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武帝
景帝時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雖據地而王，但衣食租税，故淮南謀反必先相一千石，（内史。）以其時王國之權在天子所置之相與二千石也。武帝元朔二年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以邑分其弟，其許之，諸侯王請以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必侯矣。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黄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注》引《漢儀注》：“王子爲侯，侯以户口耐黄金於演，皇帝臨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耐受金，金少不如斤雨，色恶，王削縣，侯免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丁孚《漠儀》，謂耐金律文帝所加，文帝恭俭節用，且令諸侯無入貢，殆不然。（高祖时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给獻费。漢初之制，未聞有附金也。）諸侯坐耐金失侯，皆在武帝以後，此常爲武帝遇諸侯之苛法。故《王子侯表·序》云：“孝元之世，無王子侯者也。”封建而復活，至武帝世封建之势力始盡，大一统之局告成，於是武帝於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也。而徭役變爲更赋，田租折錢，秦民之所患苦贾誼引以爲戒者，至是而處之得其道焉。（更赋與田租折錢皆西漢末年之事，但不詳其所始，说见後）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赐贫民，景帝之造此，蓋以備伐匈奴，武帝元年即罷之，其無意於用兵可知。建元三年越圍束，束告急，遣中大夫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助傅》云：“建元三年，越舉兵圍東，東瓶告急於漠。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周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烦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於是助洁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之？且秦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想，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漠武號爲穷兵黯武之主，其初亦不欲用兵，嚴助之言，有君臨萬國氣象，故武帝爲之動，誠非好戰以侵略爲事也。元光二年詔周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翠兵攻之如何？”大行王恢建議宜擊，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方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長幼養老，種樹以時，倉康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兵守塞，轉粟挽翰以爲之借，然匈奴侵盗不已者，無他，不恐之故耳。”又曰：“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其世誼也。且高帝身被坚持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数驚，士卒死傷，中國槽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觀王恢之言，亦在於復漢家数十年之仇以安邊境，此漠家数十年之休息而欲慎發於此時者也。揚雄上疏曰：“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安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便堡，匈奴覺之而去，徒费财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规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绝大幕，破宾颜，絕王廷，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樂倾無量之费，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劳者不久逸，不哲费者不永，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是武帝之伐匈奴，非好戰也，不得已焉。《通》漢武謂衛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略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武帝内事興作，外擊四夷，皆常世不得不然之事，勞民傷财，武帝亦自知之。司馬遷當創痛之世，於武帝所爲無不訾毁，其稱警黄老之治，即所以寄其刺令之懷，《史記》於四夷傅論皆有贬辭。班固之世去武帝已遠，是非已明，雖以用兵爲戒，而於匈奴則否，此揚雄所謂北狄未滅，中國不得高枕安寢者也。
常武帝時，董仲舒、韓安國、公孫弘皆不主用兵。王恢與韓安國辯，朱買臣與公孫弘瓣，此蓋服膺於儒家重文德而不尚武功之教最深。故雖以匈奴之侵漠，猶不欲大舉深入，中國歷史無不以用兵爲大戒，其國性然？漢武既内弱諸侯而完成统一，外又開疆置郡：北邊則元朔二年開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東邊則元封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南邊則元鼎六年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西南则元鼎六年置武都、柯、越离、沈黎、文山郡，元封二年置益州郡。又徒民以實新立之郡。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姦滑史民於邊。南方則修道路以利交通。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北方則築長城設險以禦胡寇。元光五年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元朔三年城朔方城。太初三年遣光禄動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避擊將軍韓説將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傅》侯應對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侵邊境，漢典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束，外有陰山，束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本冒顿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则爲寇，是其苑圈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隧，築外城，設电戍守之，然後遥境得少安。”（此其效也。）於是漢之疆域爲前古所未有。武帝既用兵四夷，諸將多封侯，《食货志》謂“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謂“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班氏於《西南兩越朝鲜傅·赞》則譏爲“好事之臣”，此中國歷史所以内安而武力不兢也
《賈傳》言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敷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漢典大臣皆出軍吏，於秦之援民而亡，一切矯之以無爲，漢家制度，大髓皆襲秦西，秦之制度率本於法家思想，與儒學違異。至文帝時，天下粗安，故贾誼欲改制度。改制典更化是兩事，實相連贯，改制之實在於更化，更化者以儒家之禮義教化變秦人强悍食利之俗。贾《陳政事疏》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則出分，家贫子壯则出管，借父组，慮有德色，母取箕带，立而辞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利，不同於禽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败，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遗風餘俗，猫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而上亡制度，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盗者别寝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盖大都之中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赋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都國，此其亡行誼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壤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通然耳。大移易俗，使天下回心面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箧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爱，襄爲陛下惜之。”贾誼之所深痛於亡秦之敗俗，而欲以儒道化之。（秦之禮俗详见蒙师文通《秦之社會》。）文、景兩代皆未暇及此，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又復言之，（《漢書》以對策爲元光元年五月，《通短考異》發其疑，沈钦韓以爲當在建元元年。）曰：“今陛下贵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轰邪皆止者，其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不能勝者，其隄防壤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痒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尚未败也。至周之未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挟書，捐禮義而聞之，其心欲盡减先王之道，而爲自恣苟简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营以亂濟亂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道毒餘烈至今未波，使習俗薄，人民顽，抵冒殊，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漠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漠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不可善治者，失之於常更化而不更化也。”贾誼言改制，董生言更化，皆以儒家政治代替法家政治。贾誼常文帝世，外憂内患方殷，又諸大臣皆相安於無爲，故其言不能見之行事。武帝時代漢初清静無爲之風氣已成過去，而董生遮遇其時，此爲之於可爲之時也。仲舒在漢武朝建樹之大者，約有數端，而限民名田不與焉。（漢代立武帝以前，社會经济政策在商責農，武帝以後始轉而注意田宅，限民名田之學说，影響於後世大，於當时则小）一日，立學校。學校爲教化之原，不興學校，则教化無本，故仲舒對策以興學爲急務。建元元年置五經博士，元朔四年爲博士置弟子员。（無弟子员，则博士為政府所養學術之官，非教師，武帝以前之博士，其性質與武帝以後不同者，一有弟子，一無弟子也。）《文翁傅》云：“至武帝時，始令郡國皆立學校官。”此漠代官立學校之始也。二日，取士不用百家言。漠初治黄老申商刑名者尚不乏人，漠廷既設學校以隆教化，其所教者则尊崇孔氏，抑黜百家，若取士異學雜進，则非所以一道同風也。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张俄之言，亂國政，請皆。”奏可。仲舒對策云：“《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统，法制数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绝其道，勿使並道，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也。”（《仲舒本傳》以黜百家發之於仲舒，衛之奏以仲舒發其義也。）三曰，翠茂才，孝廉。秦代以登進人才之道不立，豪傑無所進身，起而亡秦。漢初用人之道，姚姬傅《惜抱軒筆記》以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卿府、辟召三途，吾意此三者其大較耳。若溪初之軍功及游說上書蔭子，皆爲人仕之途。高帝下求賢詔，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乃一時特舉，未爲常科定制。故仲舒對策云：“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各二人以给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故武帝開州舉茂才郡舉孝廉之科，以爲常。《武帝本纪》元光元年初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宋書·百官志》元封四年令刺史成翠茂才，故《仲舒本傅》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皆武帝采用董生之說而施之行事者也。自秦廢封建以来，貴族政治遂絕於中國者。（惟翼族入主與南朝爲特殊现象，然亦非贵族政治，而爲平民與贵族混合之政治。）漢武采董生之言，而行選舉制度，以去其贵賤階级。武帝以前抑制商人，武帝以後以限田防制地主，仲舒對策又暢發士大夫不與民爭利之學説，故中國社會贫富不至懸绝。立學校崇儒術以爲教化之原，故中國思想一以儒學爲宗，而以人倫風化爲重。此皆於武帝時植其基礎，故謂中國大一統之政治完成於漢武，非虚言也。又大一统之政治，必有尊君之學説而後可以维持天下而不至離叛，则《春秋》大一统之義也。《春秋》尊王而重民，上下相顧，不似法家無限制之尊君，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明《春秋》於漠武之世，經學在漠代《春秋》獨重，漠人以《春秋》爲漠制作，以《春秋》決狱，夫立偶然之事乎？
《食货志》謂景帝宫室列館車馬益增修，是景帝時代已略異於漢初，武帝承文、景休息之後，天下富赫，遂大改作，其势然矣。武帝即位，竇婴爲相，田蚡爲太尉，兩人告喜賓客，俱好儒術，推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設立明堂以興太平，爲宽太后所阻，乃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竇太后之好黄老而輕儒術，爲漢初政治思想之餘燼。竇太后死，而漠廷政治遂大變。顧戰國以來，儒家即颇采陰陽之言，秦、漢之際，儒術與陰陽方士雜流竟相比附，皆所以反對法家政治。《郊祀志》言，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典已六十餘歲，天下又安，绍绅之屬皆望天子封禪皆制度也，此可以見漠初學者對此之殷望。封禪、明堂本極尋常之事，封禪者古代祭天地之祀典，明堂者朝諸侯所在，而漢人言封禪，明堂則怪異。凡言鬼神者，方士之言；言服色者，陰陽之言。以封禪明禪讓，以明堂言議政者，儒者之言。（蒙師文通《先秦政治思想之發展》中言封禪、明堂義如此。）三者合而爲一，故郊祀之事與禮樂之事幾於相混。秦皇雖坑儒生，而陰陽、方士大，漢初其迹不绝，文帝時方士則新垣平，陰陽则公孫臣，儒者則賈誼，皆未得志。故至武帝之世，不懂董仲舒之儒術期，而陰陽、方士亦喧赫一時，非無故也。
武帝太初元年，正以正月爲首，色上黄，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而《禮樂志》则云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明不以太初改制爲興禮樂也。武帝雖未制作禮樂，而於以禮讓爲國，未嘗忽也。建元元年韶口：“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则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网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着之事。”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统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襃德禄贤，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人心，深韶執事，興廉舉孝，庶规成風，绍休聖绪。”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壤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間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興議，講議洽园，舉道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属賢才焉。”元狩元年韶曰：“朕始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獨，或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者巡行天下，存四致赐。”元符六年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周寡疾，無以自振業者贷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微詣行在所。”凡此皆兢兢於讓風教之事也。敗壤風化者莫過於豪猾，漢初文纳疏，豪猾容易滋長。景帝時郅都率成之，輒誅大姓。武帝以我马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皆以誅戮著名，雖不免於濫刑，而六國以来之豪族，經漢初之姑息，非此不足以治之耳。六條詔書所以察强宗豪右。元狩六年詔書亦云：“姦集
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元狩三年發吏穿昆明池。元狩五年徙大姦猾吏民於邊。（郡縣吏皆本地人，姦猾吏即民之姦猾。）景、武以來之政治所以施惠人民典82
憋治豪猾，皆較文帝時爲多焉
武帝既外事四夷，開地置郡，内求神倦，興作宫，财用不，縣官大空，乃用賈人子桑弘羊、大束郭咸陽、大冶孔僅三人治财用。一日置鹽鐵官。漠初鹽在少府，武帝以大晨，置鹽鐵官，所以整理鹽鐵税收。（郡國置官）昭帝時罷，後復置，鹽鐵與田赋遂爲西漠國用之大源。二日平準均翰。均翰以通货物，平準以平物價，王莽之五均六筦，與此相似，有平準均翰則商人無所得利。三曰改幣制。秦幣爲二等，黄金爲鎰，銅錢用半兩錢，漠興鑄英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除盗錢令，吴王郡通之錢徧天下，景帝始定鑄錢市律。武帝初行三銖錢，後易爲半兩錢，五銖錢，官赤仄。自武帝至平帝，皆用五銖，王莽居描，始變乱整制。光武中興，復行五铢錢，靈帝時鑄四出文錢，献帝時鑄小錢，兩漠幣制以用五銖爲最久。其得利最大者，則以白鹿皮爲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必以皮壁。又造白金三品，其文能者直三千，其文馬者直五百，其文龜者直三百。四曰雜稅。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率缗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骑士輕車以一算。商贾朝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品审船之外，又有酒榷關税。故民不加赋而國用益饒。漢興以來，海内爲一统，開關梁，弛山浑之禁，商贾益得滋盛，大者倾郡，中者倾縣，下者倾鄉里，不可勝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侯同樂，滞财役贫，封君皆低首仰给，而不佐國家之急。故武帝之治财利，不僅以足國用，亦以去社會蠹害，犯害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利者，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绳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诚宣，杜周等爲中丞，義、尹膏、王温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皆一反漢初之政治。漢初以宽而武帝以嚴，漠初以静而武帝以動，董仲舒之學術，張之文法，衡、霍之武功，桑、孔之財利，皆所以完成武帝之政治，而與漠初之政治相反，此乃時代轉曼中感有之事，論史者不詳其终始，辄以擾民病之，過甚也战！
①编按：“致”原作“至”，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