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粒珠
作者：程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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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经楼集
《醉经楼集》为晚明唐伯元手编之诗文集。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明广东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地方知县与朝廷部司官员。师事吕怀，崇尚朱子学，反对阳明学，曾上书反对王阳明从祀文庙。唐伯元是晚明政界、儒林中的知名人物。全书共六卷，《奏疏附刻》一卷。该书中的诗文涉及晚明的朝廷与宫廷政治、晚明的反阳明学思潮，以及明代潮汕地区，对于明代政治史、学术史以及潮学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次影印出版《醉经楼集》，以广东汕头市图书馆藏乾隆十四年刻本为底本，乾隆本是该书现存最早的刻本，后出其他各本均从此本出。该影印本单面影印，十六开，字大行疏。
咸同将相琐闻
《咸同将相玫闻》收人《清代野史》第3辑中,凡20篇(重印时疏忽,目录漏录2篇),记咸丰、同治两朝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的清军将领(如曾国荃、苗沛霖)的史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政经
一卷。南宋真德秀撰。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时，以“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知福州时，告戒所部，无滥刑横敛。他在朝中的时间较短，多居外任，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故着此书。其门人王迈作《序》，称他再守温陵(今福建泉州)时，日着《政经》。考他再守泉州时，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已经54岁，故为晚年之作。王迈又称赵时棣任法曹时，与真德秀朝夕相随，故得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心经》，而不及此书。可能是《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或是因他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作。虽然真伪难辨，但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所以能与《心经》并行于世。此书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张问仁于孔子”等条。而以名臣廉吏的事迹列于后，题为《传》，以示区别。共列二十余事，如“黄霸为颖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刘宽典历三郡温仁多恕”等事迹。书末附当时近事六条，为之附录。此六条记歙县等地，造簿征赋的方法。他认为，簿书是财赋的根，尤如禾稼出于田亩。但地方官多不亲阅，征赋时则用乡里的草簿。因此多生弊端，把未交纳者改为交纳，已经交纳者改为未交纳。官赋流失，百姓被扰，所以地方官要亲掌征赋。其后载他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他虽自命为大儒，但断不敢以自己的文章题曰经，盖为后人所补。诸谕文不空谈，所言多切时弊。如《帅长沙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一文，他向同僚提出“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四事为：律己从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十害为：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奸，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全书旨在劝戒官吏，扫除时弊。淳祐二年(1242)，大庾令赵时棣将此书和《心经》合刻。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
弥兰王问经
南传佛教巴利语系著名经典。作者不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该经叙述了公元前2世纪入侵印度的希腊系国王弥兰陀与印度佛教僧侣那先之间的一次论辩。弥兰陀王站在希腊思想的立场上运用双刀论式诘难那先比丘,那先运用印度思想批驳弥兰陀王的诘难,并借此论述了佛教教义。双方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灵魂问题,佛教主张无我,希腊精神相信灵魂,该经维护了佛教精神,否认内在自我的存在,反对将气息与灵魂视为一体,对希腊思想进行了批判。该经记录了印度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对研究佛教史民族关系史、及人类思维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该经文字流畅简洁,在巴利佛教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百论译注
佛教论书。古印度*提婆著,后秦*鸠摩罗什译.2卷。全书分10品,即舍罪福品、破神品、破一品、破异品、破情品、破尘品、破因中有果品、破因中无果品、破常品和破空品。继承龙树的中观学说,其特点为破而不立,全面破斥古代印度佛教以外的其它哲学流派。汉译本中,注有“修妬路”的段落是提婆的原文,此外是世亲的解释。此论传入中国后,成了三论宗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又间接影响了禅宗的思想。其推理方法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金刚经译注
全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又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密经》或《能断般若波罗密多》。大乘佛教经典。中译本有402年鸠摩罗什译本1卷及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隋达磨笈多、唐玄奘、义净等人的译本。梵文本现存。还有中译藏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日等外国文字的译本。收入历代《大藏经》。一般认为本经是公元1世纪的作品,属于大乘经藏般若部中较短的一类经典,全文共5000余字,32分(段落)。用佛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问,佛回答的问答体例,阐述了佛教教义。前5分讲菩萨乘布施的重要性;第6—12分述佛、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等佛教最胜庄严功德;第13—32分释般若智慧的如实观想道理。全经一以贯之“诸相实相非相”的般若思想,虽整篇谈空,但不提“空”字,却言明性空之法的假有存在性质。卷末4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全经的精髓所在。全经文字流畅,道理浅显,篇幅适中,通俗易懂,得到佛教徒的喜爱,流传最广。本经问世以后,马上受到印度佛教僧人注目。古印度著名大乘佛教学者、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为此经作过注疏。本经在中国的影响超过印度,据载唐初已有800家注的说法,历代撰注者不绝,至今仍存几十家注释。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敕天下《御注金刚般若经》,将其与儒家《孝经》、道教·《道德经》相提并论,认为此经最具有代表佛教的特点。明太祖、成祖也编纂了《金刚经集注》,并敕天下读颂奉行。在佛教内部,各宗派也按本宗需要作不同解释。天台宗用“佛性说”理解经文;华严宗附入“真如缘起论”;禅宗直接以此为心印,尊奉为不立文字、立地成佛的常用主要经典。寺庙的日常颂经课事活动,僧人日常讲经也以此经为主讲,在民间影响尤甚,甚至不识字的人也能背出经中段落,该经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僧人也围绕此经撰过多种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