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
第一节 理性认识的形式
概念
人们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于是人们的头脑就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去粗了到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和制作，抽象出贯串于其中的一般的本质的东西，并用一定的物质外壳即词把它标志起来，这就是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244 概念的产生是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们的认识已经由感性认识飞跃到了理性认识，直低级阶段习跃到了高级阶段。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认识成果的凝结体。列宁说：“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245。一切科学的理性认识都必须借助于概念才能进行，每门科学都表现为概念的系统。例如数学中的正数、负数、微分、积分，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场，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国家、革命等等，都是概念。离开了概念，科学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概念是头脑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的产物，它不包含“感性的原子”，因此，从形式上看，它仿佛远离了客观对象，仿佛是不可靠的东西。现代主观唯心论者就以此为理由，把概念说成是符号的系统，是整理主观经验的手段，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例如物理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凡是不能或者还没有为仪器所直接探测到的物理概念都是主观的虚构。有些形而上学唯物论者(爬行的经验论者)也认为只有可感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概念既然不可感知，就是虚假的。恩格斯说得好，人们“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246。唯心论者和形而上学唯物论者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极其有害的。它不但严重阻碍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且会引出反动的政治结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某些流派(例如语义哲学)就宣称，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经济危机、阶级斗争、革命等等都不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科学概念，而只是一些没有客观内容的语词。只要去掉这些语词，现实的斗争就可以取消了。这显然是为垂死的帝国主义作辩护的反动呓语。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只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科学的加工而形成的概念，尽管仿佛远离了客观对象，实际上却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对象，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事物的内部联系。列宁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247
客观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概念也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列宁说“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248 一般说来，概念的运动、变化、发展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当客观世界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时，人们需要创造新的概念来反映这种新现象的内部联系。例如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就产生了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联系的种种概念，这些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不可能产生的。第二、客观世界中有些现象虽然早已存在，或者从来就存在，但是人们的实践还没有接触到这些现象，这时也不可能有关于这些现象的概念;当人们的实践踏进了这些现象的领域时，就产生了反映这些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新概念了。例如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根本不知道接近光速的高速现象，不知道物质的等离子态等等，也没有关于这些现象的概念，可是现在这些新的科学概念却产生了。第三、对于同一种现象，由于人们的深入研究，发现了更深刻的本质、更多的内部联系，这时也需要创造新的概念来反映它，或者使原有的概念进一步丰富和精确化。例如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就愈来愈深刻，因而不断地形成新的概念，物质的概念本身也日益获得丰富的内容。又如，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也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积累而逐步丰富和深刻化的。184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对如何取得统治的问题则还没有说到。有了1848——1851年法国革命的经验以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就阐述了应当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打碎以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有了1870——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马克思就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同帝国绝对相反的东西”，应当用公社来代替被打碎了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提上行动日程的问题，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了更具体更深刻的发挥。于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 又使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现实，更充实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列宁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 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著作中。在新的形势下， 又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面和反面的经验， 提出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系统的理论各政策， 这就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更加丰富和发展了。
形而上学者不了解概念的灵活性，不了解概念应当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把概念看成僵死的、 一成不变的东西。当他们发现旧的概念同新的实践经验， 新的事实发生矛盾的时候， 就觉得不可理解。他们不是去修改、补充和丰富原有的概念， 或者创造新的概念，以便更精确、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 而是顽固地不承认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事实， 成者把一切概念都说成是虚假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他们就由于不懂得概念的辩证法而陷入唯心论了。
但是，概念的灵活性不能脱离它的客观基础。毛洗东同志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249只有以实践经验和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提出新概念或者修改旧概念，才是概念的辩证法的发展； 否则只能是主观的虚构。列宁说，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 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250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方面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们一方面对马克岂列宁主义的科学概念任意曲解， 例如把和平共处曲解为阶级调和， 把共产主义曲解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一方面又“创造” 出一些不能反映任何客观实际的非科学的概念， 例如“全民国家”、“全民党”等等。他们竟然把这种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叫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真是荒谬绝伦！
判断
概念产生了，人们就可以循此继进， 进行判断和推理了。
判断是比较概念高级的思维形式。概念虽然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还是没有充分展开的。要充分地明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 就必须发展为判断。判断就是展开了的概念，反过来说，概念就是浓缩了的判断。一个概念如果不借助于一个或者一系列的判断来规定它，就不能获得明晰的内容。例如“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人们头脑里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如果不展示为某种或某些判断，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展示为某种或某些判断，就十分清楚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判断就使得两种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明朗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对于某个事物只能说出一个名词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的; 等到我们能够用一个句子来表述它时，我们的认识就清楚了。概念是由名词来表达的，而判断则是由句子来表达的。
概念是客观事物的矛盾的反映，判断也是客观事物的矛盾的反映， 但是判断对事物矛盾的反映更公开化、明朗化。判断包含普两个要素， 主词和宾词。客观事物的个别或特殊) 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反映在判断中就表现为主词与宾词的矛盾。例如在“松树是植物”这个判断中， 就反映出个别与一般的矛盾；松树是个别， 植物是一般。 松树是植物，但并非所有的植物都是松树，松树的个别特性不能完全地包含在植物之中，正如列宁所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 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而，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251
判断反映事物的客观矛盾，还表现在辩证判断的形式中。例如“运动着的物体在同一瞬间上既在这一点上，又不在这一点上”；“光既具有微粒的特性， 又具有波的特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既相适应， 又不相适应”等等。这种辩证判断，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上存在着的现实的矛盾，同那种由于思维丧失一贯性而产生的逻辑矛盾是根本不同的。
判断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判断发展的途径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们总是首先认识特殊的事物的本质，形成特殊性的判断; 然后逐步扩大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 形成一般性的判断; 然后又以一般性的判断为指学来研究新的特殊事物， 形成新的特殊判断! 如此循环往复， 使判断的内容日益深刻地反映发展着的客观实际。
推理
推理是比较判断更高级的思维形式，是由己有的判断过渡到新判断的理性活动。通过推理，人们可以扩大认识的成果， 从现有的知识中推出新的知识， 从已知推出未知。它不仅能反映出事物的现在的内部联系，而且能反映出事物的发展趋势。
推理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本性。客观事物在内部矛盾的推动之下 必然从一个过程推移到另一个过程。推理活动不过是这种客观的必然性在思维中的反映罢了。例 如，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分析，推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列宁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分析， 推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在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胜利 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分析，推出中国革命必然要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显然，这些科学的推理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过程在思维中的反映。
形式逻辑是一种重要的专门科学，它对思维的形式作了许多精密的研究， 规定了许多推理的规则， 这些规则对于保证我们思维的一贯性，避免混乱不清和自相韦盾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些规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些规则虽然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联系的反映(它们是通过亿万次的实践反映到头脑中来的)，但是毕竟是静态的反映; 而实际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联系却带有这些规则所包括不了的无数特点。因此，如果仅以遵守这些规则为满足， 而不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那末要正确地反映复杂事物在发展中的必然联系是很困难的。在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上，如果以未违反形式逻辑的规则为满足，而不对生动复杂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往往要犯严重的错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基本站题上所犯的错误，如果单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是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建筑在这样一个三段论的基础上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得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大前提)，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小前提)，所以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从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得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结论)。“左倾机会宝义路线则实际上是建筑在这样一个三有段论的基础上的， 一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前提)，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前提)，所以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结论) 。这两个推理都符合形式迎辑的规则，然而结论却是极端错误的，了原因就在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只是依靠形式逻辑的规则作简单的抽象的推理。毛泽东同志与他们相反，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这种革命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结果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形式上又不同于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是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经过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迫使其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建立联盟关系，以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在一定条件下过度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专政的形式，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必然要采取的形式。252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推理，这些推理的结论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规律性，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的结论决不是仅仅依靠形式逻辑的规则抽象地推论出来的，而是把马克思列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全局和世界形势的全局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
第二节 思维方法
归纳和演绎
概念的形成， 判断的确定， 推理的进行， 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要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就应当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什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呢? 总的说来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是一个总体，它是由许多互相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着的具体方法组成起来或体现出来的。这些具体方法主要的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等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些方法，只能极简略地说一说它们的特点以及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归纳和演绎是运用得极其广泛的推理方法。如前记述，人们认识的前进运动，总是在由特殊到一般， 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由特殊到一般，就不能没有归纳(虽然不能归结为归纳)。因为如果不从许多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抽出某种共同的东西，就无从得到一般的知识。例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的论断， 虽然主要地不是洁归纳得来的(而是靠分析得来的， 后面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是却离不开归纳的作用(这是考察了中外反动派貌似强大而终归灭亡的成千成万的事实而发现的共同的东西)。同样，由一般到特殊也不能没有演绎 (虽然不能归结为演绎) 。因为如果不把某种一般性的知识应用于特殊的场合，就不能有指导地去认识特殊事物。例如，“美帝国主义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个特殊性的论断， 虽然主要地不是靠演绎得来的(而是靠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世界人民力量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来的)，但是却离不开演绎的作用(对美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论断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归纳和演绎并且是其它思维方法的基础。实际上， 人们总是首先在实践中碰到许多个别事例， 从个别事例中发现了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 (这也就是在头脑中进行归纳的过程)，然后才迫使人们去分析研究这种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思考问题的本质。例如，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起， 中国的先进人物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他们碰到的事实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无数的事实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这个结论开始是从许多个别事例中归纳出来的， 是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但是， 这个结论却迫使人们进一步研究问题： 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而中国却不能有? 中国要走什么道路?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才迅速地接受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这个思想武器的指导之下认识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的原因， 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 的科学结论。试想： 如果开始时没有一个归纳的过程， 人们怎么会提出上述的问题，又怎么会去思考上述问题的本质呢? 同样，人民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事物时，开始也有一个演绎的过程作基础。例如，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首先就得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对中国也适用。这就是一个演绎过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动手去具体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才谈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53。试想，如果开始没有一个演绎过程，不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 怎么谈得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呢? 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是思维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归纳和演绎是矛盾的双方，它们是互相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没有归纳， 演绎的前提就无从产生； 没有演绎， 归纳的成果就不能扩大和加深。归纳和演绎总是交替进行，互相补充的。哲学史上的归纳派片面抬高归纳的作用而贬低演绎的作用，演绎派则片面地抬高演绎的作用而贬低归纳的作用， 都是错误的。恩格斯说得好：“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254
归纳积演绎虽然是思维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但是仅靠归纳和演绎是远远不够的。
先看归纳。如前所述，归纳对于帮助我们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但是， 它本身具有重大的缺点。第一。 归纳过程实质上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出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的过程， 然而这种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这些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例如观察了许多人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人是两足无羽毛的动物。这个结论就显然没有抓住人的本质。第二、即使归纳的结论已经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本质， 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例如在观察了蒸汽冲开壶盖之类的许多个别事例之后， 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从热中可以得到机械运动。这个结论是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甚至可以制造出蒸汽机来。可是为什么从热中可以得出机械运动呢? 即使我们观察了十万部蒸汽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了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255 第二、由于归纳所抓住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质， 因而归纳推理就不能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 而只能肯定结论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归纳推理的结论只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归纳法的结论被新的事实所推翻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例如从前的动物学家从观察所及的现象中归纳出结论 ：鱼类是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动物(为什么鱼类只能用鳃呼吸呢? 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道理)， 可是后来发现了用肺呼吸的鱼。黑格尔曾经说过：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恩格斯对这个论断表示称赞。由此可见，仅靠归纳法是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来的。例如， 前面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的得出， 固然也有归纳的因素， 但主要地却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因此这个结论就不是“尚成疑问”的， 而是完全可靠的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的唯一根据就是历史上没有先例，他们发问道：难道没有先例的事情今后也不可能发生吗? 十月革命的成功也是没有先例的呀!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里企图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 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和平过渡” 不可能的结论是仅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归纳而得出来的，因而是“尚成疑问”的结论。这完全是撤谎。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结论决不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来的，而首先是通过对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得出来的。只是在作了这样的科学分析之后， 我们才断言所谓“和平过渡”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发生。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煞费苦心的歪曲，是达不到目的的。
再说演绎。一般说来，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如果前提是真的， 而推理的形式又是正确的， 那末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的。这不是很可靠了吗? 其实不然。演绎也有它的缺点。第一、要想通过演绎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有正确的前提。但是演绎本身怎么能保证前提是正确的呢? 如果演绎推理的前提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尚成疑问”的东西; 从“尚成疑问”的前提演绎出来的结论， 当然也就不完全可靠了。例如我们在上一节中说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的论断， 从推理的形式说来是并无错误的，其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 是由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一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者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切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二、即令演绎推理的前提不是仅仅依靠归纳得出来的“尚成疑问”的结论，而是通过一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得出来的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是完全可靠的结论，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演绎推理的结论的正确性有了保证，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演绎推理本身的范围之内，不对新的事物作具体的研究， 结论的意义还是极为有限的。例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的前提中， 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适用于中国”。这个结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而不去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进行具体研究， 能够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法等等来吗? 显然是不能的。可见，单靠演绎法同单靠归纳法一样，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科学知识。
由此可见， 归纳和演绎虽然在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决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个总的认识过程的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还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还须在它们的基础上运用其他的方法。这里我们说到分析和综合。
分析和综合
客观事物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复杂的统一体。当我们对它的认识达到了表象的阶段时，对象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反映到我们的头脑里来的。这时我们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认识。但是， 这样的具体，还只是感性的具体或直接的具体，还只是一种混沌的未经理解的东西，还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按照认识的真正的任务说来，按照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程度说来， 这种认识还是很贫乏的东西。认识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混沌的表象的阶段，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去。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去呢? 首先就是机从混沌的表象中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含弃掉， 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 得到一些单纯的规定。这种工作， 就是分析的工作。但是， 这些单纯的规定，一个一个地说来， 只能反映对象的一个侧面或一种联系， 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 就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在我们头脑中处于肢解的状态， 就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这时我们的认识虽然超出了感性的具体，但是还处在理性的抽象的阶段， 并没有完成认识的任务。因此， 还必须进一步探求这些规定之间的复杂的联系，使它们形成一个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从面把对象作为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这种工作，就是综合的工作。综合的成果又达到了一种具体的认识，然而这已经不是感性的或直接的具体， 而是理性的或媒介的具体了。由此可见，分析的过程就是由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的过程， 也就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256 的过程; 综合的过程则是由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 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57 的过程。
分析和综合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过程， 然而又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过程。首先， 分析和综合是互相依赖的。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258 这是很清楚的。没有分析，就得不到反映对象的各个侧面的各种规定，当然无从进行综合。但是另一方面，分析又总是以在它之前进行的某种综合的成果为指导的，并且分析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下—步的综合。没有综合也就无所谓分析。分析和综合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分析到了一定的程度， 思维的行程就倒转过来， 转化为综合; 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 又要开始进一步的分析; 认识的深化过程是伴随着分析和综合的交替过程的。
分析和综合的实质是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说：“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 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 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 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 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 不然， 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 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 但还不能解决， 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 还不能做综合工作， 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 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接着加以分析， 然后综合起来， 指明问题的性质， 给以解决的办法， 这样， 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259 由此可见，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暴露矛盾的方法。事物就是矛盾。要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 就是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 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260。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首先就要进行分析工作。就是说，要在大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矛盾， 并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们的具体特点， 也就是“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261这一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 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262 但是， 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做到这一步为止， 是不是够了呢? 还不够。因为尽管我们对每一对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已经了解(其成果表现为许多概念， 即许多“单纯的规定”) 但是我们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的双方的相互关系，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占什么地位， 还不了解各对矛盾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样，我们还不能整个地具体地认识事物，我们的认识还是抽象的。因此， 在分析的基础上， 还必须进行综合的工作， 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只有做好了这一步工作，才能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系统)， 达到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目的。显然，这是符合于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科学方法。
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模范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他抓住商品交换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从最单纯的规定–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 依次增加新的规定， 说明各种规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结果就以概念和逻辑的系统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全部丰富内容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列宁在《帝园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首先依据巨量的材料，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并对每一个特征分别作了分析， 然后进行综合工作，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 首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别地进行了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63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首先对中国三千年来的社会状况以及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之后所引起的变化分别作了分析， 然后综合起来， 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接着， 他又从这个综合的结论出发，对新的问题进行分析， 这些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任务、动力、 性质和前途。他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 都是先分析，再综合，得出结论， 然后引出下一个问题，再继续进行分析和综合。最后，他对以上所作的全部分析作了一个总的综合，指出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论持久战》中， 他首先出中日双方的互相矛盾着的特点： 日本是强国、小国、战争的退步性、国际上的寡助、中国是大国、弱国、战争的进步性、国际上的多助; 接着具体地分析了每一个转点; 然后把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得出结论：“抗日成争是持久成，最后胜利是中国的”。264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辉煌的范例。
为了要深刻地把所事物的本质，不仅要考察事物的现状，而且要考察事物的历史。在辩证法看来， 任何事物都不是从来如此，而是由它的先行阶段合乎规律地准备起来的。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能深刻地了解它的现在，也不能准确地预见它的将来。列宁在说到研究国家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265 毛泽东同志在向全党发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时， 指出要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和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其中说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今天的中入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266 这些指示都表明了对事物作历史考察的必要性。
怎样对事物作历史的考察呢?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对事物的历史的自然行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但是有它的缺点。“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267另一种方法则是撇开那些起干扰作用的偶然现象，抓住事物的内部矛盾，去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68，把事物的发展进程以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它最能体现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因而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269。这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实质上是一致的，逻辑的方法只不过是撇开了偶然因素的历史的方法而已。而且，“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270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就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且追溯了由简单的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去详细论述各国资本主义如何由简单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具体过程，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陷在材料的汪洋大海里，使一些偶然的细节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他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即：“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一一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阐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271
列宁在研究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时，也不仅研究它的现状，而且追溯了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逐一地去叙述人类史上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的具体发展过程以及各种国家形式(政体)，而是用逻辑的方法，“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272 他依次分析了由原始社会的无国家状态怎样过渡到奴隶占有制国家、农奴制国家以至资产阶级国家，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273 而资产阶级国家决不像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而只能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农的统治权力的机器”274;无产阶级必须打到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并以此为武器去消灭一切剥削;等到全世界已经彻底消灭了剥削和产生剥削的可能时，国家才会自行消亡。这样，列宁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充分地深刻地揭示出来，把国家的发生，发展以及消灭的过程清晰地描绘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时，不仅考察了旧中国当时的状况，而且一直追述了周秦以来的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但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去详细叙述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细节，而是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作了概括的考察。他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农民的英勇反抗，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接着，他又分析了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变化，指出这种侵入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然后，他指出近代和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客观根据科学地揭示出来了。
以上，我们对归纳和演经、分析和综合、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作了简略的论述。应当指出，这些方法并不是思维方法的全部;而且，在实际思维过程中，人们决不是孤立地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综合地运用着各种方法的。所有这些方法，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对感性材料实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从而达到深刻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