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唐劉知幾《史通·書志》篇：“班固綴孫卿之言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載《食貨》，《五行》出劉向《鴻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是作史者重在搜集材料，可以把所得的材料分别它的類别，來安置在自己的書中，這是整理而非抄襲。正因爲歷史有一定的事實，不容由人們的意志來變更，那末，爲什麽不可取人之所長來豐富自己的作品呢？不同于理論或創作，重在表現各人的思想意識。班固的《漢書》，正是它彙集了孫卿、孟軻、劉氏父子的精華而造成的一部良史。前此的孔子和司馬遷，何嘗不取“百二十國寶書”和《詩》《書》《世本》等材料來寫成他們不朽的《春秋》和《史記》？所以史家的著述和文學家不同。劉知幾説他“因人成事”，似乎是有不滿的微詞，這是不能服班固之心的。
文獻學這門學科，應該注重于捜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這對于接受祖國文化遺産和進行研究工作是有所幫助。
我生平接觸到不少良師益友，又看到過許多舊槧名鈔，但是非常慚愧，不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而知識還是如此的淺陋，常常感覺到挂一漏萬。因教學工作的需要，我着手編寫這份講義。試學班固的方法，多採用前人的材料而加以整理，大都注明它的來源，而附以自己的管見，有時閉門造車，却不免有暗合于他人的地方。宋衛湜《禮記集説序》：“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只可引他的話來替自己解嘲。
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非常不够的，雖主觀願望是力圖貫徹到講義中去，却是並没有做到，以後必需繼續努力學習，同時希望同志們和同學們隨時提出寶貴的意見，使我有所改進。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于復旦大學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