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文獻學的涵義
文獻二字的來源和解釋
“文獻”這個名詞，見于《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禮記·禮運》篇有類似的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禮運》這段話，就是《八佾》的解释，不過《八佾》提出“文獻”兩字，且表示不足的遺憾，而《禮運》却説得到了《夏時》與《坤乾》，那末《夏時》與《坤乾》，就是孔子所得到的、深感不足的“文獻”。據漢代鄭玄説，《夏時》，是《大戴禮》中的《夏小正》；《坤乾》，是殷《易》《歸藏》，都是夏殷兩代的重要史料。孔子雖然深感不足，也可由此看到一點夏殷的史實。應該説，這是“文獻”兩字最早的解釋。
鄭玄注《論語·八佾》篇：“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他用“文章”二字解釋“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賢才”二字解釋“獻”字，是根據《爾雅·釋言》：“獻，聖也。”聖之與賢，是同一意義。于是“文”與“獻”有不同的内容。據《春秋公羊傳》卷一疏引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可以推知，《八佾》和《禮運》所載孔子之言，是在修《春秋》時有感而發的。周有百二十國寶書，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這就是“獻”，周代的“文獻”都備，不能不感嘆到夏殷“文獻”的不足了。清劉寶楠説：“文謂典册，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賢也。”也是據此立説。
文獻指一切歷史性的材料
孔子所謂“文獻”，是對“禮”而言的。“禮”是什麽呢？它的涵義很廣，大别之，有吉、凶、賓、軍、嘉五等，細分之，是“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凡是一切典章制度、歷史文化，無所不包。這些範圍極廣、積累極富的東西，要靠文章來紀録，而寫這些文章的，當然要靠學問淵博、熟悉掌故的賢才。這輩賢才又是創造或研究典章制度、歷史文化的，所以“文”之與“獻”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後來凡是歷史性的材料都稱之曰“文獻”。
劉師培的《文獻解》云：“儀、獻古通。書之所載謂之文，即古人所謂典章制度也。身之所習謂之儀，即古人所謂動作威儀之則也。儀之與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孔子言夏殷文獻不足，謂夏殷簡册不備，而夏殷之禮又鮮習行之士也。”他把“獻”字解爲一個人的動作，比鄭玄更爲明白。劉寶楠説的“秉禮之賢士大夫”，就是指能够執行這些典章制度的人，在這裏本不需作對文來講。
廣義的文獻學
把“文獻”題作書名，現在傳世的要算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最早了。馬端臨字貴與，原籍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縣）。生于宋末，入元不仕。歷二十餘年寫成這部非常浩博的《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説明書名的意義：“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名曰《文獻通考》。”其内容分二十四門：一、《田賦考》，二、《錢幣考》，三、《户口考》，四、《職役考》，五、《征榷考》，六、《市糴考》，七、《土貢考》，八、《國用考》，九、《選舉考》，十、《學校考》，十一、《職官考》，十二、《郊社考》，十三、《宗廟考》，十四、《王禮考》，十五、《樂考》，十六、《兵考》，十七、《刑考》，十八、《經籍考》，十九、《帝系考》，二十、《封建考》，二十一、《象緯考》，二十二、《物異考》，二十三、《輿地考》，二十四、《四裔考》。他是用鄭玄的解释，把諸臣、諸儒作爲是“獻”，但是所録的是奏疏、議論，已和“文”没有什麽區别了。他所分的二十四門，真是無所不包，可説是廣義的“文獻學”，而《經籍考》七十六卷，幾占全書四分之一，也可知經籍與文獻的關係。後人著書，也有狹義的只取某一種性質的，例如：明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是記一地的“文獻”，清錢林的《文獻徵存録》是記當代的“文獻”。其範圍本可由著書者自己來定。
文獻學的三個内容
廣義的“文獻學”是無法在課堂上講授的；然而，既稱爲“文獻學”，就必須名副其實，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這方法要能够執簡御繁，舉一反三，譬如一把多種形狀的鑰匙，可以開啓多樣形式的鎖。書籍既是智識的寶庫，對它怎樣開啓，進一步怎樣發掘、整理，就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前人積累的經驗，實踐的效果，本課定爲三個内容：
一、目録
二、版本
三、校讎
文獻學的三位一體
這三個内容本來是三位一體的，不應該分什麽先後。《漢書藝文志》：“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隋書經籍志》：“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就，向輒别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謬訛，叙而奏之。”據此，劉向的方式是：先校讎，次目録。而校讎又必須先有本子（其時無版本）。這是做研究工作的程序。至於從學習的程序來説，應該先知道有什麽書，就要翻查目録。得到了書，要知道有什麽刻本和什麽刻本比較可靠，就要檢查版本。有了可靠的版本，然後再做研究工作，于是需要懂得怎樣來校讎。現在雖不必拘泥先後程序，但爲了講述的方便，總要有一個次序，姑且作此安排。本來目録中也可包括版本、校讎，分章叙述，是爲了更加清楚些，並不是説三個内容可以各自獨立。
第二節 學習文獻學的目的和要求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文獻的重視和利用
“文獻”既是指一切歷史性的材料，那末我們首先必須認識材料對于做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馬克思説：“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求這種種形態内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于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叙述。”（《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馬克思在研究工作中很重視材料，“他要寫《資本論》中關于英國工廠法的二十多頁文章，竟把大英博物院所收藏的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藍皮書都讀光了。這些藍皮書對于英國上院和下院的議員們説來，只能作爲手槍射擊的靶子，或當作廢紙出賣”（蕭丁輯《馬克思的學習和工作》）。由此可知，任何一種材料，都有它的價值，即使是人家視爲靶子和廢紙的，只要善于利用，都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毛澤東同志説：“中國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又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説：應當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向導。爲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説的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這是我們學習文獻學的指南。毛澤東同志又説：“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這是進一步闡明對于這些材料怎樣來作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可以這樣體會，“去粗取精”，就是對事實材料作初步的選擇，去掉那些不相干、不重要的東西，留下有用處有價值的東西。“去僞存真”，就是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考察，鑒别哪些是不可靠、不真實的，哪些是可靠的、真實的。“由此及彼”，就是找出各種材料和問題的各方面的聯系，起初是外部聯系，進而是内部聯系，這樣，我們就從事情的外部表現深入到内部的本質，這就是“由表及裏”了。這也就是我們學習文獻學的最高目的。
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産確是豐富極了。倘是不懂得整理的方法，真是像一堆瓦礫，只覺得可厭，怎能談得到接受呢？如果懂得了整理的方法，就像發現了金礦一樣，俯拾皆是，取之不盡。
編目録爲了介紹文化遺産
主觀上要求讀書，而不知道究竟有些什麽書好讀。走進圖書館看到了滿坑滿谷的書籍，便望洋興嘆，不知道應該先讀些什麽書，什麽書是重要而必讀的，什麽書是次要的，什麽書是可作參考用的。一大堆問題不得解决，不能不感到苦悶。常識的缺乏，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四書》《五經》與《二十五史》，可以列舉書名的已不很多，不要説知道作者的姓名了。主要還是在于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産的帳目尚没有見過，當然對它没有印象了。“文獻學”中的目録一章，就是介紹這份遺産的帳目。
講版本爲了檢擇可靠的材料
許多古書傳到現在，中間經過了輾轉抄寫和刻板，錯誤的地方是不可能没有的。前人做了很多的整理校勘工作，雕版印刷，是比較慎重的，但工作的水平有所不同。也有草率從事和藉以貿利的，那就不完全可靠了。近來石印、鉛字排印固然方便，而錯誤也更容易發生。讀書有“先入爲主”的影響，如不先加辨别，信了錯誤的版本，便要蒙受其害。現在出版加標點的古書對讀者確是有益的，但標點不是完全可靠；標點一錯，文字的意義也變了，關係很大。所以讀某一部書，必須知道哪一本比較可靠，便不致誤入歧途。還要弄清版本的源流，以考見我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文獻學”中版本一章，就是説明這個問題。
校讎是整理材料的方法
版本的選擇還只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應該自己作出研究的成績。研究的初步，應該整理材料，儘可能使它正確可靠，這就是校讎。它的正確可靠性必須從客觀的歷史材料中求得，不是憑自己的主觀可以武斷的。在這方面，前人積累了許多優良的方法，我們正可以利用。由于古書的時代去我們已很遥遠，語言文字的變化也很複雜，各書有它們的共同點，也有各自的特點，因此必須摸到它們的規律，然後進行校讎。“文獻學”的校讎一章，就是綜合這些經驗、方法。
以上三點，不過初步了解一些閲讀古書存在的問題，並不是説一切困難都可解决了。不過這三點是比較主要的，指出了一定的方向，由此深入而達到上面所説的目的，這是不可少的梯階。“文獻學”總的目的與要求，是爲科學研究服務。中間目録、版本兩章與圖書館有相當的關係，但與圖書館學是有區别的，因爲圖書館學是爲讀者服務，它們的對象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