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版本
第一節 版本的起源和發展
版本的本義
自從有了文字，便有著録文字的東西，經過了刻石、鏤金、甲骨、竹簡、木版、帛素、紙以至雕版印刷的發展歷程。在没有雕版印刷以前，文化的傳布還不能普遍。雕版印刷一次可有數十部以至數百部的成書，它對文化發展的功績是十分顯著的，後來因之而有版本這門學問。
關于版本以前的書籍體制，留在下節再扼要地談，這裏只就“版本”兩字作解釋。
《説文·片部》：“版，片也。牘，書版也。”《論衡·知量》篇：“斷木爲槧，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是用斷木析成爲片，再用刀來刮削使可作書，這就叫做版。《周禮》所謂版圖的版，便是這樣。又叫做方。《周禮·硩蔟氏》注：“方，版也。”《内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之牘。”是據版的形式爲名的。這是版的起源，和後來加以刻字印刷的版是不同的。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按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這裏所持的本是什麽呢？是漢時通行的竹簡和帛素。《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引《風俗通》：“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竹簡和帛素，都便于手持。後人又稱書籍爲“書本”，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从示，而江南書本多誤从手。《後漢書·酷吏·樊暴傳》：‘寧見乳虎穴。’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這個名稱，至今還是行用着。
版本名詞的始見
“版本”兩字連爲一個名辭，始見于《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傳》：“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本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又《崔頤正傳》：“咸平初，諸經版本多舛譌，真宗命擇官詳正。”是北宋初已有了。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祕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脱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葉德輝據此謂：“雕版謂之版，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他把版本兩字作分别解釋，説很精核，可以明瞭所謂版本，並不限于雕版印刷的書籍，而實際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寫本和以後的鈔本、稿本在内。
版本與造紙的關係
版本的繁盛，與造紙的發明有很大關係。紙在我國很早就有運用，在《漢書》中就有用紙的記載，近年并有實物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陝西省灞橋發現西漢的紙》：“銅鏡三面……正面有布紋，並有殘布數片，布下有類似絲織纖維作成的紙。紙上有明顯的布紋……從出土器物看，墓葬不會晚于西漢武帝。出土的紙，雖然是長寬不足十公分的殘片，但仍可看出它的顔色泛黄，質地細薄匀稱，并含有絲織的纖維，其制作技術，相當成熟，因此似可説明紙的發明，遠在西漢以前。”不過這時尚没有用來鈔寫文件和書籍，大約生産還是不多的。東漢蔡倫，采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作造紙原料，其質更加精美。到了晉朝，已不用竹簡和帛素而專用紙了。《大唐書儀》載李虔《續通俗文》和《太平御覽》引《桓玄僞事》，都有這樣的記載：“桓玄令曰：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黄紙代之。”今羅布淖爾北所出的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共三紙。柏爲前涼張駿時人，見《晉書·張駿傳》。這可證明紙的用于文件了。而用于書籍，尚在其後。
雕版創始的各種傳説
雕版始于何時，據近人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有七種不同的説法：一、漢朝説。二、東晉咸和説。三、六朝説。四、隋朝説。五、唐朝説。六、五代説。七、北宋説。前三種説法，都證據不足，不能成立。第四隋朝説，信從的人最多，它的根據是明陸深的《河汾燕閒録》：“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後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轉引，改“悉令雕撰”爲“悉令雕版”，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又轉引改爲“悉令雕造”，以坐實隋代確有雕版。其實都非原文，原文是出于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卷十二，這兩句作“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陸引本不誤而解誤，胡與孫作“版”、作“造”，一字之誤，全非本意。二十多年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出土了一頁殘破的紙片，上有“自官私延昌州卅四年甲寅，家有惡狗，行人慎之”殘文兩行。延昌是高昌王麴茂的年號，卅四年當隋開皇十四年。這個殘片，現存英國，據説是雕版印刷的，曾經轟動一時。後來英國的考古家鑑定並没有印刷的痕跡而取消了前議。這樣看來，始于隋朝的説法，也是難能成立的。
雕版始于唐代的實證
元稹長慶四年爲白居易詩集序：“《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摹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趙翼《陔餘叢考》説：“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唐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唐柳玭《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閲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宫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以上所舉的白居易詩、日曆和小學字書，當時即以雕版流行，日曆雖經馮宿的禁斷，但事實上終是没法禁斷的，至今還存在着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曆書實物，可惜已流入海外了。
唐代佛經的雕版
雕版術的發明，同時也給宣傳佛教提供了工具。司空圖《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化募雕律疏》（文載《一鳴集》）云：“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這時已爲重刻，則以前早有雕本了。日本僧宗叡於咸通三年來華，咸通六年歸國，除攜回經卷一百三十四部外，在帶還的雜書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見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録》）。所謂印子，就是印本。袁枚《隨園隨筆》：“余于一處見刻本佛經，有唐時年號及寫經人姓名，字畫工整，總合一卷，相連而書。此亦在馮道蜀刻之前矣。”雖没有説明什麽年號，但經目覩，應該是可信的。這都是見于記載的。而現存實物，有敦煌石室所出的咸通九年王玠造的《金剛經》。它用七張紙黏成一卷，全長十六尺，完整無闕。第一張扉頁是佛給孤獨園説法圖，以下是經文，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圖和經文，綫條挺勁，刀法圓熟，已是成熟期的作品。咸通九年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現存最古的實物。但這卷中外馳名的唐刻本，已于一九〇八年被英人斯坦因攜去，現藏倫敦博物院。
五代刻書的發展
版本始于唐代，既有實物證明，是無可懷疑了。但那時都是些零星的小品，尚没有雕刻整部的經書。直到五代唐長興三年（公元九三二年），才把《九經》雕版印刷。經這一提倡，官刻本以外，又有私刻本，包括私人著作。又有佛教、道教之徒，雕刻整部經典。刻書事業，蒸蒸日上，開了兩宋刻書極盛之風，在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現存的已經很少了。
後唐的開雕《九經》
宋王溥《五代會要》八《經籍》：“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版，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校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這次奏請刻《九經》印版的是宰相馮道，它的規劃可稱弘大詳備，鈔寫雕刻，既各選能手，又召集了各經的專家擔任校對，以田敏爲總負責人。自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年），經歷了後晉、後漢、後周三朝，至後周廣順三年（九五三年），前後二十二年之久，才完成了《九經》並《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部，共一百三十册。又《會要》：“顯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它成書在《九經》後二年。從此儒家經典遂有了標準的刻本流行海内。馮道的人品不足論，然對此書的刊行功不可没。因雕版的機構在國子監，故稱爲監本，宋人或稱爲舊監本和古京本。
五代監本的《五經》，《孝經》《論語》《爾雅》，是李鶚所寫的，今傳南宋浙本《爾雅》卷下後，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内保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絶，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嚴元照《容齋五筆跋》：“紙墨古雅可愛，然亦頗有譌脱。《隨筆》第十一卷，合九十兩條爲一，脱去字二百七十九。《續筆》第三卷，又合九十兩條爲一，脱字百七十九。第九卷末，則脱三百有六字，誤雜於十一卷之首。則中夾注皆不具，蓋由銅版無小字而然。凡容齋所自稱名，皆脱去‘邁’字，不可解也。”陸心源《重雕蘭雪堂本蔡中郎集序》：“明弘治中，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即從歐出，傳古雖殷而讎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互譌，亥豕魯魚，無葉不有。”據此看來，華氏印書草率，竟不加校勘，至造成出乎意料的大錯誤，被人們詬病，這是印書者不負責任。
其他活字精本
其他活字印本，有金蘭館的《石湖居士集》、孫蕡《西菴集》，五雲溪館的《襄陽耆舊傳》《玉臺新詠》，芝城的《墨子》，五川精舍的《王岐公宫詞》，蘇州孫鳳的《陰何詩》，建業張氏的《開元天寶遺事》。大都是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六世紀中葉蘇南一帶的出品。他如蜀府的蘇轍《欒城集》，倪燦的《太平御覽》，無名氏的唐人集等，不在少數。尤以早期的碧雲館本《鶡冠子》對後來活字本影響爲大。《鶡冠子》的版心上刊“寧”字，下刊“碧雲館活字本”六字，次葉刊“弘治年”三字，乾隆時，李質穎曾把它送到《四庫全書》纂修館去，引起了清高宗弘曆的注意，其《題武英殿聚珍版詩》自注云：“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據説後來武英殿聚珍版，就是摹仿着《鶡冠子》的活字，加以改進而製作的。
名人手寫的精刻本
以名人手寫上版精雕的，洪武本《宋學士文粹》末有識語：“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十卷，青田劉公伯温所選定者，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静、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洪武丁巳七月門人鄭濟謹記。”又《淵穎吴先生集》，有“金華後學宋璲謄寫”一行。文林的《温州集》，是他的孫兒文徵明手寫。方孝孺是歷史上的有名人物。宋璲爲宋濂的兒子，以精於書法著名。文徵明更是書畫大名家。這些刻本都不亞于前代蘇軾、趙孟頫的寫刻本。
木刻畫的藝術成就
木刻畫的技術，在唐末已經很高了，前面所提的唐咸通九年王玠刻的《金剛經》扉葉，是現存的實物。宋時木刻畫用途更廣，從宗教畫發展到應用科學、考古學，如《證類本草》《營造法式》《宣和博古圖》《三禮圖》，都有精美的插圖。到了元代，範圍更廣，小説、戲曲，也有插圖。發展至明代，就有徽州派木刻畫的興起，它的風格，不僅帶有明顯的時代性，而且有地域性了。萬曆時，南京唐家開的書籍舖，如世德堂、富春堂刻的小説戲曲和《列女傳》插圖，猶是建陽風格。而文林閣和陳家的繼志齋，却是標準的徽州派。那時徽州黄、汪兩姓刻工，尤可獨步一時。黄鏻、黄應泰刻《程氏墨苑》，黄應瑞刻《女範編》《大雅堂雜劇》，黄應光刻《琵琶記》《昆崙奴》《元曲選》，黄一楷刻《北西廂》，黄一彬刻《青樓韻語》《西廂五劇》，黄應組刻《坐隱圖卷》《人鏡陽秋》，都已達到了木刻畫的最高峯。汪忠信刻《海内奇觀》，汪文宧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詩畫譜》，作風也和諸黄相近。此外《水滸傳》《金瓶梅》《吴騷合編》的插圖，雖成於衆手，尤爲精麗。那時許多著名的畫家，都曾爲木刻家創作了畫稿，如丁雲鵬畫《列女傳》和《程氏墨苑》、陳老蓮畫《博古》葉子和《水滸》葉子。由于他們的合作，木刻畫藝術更見異彩。謝肇淛《五雜組》：“《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覃精聚神，窮極要妙，以天巧人工，爲傳奇耳目之玩。”這倒不是虚贊。鄭振鐸編印的版畫集，可謂集其大成者。
彩色套印的發明
彩色套印術的興起，也是明刻特點之一。元至元六年，中興路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經注和靈芝圖用硃墨兩色，已用套印術，但還不多見。明代天啓、崇禎間，淩濛初、閔齊伋兩家刻書，幾乎全是硃墨或五色套印的了。淩、閔兩家，都是浙江吴興人。凌汝亨刻《管子》，淩濛初、瀛初刻《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閔齊伋刻《東坡易傳》《左傳》，《老》《莊》《列》三子，《楚辭》，陶靖節、韋蘇州、王右丞、孟浩然、韓昌黎、柳宗元諸家詩集，蜀趙崇祚《花間詞》，閔昭明刻《新鐫硃批武經七書》，都是墨印硃批，字頗流動。他如三色套印的，有《古詩歸》《唐詩歸》，用硃筆的鍾惺，藍筆的譚元春。四色套印的，有淩瀛初刻《世説新語》，用藍筆的劉辰翁，硃筆的王世貞，黄筆的劉應登。徽州的胡正言應用了當時流行的“餖版”、“拱花”二法，編印了《十竹齋畫譜》和《箋譜》二書，設色妍麗，刊版工緻。所謂餖版，是表現畫的深淺濃淡。拱花，是和現在的凸版相似，印時用紙壓在版面，花紋就一一叠現在紙上了。這種彩色套印，已不是一般書中的插圖，而是畫家臨摹用的彩繪課本了。
精刻的産地蘇州與徽州
有明一代的刻書，在初期洪武至弘治一段，猶不脱元刻風格，多用黑口，字體流麗疎落。中期正德、嘉靖一段，多用白口，字體漸趨方整。尤多依據宋本翻刻的，宋諱也缺筆，比較謹嚴。隆慶、萬曆以後，字體漸形呆版，刻書者好用私意删改古書。此是大概的情況，當然也有例外的。至刻書的地區，據胡應麟《經籍會通》：“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陸深《金臺紀聞》：“今杭絶無刻，國初，蜀尚有版，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惟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謝肇淛《五雜組》：“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譌絶少。”是明刻的精本，多出于蘇州、徽州兩地，與宋、元時不同了。
明刻當與宋元刻等重
明去宋初約四百年，當時已非常重視宋刻本，今去明初已六百餘年，那末，更應該對明刻本加以重視了。黄丕烈《明刊陳子昂集跋》：“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蓋其時猶不敢作聰明以亂舊章也。余於宋、元刻本，講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版尚有講求之人，前人言之，後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覩。若明刻人不甚貴，及今不講明而切究之，恐澌滅殆盡，反不如宋、元之時代雖遠，聲名益著也。”這真是甘苦有得之言。往年我與鄧邦述、吴梅縱言及之，他們意見一致，吴遂名所居曰百嘉室，鄧名所居曰百靖室，蓋仿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和陸心源的皕宋樓。把明本與宋本等視，是很有意義的。
第八節 清代版本的概述
康熙至乾隆内府刻書的盛況
清朝在康熙至乾隆時代，聖祖玄燁和高宗弘曆，爲了鞏固他對漢族的統治權，采用某些文化政策來籠絡知識分子。他們命詞臣編纂了許多卷以百計的大部書籍，又大量地翻刻古書，因而在官刻版本來説，不但數量上遠遠地超過了宋、元、明三朝，而雕刻技術和印刷裝潢也可首屈一指。
《清宫史》的書籍門，有詳細的分類目，爲實録、聖訓、御製、方略、典則、經學、史學、儀象、志乘、字學、類纂、總集、目録、類書、校刊、石刻，共十六類。《續宫史》增入聖製、御題、鑒藏、欽定、圖象、圖刻、圖繪七類，而除去儀象、總集、目録、類書四類，定爲十九類。就它的分類，即可知當時刻書的豐富了。今分别各種版本，簡述如下：
宋字體和軟字體
據《清會典》，當時刻書的寫官所作字體有一定的格式：方體的稱宋字，楷體的稱軟字。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雍正《硃批諭旨》《宗鏡大綱》及《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則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經》《全唐詩》《全金詩》等，則用軟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鐫。又有袖珍本，弘曆爲了校鐫經史的梨棗餘材，不令遺棄，仿古巾箱的遺式，刻《四書》《五經》《史記》等十種，題曰《欽定古香齋袖珍版書》。它如《九通》等重要書籍，多不勝舉。康熙時，徐乾學代納蘭成德校輯宋、元人的經學書一百三十九種，爲《通志堂經解》。後來成德的父親明珠失敗了，弘曆把這書版攫爲己有，加上諭旨一道，對徐乾學、納蘭成德二人嚴加申斥，命館臣訂正謬誤，改題爲《御定補刊通志堂經解》，這與他父親胤禎的攫奪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同一手段。
銅活字和木活字
雍正四年，陳夢雷用新製的銅活字，排成了六十四部《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一萬零四十卷，五千二十册。這是從來未有的大百科全書，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版印刷工作。後被世宗胤禎一道諭旨，攫爲己有，這批活字也被没收到宫中去。又印了些《律吕正義》《數理精藴》等書。後來這批銅字漸被盜竊，乾隆初年又把它銷毁了鑄錢。又印了《協紀辨方書》《萬年書》《詞譜》《曲譜》等。并有用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詩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淵鑒》。命張照等摹刻小篆《六經》《四書》，又刻了不少清文和清文、漢文合璧的書籍。胤禎佞佛，刻了不少佛經。至如《皇輿全圖》《西清古鑒》等，圖繪之精，尤爲前所未有。
各種版本名稱和特製紙料
這些精刻書籍，因清制書籍碑刻均隸内務府，故世稱“内府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刻于武英殿，故稱“殿本”。《全唐詩》由兩淮鹽政承辦于揚州，故又稱“揚州詩局本”。所用紙張，均爲精選特製，白的名開花紙，一稱桃花紙。黄的名太史連，一稱紅泥邊。傅增湘説：“開花紙潔如白玉，太史連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裝褙尤精。”它既綜合了前代刻書的各種形式，吸收優點，加以發展改進，所以精妙獨絶，在版本上放一異彩。
各省官書局刻本
外省官刻本，遠不如宫廷所刻之多。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曾頒發聚珍版于東南各省，並准所在鋟木通行。其時承命開雕的，只有江寧刻八種，浙江刻三十八種，均改爲袖珍式。江西刻五十四種，福建刻一百二十三種，均依原式。到了同治五年各省設立書局，始大量刻書。如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刻《史記》至《周書》，又《南》《北史》十五史。淮南書局刻《隋書》。浙江書局刻《新》《舊唐書》及《宋史》。湖北崇文書局刻《新》《舊五代史》及《明史》。江蘇書局刻《遼》《金》《元》三史。其中以金陵所刻爲最好，《史記》附有張文虎的《札記》，淮南的《隋書》也附有薛壽的《考異》，大概當時準備每史都要這樣做的，可惜没有成功，只是翻刻了汲古閣本和殿本，並没有重加整理。當時書局也爲人才集中之處，金陵有張文虎、唐仁壽、戴望、劉恭冕、劉壽曾等。浙江有黄以周、李慈銘、張鳴珂等。浙江所刻的《二十二子》和《九通》《續通鑑長編》等，都是善本。粤東書局重刻了《通志堂經解》，福建自道光至光緒陸續增刻了聚珍版二十五種，合爲一百四十八種。其中《春秋傳説纂例》等十種，並非聚珍版原有而誤入，後來廣雅書局覆刻福建本，并承其誤。淮南書局雖所刻較少，而它把《毛詩注疏》和《三國志》的小字雙行都改用了大字單行，行款爽朗，頗便于老年人的目力，據説是何紹基所創議的。《三國志》是用木活字排印，現在這兩種書均不多見了。光緒時，張之洞爲兩廣總督，設立廣雅書局，所刻以史部爲多，合爲《史學叢書》，所據底本是未刊手稿或罕見傳本，都極有價值。湖南的思賢講舍，由王先謙主持，也刻了不少有用書，可惜都是單行，没有匯編。
清初私家精刻本
私家刻本，也隨着官刻的發展而發展，一輩學者和藏書家，又起了鼓動的作用。無錫秦鏷刻的巾箱本《九經》白文，深爲王士禛所贊歎。《分甘餘話》云：“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版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燦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吴郡張士俊宋刻《廣韻》《玉篇》《佩觿》《字鑑》《羣經音辨》，稱《澤存堂五種》，曾進呈御覽；錢唐汪立名刻《汗簡》《新集古文四聲韻》《白香山詩長慶集》等，他們都受朱彝尊的影響。曹寅刻《集韻》和《楝亭藏書十二種》，爲承辦《全唐詩》時刻于揚州，故也稱“揚州詩局本”。金檀刻《高青丘集》《巽隱集》，馬曰璐刻《干禄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韓柳年譜》等，他們本是藏書名家。其單行則繆曰覆宋刻《李太白集》、陳宏謀刻司馬光《傳家集》，其鉅帙則《通志堂經解》外，如席啓的《百家唐詩》等，均康、乾時名刻。槧印精良，初印本實不亞于殿本。
嘉慶道光兩朝刻書的中心人物
嘉慶、道光兩朝私人刻書，當以鮑廷博、盧文弨、黄丕烈、顧廣圻四人爲中心人物。他們總結了歷代刻書的經驗，又學問淵博，考訂精嚴，耗一生精力來從事鉛槧，不但掀起了刻書的高潮，校刻之精善也超越前人。
鮑廷博，字以文，又字渌飲，安徽歙人，寄寓杭州。性嗜藏書，當四庫館采訪遺書時，以家藏秘籍六百餘種進呈。他對書籍的篤好，如飢渴者之于飲食。翁廣平《鮑渌飲先生傳》：“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譌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閲，見其版口，即曰此某氏版，某卷刊譌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盧文弨《徵刻古今名人著作疏》：“吾友鮑君以文者，生而篤好書籍，於人世一切富貴利達之足以豔人者，舉無所概於中，而惟文史是耽。所藏弆多善本，并有人間所未盡見者，進之秘省之外，復不私以爲枕秘而欲公之，晨書暝寫，句核字讎，迺始付之梓人氏，棗梨既精，剞劂亦良，以是毁其家不卹也。”這些記載，可以見其爲人了。他刻《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一百九十八種，二百四十册，許多幾被湮没的文化遺産，賴他付刻得重見于世。
盧文弨，字紹弓，抱經其堂號，人稱抱經先生，餘姚人。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説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黄。即無别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他本是校勘專家，所校正的書，都有校記，精確無誤。取《經典釋文》等若干種并自著刻爲《抱經堂叢書》，其餘則無力盡刻，乃彙集三十八種的校語爲《羣書拾補初編》，其未收的還是很多，後人多有傳録本。
黄丕烈，字蕘圃，吴縣人。吴中大藏書家，所居曰百宋一廛，所藏皆宋本的精品，顧廣圻爲之賦。王芑孫《陶陶室記》：“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這段描寫，很能形容蕘圃對古書的嗜好。他把最好的版本如《國語》《戰國策》等，爲之照樣覆刻，並附《札記》，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有錢大昕等助其鑒定，顧廣圻等助其校訂。故《士禮居叢書》幾與宋、元本等價。他的版本學著述，我輯有《蕘圃書跋合編》。
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薲，又號思適居士，元和人。黄丕烈《百宋一廛賦》注：“居士喜校書，皆有依據，絶無鑿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以之自號云。”他提出了“不校校之”的口號，在校勘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詳下章談校勘節。因爲出身寒士，自己無力刻書，就幫助當時的藏書而好古者校刻了許多古書，不自署名，賴館穀以維持生活。爲孫星衍刻《説文解字》《古文苑》《尚書考異》《唐律疏義》《宋元檢驗三録》《廣黄帝本行記》《軒轅黄帝傳》，爲張敦仁刻《禮記》《儀禮注疏》《鹽鐵論》，爲黄丕烈刻《國語》《國策》《焦氏易林》，爲胡克家刻《文選》《資治通鑑》，爲秦恩復刻《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吕衡州集》《李元賓集》《奉天録》《詞學叢書》，爲吴鼒刻《韓非子》《晏子春秋》，爲汪士鐘刻《儀禮疏》《雞峯普濟方》，爲廖寅刻《華陽國志》，爲沈恕刻《紹熙雲間志》，爲洪瑩刻《名臣言行録》，爲從兄之逵刻《列女傳》。自刻祗覆吴元恭本《爾雅》一種。以上各種，大都據宋、元善本精摹覆刻，而各附考異于後，無論内容和形式，都突出于諸家所刻之上。
以上四家所刻書，鮑廷博、盧文弨均用宋字，綜合多種材料。黄丕烈、顧廣圻均用影仿宋元舊本。後來刻書的風氣，不出乎綜合和影仿兩派。葉昌熾曾稱他們所刻書爲清朝宋版，以體現它的價值，並不是偶然的。
名人手寫精刻本
康乾時的精刻本，有出自名手所寫的，如張弨爲顧炎武寫《音學五書》，倪霱爲薛熙寫《明文在》，林佶爲王士禛寫《漁洋精華録》、爲汪琬寫《堯峯文鈔》、爲陳廷敬寫《午亭文編》，張敏求爲朱彝尊寫《曝書亭集》，王鴻儀爲王士禛寫《帶經堂詩續集》，均極寫刻之精妙。其時軟體字本，雖不具名，也多出于名手。徐乾學《讀禮通考》和秦蕙田《五禮通考》，巍然鉅帙，其初印本，葉昌熾謂：“紙白於玉，墨光如漆，字體仿歐陽信本，鬚眉畢現，奕奕有神。閲之心開目明，令人不忍觸手，真書中尤物也，索千金不爲奢”（《緣督廬日記》十六）。這評價非常允當。後來有江聲以小篆寫《尚書集注音疏》《釋名疏證》，金農以隸體寫《冬心先生詩》，鄭燮以行書寫《板橋集》，張敦仁以草體寫《通鑑補識誤》，尤别樹一幟。其他楷書精品，余集寫《志雅堂雜鈔》《續夷堅志》《庚子銷夏記》《百衲琴》，許槤寫《字鑑》《六朝文絜》，顧蒓寫《補元史藝文志》，初刻初印，都可以方駕宋元。
年羹堯與和珅所刻書
當時聲勢烜赫的官僚，也有刻書以附庸風雅的，年羹堯刻《陸宣公奏議》，用軟體字，所據非出善本。和珅刻《禮記注疏》，號稱覆宋，實據書估僞本。故刻印雖精，只好當骨董，不爲學者所尚。
名刻本的闕點
又有出自名家，向稱精刻，而按其内容，實多舛譌的。如宋犖於康熙己卯所刻《施注蘇詩》，出邵長蘅手，以宋刻原本校之，則割裂補綴，多半杜撰。繆荃孫《藝風堂再續藏書記》殘宋刻本《注東坡先生詩》：“與康熙己卯宋漫堂刻本核對，方知刻本之謬。宋原本缺序目，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共十卷外，餘注無不增删，有舊有注而今無者，有舊有注而今易之者，有舊注短而引申之者，有改易書名者，幾幾無一完篇，仍是明代刻書之故態，遜黄蕘圃、胡果泉多矣。”又如乾隆五十三年莊逵吉刻《淮南子》，出錢坫手，云據《道藏》本，今以《道藏》本校之，自行款以至内容，全不符合。王念孫《淮南子雜志序》：“近日武進莊氏所刊《道藏》，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未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删改及妄生異説者。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盧文弨《校本淮南子跋》：“借《道藏》本校，知所有古字，皆出錢君所改。”顧廣圻《校本淮南子跋》：“此淮南王書武進刊本，校則嘉定錢坫獻之也。錢實未見《道藏》，所見校《道藏》本耳，故其稱説，全無一是。”所以評定版本的優劣，不可只憑耳食，也不可過信古人，必須親自動手，從實踐中得出結論，才是可靠的。
叢書的發展和特色
自鮑、盧、黄、顧提倡刻書，一時響應者蠭起，尤以叢書爲一大特色。叢書雖始于宋俞鼎孫《儒學警悟》，明人繼之，其佳者不過顧元慶《顧氏文房小説》、胡維新《兩京遺編》、沈節甫《紀録彙編》、程榮《漢魏叢書》、吴琯《古今逸史》等若干種。至清代遂稱盛極。其與鮑、盧、黄、顧並時的，盧見曾《雅雨堂叢書》，出惠棟手。吴騫《拜經樓叢書》、畢沅《經訓堂叢書》，出江聲、孫星衍、錢坫手。孫星衍《岱南閣叢書》《平津館叢書》，多出顧廣圻手。顧修《讀畫齋叢書》，出鮑廷博手。不下數十種。其後，綜合派以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和伍崇耀《粤雅堂叢書》爲最佳，錢刻出張文虎手，伍刻出譚瑩手。影仿派以蔣鳳藻《鐵華館叢書》和黎庶昌《古逸叢書》爲最佳，蔣刻出葉昌熾手，黎刻出楊守敬手。其他專門學科，經類有阮元《學海堂經解》、王先謙《南菁書院經解》、錢儀吉《經苑》。詞類有朱祖謀《彊村叢書》。輯佚類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黄奭《漢學堂叢書》。郡邑類有王灝《畿輔叢書》、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丁丙《武林掌故叢編》。一姓所著書有王念孫、王引之《高郵王氏遺書》，陳壽祺、陳喬樅《侯官陳氏遺書》。一人所著書有顧炎武《顧亭林先生遺書》、王夫之《船山遺書》。這類叢書日出不窮，爲編目録的，自顧修《彙刻書目》以後，不下數十家，近上海圖書館所編《中國叢書綜録》，所收近三千種之多，而清代實居大半，可謂洋洋大觀了。
有名的刻工和寫者
宋刻間有刻工和繕寫者姓名，相沿成例，清刻本也如此。嘉道時精刻，多出江寧劉文奎、文模兄弟，卷末往往有款識。顧廣圻經辦的影宋刻本，寫者爲許翰屏，見徐晉《前麈夢影録》。《鐵華館叢書》寫者爲金緝甫，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而原書末均不具名，非經徐氏、葉氏提出，已無人知曉了。
雙鉤本的技術
又有一種雙鉤本，乃施之于舊拓碑版。昔人于舊拓孤本，往往精心鉤摹，加以填廓，謂之響拓。後來進而雕于版，凡剥蝕殘缺，絲毫不苟，而仍須保持舊拓的神韻，故工人必具有高度的技術，黄易的小蓬萊閣、徐渭仁的隨軒、許槤的古均閣、吴雲的兩罍軒、楊守敬的飛青閣，都有刻本。現在發明了珂版影印，無須再用摹刻，這種雙鉤本，僅留作版本藝術的遺物。
刻書用古體字的流弊
明嘉靖時，許宗魯曾創始把《説文》字體寫作正楷，刻成《國語韋昭注》和《吕氏春秋》兩種。同時陸釴也效之刻《吕氏家塾讀詩記》。此等書在表面上看來，好像非常古雅，其實由于明人不通六書之學，其中錯誤很多，是不可據信的。清嘉慶十八年，龐佑清刻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也是用楷寫篆體，雕印都很精緻。邵瑛《説文羣經正字》、嚴可均《唐石經校文》、黄以周《禮書通故》，都是這樣，他們深通許學，非明人之比；又其書本是研究經學文字的專著，和普通書不同，所以在版本上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有好奇之人，用這種字體來刻一般普通書，如范鍇的《漢口叢談》《潯谿紀事詩》《花笑廎雜筆》，令讀者但覺杈枒滿紙，瞠目結舌。
清末刻書的盛況與提倡者
光緒元年，繆荃孫協助張之洞撰《書目答問》，末附《勸刻書説》：“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加精雕（原注：刻書不擇佳惡，書佳而不讎校，猶糜費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藴，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張之洞這一提倡，影響很大，清末刻書者紛起，少則一二種，多則數十百種。單經繆荃孫主持的，就有武進盛宣懷的《常州先哲遺書》，貴池劉世珩的《聚學軒叢書》，烏程張鈞衡的《適園叢書》，吴興劉承幹的《嘉業堂叢書》的一部分，以及自刻的《雲自在龕叢書》等大部書，在取材、校勘方面，都極審慎，可稱善本。繆荃孫是清末承繼鮑、盧、黄、顧之遺緒的一位大家。
第九節 已有雕版後的鈔本
科學研究應重視手鈔
自有雕版代替了手寫，文化的傳播更加迅速、廣泛，但並不是説，鈔本便從此失去了它的價值。蘇軾《李氏山房記》：“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對于這個問題，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説：“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也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我少時猶見老輩學者們，多好手鈔經史等書，蓋書凡經過手鈔，便字字入神。又見有插架充棟，陳設井井，而從不觸手，徒供装飾的。蘇軾、葉夢得之言，確有相當道理。可見有了刻本，還是需要鈔寫，這是從治學方面來説。
舊鈔本的優點
從版本方面來説，鈔本有不少優點，例如刻本所據非足本，或經後人删節，而鈔本却是完整的；刻本所據多舛誤，而鈔本却源出于古本的；刻本所據爲初稿，而鈔本却是定稿的；又有鈔本出于名人之手，當與法書名畫等視的；又有從未刻過，已將失傳的。所以陳繼儒《太平清話》這樣説：“鈔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珪殘璧。”但是這類鈔本，先要加以審定，如時代、傳授、收藏等問題，不是凡屬鈔本都是好的。
古人多好鈔書
蘇軾既主張手鈔，相傳他曾手鈔過不少大部書，年代久遠，都已失傳，只有上面提到的《陶淵明集》，猶是據他手鈔付刻的。元趙孟頫也手鈔了《兩漢策要》和其他單篇文字，張丑《清河書畫舫》著録的就有十餘種之多。這種風氣，直到明清，還是相繼不絶。可見雖有了刻本，手鈔本還是應該重視的。
明代的大鈔本《永樂大典》
明成祖朱棣時，製成了一部卷帙繁富、空前未有的大鈔本《永樂大典》。《明實録》：“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解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閲。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這是朱棣指示編輯《永樂大典》的方法和内容。明年十二月，完書進呈，賜名《文獻大成》。這樣浩繁的大書，只有一年多就完成，當然是草率的，所以朱棣也不能滿意，認爲必須重修，改命姚廣孝、劉季箎、解三人爲總監修，至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參與其事的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之多，成書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并鈔成正副兩部，正本藏在文淵閣，副本藏在皇史宬。永樂十九年移都北京，此書也移藏于北京的文樓。嘉靖間，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出之，幸未被毁。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人重鈔正副兩部，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隆慶初告成，歷時六、七年。明亡，原本並毁。至清乾隆時，其重鈔殘本尚存翰林院敬一亭中，庚子之役，始盡毁滅散失，又多被英、美、日所掠奪。現在中華書局已把現存之卷全部影印。這部文獻上的鉅大著作，才得重見于世。
《永樂大典》嘉靖重録本，每册高二尺，廣尺二寸。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朱絲欄，朱筆句讀。書名或朱書，或否。每卷末有重録總校官、分校官、書寫生員、圈點監生銜名六行。硬面宣紙，用黄絹連腦包裹。卷末空白副葉兩張，均被裁去大半葉以爲他用。傅增湘曾影印《憲臺通紀》一册，中華書局也選印“烏”字一册，均保留了原來的形式。
《永樂大典》的優點，第一，在它保存了許多現在已經失傳的有價值的古書。朱棣本是一個好修文事的統治者，當時内閣的藏書豐富，很多爲人間未見的，都被收入其中。至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朱筠建議把《大典》中失傳的古書，開局搜輯。已輯出的，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凡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他私人輯出而可考的，有徐松的《宋會要》五百卷、《宋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政和五禮新儀》若干卷、《秘書省續到闕書》二卷、《河南志》四卷、胡敬的《大元海運記》一卷、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孫爾準的《仇遠山村詞》、繆荃孫的《宋十三處戰功録》《曾公遺録》《順天志》《宋中興百官題名》《國清百録》《瀘州志》等。没有輯出的材料還是很多，真是無盡的寶藏。第二，它突破傳統的拘迂看法，收入了一些戲文作品，爲研究戲曲史的重要材料。一九二〇年葉恭綽在英國倫敦小古玩舖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小孫屠》等戲文三種，一九三一年把原本影印，又收入鄭振鐸《古本戲曲叢刊》第一種。缺點是，用《洪武正韻》爲綱，把所有的古書都拆散分隸于每韻之下，體例又很不一致，顯得割裂龐雜，漫無條理。
元明兩代的名鈔本
元、明兩代以鈔書著名，而其本爲藏書家所重視的，如至正時的孫道明。孫字明叔，華亭人。他本是市井人，而惟以鈔書爲樂，所鈔不下數千卷。正德時的柳僉，字大中，吴人。他手鈔之書，往往附以小詩。嘉靖時的錢穀，字叔寶，吴人。文徵明的弟子，書法得其師傳，精妙絶倫。姚咨，字舜咨，無錫人。所鈔多僻冷失傳之本，版口有“茶夢齋”三字。這輩都是耽幽樂隱、不嗜榮利的高尚之士，他們嗜書出自天性，不求後世之知，而後人得其手跡，往往與宋、元版等視而珍藏。
其他名鈔，如吴寬的叢書堂，葉盛的賜書樓，文徵明的玉蘭堂，王宇泰的鬱岡齋，沈與文的野竹齋，楊儀的七檜山房，秦四麟的致爽閣，祁承的澹生堂，毛晉的汲古閣，謝肇淛的小草齋，錢曾的述古堂以及馮舒兄弟。他們都是大藏書家，所鈔都從善本或孤本，又校勘精細，版口或邊欄刻有齋堂名，善鑒的可一望而知。
毛氏汲古閣的影宋鈔本
明抄本中突出的是毛晉汲古閣的影宋鈔本。什麽是影宋鈔本？它是把白紙影在宋刻本上，逐字逐筆的細心描寫，務求與底本無絲毫之異，確是一種精心細緻的作品。孫慶增《藏書紀要》：“汲古閣影宋精鈔，古今絶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惟其這樣的精緻，所以不可能多的，又多屬小種，大部書絶少。流傳之本，經影印後，其精美有時還勝過宋刻。當時有人贈毛晉詩云“入門僮僕盡鈔書”，可見他對於鈔書的熱心。在今天既有照相影印的發明，自然没有人再作影鈔了，但這種影宋鈔本，在藝術上仍有較高的價值。
清代的大鈔本《四庫全書》
清高宗弘曆時，又製成了一部勝過《永樂大典》幾于兩倍的大鈔本《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爲副總裁，然實際上任編纂的，只有總纂官紀昀、孫士毅、陸錫熊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其他參與其事的，都是有名學者。如總目協修官有程晉芳、任大椿等，校勘《四庫全書》纂修兼分校官有邵晉涵、周永年、戴震等，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翁方綱等，繕書處分校官有金榜、孫希旦、趙懷玉等，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等。主持人經部爲戴震，史部爲邵晉涵，子部爲周永年。每種前冠提要一篇，對學術源流、内容大概加以説明。至乾隆四十七年全書告成。總計存書（指收入《四庫全書》的）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共鈔成七份，每份裝訂三萬六千册，册面經部用青絹，史部用赤絹，子部用白絹，集部用黑絹，分像春夏秋冬四時之色，共六千七百五十二函。這七份分藏在北京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熱河行宫文津閣、奉天行宫文溯閣的稱爲“内廷四閣”，又省稱“北四閣”。其他三份，一藏揚州大觀堂文匯閣，一藏鎮江金山寺文宗閣，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瀾閣，稱爲“江浙三閣”，又簡稱“南三閣”。總稱爲“七閣”。北四閣本用開花榜紙，南三閣則否。北閣本較南閣本稍寬大。烏絲欄，後具校寫官名銜，與《永樂大典》同。商務印書館曾選印了四種，完全照原書形式。
現在所存的四部：文淵閣本存臺灣。文溯閣的由奉天移藏北京故宫圖書館。文津閣的由熱河移藏北京圖書館。文瀾閣的由丁丙補全，今仍藏杭州浙江圖書館。其餘均毁於兵火。商務印書館曾從其中選出内容佳而傳本少的若干種，影印爲《四庫全書珍本》。
《四庫全書》的優闕點
《四庫全書》的優點是每書都作了一篇提要，把内容介紹給讀者。儘管還存在着很多錯誤，後經胡玉、余嘉錫駁正，然大體上還是比較完善的、空前的大著作。闕點是弘曆的編纂這部書，是别有用心的。清軍入關之後，士民們排滿情緒非常激烈。弘曆利用修書来緩和這種矛盾，使他們耗精弊神于書本中，一面又借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因有排滿思想而被禁毁的。據英廉的奏稱：“共看出應行銷毁的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毁的一百八十一部。”姚覲元刻《清代禁毁書目》跋稱：所見吴文昇藏本，“約略計之，除館本外，尚千有餘種”，又四倍之。可見弘曆摧殘文化的罪狀。
清代的名鈔本
清代有名的鈔本，更多不勝舉，例如曹溶鈔本，版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徐乾學鈔本，版心有“傳是樓”三字。惠棟鈔本，格欄外有“紅豆齋藏書鈔本”七字。趙昱鈔本，格欄外有“小山堂鈔本”五字。吴焯鈔本，版心有“繡谷亭”三字。金檀鈔本，版心有“文瑞樓”三字。王宗炎鈔本，格欄外有“十萬卷樓鈔本”六字。朱彝尊、鮑廷博、吴騫、汪遠孫四家鈔本，皆用毛泰紙，無格欄。大抵辨别這些鈔本，必須熟悉藏書家的掌故，又須多見多聞，從實踐中來，不是簡單地可以明瞭的。
第十節 鑒别版本的方法
鑒别當憑實踐
鑒别版本的方法，主要在多實踐，積累經驗。常有老書賈的見識，要比一般讀書人高明得多，就因爲他們見多識廣。有的更由書的表面而進一步認識到内容，如嘉道時的書賈錢聽默、陶正祥輩，頗爲收藏家們所佩服。
葉盛屠隆論鑒别宋版
前人指出宋版書特點，以供賞鑒家參考的，如葉盛《水東日記》：“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如此。浦宗源家有司馬公《傳家集》，行款皆然，又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苟，雖摹印亦不苟也。”這是説宋刻書多白口（其款式已見前章），更及用紙之佳。案宋本書所用紙，如屠隆《考槃餘事》：“王弇州藏宋版《漢書》，澄心堂紙，李廷珪墨。”世不多見。其次則爲椒紙，《天禄琳琅書目·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後有本記云：“奉勅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取其可免蠹魚的損傷。一般用紙，則如陳繼儒《妮古録》所説“宋紙於明望之，無簾痕”者爲多。又有用舊紙的，背面爲官府文牒或私人尺牘，更可提供歷史考據材料。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有傳視宋刻者，其文鉤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窿然。”這是用墨和印刷之佳，都是宋刻的上品。
屠隆《考槃餘事》有論宋版一則，最爲詳盡：“宋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閲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訛，其害非輕，故以宋刻爲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綫，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版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鵠白紙、藤紙固美，而遺存不廣。若餬背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版《漢書》，不惟内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吴中，真不可得。又若宋版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爲宋刻。元版遺在國初補欠，人亦執爲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内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别矣。”
孫慶增論鑒别方法
孫慶增《藏書紀要》：“夫藏書而不知鑒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藕香零拾》本加注云：案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下同），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攷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書目、歷朝書目、類書總目、讀書志、《敏求記》、《經籍考》、府州縣志書内文苑志、書籍志、《二十一史》經籍志、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内查考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眼力精熟，須具豐富的經驗；考究確切，又要精細的校勘；查考明白，更離不了目録的知識。這才是真正的賞鑒，而迥不同于骨董和玩物。從前要具備這些條件比較困難，因爲私人藏書，不容易看到。現在所有傳世的善本，已有十之七八歸之圖書館，隨時可去找尋。加以出版事業的進步和發達，不少孤本祕籍，已經或準備在陸續依照原式影印出來，又有集合了各種宋元版選印樣張的書影，便于廣大讀者查考鑒别。
書賈作僞手段
《考槃餘事》又云：“若國初慎獨齋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版書，特鈔微黄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餬扇方簾緜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捲，用椎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字，留空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黄，儼然古人傷殘舊蹟。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綫燒紅，錐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蠱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這段記載，不但論鑒别宋刻的方法，并及元明刻及用紙，尤其于書賈作僞欺人的伎倆，盡情地揭露，讀書者加以注意。
郭麐《靈芬館詩話》，又有補充屠隆所未及：“近時貴宋版書，於是作僞滋多，有以明人及近時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紙作舊色。其無缺筆者，或另刻一二頁。或僞刊年號以實之。而鑒别收藏家，争考偏旁字畫，齗齗如也。”這些確是事實。以明清仿宋精刻染色欺人的，如明袁褧的《文選》，趙靈均的《玉臺新詠》，清阮元的《列女傳》，去其刻書序跋和牌子，前人受欺誤爲宋刻者，不止一二人。又如葉德輝刻覆宋本《南嶽總勝集》，賈人染色改裝，以繆荃孫這樣的大賞鑒家，也竟誤認爲真宋版，一時傳爲笑柄。其僞刊年號以實之者，如乾隆時内府所刻《四書章句集注》，稱爲覆刻宋淳祐本，因爲朱熹序後的牌子有云：“於是補其殘缺，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識。”後來孫家鼐重刻，當然毫不懷疑。至陶湘得見據刻的原本，始知“學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寫痕蹟。其實泳澤書院始建于元代，宋朝何來此書院。淳祐二字爲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書影中明顯可據，當時不加考訂，疏于鑒别，遂被書賈所欺。類此的很多，應該特别注意的。
蔣光煦《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跋》：“舊刻舊鈔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刓字以易名，染色以僞舊。卷有缺，剗它版以雜之。本既亡，録别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枚舉。”可知這種鬼蜮伎倆，自明至今，都是有的。只爲有利可圖，便鉤心鬥角以爲之，其實只可以欺視古書爲骨董，以代價的高昂來表示他的豪富，而絶不一究内容之徒。倘是真能讀書的，一經校勘，其僞立見。所以談賞鑒，一定要把校勘作根據，决不能只講表面而不重内容。
選擇善本的指導
舊刻舊鈔，究是不可常遇之物，爲切合我們的實用，倒是在普通版本而容易購得的爲首要。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有“讀書宜求善本”一條，他這樣説：“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又云：“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他指出的本朝刻本，就是鮑、盧、黄、顧們所刻的號稱“清朝宋版”的這類書。密行細字的固多佳本，就是疏行大字的也有佳本，這倒不必在形式上過于拘泥。不過鮑、盧、黄、顧所刻的原本，現在也是希見可貴，不是人人可得，好在清末各書局和私人翻刻的很多，又近數十年來把原本影印的也不少。
爲了實用而購書，指導我們鑒别方法的，有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它在每種書名下，注明了各種通行的精確可靠的版本，確是給初學以入門指導。聽説北方有名的大書店，他們教授學徒，就把這本書作爲課本。不過書囊是無底的，張之洞所没有見到和後來繼續刻印的，這就要後人替他不斷地補充了。葉德輝曾做過這項工作，在原書上密行細字，幾如蟻子，可惜没有發表。已有刻本的，有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至于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和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都憑他們目覩的版本，隨時記在《四庫簡明目録》的眉端，積累了數十年，就完成了一種著作，而給後人研究版本以很大的幫助。有志于版本這門學科者，倒大可學習他們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