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目録
第一節 目録的起源和演變
目録二字的意義
要知曉“目録”是什麽，須先解釋這兩個字的本義。《論語·顔淵》篇：“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裏的所謂視、聽、言、動四項，就是爲仁的“目”。在一個大名之下分列它的小名的便叫做“目”。什麽是“録”？《説文》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後來便加上一個“金”字偏旁。《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録。”杜子春曰：“定其録籍也。”《公羊·隱十年傳》：“《春秋》録内而略外。”因爲古人文字，著在木版上的名爲“方”，著在竹簡上的名爲“册”。不論是方是册，都要用刀，故統謂之“録”，即是從《説文》“刻木”之義的引申。
目録的體制起源于《書》《詩》的序。《隋書經籍志》載《簿録篇》小叙：“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今《尚書》百篇、《詩》三百十一篇、《逸周書》七十篇，都有序。古時序本别爲一篇，列在全書的最後。後人才把它分開冠于各篇之首。序皆分釋各篇的旨意。是古之書叙，以條其篇目爲主，也便是目録最早的體制。漢時司馬遷《史記》、揚雄《法言》的《自叙》、班固《漢書·叙傳》，都仿這個體制。至許慎《説文解字》在《自叙》之後詳列十四篇之目，更可見書叙以條其篇目的體制。
目録名稱的確立
把“目録”兩字聯起來作爲一個名詞，是起于漢成帝命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的時候。《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劉向《别録》：“《列子目録》。”又任彦昇《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李注，引劉歆《七略》：“《尚書》有青絲編目録。”班固《漢書·叙傳》的《藝文志叙》也説：“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都是劉氏父子始稱“目録”的證明。在劉氏父子之前作校讎著録工作的，如《漢志·兵書略》序：“孝武時，軍政楊僕摭拾遺逸，紀奏《兵録》。”他只稱“録”，因爲原書没有傳下來，不能知道有没有目録。自劉氏父子之後，“目録”的名詞，遂大家沿用了。如後漢鄭玄作《三禮目録》，便用《别録》的體例。又作《孔子弟子目録》，以人名編目，和書的目録雖然不同，然它的命名也是沿用劉向的舊名。清《四庫提要·目録類》小序：“鄭玄有《三禮目録》，此名所昉也。”他説目録的創始者是鄭玄，没有考出在他之前的劉氏父子，這是錯誤的。
劉向目録的體例，不同于現在的一般目録書，下面要詳細説明。《隋書經籍志》自《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録》以下共有十六部，可見目録的名稱自晉以後都通用，但並不作爲部類之名；把目録作爲部類之名，即如現在一般的目録書，開始于《舊唐書》的《經籍志》，遂至今相沿不改。
目與録的區别
“目”本是指一書中的篇目，“録”則是合篇目和叙的總稱。《漢志》：“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這裏很明顯，篇目是目，旨意是述一書大意的叙，把二者合而録之稱“録”，然後奏上。“録”既是兼包目和叙，那末，只舉一“録”字也可以概括“目”在内。故劉向奏上的書本具篇目和旨意，而載在本書的只稱爲“録”，編集别行的也只稱爲“别録”。然則《别録》爲什麽又稱《列子目録》呢？因爲劉向的校讎著録是奉成帝的詔命。當時古書大都每篇每卷單行，又各本的多寡不同，向集合了公私各本，把重複的删除，著定爲若干篇，所以必須著明篇目以防散佚，又可見現在的定本和舊的各本不同，在篇目後又作叙一篇，發明旨意，隨書奏上。因編校之始，本來以篇目爲主，故舉目言之曰“目録”，與《晏子》《説苑》《山海經》之奏或稱“叙録”，都是舉偏以概全，相互以見意，没有什麽不同。後來襲用，把録之名專屬于目，于是有篇目而無叙的也稱目録。久而久之，連只記書名不載篇目的，也冒稱目録之名了。今附《别録·列子目録》以見例：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極知》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一曰《達生》
《説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參書二篇，内外書共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中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持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目叙録不同體例的説明
私家目録有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作的，便不是只據私人所藏，而必須博采舊目了，如阮孝緒的《七録》，就屬這類。宋王應麟《玉海》中的《藝文部》，也當屬于這類。其他屬于私人所藏的目録，宋明以來傳世的，實在不少，有的内容豐富，編撰有體，可資參考；也有只羅列書名，等于帳册，實無所用的。下面就比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來作介紹。
梁阮孝緒《七録》
私家目録而在目録學方面有重要地位的，當以梁阮孝緒的《七録》爲第一部。《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大同二年卒，年五十八。門人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等書二百五十餘卷，行于世。”又他的《七録》自叙：“凡是宋、齊已來，王公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録。”阮孝緒只是一個處士，没有官爵，所以没有參加編寫官家目録的機會，然而他卻有志于編寫一部有系統的、可以補史志和官家目録的新目録。個人收藏是萬萬不够的，必須廣泛地搜羅王公紳的名簿。也可説是彙集了宋、齊以來私家書目的大成，可能包括了任昉的書目在内。
《七録》分爲内、外篇，内篇五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這五録即用經、史、子、集的次序，不過稍變了名稱。至技術别爲一録，即仿劉孝標的《文德殿書目》的成例。外篇二録：一曰《佛法録》。二曰《仙道録》。《漢志》道家在《諸子》，神仙在《方技》，本非一家，那時尚没有佛。道士的經，也出于東漢之後。荀勗作《中經簿》時，佛經只有十六卷（見《七録叙》），應列在近世子家，道經當也是同例。王儉作《七志》，因這二家非《七略》所有，所以附見于後。到梁時佛經的翻譯大盛，也由附庸而蔚爲大家，故别立一録，而以仙道作配，共成七録。我們每把王儉《七志》和阮孝緒《七録》並稱，似乎不分上下，其實王儉的《七志》是純乎復古，《七録》才是斟酌于古今之間，又就書的多少來分部，着重實際，而不偏執前人之成説，應該在王儉之上。可惜原書已亡，只有《廣弘明集》中保存了一篇叙文。
阮孝緒《七録》的編成，得到友人劉杳的大力幫助，自叙中已提及。劉杳自己也有《古今四部書目》，阮序説：“通人平原劉杳，聞余已著先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大約就是指這部《古今四部書目》。
唐開元時的毋煚，參加過《羣書四録》的編修，這就是袁州本。宋刻真袁本失傳已久，前人所見的抄本，已不是原書面貌，直至張元濟得到了故宫所藏宋刻真袁本影印，遂解決了以前許多誤解。
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各有序。經部其類十：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經解類，十曰小學類。史部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實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僞史類，六曰史評類，七曰職官類，八曰儀注類，九曰刑法類，十曰地理類，十一曰傳記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目録類。子部其類十六：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從横類，七曰雜家類，八曰農家類，九曰小説類，十曰天文曆算類，十一曰兵家類，十二曰類書類，十三曰雜藝類，十四曰醫書類，十五曰神仙類，十六曰釋書類。集部其類有三：一曰楚辭類，二曰别集類，三曰總集類。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這書每種詳載卷數和撰人姓名，並品題書中的得失，考證極精，與《郡齋讀書志》相似。倪燦、黄虞稷《宋史藝文志補》作五十六卷，今本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等輯出的，分爲二十二卷，已不是完書了。相傳毛晉有宋刻半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舊鈔殘本，存楚詞類一卷，别集類三卷，云是陳氏原本。盧文弨又得子部數卷于鮑廷博家。那末，此書世間尚有原本全書存在，也未可知。其例，把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不標經、史、子、集之目，其實列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仍是按照四部的分類法。
尤袤《遂初堂書目》
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一卷，在宋人只有書名的目録中，這是僅存的一種。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他藏書極富，公餘常閉户謝客，手鈔古書，曾向友人李燾説：我手鈔的書，飢讀之當肉，寒讀之當裘，孤寂讀之當友朋，幽憂讀之當金石琴瑟。此書分經爲九類，史爲十八類，子爲十二類，集爲五類。非但没有解題，連卷數及撰人姓名也没有注出。唯别集、總集兩類尚有注出的，體例又不一律。李文簡説：“延之所藏甚富，後遭鬱攸之厄，此本殆燼餘之目矣。且《放翁集》亦録入，是出尤氏後人所輯，非原書也。”據此，卷數和撰人姓名當是被後人删削。其子部别立譜録一門，收入了《香譜》《石譜》《蟹録》等無類可附的書，這是最好的創例。又一書而兼載數本，如《史記》有川本、嚴州本，《前漢書》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後漢書》有川本、越本，《三國志》《晉書》都有川本、舊杭本，也開了後來目録兼載各本的一派。這書雖只寥寥二十多葉，有如書估帳簿，然仍頗有可取的地方。
明高儒《百川書志》
《百川書志》二十卷，明高儒撰。儒字子醇，號百川子，古涿人。明嘉靖時武弁，好藏書，嘗謂：“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散無稽矣。”他費了六年的考索，分四部，列九十三門，成此二十卷。每種大都有簡單解題，尚稱明晰。又把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施耐菴的《忠義水滸傳》列入了史部的野史類，王實甫、關漢卿等的戲曲列入了史部的外史類，瞿佑的《剪燈新話》列入了史部的小史類。這些在封建時代士大夫所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不收入子部小説類而收入了史部，這是他的獨特的看法。這書《四庫全書》中没有著録，流傳很少，一九一四年葉德輝才據鈔本刻行。
錢曾《讀書敏求記》
《讀書敏求記》四卷，清錢曾撰。曾字遵王，自號也是翁，常熟人，爲謙益的族曾孫。這書專記所藏宋元舊録各本，多論繕寫刊刻的工拙，對于考證不甚留意，開了藏書賞鑒的風氣，後來頗爲盛行。《四庫提要》指出了它分類配隸和真僞不辨的錯誤，同時也承認它“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别尤精”。故友章氏鈺爲撰《校證》，廣搜博引，遂爲研究版本學不可不讀的要書。
清黄丕烈《黄蕘圃遺書》
清代乾隆、嘉慶、道光時，蘇州多藏書家，而尤以黄丕烈最爲傑出。這時，毛晉、錢曾、季振宜、徐乾學諸家的藏書正陸續散出，多被他收得。他精于鑒别，宋元佳槧，精校名鈔，一時集中在士禮居。先取宋刻本一百多種，屬顧廣圻作《百宋一廛賦》刊行，其全目殁後由瞿中溶編定，竟不知所在了。幸而他每得一書，必詳細地校勘，又分爲瞿、楊、丁、陸四大藏書家，各有書目，分述如下：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昭文張金吾撰。他把所藏宋元舊槧、鈔本中有關實學而傳布不廣的，略依《四庫總目》的次第編載，《四庫》未收的也以類附入，大致元以前爲詳。它的特點，凡一書必先列某某刻本，兼載各家序跋，仿馬端臨《經籍考》和朱彝尊《經義考》的前例，在私家書目中尚屬創見。再就原書加以考證、校讎，然後會集所得，各爲解題。各書標目，悉依原本。所增的時代及撰著等字，以陰文爲别，也頗清晰。其體例最善，後來藏書志多仿效它。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常熟的藏書風氣是有歷史根源的，錢謙益、錢曾、毛扆雖有目録流傳，但都没有解題。《讀書敏求記》偏重賞鑒，《愛日精廬藏書志》後來居上，至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而始稱完美。瞿氏先延黄廷鑑、王振聲任編撰，後延王頌蔚、管禮耕、葉昌熾爲校訂，都是著名的專家。《周易》《左傳注疏》十行本，《穀梁注疏》宋監本，各附校勘記，體例極善，也是創例。又補《周易象義》之闕，正周氏本《毛詩傳箋》、汪氏本《公羊解詁》之譌脱，讀一書可得數書的功用。在近世藏書志中，尚没有超過他的。
楊紹和《楹書隅録》
聊城楊以增當嘉、道間，喜收書籍，多獲黄丕烈舊藏，築海源閣爲貯藏所在。他的兒子紹和，把藏書的一部分，包括宋元刊、鈔本、校本，各記其行款、印章、題跋，成《楹書隅録》五卷，又《續編》四卷。中以《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四經，《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都是宋刻佳本，最煊赫有名。惟紹和所附考證殊屬寥寥，且多舛譌，只可供藏書家的參考，而非讀書家所亟需，在四家書目中評價較低。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當太平軍起義時，杭州遭封建統治者的破壞很大，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在兵火中遭殘損，經當地丁丙兄弟極力保護，並把殘闕的一一鈔補，復爲全書。他自己的藏書，編成《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每種各有解題，考訂雖不如瞿目的精審，而搜集材料却非常豐富，在瞿目之上。瞿目注重宋、元刻本，他所著録的宋、元刻較少，而明刻却甚可觀。他的特點，尤在留意校本、稿本，後來刻書者往往向他借取材料，使之能爲研究者所參考。四家書目中當與瞿氏並重。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
歸安陸心源得郁松年的宜稼堂藏書，又有力好古，江浙舊家的遺書，都奔凑而至，遂以藏書雄冠海内。他所著的《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出于李宗蓮之手。仿《愛日精廬藏書志》例，全録各書序跋，而考證語則别編《儀顧堂題跋》及《續跋》各十六卷。他樓名皕宋，是誇張藏有宋刊本二百部，將掩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實際不過百十部，其他則是把《玉海》附刻，《百川學海》之類拆散分列以充數罷了。他校刻的叢書和自著書，都很草率，不像出于大藏書家之手。光緒三十三年，皕宋樓所藏全部被日本岩崎氏以日金十一萬八千元買去，中華國寶，流于異域，這確是一件不可彌補的損失。
晚近有名的藏書志
近時私家目録較有系統的，有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八卷、《續記》八卷、《再續記》七卷，葉昌熾的《滂喜齋藏書記》三卷，鄧邦述的《羣碧樓善本書録》六卷，又《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七卷，繆荃孫代張鈞衡的《適園藏書志》十六卷，張元濟的《涵芬樓燼餘書録》四卷，又代潘宗周的《寶禮堂宋本書録》四卷，這些都是有解題的。其他只有書名的，則多不勝舉，且與目録學關係不大，一概從略了。
第九節 地方著述目録
方志藝文志的重要
地方志乘，本是一地方的歷史，與國史不過具體而微，國史有藝文志，所以紀一代的文獻；志乘有藝文志，所以紀一地的文獻，它的功用相等。且各地的藝文志倘是都能編得徵實可信，那末，彙合起來就是一部完整的國史藝文志。由于每一地方範圍較小，訪求的也耳目易周，只要每地有幾個有心人，就容易成事。宋鄭樵《通志·校讎略》中有《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三曰因地以求：“《孟少主實録》，蜀中必有。《王審知傳》，閩中必有。《零陵先賢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讚》，桂陽必有。《京口記》者，潤州記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山記》必見於茅山觀。《神光聖跡》必見於神光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求於申公之後。黄君俞尚書《關言》雖亡，君俞之家在興化。王棐《春秋講義》雖亡，棐之家在臨漳。徐寅文賦，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居長樂。如此之類，可因家以求。”這兩個求書方法，説明了訪求地方文獻的有利條件，而以本地人做訪求工作，當比外地人更周密，所以志乘之列藝文，幾乎是不可闕的項目。
方志藝文志創自《剡録》
地方著述目録的創始者，在北齊、北周之間。劉知幾《史通·書志》篇：“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關東風俗傳》雖已失傳，觀其書名，可知是關東的地方志，它的《墳籍志》，羅列當時的書名撰者，没有比它再早的了。
《剡録》並不稱爲藝文志或經籍志，後來用其實而變其名，也是取法乎史志。但内容很不一致，如同稱藝文而或録書目，或録詩、文，雖都源出于《剡録》，而没有統一的規定。倘爲了便于認識起見，不妨把記書目的稱經籍，録詩文的稱藝文，雖不符合于《漢書藝文志》的初義，似也不妨因時變通。
方志藝文志的兩種體裁
地方目録又有兩種不同的體裁：一是以書編次的，一是以人編次的。以書編次的是史志藝文的通例，以人編次的是方志藝文的變例。這變例的問題，尚須研究。《剡録》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與這裏的以人編次，性質也不同。以人編次的原因，可能是依某人的傳志，後面羅列了所著書的名目；修志者照樣鈔下，約略依時代先後排列就成了。這未免有些因陋就簡，然偏處一隅，也只能這樣做。因爲一地著述無多，倘必照四部分類，那便闕門太多了。在人文較盛的地方，就應該以書次爲妥。蘇州向來是人文最盛的地方，歷代著述很多，參加修志的，道光志有黄丕烈，同治志有葉昌熾，都是有名的專家，爲什麽兩志的書目和藝文都是以人而不以書編次呢？推究起來，也有一個原因。以書編次的，必須每一部書都經目覩，詳察内容，才能妥當；倘只據書名，往往把内容誤認，鬧成笑柄。可是修志者所據材料，一是舊志的舊目，二是采自各家書目，三是根據各人志傳的附目，四是采訪所得，都不可能一一目覩。爲慎重起見，反不如以人編次爲妥了。以人編次的又有一種方便，在没有書名索引的綫裝書，可以檢一人而他的著述便全部在目，不須按部去尋。但這限于只有書名的經籍志，倘有解題的，就以書編次爲宜了。至今這兩種不同的體裁，還是並存着。
方志藝文志的單行本
方志的修輯，由于條件的不同，大致通志比府縣志好，大府名縣又比一般的府縣好；又要看主修的人，倘是有名的學者，也一定比較好。藝文是方志中的一項，自然不能例外。方志中的藝文有别出單行的，必爲了它的内容豐富和體例精善，如鄭元慶的《湖録經籍考》六卷，就是《湖録》中的一部分。《湖録》是湖州的地方志，鄭元慶這部書是向來有名的，可惜全書未刻而失傳了，吴興劉氏嘉業堂得《經籍考》鈔本付刻，體裁是以書編次而每種都有解題。管庭芬原編、蔣學堅續編的《海昌藝文志》二十四卷，本是《海寧州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編次的，而又把作者的姓按韻目來排列，檢查很方便，每人著字號仕履，每書附序跋及按語。龔嘉儁等的《杭州藝文志》十卷，本是《杭州府志》的一部分，以書編次而不附解題。故友丁祖蔭的《常熟藝文志》一卷，本是《常熟縣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編次，按韻排列而不附解題。這些别出的單行本，即作爲獨立的著述，也未嘗不可。又《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録》，凡是志中有藝文、經籍、書目的都特别注出，參考很方便，也是編目的一種方法。
方志藝文的專著
地方著述目録不載方志而别爲專書的，據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明祁承的《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明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有明姜準的《東嘉書目考》。這些書都已失傳。洪亮吉《更生齋集》有邢澍《全秦藝文録叙》，稱其書仿歷史藝文志，而參以《經義考》之例。今《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録類）》有邢澍《關右經籍考》十一卷，大約就是這部書後來的改名。這是現存地方目録專書中最早的了。
總論方志藝文的體例
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三十三卷、《外編》二卷，義例精審，條理完密，可以説是專書中體例最好的一部。全書以書編次，而全録序跋，仿馬氏《經籍考》、朱氏《經義考》例。又每書下注存、佚、闕、未見四目，也是用《經義考》例。于是一掃濫列虚名、有目無書的流弊。每書最後，間有自加按語，考證都確有所見，絶無空論。《叙例》論斷限有一則，關于僑寄者云：“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界域，刻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别特嚴。大抵自内出者録父而删子（原注：如經部録葉味道《儀禮解》，而子部不録葉采《近思録》之類），以父尚温産，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録子而闕父（原注：如集部録徐璣《二薇亭詩》，而經部不録徐定《春秋解》之類），以子既土著，父猶寓公也。”一般方志藝文收録，有的以多爲貴，有的失于稽考，往往名不副實，孫氏這個斷限標準，是很謹嚴的。又《叙例》第十則：“游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温《橘録》，萃永嘉之珍産。考徵所籍，捊緝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温州舊志，並與本郡著述相廁，尤爲無例。今别録爲《外編》一卷，以爲蒐討舊聞之助。”方志著録，自當以本地土著爲主，而外地人的有關當地著述，當然也不可不收，但不應主客相混。孫氏别列《外編》以專收這一類書，也是最妥當的辦法。
繼孫氏而起，爲一地藝文專書的，有項元勛的《台州經籍志》四十卷、胡宗楙的《金華經籍志》二十四卷，都是一府的專書。故友陸惟鍌的《平湖經籍志》十六卷（原書三十二卷，後半未刻），則是一縣的專書。徐世昌的《清畿輔書徵》四十一卷，則是斷代體的。
第十節 專科分類目録
專科目録的溯源
藏書家的目録，旨在各部各類的齊備，不論内容怎樣，都須兼收並蓄，而對于讀書人來説，要求是不同的。讀書人的術業有專攻，對于所攻的某一類書籍，需要尤爲迫切，搜羅更須廣博，于是專科的目録，就爲適應這要求而産生了。
漢初韓信、張良的次序兵法，删一百八十二家爲三十五家，雖無法知道它的内容，但無疑是專科目録的創始者。佛法傳入中國，翻譯的經典很多，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有朱士行的《漢録》一卷。西晉惠帝末，有竺法護的《衆經目》一卷。懷帝永嘉中，又有聶道真的《衆經録目》一卷。以後編目的不下數十種之多。《隋志》有《法書目録》六卷、《名手畫録》一卷，今略舉其體例特善、搜集較備者以供參考。
朱彝尊《經義考》
清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是總結歷代經學書籍的大目録。其書初名《經義存亡考》，只列存、亡二例，後來更分爲存、闕、佚、未見四例而改今名，這樣區别，最爲翔實，故後來目録家多取爲法則。又仿馬端臨《經籍考》而推廣之，每種書下遍輯史傳、地理志和各書序跋、諸家之説，或附自己按語。分爲三十門：御製勑撰一卷，經義十五門共二百五十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合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録各一卷，通説四卷，家學一卷，自叙一卷，共三百卷。其宣講、立學、家學、目叙四門原闕，則因朱氏未及完成而卒，遺稿本無。惟朱氏雖廣稽博覽，究有一定的限制，有些以爲已佚已闕的書，後來續有發現。小學只載《爾雅》一類，而並没有遍考小學的全部。元、明以下，或只據其他書目轉載，因而序跋多漏去未録。後來翁方綱有《經義考補正》，謝啓昆有《小學考》，都是彌補這些闕點的。
《小學考》和《許學考》
朱氏《經義考》于小學類只有《爾雅》二卷，而没有形聲、訓詁，未免闕而不完。謝啓昆乃屬胡虔、鄭鱣依前例續考補之，冠以勑撰二卷，次爲訓詁六卷、文字二十卷、聲韻十六卷、音義六卷，共五十卷。朱氏于同時師友的著作，並皆收入。此書則一律不收，只于按語中及之。史傳有不録現存者之例，私家著述本來不必效法，而反致多所闕漏。畢沅的《釋名疏證》有楷字和篆字兩刻本，篆字刻本是定本，内容稍有不同，這裏只收楷字本，蓋誤爲和篆字本内容全同。這類小闕點還是有的。又如清人對于《説文》的研究，著述如林，這裏所收寥寥。黎經誥又别撰《許學考》二十六卷以補其闕。學問愈推愈細，著作愈出愈新，既有爲過去的作總結，就有待于後來的補充，看《經義考》的發展爲《小學考》，又爲《許學考》，可知學問的無窮，而編目也非容易了。
章學誠《史籍考》的擬例
我國古籍，以史部爲最富，經部既有了朱氏總結的目録，史部似不容没有，乾隆時畢沅屬大史學家章學誠擔承編纂《史籍考》的工作，當然是最適當的。章學誠跟着畢沅在開封、武昌專力纂輯，全書將成，而畢沅因事降職，工作遂告停頓。嘉慶時，學誠再得謝啓昆的相助，在杭州繼續編輯，成書與否，没有下文。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今傳學誠的《論修史籍考要略》一文，弘綱畢舉，精義獨標，可見其規模之宏大。其目：“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經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擇，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選，十曰譜牒宜略，十一曰考異宜精，十二曰版刻宜詳，十三曰制書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採摭宜詳。”中惟十三的制書宜尊，十四的禁例宜明，猶是封建餘毒，必須删去，其他已爲編輯《史籍考》的確定了體例。
余紹宋《書畫書録解題》
近人所撰專科目録體例稱佳者，當推余紹宋的《書畫書録解題》。其書十二卷，分爲十類，每類又分子目。一曰史傳：一、專史，二、小傳，三、通史。二曰作法：一、體製，二、圖譜，三、歌訣，四、法則。三曰論述：一、概論，二、通論，三、專論，四、雜論，五、詩篇。四曰品藻：一、品第，二、評隲，三、比況，四、雜評。五曰題贊：一、贊頌，二、題詠，三、名蹟跋，四、題自作，五、雜題。六曰著録：一、記事，二、前代内府所藏，三、一家所藏，四、鑒賞，五、集録。七曰雜識：一、純言書畫者，二、不純言書畫者。八曰叢輯：一、叢書，二、類書，三、叢纂，四、類纂，五、摘鈔。九曰僞託：一、書部，二、畫部，三、書畫部。十曰散佚：一、書部，二、畫部，三、書畫部。對于未見的，别輯一篇，附在十類的後面。首有總目叙略，説明歸類的理由，並于總目各書下略注撰人和書的内容。各類皆先列書部，後列畫部，並各依時代爲次。各書皆有解題，除了説明内容之外，附以評論。又節録原書序跋之有關涉者。末附著書時代一覽表，分著者、年略、書名、成書年分、類别五格。最後有著者索引。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
其次爲林鈞的《石廬金石書志》二十二卷，仿藏書志例，每書有題要叙述大旨，并録題跋印記。所收書九百六十九種，分類十二：一曰分地，二曰斷代，三曰録文，四曰存目，五曰圖譜，六曰石經，七曰記載，八曰考證，九曰釋例，十曰字書，十一曰法帖，十二曰雜著。略依葉昌熾《語石》以書體爲準，不問古物的種類，故分類頗有失宜的，不如容媛《金石書録目》以器物爲綱而分類更爲詳密。此書的優點當在解題，由于都是據自己所藏書著録，故得一一寓目，擷取梗概，比較可信，不如展轉鈔録，印象模糊之談。
以上略述有解題的專科目録，以其對研究者尤爲有用。其他如黄文暘的《曲海總目提要》，近人謝國楨的《晚明史籍考》，周慶雲的《琴書存目》，瞿宣穎的《方志考稿》，日本丹波元胤的《中國醫籍考》，岡西爲人的《宋以前醫籍考》，也都有解題，可作參考。
近人對于專科目録的編製，日漸重視，陸續出版了不少，分類也愈細，由專科而專題，如《楚辭》《史記》和敦煌古籍都有較完整的書録，對于科學研究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