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三次到哈佛
在离开耶鲁前那个夏天是语言学会的暑期讲习会在North Carolina的Chapel Hill。他们要元任加入教课，但是元任只能教一半，五个星期，因为七月一号要到哈佛，并且大女须上暑期学校。在这五个星期内大家真高兴，每晚总派到一家去喝酒和宵夜到十二点。这州的风俗不同一点，每晚就是野餐，女人也穿衣到地的拖，就是布衣也是如此，外来的太太们都没有预备，觉得不好意思的很。我好在总是中国衣到脚面上，不管他们的长短，日里布的，晚上长绸的就是了各家都是临时租的房子样样全有，所以不须带用具去的。整个夏天讲习会就象一个大团体旅行似的，好玩极了。大女那时已经有不少的男学生们来请她出去玩。二女只少一岁，看着姊姊走了，就说又出去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可是那几位男孩子现在都是正教授了，不久前还和我们谈起，好笑的不得了。
那年本地的会长到过中国的，听见我们在那儿，一定要请我到他们的妇女会给演说一两次，说点中国事。我说我的英文不能长篇的演说，你们发问题可以，那知四十多位就谈问了三小时多，大、二两女跟我去的。回家后她们希奇的问我，你说不演说，为何说了三小时？我说演说是一个题目须有条有理的长篇说，用词等等都要文章不能错的，回答容易一点。她们又说问答须要知道各种各样才能啊。我回她们，你们听了我的回答，对不对？两女说，多少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知道对不对？元任大笑说回的好，你母亲常常对人说的些事，连我都不知道，因为各处民风习惯我在外国日子太多都不大知道的。因此小孩们就非常信用我了，以后凡遇到不平常一点的事，就问元任你知道不知道？音乐和语言她们都知道那是父亲的专长，有时我若多一点嘴，她们总回我，这个爸爸比你知道的多。我们对小孩们一点不严，听她们自由发议论，可是要求其真实，一点谎语不放过去的。她们虽生长在外国的时候多，可是对长辈客人还是很有礼貌。所以North Carolina虽然时间不多，真是得了一大些新的环境和知识，吃食和交际好些都不同。
初到剑桥没有找到房子，住在一个公共楼房里，注明不准养活猫，可是我正有一个猫，是全家喜欢的，只好给他装在盒子里，每日带出去大小便几次。大女进了哈佛的暑期学校，因为她已入过大学一年了，可以进这个暑期学校补习的。那知这是一个出名的数学大教授George D．Birkhoff，专门给各校教授们补习设的。(夏天各大校的专科多数是给教授们补习的。)她一进讲堂，一看都是年老人和她的先生们在里面，没有年轻学生在内，而这位教授又对她说，你这个年轻小姐到这儿来做什么？吓得她不敢回答，她的先生赶快给她回说，她是我们学校A级学生，非常好聪明。第二天如兰就不敢去了。秋天适之到哈佛来，遇到那位教授(也是适之老朋友)，我们大家一道吃饭，谈到一个怪事，他说，夏天我班里有一个中国很年轻的小姐只来了一天以后不来了。适之对他说，你失了一个好机会，那就是这个赵家的大女儿，父是天才，母是能人，本人又是聪明的不得了，只十七岁入大学，在Connecticut大学，是A级学生，我听说被你一吓不敢再来上课了。这个教授一直懊悔的很，以后见到我们总提这回事。到他死后他太太还一直和大女儿他们往来到现在。(他的儿子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夏天她又到一个电气工厂去做了两个月的事。她本学物理或数学(因为四个女儿数学都好。元任自然毕业是数学的，但是我的数学也不坏，从没有破过一百分)，因为看见男生们都是学物理、化学、数学的多，她进Radcliffe就决定改学音乐理论了。她学作曲的先生A.T.Davison是和当日元任学作曲的是一个先生。
如兰入学后元任也开始工作了。但是房子发生了问题出来。当日美国造的房子，也没隔声什么的，一家六口再加客人学生们来往不绝，房东就抗议问为何这么多的人往来扰乱他们的治安？我们只好再找房子。每日下午放了学一家人开车到处转来转去的，刚巧看见一个老婆子在门口浇水，看见我们车子开的慢极了，到处两面看，他就问：“你们是找人家，还是找房子？”我们说找房子。她说：“我隔壁连着的这一所就租人，没有放招租贴，是我的堂房姊姊的，因为要看那种人才租呢。”我们一听，又不成了，就不想下车去看。她说：“你们是做什么的？”如兰回她：“我爸爸是哈佛教授，刚从耶鲁来的，现住公共楼房太小要搬。”她问住多久？我回她：“我们要留哈佛多久就多久。”她说：“好了，请下来看看。”(在纽英伦那时租房子选房客选的利害的不得了，但是只要一听在哈佛的教授总是租的。)我们一看自然合适，连三楼六间睡房，再是客厅、饭厅、厨房等等，楼下屋也很大，房租只六十五元一个月，每年定一次合同，也没押租什么的，每月先交租钱后住就是了。我们当时就定下来，付了租钱，说第二日就搬进去。这个房子就是以后出了名的行人街二十七号，不知有多少学生和贵客都来住过的，现在提起来还有很多人知道呢。那知一住就住了十六年(连大女夫妇他们住在里面一共算的)。到哈佛和Radcliffe都是可以走十分钟就到了，离两个小的进小学也近的很，这算我们最安定下来的时间了。
我们因赶如兰上课，所以搬家时非常匆促，纽黑文的房子还没有退回。到剑桥后住定下来，我就和二女新那到纽黑文搬家，开新车去的。我看路牌子只五十六英里就到了。我对二女说，现在几点了？到细黑文再停下吃午饭吧！她手拿在开车的舵轮子上，给手转过来看表，连舵轮子也转过来了，给车一撞撞到对街的一棵树上，车前面盖子都撞开来盖不上了。可怜她不急车撞坏了，而只说爸爸不让我再开车了。我快快对她说：不要怕，我们快给车子正过来，因为到了反边路上，对面车来会碰上的。乡下人也来帮忙，给车抬到路那边。我查看油箱没坏，用个绳子给车盖绑上再开吧。但是她不敢再开了，我对她说，不要紧，修好了再回剑桥。她又笑了笑说，这样才好呢，爸爸就不骂我了。我看她精神太紧张，我说让我来开吧，她也想到我没开车执照，就让我开了。(其实我已有学习执照，同车有一个有开车执照的人就并不犯规)。我开了十一英里，过了Con-necticut省会后，我说：“新那，你再来开吧！不要紧的，慢慢走好了。”她回我：“我能吗？”我说：“自然能，你车开的最好，不要怕就能开了。”(一个人若是出了事，你不能说你不能再做那个事的，这样心理上他就不能恢复了。应该还鼓励他前进，对他的自信心有帮助的，并且不要当时责备他最要紧，当然杀人放火不在内。)新那高兴的又开起车来了，二十英里后，我说：“我们还是路上吃点东西吧。”她又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开，还是开的不好？我快快回她：“你开的好，因为我肚子饿的很，到家又没东西吃，还是吃点再走吧。”其实我是想让她休息一下好点。下午七点到纽黑文家里，还未坐下来，元任电话来了，问到了没有？我说：“若没有到，谁在这里接电话？”我回他我们平安到了，累的很，大约须等两三天回去，没告诉他车路上出事。我想照新那的意思，给车修好再回去，并且对元任说：“你若有工夫来一趟也好，因为东西太多，我累不了。”他回我也好，周末我来，你们多待两天吧。二女又问我，妈咪，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开了？我说不是，你开的最好(真的，她车开的从没拿过罚票)，回去还是你开一半，爸爸开一半。这次我本打算在纽黑文考开车执照的，因给车拿去修了，一耽搁就没去考了(因此一来一辈子就没考了)。星期六元任到了，车也修好了，一点不知道出事，因为我不愿让二女受惊吓病。回到剑桥后人人上轨道做事，元任的工作教课并不多，因为中文的文言都是魏楷(James Ware)教，别人虽然对他不大满意，可是他也不肯分给别人教，和主任两个人样样相左的行事和闹。元任为人向不喜欢和人争权夺利的闹，所以他只教白话文和口语一方面，他写他自已的书。另一样事使他头痛的就是要他代编字典的事。要由他一手编倒容易一点，而Wara又早在燕京大学和他们合办，贴了几十箱《佩文韵府》等第二手材料卡片来，也不合用。元任要改方法，Ware又不肯。主任就叫元任照自己的做，那个就放在一边好了。可是Ware又闹。每到开董事会时，主任就叫元任作一个计划，但是会完了，计划又改了。元任好在他做自己的。可是哈佛燕京学社内乱的一塌糊涂。(以后李方桂接手后，更不好做，所以他也走了。)但是Ware闹的到退休时止，都没升到正教授。可是一直到现在每年过年时还给我们拜年片，也常问大女我们好吧。因为元任的做人只在政见上争，从不和人结个人的私仇。只一样事和Ware大骂起来，因杨联升入学请奖学金时，他不肯给，为的是杨跟贾天纳(Charles s．Gardner)来的。元任骂他这种人还不给，给谁？结果给了。
第二年，二女新那也入Radcliffe大学了，她本想学医，我对她说：第一，学医年代长，第二实地医生(女人)不易和家庭同时两面顾得全，于家庭主妇不相宜。我说我就是一个例子。她说：那我是不嫁。我大笑说：你长的最美，又最会管家，不嫁岂不可惜吗？(进大学后在剑桥的中国学生差不多一二百人都请过她出去玩的)。于是她说：那我就学化学吧。两个一入了大学，而元任又是正教授的薪水(除主任外他薪水最高，八千一年)，自然不好意思要求免学费(那时Radcliffe只四百五十元一个人的学费，现在两千五百了)，而两个人一个音乐的书籍费，一个化学的实验费都是很贵的。家中除了她们两个人开支外，我和两个小的连买大衣都不容易，我就买点料子做了一件丝棉袍子，两个小的大衣也是我自己做。有一天在纽约“五马路”边等车，一个太太走过来说，你这位太太不穿大衣要得肺炎的啊！我笑笑说，这就是我的大衣嘛。我就拿我的丝棉袍子给她摸摸；又给她手插进我胸口有多暖。她高兴极了，大叫起来说，中国衣服是真好，轻而暖，我们以后要学穿中国衣服了。
我们每个月必到耶鲁去加入语言学团体聚餐会一次，大家喜欢的不得了，总说：“你们两人又回到我们一道了。”快乐的日子过的真是快，虽然一九三九年欧战已经起头，可是美国影响不大，还是花天酒地的。没想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珍珠港事爆发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校长James Conant家吃茶。(哈佛规矩校长每月总请教授连太太们喝一次茶的，不知现在有没有了。)Conant把无线电开着听珍珠港战事的发展。元任在旁说：“日本对美国这样轻举妄动也许不上算吧！”Conant摇摇头说：“我怕他们给我们的损失也许值得冒这么大的险呢。”我们向来不问这种事的，以为他说的过份。那知他是一个大出名的年轻哈佛校长，战后是驻德国大使，大有才干的政治家。我们一直到战后才听说正如他所料的那样危险。所以美国政府等准备好了才宣战。那时也是日本人胆小了，若一直来可以有占领旧金山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又开车到耶鲁，元任把车子跨过路中间的实线，被一个路警叫我们停车。一看我们是东方人，他有点紧张，问元任你生在那儿的？元任回他生在天津。他大高其兴，说：“我的妻子也生在天津的。”他就开着电气脚踏车和我们一路慢慢走一路慢慢谈，好几里路他才离开。我们到了耶鲁很多人在Edgerton公事房内谈天。我就一路笑了走进去。他们说：“都开战了，赵太太，你为什么这样开心？”我说：“因为这一次美国必须加入战争了，所以我才开心呢。倘若美英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打东三省时，你们便出来干涉，今天日本人也不敢动你们的手了。现在打到美国了，我看你们还是屈服，还是加入战争。”有个人真不懂事，不觉得我是讥笑他们，还回我自然现在要加入了。Edgerton骂他呆子，大家只得大笑起来。这回开会，元任还读了一篇讲福州语言的论文呢，并且那天一晚上大家还是接着讨论学术，一点没提战争的事情。以后元任就忙起来了。纽约贝尔电话总公司研究室要他去做声学语言学顾问，每月去两天同他们研究。那时正在发展一种音高分析图(Sound Spectrograph)。同时那实验室里也在研究用统计法如何可以把密码分析出来。后来解决破密码的主要人根本并不懂日文，全靠统计频率法写出来的。以后当然对于军事计划上非常有帮助。
元任有一个最忙的事，就是美国人向来临时抱佛脚的办法，看战事一吃紧了，就赶快的来训练中国话和日本话，各大学开速成班，哈佛的日语班归主任自己主管，中国话方面就归元任主管。第一班第二班一共有一百几十人，都是特选的，打算派出去做指挥人才用的。第一班第一名是Frederick W.Mote，第二班第一名是James Crump，现在都是名教授了。还有些现在任政府的要职。例如Jerald Stryker后来当过“美国之音”广播的主任也是那时的学生。
如此速成班须要一大些助教等等，所以那时杨联升等都加入助教了。张隆延是书记。连我们的大二两女及还未成我们的大二两婿以前也都在助教之内。又给哈佛和麻省工学院等凡是国语说的好的都抓起来做informants。在半年中所有的学生们虽然有好的有次等的，但都能说很好的中国话，他们还编了剧本演戏，又办了一份大私报(因为听见中国有大公报之故)。大家进步之速都出人意外的。元任除了教国语外，还有粤语班，这个班开战前就有了，所以他先写粤语入门教科书，后写国语入门教科书的。
我的生活呢，就忙上加忙了。中国学生自从美国加入战争后，往东部来的日见其多，因为总觉得聚在一道大家有关照似的。那时中国也有加入战争之内，他们也不知是要不要被征在内。还有些忽然和祖国和家人隔断连络和经济的断绝，也是一个大困难，所以我们全家在美，他们总以老辈看待，常常见着好象见着家人一样，有时有困难之处也都来商量一下，得着点安慰。我看见这些离乡人就留下他们来吃点饭和谈谈天，彼此报告点新闻以安慰他们的思乡之念。但是这样一来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家日日有人满之患，更给我忙的焦头烂额的。那时不但钱紧而买东西也难，有些东西都要照发出来的领食物票子限制买的，只有鱼虾可以随便买卖，而在那时的鱼虾也便宜，所以今天五磅虾明天十磅的买，好在中国人爱吃虾的，但是我为那四年中就给虾吃怕了，一直到现在什么种做法的虾都不要吃了，可想当日是请人吃了多少虾。还有冠盖往来和一般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凡是到哈佛和剑桥来的人，都要来看我们，我们也必须招待一下，送往迎来无一日的空闲，所以我们家就变出名的中国中心了，从来也没有工夫在星期日下午出去拜看美国的朋友们，所以有时在街上遇见，他们总问我们一家到那儿去了。元任和小孩们都很忙。两个大女儿们除做教学生们语言外，还须自己读学功课，两个小的年岁又太小，所以一冬的九吨十吨的煤都是从我手上铲了送到大炉子里去，三餐和洗衣等等工作更不用提了，自然更是我一手操作。妇女会中又来了些救急会和劝捐会，他们知道我是医生，就举我做七条街上的救急医生，并准备每家地下室做急救室，可放多少床等等计划。更可笑的有一位太太说倘若日本人打到这儿的话，赵太太你可以做翻译了。我大笑起来对他们说日本人倘若到了东部还需我做翻译吗？你们美国虽然海军受损，难道陆军一点不能抵抗，让日本人长驱直入进到东部吗？我想你们弄错了，这面是防德国人进来，从欧洲来是比日本穿美国大陆容易一点，有些听我说还睖着，有些是明白的大笑，我不知他们是吓昏了头，还是真不懂到这样。宣战那天我正在波士顿百货公司买东西，忽听街上的号外叫宣战了，美国加入战争了！一位太太嘴里说这怎么得了，就晕倒在地下，旁边的人叫有谁可以救急的。我气的不睬他们，我想这种不懂的人应该死的。我们中国打了几年的仗，他们一点不觉得，不管不问的，到底自己头上这一点都受不了，真是活该死。那时日本人也真无胆量，若是长驱直进真是占领西岸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是他们胆小，第二、太喜功大意了。这个和到了南京，不直向前进，要庆功而给机会失掉是一样的误事。闻以后司令自杀了。不过说回来，一个小国欲吞一个大国是消化不了的。
我终日外面的事虽然忙的昏天黑地的，但是家内也忙的不得了，学生们有好消息也出来报告，有坏的也来报告我们，还有些想家的人或家内一时不能得着消息的人，也都来找我们，好象得着一点安慰似的。我只好留下他们来吃吃谈谈以慰他们的思家和紧张，所以每日有人满之患。那时中国学生还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中国在盟国战争一面，美国既加入了，中国学生也应该加入了。有些怕加入的就说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我听不过去，就回他们，你们总是中国公民吧，中国既加入了你们也应加入。有人回我因为你们没有儿子所以容易说话，大女接口说女子现在也有女军队，我就加入好了。那时美国政府定的好象是大学生若差一两年必须读完了再抽入军队，大女还有一年就毕业所以她须等一年才能自愿加入。可是有些中国学生自愿加入了，卞学就是一个，因为自愿加入的可以在海陆空三军中，由你自己挑选了入，若是由政府抽调的则由他们定。卞挑了陆战队，他那时在麻省工学院，已经选读航空工程了。第二天入军队他和大女两个人谈了一夜，早起大女告诉我们，他们定婚了以资鼓励他战争胜利。我们当然也赞成。还有他们的定婚是如兰先给她自己的一条脖练给了学，而学还没给如兰什么呢，我们笑的不得了，对如兰说你先给他拴住了再说。后来卞家补了定婚结婚礼来，以后再谈吧。但是二女先定婚了，因那时追的人太多，二女老拿不定主意，不但她麻烦读不下书去，连我们也觉得烦的不得了。正好黄培云有一天偷偷的对我说，赵伯母我实在爱新那的不得了，可是她有那么些人追她，我不敢再去请她了，你看怎么样？我知道他的意思，也觉得他很好，就回他不要紧你去请她好了，她若最喜欢你，她会对别人渐渐离开的。培云说，好，我照这样办好了。以后他们就日亲日近了些时候。有一天新那给我看她带了一只钻石戒指，我笑笑说你自己已经定婚了吗，为何没对我们说一声？新那说培云说的爸爸同妈咪并不反对嘛，我大笑对培云说，你真会利用机会，抓一句话就作准进行了。培云因博士快读完，所以他没有自请投军，但是也在哈佛军人专科训练班里当助教。六月他的博士学位完了，就提议结婚。我说我们的结婚最简单，你们在这次大战时期也以简单为是，所以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只到市政府去找了一个证婚人签字，回家拿了一个手提包就打算到Vermont去度蜜月。可是那时陶孟和等正在剑桥，说赵太太你一桌饭总省不了的吧？又是我食谱出版的时候。他们要考我的做菜手段，非要我自己做，又知道我写食谱时买了一大些鱼翅海参等做试验(食谱后详)，所以非要鱼翅海参席不可。我说容易，做试验时发了一大些常叫学生们来当被试验的豚鼠，你们也要做试菜的再好没有了。所以我们等新郎新妇走了就当天晚上请了一大桌人来吃饭。那知饭才上桌，新那他们两个人又回来了。我们大家诧异的很，问为什么又回家了，我又说笑还未结婚就“大归”了吗？陶骂我不准说不吉利的话。那知新那说的更可笑了，她说我们出去度蜜月吃住一定很苦的，什么热狗饼一天到晚，那有中国的鱼翅燕窝那些菜好吃？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今天晚饭妈咪一定做些好吃的菜，我们还是回家吃了再走吧。因为培云和新那两个人向来是好吃的人。大家大笑的不得了。有人说还未结婚就回门了，因此一直留下一个笑话来。二女先结婚的缘故是因为培云比学黄大三岁，在清华的班次也比学黄早，而入麻省工学院也比学黄早，而后未从军，所以学位一完，就结婚了。
说到写食谱是最好玩的一个动机，我在家时很大岁数都不知烹饪的事，以后因在日本吃食不大好，所以常常做点吃吃，可是也不是正经做菜。以后到美国几年也是元任和胡正祥两个人乱做乱吃，一直到回国在清华大家起哄，开小桥食社时，才从那些厨子学了不少做菜的方法，再加自己异想天开出了一大些主意出来。
战时在剑桥住家因为买东西困难的情形，再加看美国人丢有用的东西，就常常和些美国太太们讨论现在战时食物如此少，而一大些可吃的都扔了不可惜吗？那些太太们就说请你教教我们如何做法，Mrs．Ernest Hocking(元任的师母)就叫我快快写一本书出来可以教美国人减省东西。在何处出版是一个问题。适之正在此地，他说介绍到一个最大的出版处Simon Schuster去，但是我们正到纽约林语堂请很多人吃饭，赛珍珠(Pearl Buck)夫妇也在场，听见我要写这本书，她的丈夫Richard J．Walsh一定要这本书由他们公司出版。我说我还没写呢，你们怎么知道这本书可以出。Walsh说我料到你一定写的好。适之和语堂两个人说由我们来写序。我们回到剑桥，那知John Day公司(就是Walsh的公司)就接二连三的来信催要那个书。剑桥大学也催我写，我说我向来做菜时从来没有用匙子来量分量的，现在若是给外国人用一定要分量准才能给他们用。所以就买了一大些材料来，每一样菜总做两三次才写下来。但是这么些菜谁来吃呢？幸亏有那些中国学生来做豚鼠，终日不断十几个人来吃，有的还来帮忙洗切等等工作。梁治明给写的中国菜单名字吃中国字。我的鱼翅做的好也是那时考究出来的，因为大篓子买来一次发的，不好就再来一次，(记得以后孟真来美就医时， 还吃了三碗鱼翅后才入院。)一样神仙汤都做了上十次。最要紧的是谁来译英文呢？元任无空，只得由大女来译。最可怜的是那时她毕业考试近了，又要用功又要做我这个她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还要加上七嘴八说的人在里面批评，不但她气她急，连我也想丢下不写了，又为大家劝只得做下去。我也恐她英文不够好，那时陈福田也正在剑桥，我想他是清华的英文教授，请他看看英文总可以了吧，那知一切都完，元任忽然说须他看查后方能寄出。我大气说最初你不愿插脚这个事，现在都完又来停止寄出去，你要审查须要在一个星期内看完，不能耽搁下去。那知我一气就给左眼忽然充血看不见四个月，因眼内血管充血压迫神经。后经眼科细细诊查慢慢医治方能恢复。但是书稿交出去不但出版人大欢迎，而一大些人争了要写序。我到纽约和他们商量。我说一大些名人序在上面还是卖我的书，还是卖他们的序？我的意思一个不要，以后赛珍珠说用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写序，所以我就选了他和适之两个人好了。那知此书一出，美国十几家报馆都登出书评出来，纽约时报还特派人来了三次和我细谈各节，以后还常有人来访问。没料到这部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不但哄动美国，全世界到处都有，一直到现在还风行各处，已出到第十二次新版，前年John Day停出，美国第二出版公司Random House还再出了，因此书都是写中国食物和各处风俗等等的原理，方法，并不是在乎做菜配菜等等，因为中国的配菜无限止的。
说到出食谱的事，没想到以后不知招来了多少麻烦的事来。(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还常常有人找演讲和电视广播教他们做菜，我都回掉了，说那是做厨子的人可以做的，不是写书的人来在电视上教人做菜的。若是从我的书上看不懂，那就是这个书写的不够好了。)这个书第一天到波士顿，美国赈济联合会在波城对中国的叫United China Relief，就特别约定了五百本来卖，当天就卖了三百多本，并且我每本上须签名。更可笑的有一位太太到中国的，提议要我用墨笔签字，我是十几年都没动过墨笔了，又不好意思回他们我不能写，只得到中国城去买了笔，研了墨，来练习了一晚上。第二天用墨笔签了三百多外国人名字和我自己的中外名字，大家还围着来看问东问西的，真给我头都闹疼了，我说真不该出这本书的。但是外国人对著者自己签了名字上去的书这本书就觉得价值高的不得了了。那知到了两天以后，全体会里的五十多位太太又出了一个主意，要每星期来一个中国餐。
因在打仗时波士顿所有的名太太和阔太太们组织赈济联合会，对中国更热心，特别立了一个地方在波士顿市中心，就是上文说的赈济中国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我们在耶鲁时联合会方面本要我做东部七省的主任。我没做，辞了，转荐了一位别的太太叫Mrs．Francis W．Coker，是耶鲁法学院长太太。这回哈佛同麻省工业学校的校长太太和名教授太太们都加入了，自然第一个给我抓进去。我当然只得第一个来卖力的了，所以对这个提议也不得不接受来出力办。幸亏那时牛惠生太太带了一位看护好象叫沈小姐，到美国，寄托在我家，她除了常常帮我忙家事外对这一个问题她可帮忙不少。每星期一次午餐总有一百七八十人，会里付我每份二毛五分买材料费，我们头一天就得到批发地方去买便宜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做好了带去，他们每一份饭卖一元八毛，赚下来的就给赈灾费用。中国城的人们也有些帮忙送东西来用，或捐不少中国的古玩加入里面卖钱作赈济用的。有一天一位太太拿了一个五加皮的酒瓶子来说这个也可以当古玩卖，标价十元，不久真有人买，问我这是那一朝的，我自然不能骗他是古物，但是他不买会里又失了十元的收入，我只好回他这是在天津造的酒瓶子，希望他以为天津也许是什么皇帝的年号，他居然就买了。以后我们大家到他家去他很得意的告诉人家，这是天津的名酒瓶子。但是我也很得意我没骗他，而又给会里得了十元。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提到好笑呢。
还有适之在哈佛讲学的半年中(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到第二年暑假止)，每天或午饭或晚饭总在我们家吃，有时学生们回去时路过他的旅馆我也总叫他们带点宵夜的东西给他，因为他住的旅馆只和我们家隔半条街。就是有一样事给我为难。他老是要想大块的肉，一吃总要两三块。打仗期间肉最难买，须要配给票才能买，而每个人每天的份量也很少。还有元任的一个音乐先生的太太，因病非要吃黄油不可，黄油(就是牛油)这个也是非配给票不能买，来求救于我们。我无法只得站在哈佛大门前的哈佛坊等一些中国学生经过，就问他们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给点我们用，因为中国学生或是包饭，或是不大在乎牛肉和牛油等食物，鱼虾鸡鸭都不在配给限制之内的。所以我想这种时期中国人一定会吃些我们向来喜欢吃的东西，配给票会多出来的。我就象一个要饭的，不管认得不认得的人只要是中国学生经过就问他们。果不其然一天就弄了一大些，买了两磅黄油给音乐教授送去。(这些教授是美国出名的声乐家Archibald T.Davison，也是元任和大女如兰的先生。他说他要教我们家三代，可惜外孙女卞昭波没到够资格上他的音乐课而这位先生不久也死了。)其余的配给票就用来买了些猪肉回来，并且连皮的猪前腿只两毛五分一磅，拿回红烧了给适之元任他们慢慢吃。那知这个消息一下传出去了，好些中国学生(那时哈佛和麻工差不多有三百中国学生呢)都送票子来了，当然我总请他们吃一顿饭。那时元任薪水在本系里是第二薪水高的，但战时所得税须抽百分之三十八，那能供给这样花呢？我只得到批发市场去买和拿些不要钱的鸡翅膀肫肝等等和买些虾来吃，因为虾只得两毛五分一磅，大批买还只两毛一分一磅，所以连家里和赈济会里我多数用虾等材料。有一次蒋梦麟来了，同我一道到市场去看他们扔东西，就摇头说美国人真是暴殄天物。我们就象宣传似的对他们说那个可以用的，那个才真是扔的。他们问怎么做法，怎么吃法。我回他们我写的有书，你们买了看看就知道了，并且我书上写的美国人能扔多少就扔多少，我们中国人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现在美国对于鸡肫翅膀什么的也知道用了，并且还冰起来卖到外国去。我前年在日本就看见整盒冰的从美国去的。)
有一天我到大市场去看见标题上卖马肉。我就问他们你们给马杀了吃，马对打仗也有用，如何能杀了吃呢？他们对我说。这不是骑的马，这是从加拿大的专门养了吃的，和养牛一样。我就买了一大块回来，不告诉任何人，红烧好了给大家吃。适之正好也来了，一看见说韵卿你又在那儿弄了这么多的票子买了肉来了，牛肉听说更难买。我笑笑说大家坐下来吃吧，我今天红烧这个肉放了一点八角香料在里面更香一点。大家吃了不响，适之就左一块右一块，到第三块，他说做的真好，我再来第三块第四块了。我说你爱吃尽量吃，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生的来给他看，我说还有这么些呢，够吃两三天的了，你天天来吃两餐吧。他说好。看看生肉又说，真好，你也做的好。我用个双关语说，你觉得真好吗？要知道我做什么肉都可以一样的好吃。大家莫名其妙都笑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只元任知道也没响，可是他也觉得好吃。过了几天我恐怕肉不新鲜就给他做成肉松，也给适之带了些回去下酒。两三个星期后哈佛教职员俱乐部里餐厅的菜单上说我们有马肉扒，好的很，和牛肉一样。我们邀适之一道去吃。他说那怎么能吃呢？我说什么东西试试看再说。我们三个人去了，吃时他说好倒好，只是有酸味。我回他你因疑心就觉得不好。回家吃晚饭时我又给他红烧马肉吃，他说还是牛肉好点。大家大笑。我说给你吃了一星期马肉你没觉出来吗？他瞪着眼看我，以为我在逗他呢。我说真的嘛，不然那来这些牛肉吃呢？哈佛俱乐部里不也是用马肉吗？他摇头说，中国的烹调真好，你做的更好。因此以后他告诉很多人说我蒙混他吃马肉的事。那一阵报上都登“哈佛大学拿马肉喂教职员”。
日子过的真快，半年后他又回到纽约去了。我们呢，还是终日忙的不得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忙过的，因此我的腿出了毛病，连上楼都不能上去，血压也高起来了。找心脏专家Dr．Paul Dudley White看。他说我实在应该不能太累了。因此我托他写信到会里去，才减除了我一些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元任的同学朋友贝尔电话研究所的副主任Robert W．king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太忙，应该休息一下。就请我们到他的乡下避暑的地方去住些时候，因他们自己也只能休息半个暑假，那个房子空下来了。我们八月七号到Greensboro，Vermont去。才住下一天无线电大新闻来了，八号美国用原子弹炸了日本的广岛，一死就是八万到十万人，全世界哄动起来了。我们虽然休息在乡下，那有心想待下去？前面的湖也不去游船了，就终日坐着听新闻，在湖边草地上也带着无线电走。十四号又忽闻日本对联军业已投降，更不愿在乡下静静休息了。我们就拿一个叫牛的铃围着湖大摇大叫一阵，有一家人家在湖上摇船，听见铃响以为家里叫吃饭，赶快回家去了。第二天又听见无线电里说汽油禁开放了，可以随便买多少，我们就开到汽油站去说给我们汽油箱上满了。这句话一出口好象身子一松似的，因为几年不能说的，现在一说真过瘾。我们到处乱跑了一阵，可是觉得住在乡下无意思了，就赶快开回剑桥家里。那知一到家真是热闹的不得了，高朋满座，议论纷纷，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不停。(因为人虽不在家而常来我们家的人每人都配有我们大门口的钥匙，任人进出的，所以人不在家朋友们还是可以自由来。)只有大女如兰觉得无趣，因为她无机会入女军队了。元任这几年大忙，觉得须要点别的事做做，还是适之和John Day公司催我写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元任觉得越看越有趣，就接着快快的译下去，因为想一年之内大约就须回国。
大婿卞学其时还在海军陆战队未退伍。他有一个假期，说不久要回来一趟。信到时贺尔康太太(Mrs.Ar-thur N.Holcombe)正在我家商量赈济会事。她听说就快快的对我们说，年轻人最好是让他们早结婚的好。如兰又出主意了，说我们定好日子结婚，可是不要告诉他，让他诧异。就定了十月三号。贺太太又说，那就在我们家行婚礼好了，一切都备好了。二女新那说，那不能没有一件结婚衣裳啊，就出去买了一件大红衣料，连夜给她做好，但是大女说要金边，二女又出去买了金边来上上。可是这样就须穿金鞋了。她们就找了一双旧高底鞋买了一瓶金漆，大家给它漆上到是真好。这一正式，那么也要伴娘等等的呢，就叫三女来思四女小中两人来做伴娘。因为大二两人这几年常常出去伴唱等等演奏，在香港定做了几件出客的衣服，此时都用得着了。贺尔康太太还买了香槟酒。中国人和外国人一共一百多人。我们自己做了一大些吃食拿到她家。但是忙了这一大阵新郎本人一点不知道日子。到前一天他才回来，大女一看见他就说赶快到医生那儿去查一下，叫他给一个证书到市政府去登记用。学镄莫名其妙的用做什么？大女说我们明天要结婚了，还要请市府来一个人作证人呢。学问怎么办法，什么人办的？如兰说我们大家商量了办的婚礼就在贺尔康家举行，还有香槟酒和很多吃的东西呢。我的结婚衣服都做好了。学说我还未退伍呢，也没有预备衣服。如兰说你就穿军装好了，结婚后到期你回军队去我还住在家里。那时陆军特训班已结束了。以后如兰还接着在哈佛助教。(从那时起一直教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那时美国政府又提议每年请多少中国教授来分在各大学研究，我们很多老朋友都来了。周更生请了二女夫妇到武汉教书，张其昀在哈佛就请了大女夫妇到浙大去教书。但是大婿退伍后回到麻工去再读博士，所以一时不能回国。元任因以前和哈佛燕京主任有约在先，停战后就须回国，所以战一停就准备了一切。但主任要元任荐代替人，元任就荐了李方桂，说这是我最好的代替人，并且只有比我更好，但是他来了，我还不支薪待一年。因为这次出来了几年，一直忙的不得了，他想在美休息一年，同时可以看看老朋友和当日的老先生们(那时还有几个老先生活着呢)，并到各处玩玩。那知战事一停就组织联合国在三藩市成立，不久又组织了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简称联教组织在伦敦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开会适之为中国总代表。又派元任为代表之一。这个联教组织有六个起草委员，组织一功大纲。元任是其中之一，当中定的有一条规则就是各国出版问题，互不能侵犯。元任想外国书贵，中国人买不起，中国书外国人买得起，所以表面上的互惠条约，事实上于中国不利。因此就不赞成这一条，就打电话问教部。那时教育部部长是朱骝先。回电说可以不必加入。(因此以后台湾不知盗印了人家多少书而便宜价钱出卖，连我的食谱和元任的几种书都被盗印了。前年康乃尔图书馆长到台北调查说有六千种以上的书，都为盗印，真是得利不少。)
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一号是我们银婚纪念日，因在战后，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中午在二女新那的住处来了一个布菲餐，晚上杨联升请的也不少人，大家听了我们的话不送礼。诗词对联就写了一大本，现无法登出，将来只得另出一本了，只适之的诗现在留传出来了。
银婚的热闹刚过，元任又被派到巴黎开联教组织的预备大会，七月五日起就接着开大会了，一直到二十一日才回来。这次是元任的总代表，所以事更多了。七月二十六号又要赶到Ann Arbor去开全美语言学会，因为元任在一九四五年做过全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所以每年开委员会，和一次大会必须到的。
那时孟真也正来美国查心脏病，住在剑桥，也是以前适之住的那个旅馆，离我家只半条街，每日也总来我家聊天吃饭。我记得他在须入院的前一晚上，还在我家吃了三碗鱼翅才入院的呢。那晚上我是用一个铝盆煮了大盆上桌吃的。这一年中不但元任比教书忙，我也忙的要死。因为赈济会预备结束，大家又发起给中国各大学捐书。五十几位太太又忙的焦头烂额的到处跑和说了劝捐。而我家是忙上加忙，第三代要出世了，在十二月三号卞昭波生了。知己的几位太太们就劝我少做点外面事，但是我那能安心，还是和她们一天忙到晚。结果不错，居然捐了九十八大箱，其中很多善本的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就有五套。还有一套善本莎士比亚剧本全套的。以后听说北大和清华每校分了八箱，其余的在何处不知道了。临运出我还和另三位太太站在箱上照了一个相呢。装箱都是请哈佛麻工的中国学生来帮忙。朱部长还寄了三千元来给做开支，我全交给会里了。我想杭立武先生大约还记得吧，因他那时是教育次长。
一九四七年元任又到Ann Arbor去教语言学暑期讲习班几个星期。我们想这是最后一回了(因为元任教过六次)，所以在离开剑桥时给一切书等都装好了箱子，一共七十二箱(现在木箱还全存在家中当家具用呢，因战时元任书全烧完，所以在美几年余款都让他买了书)，预备讲习会一完就动身，给哈佛的退休金也支出来当川资，定了十月八号的船回国。所以二女夫妇才在八月先回去以备在国内等我们，大婿因博士未完搬回我们住处，给房子让给李方桂家住，三女留在东部入哈佛女校，因她中学毕业成绩好可得奖学金，所以留在大女处，四女中学未完就打算带回国念中文。一切安排好了。在Ann Arbor忽接八月三十号(一九四七年)骝先的电报，要元任回国做中央大学校长。因那时适之已回国长北大，月涵长清华，所以要他回国长中央大学。元任大急起来了，说我从来不喜欢做行政事，也不会做，他回电辞了。我想一般人想他照例辞的，又来电说元任呼声最高，必须担任。又辞，再来电给我，请我劝元任答应，我只得回电说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请另选高能。一面我对元任说只有暂停回国才能免除此任，否则无话可回。元任说哈佛已辞，方桂已来，我总不能说我再回去。我说加大早找过你的，东方语言主任卜彼得(Peter A．Boodberg)不是对你说过，希望你随时改变主意来加大，我们都欢迎的，你去信问他，请我们去一年，不就避了这个校长风，再回国不好吗？并且中大也不能等一年没校长的。元任就去信说我改了主意了，不知道你们改了主意没有？当时不但主任来信，副校长信电都来了，说欢迎之至。因此就定下来。暑假一完就回东部搬家。不但孟真诧异，连大女都觉意外。孟真说回国不做不是一样。我回他回国后无理说一定不做。我和他辩论出几个理由来，他只得骂我什么主意都是你出的。元任若做校长还不是你做，多好。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愿他做校长。我背骂名，好的都是你们男人的，坏的都是我们太太的，我才不受这种骂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