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
第一节 本质与现象
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化形态
上面已经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显现形态的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仅包摄着量变质变规律和肯定否定规律，而且还包摄着另外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以成对范畴的形式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联系，它们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化形态。
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支撑点和阶梯。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反复地接触到同一种类的事物，积累了关于某一种类事物的种种属性、特征、联系等等的丰富印象，于是就在头脑中进行整理和概括的工作，把这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联系抽象出来，造成概念，并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远辑的思维活动，这样，人们才可能日益深刻地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达到有成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那些比较深刻的，比较普遍的概念，就叫做范畴。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这些范畴以简约的压缩的形式反映着本门科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特殊的本质联系。例如，在数学中有正数和负数、微分和积分，物理学中有质量和速度、粒子和场，生物学中有个体和种、同化和异化，政治经济学中有商品和货币、地租和利润，等等。但是，任何一门以研究特殊规律为任务的具体科学的范畴，都只适用于本门科学所研究的范围，而不适用于别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特殊的本质联系只存在于本门科学所研究的特殊的领域之中，而不存在于其他领域之中的缘故。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与各门具体科学的范畴不同，它们不是某一个别领域中的特殊的本质的联系的反映，而是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的本质联系的反映。它们适用于一切特殊领域。无论研究那一门具体科学，无论研究实际工作中的任何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问题只是在于：是正确地运用还是错误地运用，是自觉地运用还是不自觉地运用。如果人们不能自觉地、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范畴来思考问题，就往往会离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以致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正确地理解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的科学内容，在思维活动中自觉地运用这些范畴，对于从事任何具体工作的人都是必要的。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许多范畴，例如物质、意识、运动、量、质、肯定、否定等等。这一章要论述的不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范畴，而仅仅是那些作为对立统一规律之补充和具体化形态的主要的成对范畴，即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与现实等范畴。这些范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最普遍的矛盾关系，更具体地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客观多辑。这些成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不同方面的具体化形态，因此，只有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才能把握住这些范畴的实质，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们。
下面，我们先阐明本质和现象。
本质与现象
本质和现象是同一客观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着的特殊矛盾构成的。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例如，就基本的运动形式来看，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构成力学运动的本质;化合和分解的对立统一构成化学运动的本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运动的本质;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构成认识运动的本质。再就阶级社会的诸种社会形态来看，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统一构成奴隶社会的本质;农民和地主的对立统一构成封建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构成过程本质的特殊矛盾，是贯溃于过程的始终的。只要过程的这种特殊下后还投解决，过程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主观唯心论的感觉论否认事物的本质。例如贝克莱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感觉的复合”或“观念的集合”，“本质”是一种“虚无”。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观唯心论也都以千百种调子反刍贝克莱的谬论，例如，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宣称，整个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和语义哲学也否认事物本质的存在。这些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所以否认事物的本质，其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欺骗革命的人民，妄图使病入膏肓的帝国主义苟延残喘。
事物的现象，就是为人们的感官可以感知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事物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有些现象同事物的本质相一致(例如帝国主义屠杀殖民地人民、扩军备战等等);有些现象同事物的本质正好相反(例如帝国主义声称“援助”殖民地人民、叫喊“和平”等等)。前一类现象叫做真相;后一类现象叫做假象。
我们说假象与事物的本质相反，并不是说假象是主观的。相反，假象是本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反面的表现，它是不以认识主体的感觉或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所以列宁说：“不仅本质是客观的，而且假象也是客观的。”例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本来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但是，当他们的分裂主义的罪恶活动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而陷入破产的时候，他们却叫喊起“团结”来了。他们叫喊“团结”完全是一种假象，同他们的分裂主义的本质正好相反。但是，他们确实是在叫喊“团结”，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种假象本身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本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客观上的表现，而不是由认识主体的感觉或意志所决定的。
我们说假象与事物的本质相反，也不是说它与本质没有关系。相反，假象正是由本质发生的，它是由事物的本质派生出来的自身的对立物。列宁说：“假象等于本质的否定的本性。”例如，帝国主义的头子常常向世界人民念“和平”经，装出一付“爱好和平”的姿态，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象呢？斯大林说得好：“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可见，帝国主义施放“和平”烟幕这种假象，正是帝国主义的好战本质自身派生出来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革命的人们，，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注意识别真相和假象，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知道，无论一国范围内，还是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有的从正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是真相;有的从反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是假象。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剥去假象，抓住真相，而把真相和假象混为一谈，那就不但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且会从根本上把事物的本质弄错，因而也就会在行动上迷失方向，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
历史上一切反动的、腐朽的势力，总是用狡猾的手法，造成种种的假象，来掩盖他们的本质，欺骗人民群众，以图达到垂死挣扎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对待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不但惯于使用剑子手式的镇压，而且也惯于使用牧师式的欺骗。例如，他们声称“援助落后国家”、高唱“和平”等等，就是牧师式的欺骗。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如果看不到他们的牧师式的欺骗，不及时地戳穿他们的“西洋镜”，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方面，也超过了他们的先辈。他们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干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勾当：一方面叫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方面又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和反华活动，对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表现，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但是，不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玩弄什么玄虚，耍什么花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底下，他们的原形就暴露无遗了。他们所谓的“团结”、“反帝”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戳穿了，只不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口号，来装潢门面，造成假象，欺骗群众，掩盖自己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牢牢地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锋利的武器，剥光他们的外衣，揭开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的反动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埋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本质与现象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本质与现象是相互关联的，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没有离开本质的现象，也没有离开现象的本质。本质总是通过大量现象表现出来的。所以列宁说：“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例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本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现象表现出来的：在国际上，，大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谬论，等等;在国内，大反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请论，实行一系列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反动措施，等等。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但现象并不等于本质，本质也不是现象的堆砌。现象和本质之间是存在着差别和对立的。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那末，它们之间有了哪些差别呢？(1)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可以被肉体感官感知的东西，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靠思维才能把握的东西;(2)现象是易于变化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3)在总体上，现象比本质主富、多样，本质比现象深刻、单纯;(4)现象只是分别地表现本质的一个侧面，本质是现象中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
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哲学作出完全科学的解决。有的哲学流派，实质上是取消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有的哲学流派提到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对于它们之闻的关系的理解却是形而上学的。康德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康德认为，人们只能依靠“上先天的直观形式”认识事物的现象，并依靠“悟性的先天形式”(逻辑范畴)把现象加以整理。至于事物的本质，即他称之为“自在之物”的东西，则处在现象世界的“彼岸”，是人们永远不能认识的。这样，他就把本质与现象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把本质搬到了“彼岸”世界，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很显然，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这个错误观点，并阐述了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其合理的辩证法思想。但是，黑格尔是客观唯心论者，他把本质与现象这对范畴说成是思维的产物，他的出发点是根本错误的。
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还表现在本质显现为现象有一个过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质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本质表现为现象的过程，或者说是现象逐步展开的过程。我们在前面说过，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的，而矛盾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暴露出来，因而，事物的本质也是在矛盾的斗争过程中逐步表现为现象的。
例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的现象是逐步展开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个修正主义就开始露头了。它的主要表现是：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和否定斯大林;提出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借口所谓时代的“新变化”篡改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歪曲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对于赫鲁晓夫集团的错误，进行了适当的批评。随后，1957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拒绝了并且驳斥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但是，这次莫斯科会议以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没有改正他位的错误，反而违背莫斯科会议宣言的革命原则，发展了他位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崭新的纪元”;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妄图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强加于其他兄弟党的头上，对于反对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并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的分此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片面地撕毁中苏双方关于国防技术的协定，等等。从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因而，国际共产主义和运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进一步明朗化了。随之，在1960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激烈地展开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进行了严正的批判，迫使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正确意见，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通过了莫斯科会议的声明。
1960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到了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集中地表现在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这个纲领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利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这个纲领，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更是肆无忌惮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到了这个时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系统化，经历了将近六、七年的时间。它的现象是在矛盾的斗争过程中逐步展开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原理，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和判断事物的一种科学方法，即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根据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原理，我们在认识任何事物的时候，既不能离开现象去认识本质，也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现象只是我们进到事物本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离开现象看本质，就会离开唯物论;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就会抛掉辩证法。
那未，怎样通过现象看本质呢？要从研究大量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入手。只有对大量现象进行研究(对阶级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加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思索，才可能透过现象，正确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通过现象看本质，是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本质表项为现象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因而，人们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也是随着现象的不断展开而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认识，就是随着它的现象的逐步展开而逐渐认识清楚的。同时，事物的现象，往往是很复杂的，甚至有的还包含着许多的假象，因而，人们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并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现象的真伪，才可能逐步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如果把一时的、局部的现象看作事物的全体和本质，那就不但不能由现象进到事物的本质，而且会从根本上把事物的本质弄错，从而在行动上迷失方向，遭到失败。
通过现象来把握本质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将在第五篇中作详细的论述。
第二节 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形式。事物的内容，就是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事物的形式，就是这些内在要素的结构或表现。例如，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如何，什么阶级是统治者，什么阶级是被统治者，这是国体问题，是国家的内容;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些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是政体问题，是国家的形式。劳动者使用什么生产工具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这是生产力的问题，是社会生产的内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或者互助合作的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社会生产的形式。人们的某一思想反映着什么客观对象以及反映的正确与否，是这一思想的内容;这一思想的逻辑结构，如概念、判断、推理等等，是思想的形式。如此等等。任何内容都具有某种形式，都是某种形式的内容;任何形式也都具有某种内容，都是某种内容的形式。不具有内容或者不具有形式的事物是没有的。
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在一定的关系下作为内容的东西，在另一种关系下可以成为形式;在一定的关系下作为形式的东西，在另一种关系下可以成为内容。例如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逻辑规则是人类思维的形式，又是逻辑学的内容。但是，对于确定的关系说来，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却是绝对的。内容不能同时又是形式，形式也不能同时又是内容。
形式有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区别。内在形式是同特定内容不可分离的形式，是特定内容所固有的形式。例如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形式，因为正是民主集中制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离开了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质。外在形式则是同特定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的形式。例如书籍的装帧对于书中所曾述的内容就是外在的形式。我们在说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一般是指事物的内在形式。
内在形式与特定内容不可分离，并不是说任何特定的内容都只能有某一种形式，或者一种形式只能体现某一种内容。实际上，同一种内容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体现不同的内容的情况是常见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可以采取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形式，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又各有无数复杂的具体形式。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内容，在各个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民族形式。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等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资本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过改造，却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的内容。我国封建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诗歌体裁、戏剧表演程式等艺术形式，曾经是容纳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内容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改造成为反映社会主义内容的艺术形式。
然而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不是漫无限制的。如果以为一种特定的内容可以随便采取任何一种形式，一种特定的形式可以随便容纳任何一种内容，那就完全错误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决不可能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而资产阶级的抽象派绘画、扭摆舞、“电子”音乐等艺术形式，决不可能容纳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然具有或者必然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一个事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形式而不具有那样的形式，归根到底只能由内容来说明。历史上依次更替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是由各国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中国革命采取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是由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一内容决定的。但是，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被一定的内容所决定的形式，又是促进或阻碍内容发展的巨大力量。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能够促进内容的发展，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就会阻碍内容的发展。在不改变现有的形式就不能使内容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形式的改变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为一定的生产力性质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能够对生产力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在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内容与形式由适合到不适合、又由不适合到新的适合，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在事物发展的初期，为内容所决定的形式基本上是适合于内容的，因而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力量。但是，事物的形式是相对稳定的因素，而事物的内容则是最活跃的、不断变化的因素。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内容向前发展了，形式就会变得落后于内容，就会成为基本不适合于内容、因而阻碍内容发展的力量。这时，内容的发展就要求突破旧形式，用适合于内容的新形式来代替它。新形式产生以后，又要经历由基本上适合于内容到基本上不适合于内容的发展过程，展开新的矛盾发展史。概括地说来，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运动就是一个从适合到不适合，又从新的适合到新的不适合的无限发展过程。不适合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适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例如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和作为内容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种从适合到不适合、又从新的适合到新的不适合的发展过程。
这一原理的实践意义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来确定事物的性质，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造。
客观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如果新的内容采取新的形式，旧的内容采取旧的形式，要判定事物的性质还比较容易。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简单。在某些情况下，新的形式可以包藏旧的内容，新的内容也可以借用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苏联的某些国营企业形式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工厂领导人及其同伙用来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某些集体农庄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实际上已经是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新的富农经济。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新富农分子同企业里的工人、农庄里的庄员的关系形式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压迫与被压追、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些党在形式上叫做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某些看来似乎是旧形式的东西，却可以具有新的内容。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中也有工资和利润，在形式上似乎同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它们反映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和利润却是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为个人消费的部分和为社会的部分，它们反映着同志间互助合作的关系，在内容上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和利润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我们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善于透过形式的外衣揭露其中包藏着的内容，就可能把旧事物误认作新事物，把新事物误认作有旧事物，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在事物的变革问题上，也必须首先抓住内容这一环。事物的内容是变化的，形式也是变化的，然而内容的变化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形式的变化是受内容的变化所制约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内容的变化，把内容的变革放在第一位。例如，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当然要从内容到形式对旧的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变革，但是首先要革除旧文化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容，要使文学、艺术、教育等等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东西。如果我们首先不抓内容上的革命，而只是对旧文化进行一些形式上的改革，让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穿上新的服装自由泛滥，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
形式主义的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说来，就在于违背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形式主义者在观察和说明问题的时候，总是仅仅根据事物的形式来判断事物的性质，根据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去揭示事物的内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仅仅从事物的形式方面着眼，满足于追求形式，而不管形式体现着什么样的内容，是否适合于革命内容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内容的发展。工作中不顾任务的需要而规定的千篇一律的死板程序，文风上的党八股作风，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对这种窒息革命内容发展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第二、根据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原理，我们在首先注意内容的前提下，还必须注意事物的形式方面，要善于选择、创造和利用最适当的形式来促进内容的发展。脱离了内容去单纯地追求形式固然是错误的，忽视形式的作用也是错误的。在处理形式的问题时，首先应当根据特定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同内容相适合的形式。例如，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选择适合于各国的民族特点的斗争形式，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半封建灶殖民地的中国创造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形式，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创造了一整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沿着胜利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善于选择形式的伟大范例。又如，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内容，必须选择为本民族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尽可能完美的形式，才能在本民族生根发芽;否则即便内容再好，也是没有力量的，为了促进革命内容的发展，还应当允许同一种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无产阶级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斗争形式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又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提倡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艺术形式的自由发展，各种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事实证明，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加速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极为有利的。
创造新形式同革除旧形式是分不开的。“不破不立”这名话，对形式问题说来也同样是真理。总的说来，旧形式是束缚新内容发展的枷锁。不革除旧形式，就不能促进新内容的发展。腐朽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打破腐朽的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生产力。陈旧的文学艺术形式不适宜于表现沸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不革除旧的文学艺术形式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敢不敢于突破旧形式的束缚，这并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而首先是关系到革命的内容能否顺利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如同在内容问题上一样，必须持革命的态度。但是，破除旧的形式，并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旧形式全盘抛奔。相反地，我们应当具体地加以鉴别。有些旧形式已经彻头彻尾地阻碍着革命内容的发展，应当彻底地抛弃。有些旧形式虽然总的说来是阻碍革命内容发展的东西，但是其中的某些因素或侧面经过改造之后仍然可以为革命内容服务，或者可以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借鉴，对于这样的因素或侧面就仍然应当加以利用。列宁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无论是新的或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毛泽东同志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当然，要促进革命的新内容的发展，主要地应当依靠创造新的形式，而不是利用旧的形式;而且对于旧形式的利用也决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必须经过批判和改造。
第三，根据内容与形式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原理、我们在工作中就应当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对形式进行改革，以便推动内容的发展;同时也要以革命阶段论的精神，充分发挥一切形式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在事物发展的一段时期内，形式同内容基本上相适合，形式能够促进内容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有意识地保持形式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利用形式的作用以促进内容的发展，而不应当跨越必要的阶段，过早地对形式实行根本变革。例如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些不同等级的组织形式，对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说来都曾经是适应的，都曾经起过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一定的时期中我们必须保持它们，而不是从低级的形式一步跨到高级的形式。商品、货币、价格、工资、利润等等经济形式，对于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必须保持它们，而不是立即废除它们。如果我们把那些正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形式过早地废除掉，而勉强采取那些并不适合内容需要的“新”形式，就会阻碍内容的发展，犯“左”的错误。
但是，形式同内容的基本上适合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经过一段时间，形式同内容就会由基本上适合变成基本上不适合，形式就会由促进内容发展的力量变成阻碍内容发展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坚决地突破旧形式，用适合内容发展需要的新形式来代替它。例如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些组织形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就需要用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来代替它们。商品、货币，价格、工资，利润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还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将来不能再起积极作用的时候就应当用新的经济形式来代替它们。不仅如此，就是在形式与内容基本适合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这种适合不是绝对的，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完全适合，而是还存在着不适合的方面，因此也应当对这些不适合的方面经常不断地加以调整，并为将来的根本变革作好准备。如果我们把形式与内容的适合看成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状态，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采取某一种或某几种形式，无需乎进行形式上的不断革命，就会犯右的错误。
只有坚持不断革命论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才能求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从而保证革命内容的顺利发展。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路线，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大耍花招。例如，他们用“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法，把马克导列宁主义者的某些提法接过手去，抽掉其革命的内容，装进反动的内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列宁所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内容本来是十分明确的。和平共处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的政策。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也绝不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只有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也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因此决不能以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次不能为了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放弃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持。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正确地执行了和平共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也正确地执行了并且进一步丰富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内容。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很清楚的。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把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词句攫取过去，偷偷地塞进许多同列宁的原意根本相反的反动内容。他们把和平共处解释成为没有任何斗争的所谓“各国之间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积极的合作”或“全面合作”，然后硬把这样的“和平共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据说，只要一实现这样的“和平共处”，就可以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筑灭性的打击”，各国人民用不着进行革命斗争，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且，和平共处的实现也根本无需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因为帝国主义也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资本家只要看到苏联人民享受着共产主义的幸福，他们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试问，这里除了“和平共处”这个名词以外，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列宁的思想呢？实际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挂的是“和平共处”的羊头，卖的是阶级合作和阶级投降的狗肉，他们利用了“和平共处”的词句作为形式，来偷运“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革命内容，这种狂妄的企图现在是被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识破了。
又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还借口形式的多样性，把那些根本不可能容纳某一特定内容的形式硬说成是可以容纳的，以便在实际上排斥或取消这一特定的内容。以所谓经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快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议会斗争作为一种斗争形式，在可能利用的时候当然是应当加以利用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所能做到的事情，也只能是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和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这就是议会斗争这种形式所能够容纳的内容。要想使议会斗争成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议会本身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并不是议会，而是武力。即使无产阶级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议席，也丝毫不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资产阶级仍然随时可以用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宣布共产党非法以及其他的暴力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和群众。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来摧毁反革命的国家机器，才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只有暴力革命的形式，才能体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而议会斗争是不可能体现这样的内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硬说什么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的多数，就可以“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170这是彻头彻尾的梦呓。他们宣扬这种梦呓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节 原因与结果
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原因和结果是现象间普遍联系的一种。无论什么现象，总是由另一种或另一些现象引起的，并且总是会引起另一种或另一些现象。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就是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就是这种现象的结果。简单地说，如果甲现象引起乙现象，那末甲就是乙的原因，乙就是甲的结果。
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先行和后续的关系。原因一定在先，结果一定在后。但是，能不能说凡是前后相继的现象之间就一定具有因果联系呢？不能。例如，白昼之后跟着黑夜，但白昼并不是黑夜的原因。“在此之后”并不等于“由此之故”，把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联系。只要一定的原因出现了，一定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但是，能不能说凡是具有必然联系的现象就一定具有因果联系呢？也不能。有许多具有函数关系的现象，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然而并不是因果联系。例如在F=ma的公式中，a变化了，F也必然变化，但二者的变化并没有先后之分，并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把一切必然联系都看成因果联系是错误的。
由此可兄，仅仅根据有无先行和后续的关系，或者仅仅根据联系是否具有必然性，都不足以断定两组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因果联系。只有当两组现象具有引起和被引起(或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时，我们才能断定它们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例如，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由帝国主义的压迫所引起的，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可以说，因果联系就是由先行现象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如列宁说：“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
现象的因果联系是普遍的。一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受因果联系的支配，没有原因的现象和不产生结果的现象都是没有的。有些现象的原因暂时还没有被人们发现，但是原因的存在是无疑的，并且总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科学的任务首先就在于揭示现象的原因，如果认为有些现象竟然不受因果联系的支配，就无异乎说这些现象是科学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禁地”，那就要得出不可知论的错误结论了。其次，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任何“神”的意志为转移。如列宁所说，“‘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的。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因果联系总是在人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人们只能在自己的观念中近似正确地反映它。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这是唯物论的决定论原则，这个原则是同唯心论的非决定论根本对立的。
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都竭力反对关于因果性的客观性思想。他们或者否认客观现象的因果性，或者“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因果性，然后把它强加于客观世界。休谟认为，因果观念不过是由于多次看到两组现象前后相随而形成的一种心理习惯。康德认为，因果性是人们用来“整理”感觉经验的一种先天形式。马赫宣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如此等等，都是因果人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171黑格尔对于因果性的理解，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认定因果联系是世界普遍联系的一个环节。可是他所谓的“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因而，他的因果性理论是建立在思维决定存在这个根本错误的唯心论命题的基础之上的。
唯心论还以目的论的形态出现而与唯物论的因果论相对抗。目的论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创造出来的。如恩格斯所说，在目的论者看来，“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显然，这种观点是荒谬透顶的。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发展史表明，目的是人所特有的，自然界根本无所谓目的(至于有机体的结构和机能的合目的性，不过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本身完全是受因果联系支配的)。而人的目的也不是纯主观的、或物质世界以外的某种东西强加于人的，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也受因果联系的支配。列宁说：“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而不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不以世界为转移的”。
旧唯物论的经验论虽然正确地坚持了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观点，但是对于如何证明这个观点却无能为力。他们用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手段仅仅是经验的观察。这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休谟认为，即使千百次地观察到甲现象后面跟随着乙现象，也不能证明甲乙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这确实抓住了旧唯物论的弱点。但是，当辩证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证明因果联系的标准时，休谟的诡辩就破产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无数事例证明，通过实践活动，人们完全可以用造成一定现象的办法来引起某种预期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可以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从来没有人观察到的。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说这两类现象之间的联系是由于反复观察所形成的“心理习惯”造成的吗？试问：既然被引起的现象在以前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人们怎么可能对它进行“反复观察”，从而形成关于它同别种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心理习惯”呢？恩格斯说得好：“如果我能够造成‘在这以后’，那末它便和‘由于这’等同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最确切的证明，是对唯心论的非决定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每一新的成果，总是证明着唯物论因果观的正确性，给非决定论以有力的驳斥。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中，非决定论仍旧占着统治地位。例如实用主义的头目詹姆士说：“关于为什么总有某种事物出现于世上，，我所能想出来的唯一现实的根据，就是有人希望它出现。”这些反动哲学家为什么要大肆宣扬这种早已破产了的非决定论呢？这是因为垂死的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群众知道了社会现象的真实的因果联系。比如说，如果人民群众知道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是使劳动者遭受深重灾难的原因，就会起来推翻他们，他们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马克思说得好：事物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非决定论，就是为了阻挠人民群众去探求现象的因果联系而创造出来的。
因果联系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因果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在因果观的问题上，不仅要同
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而且要同不了解因果联系的辩证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划清界限。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物质整体。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果联系“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172
原因和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原因和结果的对立表现在，当我们把任何两组具有因果联系的现象从总的普遍联系中抽出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原因和结果是相互排斥的。原因不能同时又是结果，结果不能同时又是原因。不能倒因为果，倒果为因。例如，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个联系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原因，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是结果。如果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就会得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荒谬结论。
原因和结果的统一则表现在原因和结果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原因只有对结果而言才成为原因，结果只有对原因而言才成为结果。和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这是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依存。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转化则有两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从事物发展的整个链条来看，“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173这就是说，如果甲现象引起乙现象，乙现象又引起丙现象，则乙对甲而言是结果，对丙而言又是原因了。例如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势力泛滥的结果，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原因。第二种情形是，当我们从某一过程中抽取先行和后续的两个现象而考察其因果关系时，就某一种意义上说来，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而就另一种意义上说来，后者为因，前者为果。例如，我们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来，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但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成为经济基础进一步发生变化的原因。
研究因果联系的辩证法，不仅要考察原因与结果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要考察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或复杂性。
因果性的多样性或复杂性，须从两方面来了解。
首先，每一客观过程都有特殊的矛盾，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与别种过程相互作用着，因而，每一客观过程的因果联系都有其特殊性。客观过程是无穷的，因果联系的具体形式也是无穷的。因此，决不能把现象的因果联系归结为某一种具体形式。例如，微观过程的因果联系就不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因果联系，因为微观过程的因果人性是以统计规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者不了解因果联系的多样性，用机械运动的因果性去说明微观过程的因果性，结果不能正确地说明这种因果联系的特殊性。这是很大的弱点。不过唯心论者抓住形而上学决定论的弱点来否认微观过程的因果制约性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形而上学决定论不能正确地说明微观过程的因果性，并不能证明微观过程本身不受因果性的制约。事实上，微观过程和其他过程一样，也受因果性支配，不过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中，过程的相互作用是纵横交错的，因而原因与结果的联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一因可以有多果，一果可以有多因。一因多果表现为：(1)一种原因同时引起多种的结果。例如，“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俩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74(2)一种原因在不同的场合引起不同的结果。例如，电流通过灯泡内的钨丝，引起钨丝的白热化;通过水，引起水的电解;通过电动机，引起机械运动。一果多因则表现为：(1)一种结果由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引起。例如，中国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175(2)一种结果在不同的场合由不同的原因引起。例如机械运动可以生热，电运动可以生热，化学运动可以生热，生物学的运动也可以生热。除了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的情形之外，还有多因多果的情形。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由于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之强，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之弱;由于日本的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中国的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由于日本地小，人力、财力、物力不足，加上国际上的守助，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上国际上的多助;就规定了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既然不同过程的因果联系有其特殊性，既然原因与结果的联系往往是错综复杂的，那末，我们考察现象的因果联系时就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多种原因或多种结果的因果联系进行具体分析，尤其重要。如果某现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那末，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些原因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区分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能具体地把握现象的因果联系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某现象引起多种的结果，那末，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些结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发展链条上的地位，区分出积极的结果和消极的结果，或者好的结果和坏的结果(如果客观上存在着这样两种结果的话)。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能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正确的估价，也才能把握过程发展的趋向。例如前面提到的中日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引起了双方向上和向下的变化。就中国方面来看，向下的变化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的减缩;向上的变化就是战争中经验的积累，军队和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出现，等等。“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176如果不进行这样具体的分析，而只看到前一种变化，或者只看到后一种变化，或者两种变化都看到，但没有看到它们是不同的量和质，那末，就不能够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战争的进程。
机械唯物论者肯定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认为因果性范畴是客观联系的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机械唯物论者既不懂得原因与结果的对立统一关系，把因果看作僵死的对立物;也不懂得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把一切现象的因果联系都归结为机械的因果联系，并且主张从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探求现象发展的原因(如说社会的发展依存于自然环境等)。这样，形而上学决定论者就常常不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现象的发生和发展，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因果性原理的实践意义
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又成为进行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人的活动同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在进行活动之前就预计到活动的结果，并为实现这种结果而自觉地创设原因。人们对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识愈广泛、愈深刻，就愈能自觉地计划自己的行动，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更多的自由。但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却在因果性的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迷雾，故意阻碍革命的人民去正确地把握客观的因果联系。唯物辩证法扫除了这些迷雾，提出了关于如何理解事物的因果联系和如何把握事物因果联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这对于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实践活动，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第一、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革命工作人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计划，都必须对事物的发展前途有科学的预见。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而科学的预见是必须以对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如果对所处理的具体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识有错误，或者根本不去研究事物的因果联系，就不可能有科学预见，就会在工作中陷入盲目状态。对事物的因果联系认识得愈深刻，对因果联系的环节把握得愈多，就预见得愈准确、愈长远。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之所以能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高瞻远瞩，领着革命的航船绕过种种暗礁，胜利地驶向目的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善于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整个世界的时候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预言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中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这种情形是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关头，总是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见到革命的发展前途，这也是因为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因果联系把握得十分确切的缘故。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工作人员进行任何工作，必须争取有利的前途，避免不利的前途。这也必须以对因果联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园为有利前前途和不利的前途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原因，就可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创造某种原因或消除某种原因的办法，来争取好的结果，避免坏的结果。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和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泛滥又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结果。既然我们认识了这种因果联系，我们就应当在国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要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前途，争取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途。又如，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时候，如果不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把它彻底粉碎，而是同它讲“统一”，就会导致极坏的结果，如列宁所说，就将“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177既然我们认识了这种因果联系，就应当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只要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危险的前途，争取到壮大革命力量、推进革命事业的前途。
唯物辩证法认为，只有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革命工作人员杰能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就必须经常地总结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如果一项工作取得了成功，就应当找出成功的原因，这样才可以保证以后的成功，一项工作遭到了失败，就应当找出失败的原因，这样才可以避免以后的失败。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上，故意歪曲旧事物的因果联系。其主要表现是：(1)抹煞真实的因果联系，捏造虚假的因果联系。例如，帝国主义制度的存在是现代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本来是为实际生活反复证明了的列宁主义的真理;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硬说“不能机械地重复”列宁的话，因为“帝国主义者不希望为了自取灭亡而发动战争”178。新中国在世界上巍然屹立，这本来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并和世界人民一道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胡说什么苏联的核武器“捍卫”了中国“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独立”179。(2)把产生坏结果的事情说成产生好结果的事情，把产生好结果的事情说成产生坏结果的事情。例如，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本来是赫鲁晓夫集团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在这个会上丑化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提出臭名昭著的“和平过渡”的谬论，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反共反人民的肮脏武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有恶果，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大肆吹嘘这个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180。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战争，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保卫了世界和平，这些都是极好的结果;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胡说什么“任何争取民族解放的局部战争都会蔓延成世界大战”181，而世界大战又会使地球毁灭，人类毁灭。(3)倒困为果，倒果为因。例如，帝国主义之所以需要庞大的军队和武器，正是为了以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而且扩军备战在疯狂进行，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极力鼓吹什么“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硬说裁军就可以“彻底地和最终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182，似乎不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它需要军队和武器，倒是军队和武器决定帝国主义的本性。这完全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的谬论。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故意歪曲事物的因果联系的伎俩，完全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颠倒是非，制造谎言，蒙住革命人民的眼睛，从而保护帝国主义免遭灭项之灾。当然，这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了革命人民是能够识破他们的欺骗，认清事物的真实的因果联系，进行有效的斗争的。
第四节 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根据
当我们考察事物的发展过程时，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因素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或总方向，这种趋势或方向是确定不移的;另一种因素则是构成过程的单个的具体事件，这些事件是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前者就是必然性，后者就是偶然性。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朴素观念，并且能够运用这样的观念来说明自己所熟悉的过程。例如农民就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必然的，而一粒瓜种将长出几个瓜、一粒豆种将长出几个豆荚是偶然的。不过这种朴素的观念是不深刻的，也是不确切的，遇到比较复杂的过得就无能为力了。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起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科学概念。
为什么事物的发展过程会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样两重因素起作用？它们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们的相互关系怎样？它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各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要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出发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贯串于过程的始终、规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只要一个事物的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事物的发展方向就不会改变。生物的根本矛盾是新陈代谢，这个矛盾规定了生物只能朝着生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这个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种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就是必然性。
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单个的具体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早发生或者晚发生，这样发生或者那样发生，则不是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显然，新陈代谢的矛盾只能规定任何生物最终必然要死亡，却不能规定杜勒斯为什么正是死于癌症而不是死于遇刺，肯尼迪为什么正是死于遇刺而不是死于癌症。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只能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却不能规定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日。这种并非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可以移易的现象对于过程说来就是偶然性。
偶然性虽然不是由过程的根本矛盾规定的，但它并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根据的。一般说来，偶然性的根据有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偶然性的根据在于过程内部的非根本的矛盾。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过程的非根本矛盾虽然不是贯串于过程的始终、规定事物的当前性质和发展前途的力量，但是对于根本矛盾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非根本矛盾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如何，例如有的发生了，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激化了，有的缓和了，等等，虽然不能改变过程的必然趋势，却可以给过程造成一
些具体特点。这种由非根本矛盾的变化造成的具体特点，对于这个过程的全体说来就是偶然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当然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的阶级表现)这个根本矛盾规定的，但是，其他种种非根本的矛盾，例如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会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带来许多偶然的特点，从而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具体情况表现出许多差异。
第二种情形：偶然性的根据在于其他过程对本过程的影响。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一切过程都处在同其他过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中，过程的发展不但决定于内因，而且也要受到外因的影响，即是说要受到其他过程的影响或干拢。这种影响或干扰就会使过程的发展发生种种摇摆和偏离，造成许多偶然现象。
例如植物的生长过程固然是由它内部的根本矛盾规定的，但却不能不受到其他过程的影响或干扰。仅就气候一项来看，如果风调雨顺，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植物就会长得茁壮一些;如果气候条件不好，植物就会长得瘦弱一些;如果碰到严重的旱灾、水灾、风灾或者冰雹，还可能中途天折。可见，仅仅气候一种外界因素，就可以使植物的生长过程出现许多偶然现象。当然，对植物的生长发生影响或干扰作用的外界因素，实际上决不止气候一项。因此，植物的生长过程出现无数的偶然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由此可知，必然性是由特定过程内部的根本矛盾规定的;偶然性则是由特定过程内部的非根本矛盾以及其他过程的影响规定的。这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样两重因素的客观根据。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必然性和偶然性时相互独立的，必然性不是偶然性，偶然性也不是必然性。然而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互相依赖的，没有离开偶然性的必然性，也没有离开必然性的偶然性。
首先，必然性只有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才能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
有人问，既然偶然性是由过程的非根本矛盾或者其他过程的影响造成的，那末，对于那些单纯到只有一对矛盾而又不受外界影响的过程说来不是就没有偶然性了吗？这种过程的必然性不是就可以不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而直接地表现出来吗？这个问题是提得不合理的。因为：第一、只有一对矛盾的单纯的过程，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是理想状态下的。第二、不论是只有一对矛盾的单纯过程还是具有多对矛盾的复杂过程，都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当然，有些过程受外界的影响不很显著，但这只是影响的大小问题，不是影响的有无问题。在某些精密的科学实验中，我们可以把外界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从而使过程的必然性以比较“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外界的影响绝对地排除掉，因而实验结果的误差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公式是必然性的抽象表述，在现实中要完全排除偶然性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根据弹道学的公式相当准确地预测炮弹降落的地点，但是也不可能绝对没有误差，原因就在于炮弹的发射过程不可能不受到许多别种外界因素(例如气流的方向和速度)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战争双方的基本矛盾预言战争的一般趋势，但是事先造出一本战争的“预言”，断定这个战争将碰到哪些战役和战斗，各次战役和战斗的具体情况怎样，胜负的决定将在何日何时，却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战争的具体进程将受到无数外界因素的影响，诸如战争双方指挥者的经验、修养和性格，作战计划的是否周密，保密工作的是否完善，甚至地形、气候的利弊等等，都将造成一系列的偶然现象，从而赋予战争的实际进程以曲折多变的外貌。可见，不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们预见事变的进程就会比演算一次方程式还容易了。
其次，偶然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是偶然性的支配力量。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一系列的具体事件构成的，每一个具体事件个别地说来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些杂乱无章的偶然现象都受隐藏在背后的必然性的支配。例如，人类的历史表现为无数抱着不同目的的个人的活动，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是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或者是可以早一些发生也可以晚一些发生的，似乎人类历史只是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积。但是，就在这些似乎纷繁混乱的偶然现象背后，由社会的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起着支配作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轨道。今天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具体进程是极其曲折复杂的，每天都有无数的具体事件发生，这些具体事件个别地说来并不是不可移易的;但是，在这些可以移易的具体事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不可移易的趋势，那就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定要失败，世界人民一定要胜利，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出现，这是由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所规定了的必然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是互相依赖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
首先，对于前一个过程说来是必然性的东西，对于后一个过程说来就可能转化为偶然性，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前一个过程的根本矛盾到了后一个过程可能变成非根本矛盾，前一个过程的非根本矛盾到了后一个过程可能变成根本矛盾的缘故。例如在封建制度下，封建性的剥削是必然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偶然的了。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出现以前，交换行为是偶然的;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出现以后，却变成必然的了。
其次，对于某一过程说来是偶然的东西，对于相邻的另一过程说来却可能是必然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在甲过程中没有根据的东西，在乙过程中可能有根据，在甲过程中有根据的东西，在乙过程中可能没有根据。同一品种的植物在南方生长和在北方生长将遇到不同的气候条件，这对植物的生长过程说来是偶然的，因为植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并不能决定它们将遇到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但是这件事对于地球表面气温的变化过程说来却是必然的，因为南北气候的不同是由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决定的，生长在南方的植物和生长在北方的植物将遇到不同的气候条件是确定不移的。
再次，在大范围内说来是必然的东西，对于小范围说来可能变成偶然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大范围的根本矛盾同小范围的根本矛盾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外国资本的侵略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果单从中国社会来考察，是偶然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并不能说明中国何以要受到外来的侵略。但是，如果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统一的过程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在那时受到外国资本的侵略是必然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了它要侵略落后国家，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又决定了中国正是一个落后国家。这正是由世界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只有对确定的过程说来才有绝对的意义。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那末，对于一个确定的过程说来，必然性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呢？
必然性对于事物发展的总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偶然事件，也不会改变由必然性所规定的发展方向，必然性终究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往往伴随着杰出人物的作用;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观念，似乎这种重大事变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这个杰出人物造成的，假如这个杰出人物没有出生或者早年夭亡了，这种重大事变就永远不会发生，历史也就会朝着另一种方向发展。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必然性支配的。即使没有某一个特定的杰出人物，也会有别的杰出人物来代替他的作用。这个代替他的人也许比他强——一些或弱一些，那种体现历史必然性的重大事变也许发生得早一些或迟一些，在具体细节上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事变的方向终究是不会改变的，历史的必然性终究还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某些场合下，由别的过程的影响所造成的偶然事件可以强大到打断某一必然过程的程度，例如水稻的生长因水灾而天折等等。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下，偶然性也没有取消必然性，因为水稻的生长规律并没有因水灾而改变，正如地球上的物体因受他物支持而停止下落并不能取消自由落体定律一样。
唯物辩证法在强调必然性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并不抹煞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地，它认为必须对偶然性的作用给予恰当的估计。偶然性虽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却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赋予发展过程以不同的外貌。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但是，许多偶然因素，例如革命政党的政策是否正确、领导人物是否坚强等等，却可以使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到来得早一些或者迟一些，走的弯路少一些或者多一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中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在东方的集合点这一情况使中国产生杰出的革命领袖人物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领导，却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加速了。
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反唯物辩证法的见解
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客观根据、相互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出了科学的解决。其他任何哲学派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总的说来都是错误的。
第一种错误见解，是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这是唯心论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只不过是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积。事物发展中任何一个细节的变动，都可以根本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由秦始皇、唐太宗这样的几十个人物造成的;如果没有他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会完全变样。万有引力定律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世界上偶然地出现了牛顿这个人;如果牛顿在幼年得病死了，也许人类就永远不会发现万有引力。放射性现象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柏克勒尔偶然地把铀结晶盐和照相底片放在一个抽屉内;如果当时不发生这件事，也许人类永远不会发现放射性现象。这种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特别突出。例如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史达木莱尔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谁如果主张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就是“宿命论”。他用这种荒谬观点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硬说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又主张革命政党的自觉斗争是“自相矛盾”的。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共的急先锋胡克硬说，十月革命及其世界性的影响是由于出现了列宁这个人而偶然发生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没有列宁这个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不会出现，“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一部分经济生活就会大不相同”。实用主义的贩子胡适宣称，任何微小的偶然事件都可以在世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183”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和粪窑里的蛆虫一样，乱碰乱撞，爬上爬下，应付环境。显然，这些观点都是同科学毫不相干的，这是没落的资产阶级陷入绝望境地的反映，也是他们欺骗人民群众、阻挠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
第二种观点，是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这是一种机械论、宿命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偶然性同因果性对立起来，把必然性同因果性等同起来，认为既然一切现象都是有原因的，那末，一切现象就都是必然的，而偶然性不过是人们为了掩盖自己对因果联系的无知而虚构出来的概念、恩格斯在嘲笑这种观点的时候写道：按照这种观点，“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这一朵苜蓿花今年已由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一朵还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一粒特定的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早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连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按另外的方式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强调必然性，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必然性正是不折不扣的偶然性，只不过他们把偶然性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必然性而已。这不是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而恰恰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把事物发展中的任何细节都说成是“必然”的，这同把它们说成是由“天数”、“神意”决定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恩格斯说得好：“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这种观点把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和临时起作用的东西混为一谈，使人们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因而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种观点，是把必然性和偶然性机械地割裂开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既承认必然性，又承认偶然性。但是，在他们那里，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毫不相干的。一个过程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是偶然的，必然性不能通过偶然性来表现自己，偶然性背后也不能潜藏着必然性。他们所说的必然性，实际上就是指那些能够用科学规律来解释的现象，也就是已经知道了原因的现象;而他们所说的偶然性，则是指那些还不能用科学规律来解释的现象，实际上也就是还不知道原因的现象。这种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不以人们的认识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难道必然性会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原因，就成为偶然性，偶然性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原因，就成为必然性吗？持这种
观点的人还认为，只有必然性才对科学有意义，而偶然性对科学是无意义的。这就无异乎说，科学只应当去研究那些已经知道了原因、已经能够用科学规律来解释的东西，而不应当去研究那些还不知道原因、还不能够用科学规律来解释的东西。这当然更是错误的。科学的任务正在于探求现象的因果联系和规律性，如果把那些还不知道其原因的现象叫做偶然性而撇在一边，不予理逐，科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难道科学的任务不正是在于探求现象的因果联系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把那些目前还不知道其原因的现象说成是由“偶然性”引起的，或者说成是由“上帝”决定的，这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观点不仅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唯心论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只有黑格尔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过比较深刻的辩证法见解。但是，黑格尔的这些见解是建筑在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的，他的出发点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见解本身也充满着神秘晦涩和牵强附会的东西。只有唯物辩证法才第一次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概念及其辩证关系问题作了科学的解决。
必然性与偶然性原理的实践意义
唯物辩证法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原理，对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尽管历史的行程要通过无数的偶然现象，但是在这些偶然现象的背后却潜藏着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性。偶然现象是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却是确定不移的。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当停留在偶然现象的纪录上，决不应当为偶然现象所迷惑，而应当透过纷纭多变的偶然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只能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而决不可以跟在偶然事件的后面就事论事，敷衍应付。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出现了什么“惊人”的偶然事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仍然不会改变，因而根据这种必然趋势而制定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随波逐流，迁就一时的细小事变，以几件偶然事件为借口而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这正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夸大偶然性而抹煞必然性，把偶然性的作用夸大到足以取消必然性的程度。例如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有了“核牙齿”，就不再是纸老虎了。其实，帝国主义用什么武器把自己装备起来，这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说来完全是偶然的。帝国主义可以有“飞机牙齿”、“大炮牙齿”、“毒气牙齿”，也可以有“核牙齿”或者别的什么“牙齿”，但是无论什么“牙齿”都不可能取消帝国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因而也就改变不了它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难道帝国主义一装上了“核牙齿”，就可以万古长在了吗？又如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由一些好战分子所决定的。其实，帝国主义的政策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人物决定的。无论这些个别人物的“性格”有什么不同，怎样好战，他们都是垄断资本的工具，都不能不执行垄断资本的意志。又如他们认为，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国家的“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会出现“新纪元”;只要两国一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其实，像这样的事件即使发生一千件一万件，难道能够取消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能够改变由这些基本矛盾所规定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尽管他们的这些如意算盘一次又一次地被事实砸得粉碎，他们还是有勇气喋喋不休地把这样的胡言乱语拿来到处推销。这只能说明他们被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好梦迷住了心窍。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原理又告诉我们，偶然性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却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可以使革命任务的实现顺利一些或者困难一些，付出的代价少一些或者多一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把自己的行动方针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同时，对偶然性也应当给予必要的重视，特别是对那些在加速或延缓革命进程方面有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更应当予以重视，在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对于那些可以加速革命进程的偶然事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对于那些可以延缓革命进程的个然事件，要“防患于未然”，如果发生了，就要努力减少它的消极影响，并且努力创造条件，使坏事变成好事。
第五节 可能与现实
可能与现实的一般涵义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或现象，有些是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有些是要等到将来才出现而现在还不存在的，有些则是当前存在着的。现实这个范畴，就是标志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或现象的哲学范畴。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等等，都是我们面前存在着的现实。
在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或现象中，有的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新生事物，这是生长着的现实，有的则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违反的，丧失了发展前途的腐朽事物，这是衰亡着的现实。前者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发展;后者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灭亡。
可能是同现实相对立的范畴。可能不是指当前已经实际存在着的事物，而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一切现存事物归根到底总是要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别种事物的。但是，只要这种转化还没有实现，那未别种事物的出现就还不是现实，而只是可能。
事物的可能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决定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在每一具体场合下，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不外是甲方战胜乙方，或者乙方战胜甲方。因此，事物的发展就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贯串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可能和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多种矛盾、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又可以互相转化的话，则事物的发展将具有多种可能。不过必须指出，所谓具有两种可能或多种可能，是就一定的具体场合来说的。如果说的是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或最终的结果，那就不是有两种可能或多种可能，而是只有一种可能，因为归根到底，一定是矛盾的新的一方战胜旧的一方，而不是旧的一方战胜新的一方。在这种情形下，可能性就同必然性重合起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还没有实现的必然性。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的具体场合来说虽然既具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可能，也具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但是就发展的总的趋势和最终结果来看，却只有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可能。由此可见，可能的内在根据就是现实中的矛盾。
把可能同现实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政策，革命工作人员制定工作计划，都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能从可能出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毛泽东同志也是一贯强调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去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但是问题在于，可能毕竟只是可能，是尚未实现的东西，它不能作为我们当前活动的立足点。而且，为了要正确地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也只有从现实出发，对现实的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做到，否则不过是主观猜测而已。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就是当时我党我军所面临的现实。毛泽东同志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正确地规定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了当时基本上只能实行运动战，而不能实行阵地战。他说：“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184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数量很小、技术装备很差的红军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当时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硬要实行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及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除了必须把可能同现实区别开来以外，还必须把可能同不可能区别开来。可能是由现实中的矛盾决定的，现实中的矛盾就是可能的内在根据。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就有什么样的可能。如果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矛盾，那末为这种矛盾所决定的可能也就不存在，这就叫做不可能。例如受精的鸡蛋变成小鸡是可能的，但是石头变成小鸡却是不可能的。同样，事物的性质是由它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它的矛盾的特殊性没有改变以前，也就是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要改变它的性质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帝国主义的本性是由它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只要这些矛盾还没有解决，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要改变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能的。把可能同不可能区别开来，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必须既立足于现实，又估计到未来的种种可能，并为实现那种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利于人民的可能而斗争。只有正确地估计了可能，才能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如果把可能误认为不可能，就会把那些可以办到的好事情说成办不到的，或者把那些可能发生的坏事情说成不会发生的，就会放弃了当前应有的努力。反之，如果把不可能误认为可能，就会把那些虽然美好但是办不到的事情说成办得到的，或者把那些本来不会发生的坏事情说成会发生的。按着这样的想法去办事就会使我们白费气力。
以上说的可能都是指现实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的，是在下一阶段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这种可能是决定我们当前奋斗自标的客观依据。同现实的可能性相对立的，还有抽象的可能。
所谓抽象的可能，就是在事物发展的下一阶段不会变成现实的那种可能。抽象的可能同不可能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而是有某种根据的;但是，它又不同于现实的可能。一般说来，由下列几种情形决定的可能是抽象的可能：(1)有根据，但根据还没有展开，还没有达到足以解决矛盾的程度。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存在，但这个矛盾还没有展开(其标志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还只是抽象的可能。(2)有根据，也已经展开，但这个根据本身并不是现实的主要矛盾。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存在着并且展开了的，但是它并不是旧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为它所决定的可能，即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实现资本主义两种可能，对旧中国说来都还只是抽象的可能。(3)有根据，也已经展开，但是缺乏一定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也就是包含着危机的可能。但是只有当货币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劳动力本身也变成了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的时候，危机才成为现实的可能;而在此前的几千年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危机只是抽象的可能。
抽象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实践活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抽象的可能并不是绝对不能变为现实，而只是不能在现阶段直接变为现实。我们在实践中往往不仅需要估计到现阶段的可能，而且需要估计到下一个阶段甚至下几个阶段的可能。认识抽象的可能，对于我们作比较长远的预见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把抽象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混为一谈。如果把抽象的可能当成了现实的可能，把它提到当前的日程上来，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那就同把不可能当作可能一样错误。如果把现实的可能当成了抽象的可能，把它仅仅作为将来的奋斗目标，不在现阶段促其实现，那就同把可能当作不可能同样错误。
上面说到的抽象的可能是客观的。此外，还有一种主观虚构的抽象的可能。这种“可能”在现实中毫无根据，不过是人们把各种事物的各种因素在想象中任意拼凑起来，造成假根据，从而虚构出来的“可能”。例如狐狸变成人，帝国主义的头子变成和平战士等等，就属于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实际上等于不可能。如果把这种“可能”当成客观的可能，一定会给革命实践造成危害。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叛徒行径作辩护，为了欺骗本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在可能和现实的问题上玩弄了种种诡辩的手法。(1)他们故意歪曲现实的本来面貌。例如，明明是由于赫鲁晓夫集团和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他们却硬说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明明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却硬说“殖民主义帝国已经崩溃”185，“殖民主义的根子已经拔除”186，“现在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已进入了完成阶段”187。(2)他们故意把可能的说成不可能的，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的。例如，历史和现实证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依靠劣势装备打败凶恶的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却硬说这是不可能的，硬说民族解放战争只是“死尸运动”，只能在“死后”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人民不通过革命战争而取得政权是不可能的，他们却大肆宣扬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是可能的。(3)他们还虚构一些极其荒唐的抽象的“可能”。例如，他们硬说帝国主义的头子“可能”不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等等。但是，修正主义者玩弄的这些诡辩手法并没有能够欺骗本国和世界人民，相反，只是更加暴露了他们丑恶的叛徒嘴脸。
在了解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可能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现实中包含着可能，可能转化为新的现实，新的现实又包含着更新的可能，等等，这就是事物发展的总的大致的图景。
那末，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由“可能”向现实转化，最基本的因素是根据(内因)，即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方面代表着不同的可能。哪一对矛盾或矛盾的哪一方面在斗争中取得支配地位，它所代表的那种可能就转化为现实。究竟何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归根到底是取决于矛盾斗争的结果如何。例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规定了它既有前进到共产主义的可能，也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可能。究竟哪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对矛盾斗争的结果。如果工人阶级最终战胜了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彻底消灭阶级)，前进到共产主义的可能就变为现实;如果资产阶级暂时地战胜了工人阶级，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可能就变为现实。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时，必须坚持这个原理。
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事物所处的外部环境或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因此，在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中，根据(内因)固然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原因，条件(外因)也是不可缺少的、第二位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条件甚至可以起决定作用(当然，这仍然需要通过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要使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变成现实，首先当然取决于国内的阶级斗争，即把“兴无灭资”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以后，共产主义才会变为现实。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实现共产主义，是办不到的。因此，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必须在国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外，还必须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变成现实。
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就社会现象来说，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运动的主体就是人本身，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构成根据的东西。社会过程的不同的可能性正是由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斗争所决定的。显然，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无所谓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例如，尽管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如果没有革命阶级的正确行动，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就不会转化为现实。同敌人作战，客观因素具备着胜利的可能，但要使胜利变成现实，还“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188就自然现象来说，运动的主体虽然是物而不是人，但只要是人力所能干预的自然过程，主观能动性都是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重要条件。例如，农作物的生长是一种自然过程，但主观能动作用对于提高产量、改进品种却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原子内部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具有释放出来的可能，但只有当人们认识了原子内部的运动规律，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时，这种可能才转化为现实。
具体地说来，主观能动性在由“可能”转化为现实中的作用表现在如下两种情形中。
第一、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不同的可能之间进行选择。
客观上存在着的不同的可能，对于各个阶级或集团的利害关系是不同的。任何阶级或集团都不会坐视有利的可能的丧失和不利的可能的实现，必然要选择对它有利的可能，并为之实现而奋斗。于是各为其有利的可能的实现而斗争就成了主观能力的竞赛。最后究竟哪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除了取决于客观条件之外，还要看主观能力竞赛的结果如何，即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如何。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客观上存在着好坏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一种可能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受到挫折。党和毛泽东同志客观地估计了这两种可能，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结果就壮大了抗日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那些有利于人民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好的可能变为现实，阻止那些不利于人民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坏的可能变为现实。遇到两种都是好的可能性而又只容许选择其中的一种的时候，应该争取其中较好的可能性，遇到两种坏的可能性而又不可避免地要作出选择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最坏的可能性。总之，我们要尽可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维护人民的利益。
为要使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同时估计到好坏两种可能，而又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应付最坏的可能上面，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实际上，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正是为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做准备，一旦发生突然的严重的事变，就会束手无策，把好的可能丢掉了。只有准备两种可能，并且把基点放在应付坏的可能上，我们才能有备无患，应付裕如，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经过多次革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例如，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是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卖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一是由蒋介石挑动全面内战。当时我们党同时承认了这两种可能。一方面争取最好的可能，即实现国内的和平，同时准备应付最坏的可能，即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把全部工作的基点放在壮大自己的力量、应付最坏的可能性上面。历史证明，正是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这种英明的方针，我们才能够在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确有把握地予以还击，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推翻了蒋家王朝，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二、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速或延缓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
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进行的快慢，对于各个阶级的利益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劳动群众说来，不但要力争实现好的可能，避免坏的可能，而且要以最高的速度实现好的可能。例如我们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要力争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使革命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到多快好省，而不是少慢差费。在这里，同在选择不同的可能的问题上一样，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在同样的客观因素的“舞台”上，如果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一些，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总结经验，善于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计划，就能够大大加速使好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反之，就会延缓这个过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大队本来是一个很穷的队。在合作化刚刚完成的时候穷的面貌还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大寨人所面对的现实就是穷。今后的前途怎样呢？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一种是安于现状，继续穷下去;一种是奋发图强，逐渐富起来。大寨的英雄选择了后一种可能，并使这种可能以最高的速度变成了现实。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顽强的精神和正确的方法同穷山恶水英勇奋战，克服了由于劳力不足、工具缺乏、自然条件恶劣、阶级敌人破坏和富裕中农动摇等等原因而造成的无数困难，只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就使大地换装，山河变样，用双手送走了贫困，用两肩担来了幸福。今天我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无数动人的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主观能动性在加速由“可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