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与历史小说
我看了《战争与和平》的影片回来，又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对照着看了一回。一位朋友问我：《战争与和平》是不是历史小说？我记得茅盾先生曾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可以说是的。因为这么一部百余万言的巨著，人物多至一百以上，场面自血战，国王的会议，贵族做生日，贵族的丧事、剧场、跳舞会、打猎乃至小儿女的情话、农民的生活，十九世纪初那十年间的，俄国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几乎网罗无遗，然而贯串这一切的线索，就是对拿破仑的战事。这一战事，因了各色人等之生活的不同，以及地点之为都市或农村，为官僚贵族的茶话会，或为地主别庄中的宴席，而呈现了各种强弱不同的影响。这是我们读着这部巨著的时候明显地看得到的，然而这一战事，无论如何是影响着全俄罗斯，也是我们一边读着一边明显地感到的。而且在全书的结构上说，既以对拿破仑的战事始，亦以对拿破仑的战事终。所以这部巨著，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不过他又接上说一句，“但是它又不仅是历史小说。首先，其中虽然写了拿破仑、亚历山大以及科都曹夫等历史人物，可是他们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的主角。这小说的主角是彼得和娜塔夏一类的青年人。其次，《战争与和平》又写了整个俄罗斯民族，从农奴到贵族地主，各阶层的生活都不缺少。最后，而且比较最不重要的，才是那些‘和’与‘战’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可以简括地重述我的说法：历史小说不仅是历史，必须是文艺作品，像其他小说一样。但历史小说必须依据历史的事实，就其中有着敷衍、夸张的成分，却不可歪曲史事。在这一比重上，我们得好好儿斟酌一下的。有一天，一位年轻的朋友和我谈到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他说他实在看不懂。我说：看不懂不足为奇，不必勉强的。《野草》，那是哲理散文诗，不能穿凿去看。《故事新编》那是历史小品，同为新编，便有他所要引用这一故事的动机，如《奔月》的讽刺高长虹，《治水》的讽刺顾颉刚，先了解这一段经过，那就懂了一部分了。同时，对于原来的故事要知道大概，那就格外有兴趣些了。即如《采薇》那一篇，他正如创造了阿Q一般，创造了一个谣言专家——阿金姐。阿金姐说：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他看见他们在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你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嘴边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地伸开臂膀，要去拿石片。可不知这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去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你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吧？
鲁迅在上海时期，是给种种谣言烦扰了的，阿金姐这样的人物，是活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当时也曾和他谈到这些故事的来源，他也说有些是记不真了。我曾翻看一些笔记，才找到了一些来由。那夷齐被妇人气死的传说，见《文选》注引《古史考》：“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野有妇人谓之曰：‘子非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叔齐食鹿传说，见梁元帝《金楼子》及《列士传》，《金楼子》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于首阳，依麋鹿以为群，叔齐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列士传》云：“夷齐隐于首阳山，二人遂不食薇，从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数日，夷齐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复来，二子遂饿而死。”把这故事来对看鲁迅的小说，我们便可以明白艺术笔触在历史小说中的分量了。
文学和历史，在中国是孪生姊妹。西方的学术，自古都包孕在哲学之中；在我国，则学艺源出于史学。古今散文作家，很多从《史记》《汉书》偷点诀窍，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不独古文家如此，纯文艺作家也是如此：司马迁写《项羽本纪》，把垓下之围写得那么有声有色，唐宋诗家，把这题材写成史诗，元明戏曲家写这题材为南北曲。就在目前，《霸王别姬》还是不时上演的戏曲——历史才是我国最珍贵最丰富的文学遗产。
我开始写历史小品，乃是受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启示。谢六逸译介日本小品文，其中芥川龙之介的三篇，都是用了我国的古代史事与传说。《英雄之器》，用《项羽本纪》的吕马童故事；《尾生的信》，用《史记》的尾生故事；《黄粱梦》用《唐人传奇》的卢生故事。这些古老的故事，一经点缀，便以极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在《黄粱梦》的结尾上说：“卢生凝然地听着吕翁的话，当对手确切地询问时便抬起青年似的颜面，闪着眼光，这样说：因为这是做梦，我还想生，如那梦的觉醒似的，这觉醒之时，就要来吧！到其时之到来，我还想真挚地生活了似的生存；你不作如此想吗？这现代的精神，如太阳那么明朗，使我觉得愉快得很。我是依着他这一支烛光来照读我以往所读的史书的。”
我开头写的是范增的故事，题名《亚父》，那是历史小说。我所写的，便是范增被项羽疏远，返回彭城途中发背疽死的故事，我的本意是在描写一个知识分子被“剑把”所遗弃的暗影。我的小说，不一定写得怎么好，但刺痛了那位在青岛养疴的汪精卫，仿佛他便是“亚父”，大为不快，几乎要闹成文字狱呢！后来，我又改变我自己的手法，以注入新感想为主，而以史事为解释某论点的例证，乃开始写“耶稣与基督”和“苏小小与白娘娘”那两个小品。那时，我胸中先对于现实某事件要有所批评，借史事来发挥，偶或能把胸中的沉哀表白出来，未免有时要歪曲那史事的本相，不能算是正格的历史小品。但后一篇，在当时却获得很大的成功。
在托古寄怀的小玩意之后，我便试着写正格的历史小品和小说。我自己最满意于以但丁的故事为素材的《比特丽斯会见记》，在我乃是一首情诗，技巧上也比较成熟。其他，则有《弥正平之死》《叶名琛》《刘祯平视》《焚草之变》《并州文人》《孔林鸣鼓记》，后二篇乃是讽刺小品。我初着笔时，常有一种错觉，以为非完整的故事不能写；后来渐渐明白，故事完整尚在其次，如何把故事组织过是第一件大事。祢衡在《后汉书》有传，说他恃才傲上，一不容于曹操，二不容于刘表，三不容于黄祖。历来咏鹦鹉洲的诗，很多责怪曹操和黄祖，说他们不能容纳傲世的大才。我细看全传，觉得祢正平之死，虽由于触犯了曹、黄，最主要的还是死于曹操、黄祖的左右之手，应得以这一点为中心来描写的。祢传末段，说：“祖主簿素嫉衡，即时杀焉。”而上文：“操怒送与刘表，临发，众人为之祖道，咸以不起折之。”“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史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字里行间，隐隐说出那些左右人物怀恨嫉妒，帮主子逐客的情势在。我的那篇小说，便是这么组织起来的。
（史事那么繁富，题材可说容易找寻得很；但史籍中的史事，常为正统派传统观念所淹没，我们抉取史事的本相，得从庸俗的历史观底下脱出来，养成自己找题材的“史眼”，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着手写历史小说，虽不能和一般治史的人一样，把全副精力时间放在整理史料上，但基本的考订工夫是不可少的。就史论史，所谓史事的本身是一件事，作史者笔底所写的史事，又是一件事，史事本身不可复演不会重来，我们只能依凭旧史人的史文来推想史事的本身。于此先要考察三件事：先考察史家在怎样情形之下观察这件史事的，次考察史家在怎样情形之下写这史篇的，又来考察，这史篇写成之后，在怎样情形之下留传下来的。我们要十二分耐心追溯上去，使所把握的史事，与史事的本相相差不十分远。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别人用他自己的道德观念、利害关系批判过了，红脸的忠臣，花脸的奸贼，凝固为定型概念。我们有了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的新知，重新建立知人论世的尺度，方能脱去前人的思想羁绊，方能于社会公认关云长为“圣人”的定型之下，来描写他的爱女色、粗鲁误事的性格。从前做史论的，又有爱做翻案文章的习气，其观点不正确，也与随声附和的矮子看剧论者相仿佛。我们要有史家的宽大风度，让史料引导我们到最后的结论，才能免于“爱新立异”“亟下结论”的毛病。）
苏东坡说：“遍地皆文章，妙手拾之耳。”初读史书，那些大事件大人物，颇引动我们的注意；可是，照这条路走去，便会写成教科书式的呆板史文。读之既久，东一处西一处闪出可爱的事件可爱的人物来，我们眼里的大人物、英雄或圣人，正是和我们一样皮包骨、肉血做成的活人，一样有感情，有理智，有光明面，有黑暗面。我们撇开正面，从旁面入，撇开大处，从小处入，笔下就活跃了。现代史学家房龙（Van Loon）所写的《人类的故事》，仅仅那么一些篇幅，而要写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故事，却写得更显豁更突出，一开头便把我们吸住了。照他那么写，虽是一枝一节，而足以烘托那事件的重心人物，灵魂的，都抓来作题材，那么，一部二十四史，还怕写得完吗？
我常读《史记》《汉书》，看司马迁、班固所记汉高祖事迹，很多铺张扬厉之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如：
一、母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二、高祖为人，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妇贳酒，时饮醉卧，武妇、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每饮酒，售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债。
三、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座。酒阑，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重。”
四、吕后与两子居田中，一老父过，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高祖追及，问老父，老父曰：“君相贵不可言。”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五、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人行前，行前者折还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何所畏！”乃前拔剑斩蛇。后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媪夜哭，“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斩之。”媪因忽不见。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六、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高祖又喜。
这几段，都有吕刘二家串通造谣生事的痕迹，只要穿插起来，便可写成一篇很有趣的小说了。又如《西京杂记》所记：
太上皇（汉高祖父）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
这不是很好的历史小品题材吗？
我又常读《资治通鉴》至隋炀帝南游扬州那一段，记：
一、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
二、帝自晓占侯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沉后，且共乐饮耳。”因引卮沉醉。
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四、帝闻乱，易服逃于西，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扶帝下阁，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鸠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
这一幕悲壮剧，也可以如火如荼写得很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