
六卷。明高拱撰 。此书成于万历四年 (1576年)，距高拱罢归之日已是十三年了，所以其开卷即以否泰两卦君子小人消长为言。其中论裴度、论刘晏，皆阴以自比。论李林甫、论哈玛尔，皆以阴比徐阶。论卢怀慎，则阴比殷士儋辈，因不满于世道而发愤作此书。书首高拱在自序中说：“予尝有言曰：天理不外于人情，然圣人以人情为天理，而后儒远人情以为天理。是故圣学湮，圣化窒。夫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发事之本情，则议道而道不暌，作之于事，可推四海而准，通千古而不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夫中也者，言乎其当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顺也。皆本人情。不远人以为道，作本语。”其中有些内容甚为舛误，如其言隆庆六年宿良乡梦见孔子之类，颇为夸诞。又如谓无意之妙非意之所能为，故圣人贵忘之类，也颇涉虚无。至驳伊川说春秋灾异一条，欲破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遂谓天道不关于人事，尤为纰缪。其它辨诘先儒之失，抉摘传注之误，词气纵横，亦其刚狠之余习。但其中也颇有剖析精当之处，不可磨灭。卷五以下，皆论时事，颇切中明季之弊。如其谓：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实，故有务为夙夜奔走之状以为勤者，然有益于事则鲜，务为慷慨忧时之说以为忠者，然有济于事则鲜，夫无益于事，勤于何有，无济于事，忠于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诸有益于事者为勤，有济于事者为忠，而形迹不得以为溷，则务实者既可以奏功，无实者亦不敢增扰。等等。《明史·高拱传》称其练习政体，有经济才，在此书之中也时有体现，对后世亦不乏有参考价值。此书有明刻本、《指海》本、《四库全书》本以及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等。
性理群书句解
二十三卷。南宋熊节编，熊刚大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具事。熊刚大亦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仕履则不可考，为宋理宋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及传道支派，然后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编者于“七贤”中列司马光，与后来讲学诸家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中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受业于朱熹，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此书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干、张栻、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熹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苏轼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有关“七贤”的遗文汇集在一起，保存了程朱理学的部分原始资料。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所录诸儒之语，皆本《近恩录》而使内容增加；所录诸儒之文，则由此书而丰富。并且其“性理”之名，亦由此书而得。熊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近。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阁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