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佛说盂兰盆经》，又称《盂兰盆经》。“盂兰盆”是对梵文Ullambana的翻译，但“盂兰盆”的含义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盂兰盆”三字中的“盂兰”二字是梵文的音译，义为“倒悬”；“盆”则是汉语，指盛放供食的器具；“盂兰盆”解释为“救倒悬器”。唐慧净的《盂兰盆经赞述》、唐宗密的《佛说盂兰盆经》、明智旭的《盂兰盆经新疏》、清灵耀的《盂兰盆经折中疏》、清元奇《盂兰盆经略疏》都持此说。第二种解释认为“盂兰盆”三字都是梵文的音译，其义为“倒悬”，但从经文可解释为“救倒悬”，并认为前种解释为误讹。唐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宋遇荣的《盂兰盆经疏孝衡钞》等持此说。在这两种解释中，现代人大多取后一种解释。
此本为竺法护译本。经题前加“佛说”二字，意为此经为佛陀亲口所说。但也有人认为现存的梵文及巴利文佛经中已无此经，所以它究竟是竺法护的译作，还是竺法护借佛经中的“盂兰盆”词语所进行的发挥，或是他人的托名之作，尚难以定论。
此经篇幅不长，全经七百三十多字，但在佛教史上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冲突最激烈的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忠”“孝”。“忠”是为臣之道，讲君臣关系；“孝”是为子之道，讲父子关系。但两者之中，“孝”更为根本。所谓“孝，德之本”(《孝经》)、“忠臣出于孝门”，“忠”不过是“孝”的扩大。而佛教伦理的基础是平等利他，在此基础上，主张不分亲疏，救度一切众生，与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亲、尊尊的中国传统道德观有很大不同。对佛教，中土人士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僧人的出家弃亲，所以“无父无君”“不敬父母”历来成为人们反对佛教、攻击佛教的焦点。但是《盂兰盆经》却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孝子故事——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目犍连悉心救度其堕入饿鬼道中的母亲生天的感人故事，这对注重孝道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备感亲切，所以《盂兰盆经》在中国素有“佛教孝经”的美称，再加上其文字平易流畅，情节连贯，叙事性强，不像一般经文那样佶屈聱牙、精深玄奥；而且经中对目连母亲生在饿鬼道中欲食不能的痛苦的描述、对目连悉心救母的拳拳孝行的描述、对目连道眼神通及众僧法力神威的描述又极富感染力，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盂兰盆经》与中国传统伦理及大众接受程度的契合，引起了译经者的关注，也引得许多僧人纷纷为之作注作疏。此经至少有两个译本，一为竺法护译本，还有一个译本名为《佛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像功德经》)，可惜已失译主。从唐代起，历代都有人为《盂兰盆经》作注作疏，如唐代有玄应的《盂兰盆经音义》、慧净的《盂兰盆经讲述》、宗密的《盂兰盆经疏》；宋代有元照的《盂兰盆经新记》、普观的《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遇荣的《盂兰盆经疏孝衡钞》《盂兰盆经孝衡钞科》、日新的《盂兰盆经疏钞余义》；明代有智旭的《盂兰盆经新疏》；清代有灵耀的《盂兰盆经折中疏》、元奇的《盂兰盆经略疏》；近代有丁福保的《盂兰盆经笺注》。
通过上述正规的译经、注经形式，《盂兰盆经》在僧人及知识人士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外，《盂兰盆经》还以其变文的俗文学形式为普通信徒和百姓所喜闻乐见。佛教变文分讲经文和佛教故事变文两类，其中佛教故事变文是对佛典中佛陀及弟子奇异故事的铺叙、推演，它不注重探讨佛典的深奥教义，而是将佛理寓予经过敷衍的生动故事里，以趣味来晓喻听众。入唐以来，《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被推衍为多种佛教故事变文，如《目连缘起》、《目连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并有图文并茂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
变文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宝卷”。“宝卷”以韵文为主，间以散文，僧人在讲唱宝卷时，散文用以讲述、韵文用来歌唱。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宝卷有《目连救母出地狱升天宝卷》等。
目连救母还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题材。一则目连救母，上下流传千百年，为各类人所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广，《盂兰盆经》在中土大地的广泛流传，缓和了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间的冲突，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盂兰盆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形成了汉传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会。由于《盂兰盆经》中有这样的描述：目连母死后转生为饿鬼受极大痛苦，如处倒悬。目连虽得神通，仍救度不成，于是求助于佛。目连遵佛教诲，于七月十五日(夏历)，众僧自恣时，以百味果食供养十方僧人，借众僧之神力救母，目连母顿时得救。目连将此推及到一切佛门弟子和行孝道的人，主张于每年此日，举行此仪式，救度已故的七世父母和在世父母。受此感染，于是在中国民间出现了依据《盂兰盆经》而设立的“盂兰盆会”仪式。
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七，盂兰盆会始于梁武帝萧衍。萧衍于大同四年(公元五三八年)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此后上下仿行，成为风俗，每年七月十五日，寺院都要举行仪式，除设斋供僧外，还要举行诵经等宗教活动。而一般群众则主要用以祭祀祖先亡灵，故也叫“鬼节”。现在盂兰盆会已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节日，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等国佛教的重要节日。
此经的译者竺法护，是西晋僧人。祖籍月氏，但世居敦煌，故被称为“敦煌菩萨”“敦煌开士”。法护本姓支，因八岁时随外国沙门竺高座出家，改姓竺。他天性纯懿、好学强记，曾万里寻师，涉猎百家之言。因有感于当时佛教徒只知推崇寺庙图像，不重视传译佛教经典，而慨然发愤，志弘佛道。他随师至西域，游历各国，精通了西域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了大批梵文经籍，带回长安。在从敦煌至长安的归途中，法护便开始译经，此后传译不缀，直至去世。他先后译经一百六十五部，成为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译经最多的人。故《高僧传》称：“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法护译经的特点是忠实原典，不任意删略，“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高僧传》引道安语)，但又宏达欣畅。他所译的佛经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流传的各种要籍，对后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