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校讎
第一節 校讎的起源
校讎字義的解釋
《説文》“校”訓“木母”（母字或誤爲田，今本作囚，並非），本是横木的名稱，與校讎的意義並無關涉。校讎的“校”，它的本字應該作“搉”。隺、交二字，在音韻上又是同部，故可通假，所以，“校”是“搉”的假字，而其意義爲敲擊。《説文》：“搉，敲擊也。”校讎這個名詞，是漢劉向創造的。李善《文選·魏都賦》注引劉向《别録》：“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這説明“讎”字的意義，是要具有非常嚴肅的態度。《太平御覽》六百十八所引同，但“一人讀書”作“一人讀析”，那就更加明白了。至于“讎校”倒稱“校讎”，並無不同的意義，不過是相沿的習慣罷了。
校讎又稱校勘
“勘”字見《説文新附》，云“校也”。《廣韻》五十三勘同。《玉篇》：“勘，苦紺切。覆定也。”紐樹玉《説文新附考》：“勘，古亦作刊。古書用竹簡，故校勘字作刊。《廣雅》刊訓定，《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義並與勘合。”據此，“刊”有“削”和“除”兩義，故應劭《風俗通義》云：“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把竹簡上的錯誤，用刀來削除改正，然後才成定本，故《風俗通義》又云：“可繕寫者，以上素也。”所以“刊”又有“定”義。後世習于“刊削”之義，因之“校刊”不同于“校勘”，“校刊”之刊指刻書言，“校勘”之勘指定書言。又有人把“校讎”與“校勘”加以區别，説校讎的任務大，範圍廣。其實校勘不過是正文字罷了。這個界義，是不必要的。
最早的校讎家正考父
《國語·魯語》：“閔馬父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玄《商頌譜》同，孔穎達《正義》：“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史校之也。”可知現在《商頌》各篇的次序，是經正考父從周太史的本子校定的。正考父爲周宣王時的宋大夫，孔子的七世祖。他是校勘事業的發端者。傳到了孔子，凡六藝都經他勘定。王充《論衡·效力》篇：“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詁上》：“孔子録《詩》有四始，《雅》《頌》各得其所。删《尚書》爲百篇而首《堯典》。亦善校者矣。”凡是作、録、删，總的説來，都可包括在校勘的範圍以内。
孔子校書的闕疑之法
孔子對于古書的殘闕，倘没有確信的證據，寧可保留原狀，决不憑私意竄改。可是當時人已好用私意竄改，至使古書失去真相，所以他慨歎地説：“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論語·衛靈公》篇）。包咸注：“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耆舊續聞》：“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案宋劉元城創爲此説，録備參考）。這是孔子校書的正確態度。《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許慎《説文解字叙》也説：“詭更正文，嚮壁虚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和班固所言衰世之弊是相同的。
章學誠的校讎學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生乾隆三年，卒嘉慶六年。他是一位大史學家，著書很多，劉氏嘉業堂彙刻爲《章氏遺書》。最著名的爲《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後者是講校讎學的專著。他認爲劉向父子的部次條别，是爲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後世的部次甲乙，紀録經史者不同。故著《宗劉》一篇。又認爲劉向父子之學，惟鄭樵能體會他的意義，但不能平心静氣地來研究，故對于劉氏父子的微旨，仍有所隔膜。又議論過于尖鋭，對前人祗有抨擊而很少表揚，而自己的缺點却不能彌補，便容易造成矛盾。故著《補鄭》一篇。劉氏之學存于《漢志》，所以他對《漢志》的研究，用力很深，並駁斥了鄭樵和焦竑的錯誤。而鄭樵的《校讎略》則吸收其精華，彌補其缺陷。章學誠以他的才識，在漢學極盛之時，獨樹一幟，卓然成爲校讎學的理論家。
互著和别裁的理論
《校讎通義》的重要發明，尤其在《互著》《别裁》兩篇。《校讎略編次之訛論》：“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説，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繼。”指出了書有難分而易混的，那末，編目將怎麽辦呢？《互著》篇認爲：“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著，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録，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就是説一書的内容，有兩種不同的性質，就在兩種有關的門類都要著録，才能見其全備。這一方法，本于《七略》，如《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横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這是申明流别，獨重家學，而並不是重複。
互著是據一書或一家的整體言，假使一書之中而各篇有不同性質的，章氏又發明了“别裁”的體裁。《别裁》篇：“蓋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説，襲用故事者，其所采之書，别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内，自爲―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别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彷。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容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把一書中的某一篇，根據它的内容性質，抽出其目來編次入另一適合的門類中去，其方法也出于劉歆。如《管子》本屬道家，其中《弟子職》篇别列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本屬《禮經》，其中《三朝記》别列入《論語》。這樣分析得愈細，對于同一性質材料的功能也發揮得愈大。和互著確像鳥之有兩翼，是相輔而行的。它的施用，雖似屬于目録的編次，然必先能審别書的内容性質，則又當屬于校讎，而非一般目録的編次者所能瞭解了。
序又云“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爲‘愆’，‘寤’爲‘悟’；或刻本較此爲長，如‘遊’爲‘游’，‘泰’爲‘太’，‘慾’爲‘欲’，‘樽’爲‘尊’，‘殉’爲‘徇’，‘飭’爲‘飾’，‘閑’爲‘閒’，‘蹔’爲‘暫’，‘脩’爲‘修’，‘壹’爲‘一’，‘途’爲‘塗’，‘返’爲‘反’，‘捨’爲‘舍’，‘弦’爲‘絃’；或此較刻本爲長，如‘饑’爲‘飢’，‘陵’爲‘淩’，‘熟’爲‘孰’，‘玩’爲‘翫’，‘災’爲‘灾’；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與‘吝’，‘强’與‘彊’，‘于’與‘於’，‘无’、‘毋’與‘無’。其數甚衆，皆不復著，以省煩累。”這比較了鈔本和刻本，而指出它的各有長處，絶不迷信于鈔本的時代較古，藏家名大。但這些異文，多是可以通用的，不必效死校派的一字不易，照樣模寫，徒然造成煩累，于本書和讀者均屬無益，故只在序文中加以説明。
叢書堂鈔本殘闕的發明
序又云：“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爲《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爲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爲八、九兩卷，以爲完書。黄、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而實佚其一卷及兩卷半矣。”這對于卷次和篇目的整理，尤可見其校讎的卓越，而真有得于劉向校書之學的。叢書堂鈔本出于明代大藏書家吴寬，所據的是宋本，大校讎家顧廣圻、大藏書家黄丕烈，對此書只有贊歎，而都没有能够發現它的殘闕。現在從全書精密的校勘下得到了原本編自的次序，從而發現卷次篇目都有移易，更無論黄、汪、程的刻本了。
末了還附有《逸文考》和《著録考》，録存了集外的零碎文句，並羅列了目録著録的全部材料，繼承了清人校刊古書的優良傳統。
郭沫若的《管子集校》
郭沬若于甲文和金文的研究，著作甚富，時有創見發明，可以考證先秦古書的傳訛，而具體地以一書爲對象而統加校讎的，以《管子集校》爲一大著作。
《管子》書的内容，多古字古言，兼有儒、道、名、法、農、陰陽諸家之説，實爲研究古代哲學和經濟學的珍貴材料。唐尹知章注不能盡滿人意，後來從事校釋的，也都瑕瑜互見，只就文字舛譌來説，也並没有解决。郭沫若據宋明刻和鈔校的不同本子十七種，自宋以來各家的有關著作四十二種，包括多種未刻稿本及聞一多、許維遹的底本，彙集編次，而加以折衷案語，全書達一百三十萬言，可稱自有《管子》以來所未有的一次大整理。
利用甲文金文的新工具
《形勢》篇：“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脩，原校改循）。這“蜀”字説者紛紛，有作器、獨、、蠲、濁各種的詁釋，《集校》云：“抱蜀之義，説者均迂闊。蜀乃鐲之假字。《廣雅·释器》：‘鐲、鐸、鉦、鐃、鐘，鈴也。’故鐲亦猶鐸耳。《論語·八佾》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言天不言而以孔子爲代言也。《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鄭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抱蜀即奮鐸，抱而振之斯爲奮。鐸聲既振，故不言而廟堂既循，聞者肅然也。”這條猶是用傳統的方法，求之假借字，而知“蜀”即“鐲”字，“鐲”猶“鐸”字。又引《論語·八佾》和《周禮·天官·小宰》的“木鐸”作證，而其義遂豁然明瞭。又：“飛蓬之間，不在所賓。”自來校者，都注意在上句的“間”字，而没有注意到下句的“在”字，因之總不妥貼。《集校》云：“不在所賓。‘在’當作‘才’。墨寶堂宋本作‘不’，亦‘才’之誤。凡甲骨文、金文‘在’字多以‘才’爲之。‘不才’者，《左傳》文十八年舉‘四凶’之名，均斥爲‘不才子’。‘不才所賓’，即《書·牧誓》篇‘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道行不顧’，則與之相反，言道德行義在所不顧。”這條是用甲骨文、金文來校，知“在”當爲“才”。又引《左氏》文十八年傳和《書·牧誓》作證，而上下文理遂順。運用此種新工具，非段玉裁、王念孫等所能夢見。
正確的立場觀點
《乘馬》篇：“百貨賤，然後百利不得，百利不得，然後百事治。”孫星衍、王念孫、張佩綸均謂“百利不得”的“不”爲衍文，當作“百利得，然後百事治”。只有何如璋仍主用原文，而解釋不明確。《集校》云：“當作‘百利不得’，何説得之。尹注‘謂不得過常之利也’，正是的解。此乃言商賈不能獲得超額利潤。‘百貨’言貨物多，‘百利’言利潤多。貨物賤則利潤少，不能作超額剥削。剥削少則市場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故曰百利不得則百事治。”這是用正確的經濟觀點作推理的校正。人民在商賈的殘酷剥削下，只有增加痛苦，那裏能説百事治呢？所以剥削少，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馬叙倫的校讎學
馬叙倫撰《説文六書疏證》，煌煌鉅製，當與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諸家比並。他熟精許氏之學，執此工具來校理古籍，于本字和假字，疏通證明，都能怡然理順。所著《老子校詁》四卷、《莊子義證》三十三卷和《讀吕氏春秋記》《讀漢書記》等書，都可見他校讎工夫的湛深。
《釋例》全書，所據材料只《元典章》一書，而第四十三的“校法四例”所舉的綱，卻是總結了校讎學所有的基本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對校法，即以前所稱的死校，本校、他校、理校三法，即以前所稱的活校。今節録于下。
一爲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别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别録》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别本有訛，亦照式録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二爲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吴縝之《新唐書糾謬》、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於《元典章》即以綱目校目録，以目録校書，以書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節目脱誤者若干條。至於字句之間，則循覽上下文義，近而數葉，遠而數卷，屬詞比事，牴牾自見，不必盡見異本也。
三爲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爲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爲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
四爲理校法。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昔錢竹汀先生讀《後漢書·郭太傳》“太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段，疑其字句不倫，舉出四證。後得閩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爲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諸本皆儳入正文，惟閩本獨不失其舊。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後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爲不可及。經學中之王、段，亦庶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