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学记
【按】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三十四岁”记：“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长兴学记》于光绪十七年夏四月（1891年5月至6月）由广州万木草堂刊行，此后，各地有一些翻刻本流行。今据原刊本校点。
鄙人戆愚，文质无底，虽尝钻励，粗知记诵，非能知学也。二三子以踸踔之志，斐然之资，荡涤污泽，噬肯来游，鄙人无以告焉。然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来游，非为学耶！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则不必学；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当勉强也。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王充、荀悦、韩愈即发挥其说。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质，有义理，研辨较精。仍分为二者，盖附会孟子。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余别有《论性篇》。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
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独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兽之灵者亦不能也。鹦鹉能言，舞马能舞，不能传授扩充，故无师友之相长，无灵思之相触，故安于其愚，而为人贱弱也。犀象至庞大，人能御之；虎豹鸷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学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之京师者，能为燕语；入吴越者，能作吴言；游于贵人之门者，其舆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输之也。终身不出乡，老于山居谷汲者，虽饶衍，朴鄙可笑，蔽其所见而无所学也，况以天地为之居，以万物为之舆，以圣人为之师者乎？
先师朱先生曰：古之学术歧于道外，今之学术歧于道中。董子曰：正天地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尝推本二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穀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余有《汉儒学案》，别今古之学，以配宋、明《学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学可得其统矣。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然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颜子得之，言行藏论为邦皆是。子贡知之，智足以知圣。自余皆因其质之所近，昌黎说。各得其一体。孟子说。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邵公《公羊传解诂序》。以《春秋》传商，《孝经》传参。《孝经纬》。《孝经》，义理也；《春秋》，经世也。二书皆曾子、子夏得之，庄三年《公羊传》“鲁子曰”，元郝经以“鲁子”为“曾子”之讹。按：昭十九年《传》又引乐正子春，子春是曾子弟子。又鲁灭于秦，时汉有鲁赐。七十弟子时无鲁氏者，鲁子之为曾子无可疑。又最老寿，弟子最众，诸贤皆不及也。二家弟子，集为《论语》。《论语谶》，郑康成《论语序》程子说。故《论语》者，曾子、子夏之学。叶水心谓：曾子将死时，以颜色、容貌、词气三者为道，未为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过之言，终身战兢，不敢稍失。《论语》中如以约鲜失，耻言过行之说，与《立事篇》同，必其门人记之。孔子曰：参也鲁。盖坚毅自守之士，其于孔子思易天下，“吾为东周”、“坚白缁涅”之说，盖概乎无所得矣。子夏洒扫进退之教，丧明之哭，盖当孔子没后，境诣尚狭小如此。故孟子谓：曾子与子夏皆守约之人。诚笃论也。但长于文学，故《诗》、《礼》、《春秋》皆以传之。子夏只能传经，故孟子以为“未得圣人之全”，荀子以为“正衣冠，尊瞻视，嗛然终日而不言”，亦似得其实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论语》，然实出二子门人之手，其传闻附会，误当不少。观“速朽速贫”之说，“小敛裼袭”之宜，传闻已各异矣，此尚诿为《戴记》之言。若子张论交，子游论本，问孝问仁，则人人异告；或退或进，则由、求殊科。以此推之，诚为孔子之言，皆有为而言也。朱子于《程子语录》，虽龟山、上蔡所记，犹以为失程子之意，若朱子、阳明《语录》，以为失其师之意者，后来辨正益繁。故使《论语》出于曾子、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况出于一再传门人之所辑哉！画象经再摹而失真，碑刻经数翻而易貌，以孔子大圣至仁，斯人是与，叹发凤鸟，梦想周公，道长于齐、陈、宋、卫，迹疑于南子、公山，叹荷蒉之已果，追楚狂而与言，及今所记，犹见万一。使颜子、子贡、子张操觚纂录，其精义妙道当何如耶？以伊尹之圣，孟子所记如是，而今《论语》自举伊尹外，无一言及，其为佚文无疑。传守约之绪言，掩圣仁之大道。后来虽以孟子之恢廓，犹云“穷则独善其身”，自是儒者守为成法。盖儒者隘其道，黔首薄其泽，自兹矣。今言孔子义理之学，悉推本“六经”，而《易》为孔子自著之书，尤以为宗。《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虽采《论语》，亦为别白明之。庶几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洋，以发来学。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穀》。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时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关也。礼学与《春秋》同条共贯，《诗》、《书》所述，交相发明，盖孔子经世之学，略可窥焉。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道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也。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若夫小学，则《幼仪》、《书计》、《内则》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学》，《幼仪》之裔；《尔雅》、《说文》，学书之流。但《尔雅》、《说文》皆伪古文之学，《汉志》小学为歆妄立，不足据也。但凭藉甚古，略欲识字，未能骤废。余为证讹别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钻研，非徒圣学所不存，抑为刘歆所欺绐，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学》，则做人样子，愿共勉旃。下及文史术艺，并学者所不废，以次论之，庶几本末兼该焉。
说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六经”，见于《经解》、《庄子》、《韩非子》、《史记·儒林传》，又名“六艺”。史迁曰：言“六艺”者，皆折衷于孔子。盖“六经”皆孔子作也。《诗》、《书》、《礼》、《乐》，孔子藉先王之书而删定之，至《易》与《春秋》，则全出孔子之笔。故孔子教人，以《诗》、《书》、《礼》、《乐》，而《易》、《春秋》，身后始大盛也。孔子之为万世师，在于制作“六经”，其改制之意，著于《春秋》。孔子早而从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后王，于是改制，与颜子论四代，子张言十世是也。盖周衰礼废，诸子皆有改作之心，棘子成之恶文，老、庄之弃礼，墨子之尚俭，皆是。犹黄梨洲之有《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之有《日知录》，事至平常，不足震讶。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圣之大成，贤于尧、舜，法于后王也。《淮南子》：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以春秋为继周之一代。先秦、西汉之说皆如此。余有《孔子改制考》。二千年来，行三年丧，夏时选举，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则春秋实统二千年为一代也。必知《春秋》为改制，而后可通“六经”也。汉兴，《诗》三百五篇传齐、鲁、韩三家；《书》二十八篇，在伏生；《礼经》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记》八十五篇，皆经之记也；《乐》散见于《诗》、《礼》，无经；《易》未经焚烧，传于田何，为全书，无异论；《春秋》传公羊、穀梁，皆立博士，去圣不远，人无异说。洙泗经学，虽不光大，未有失也。至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于是有《毛诗》、《周官》、《左氏春秋》，伪经增多，杜林、卫宏传之，二郑、马融扇之，郑康成兼揉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硕学高行，徒众最盛。三国、六朝、隋、唐，尽主郑学，于是伪古文盛行，皆在刘歆笼中。宋儒时多异论，而不得其故，亦为歆所丰錖。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孔子之经虽存而实亡矣。诸儒用力虽勤，入錖愈深，悖圣愈甚，犹之楚而北辙，缘木而求鱼，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况足与论夫子之学哉！既无学识，思以求胜，则大其言曰：欲知圣人之道，在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在识诸经之字。于是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欲代圣统矣。以此求道，何异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哉!西汉之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自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也。今扫除歆之伪学，余有《新学伪经考》。由西汉诸博士考先秦传、记、子、史，以证“六经”之本义。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于是，《礼》学咸有条理，不至若郑康成之言“八禘”、“六天”，而《礼》可得而治矣。《礼》学既治，《诗》、《书》亦归轨道矣。至于《易》者，义理之宗，变化之极，孔子天人之学在是，精深奥远，经学于是终焉。皆著其大义，明义理之条贯，发经世之实效，开二千年之錖，庶几孔子之学复明于天下。
读书。《史》、《汉》承三代之变，制度、文章与后世近，而文义深古，学人钻仰，终无尽期。自六朝、隋、唐学者传业，尊与经并。史裁既创，且经说多存焉，尤足为考据之助。蔚宗《后汉》，激厉名节，学者讲求，可以入德。若词章所用，骈、散毕具，擢其典实，拾其香草，法其气貌，诚艺林之渊海，文苑之泽薮也。故上而经世立身，有所取裁；中而考据、词章，有所掇拾；下而科举之学，裁文对策，试帖律赋，亦倚为府囿，足资渔猎。此真学者所宜精熟也。惟见学者读之累年，仅知事迹，余无所得，由不能搴摘英华之故。昔顾亭林先生日课门生四人，登堂读“十三经”及《史》、《汉》、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复始。今用其法，与诸子轮日读史，先以四史，如有余日，则以《晋书》、《南》、《北史》、《隋书》继之，其中制度、文章、经义、史裁之美，俱为摘出发明。学者一举而通掌故，能考据，解词章，三善俱备，于近世之学已为小成矣。又近世学者，自《易》、《书》、《诗》、“四书”外，余皆束阁，四传、四礼，惟《左传》、《礼记》省文诵之，余皆不观。今与学者先读四史，俾其颇知学问门径，然后轮读四礼、四传，随于读时发其旨义。学者一岁之中，未能该博，然能通四史、四传、四礼，由董、刘而述《春秋》，因朱、陆而求《论语》，深沉之以《四朝学案》，博考之以《通鉴》、《通考》，经史大义，圣道统绪，为学本末，亦已得其纲领矣。进之大道，庶几有基。
习礼。朔月、月半行相揖之仪。以鼓为节，考钟磬吹管，抚琴，案《开元诗谱》而歌诗，升歌《诗经》三篇、间歌《国朝乐章》三篇。笙入汉、魏诗三篇，散歌唐、宋诗，以管和之。礼毕投壶，论学而散。
论文。以三、八日为课，三日课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其题各一。八日课科举之文：上八日“四书”、“五经”义，试帖各一；十八日“四书”义、策问、试帖各一；二十八日“四书”义、律赋、试帖各一，先期一日讲艺焉。
日课。子夏日知，曾子日省，学者法也。日课之法，其目有七：曰读书，曰养心，曰治身，曰执事，曰接人，曰时事，曰夷务。读书则有专精，有涉猎，二目求于内可得愆尤，求于外宜有札记，以朔、望汇缴，商略得失，缉熙光明，庶几日新。
四耻：
一耻无志。志于富贵，不志于仁，可耻也。
二耻徇俗。徇于风气，不能卓立，可耻也。
三耻鄙吝。张南轩以鄙吝为大恶，凡鄙吝者，天性必薄，为富不仁，可耻也。宜拔其根。
四耻懦弱。曾子以懦弱为庸人，见义不为，可耻也。
孔子贵行己有耻，若有是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
光绪十七年二月，西樵康祖诒记于陀城长兴里学舍
陈千秋跋
孔子创造“六经”，改制圣法，传于七十，以法后王。虽然，大义昧没，心知其意者，盖已寡矣。汉之学发得《春秋》，宋、明之学发得“四书”，二千年之治赖是矣。国朝诸儒，刳心绌性，而宋学亡；经师碎义逃难，而“汉学”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盗猖黕，国命危阽，民生日黖，莫之振救，儒效既睹，而世变亦日新矣。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绌之于国，乃讲之于乡。千秋与服领英秀捧手请业，爰述斯记以为规言，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黺而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不蔽。旸同学诸子请墨诸版，以告天下，庶缀学之士知所趋向，推行渐广，风气渐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若更进而通天人之故，穷制作之原，则循诵斯编，又不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弟子陈千秋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