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论
人应当一切都美：容貌、服装、灵魂、思想。
——契诃夫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其天才的艺术笔触，满蘸着血和泪，创造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典型林黛玉；与这一人物对映，曹雪芹又以精雕细琢的腕力，刻画出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薛宝钗。
曹雪芹笔下的这两个少女，留给我们一个相同印象：都长得非常美丽；但她们又在我们面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丰采与气质。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这两个女性形象，便引起人们热烈谈论的兴趣。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常常由谈论又转为热烈的争辩。还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为她们“遂相龃龉，几挥老拳”[1]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这种谈论和争辩，似乎一直没有感到疲倦过。有时，我们仍然会在生活中碰到。
的确，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种美，两种难以调和的美。
但是，在这两种美之间，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美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仿佛故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读者，让人们去引起剧烈的争论。
原来，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单纯的美的问题，在那一时代里却是一个内容深刻的社会问题。在这两种美之间，应该选择何者，曹雪芹虽然没有在书中作出正面的回答，但是，他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去回答了。——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为损害了这种美，犹豫苟安的贾宝玉，对封建贵族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薛宝钗是虚假的美，因为与这种美同居在一起，娇养尊宠的贾宝玉宁愿去过着冰冷的寺院生活。
曹雪芹在解决这个美学上的问题时，不仅是通过他的主人公，更是通过林黛玉、薛宝钗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身。在这里，曹雪芹显示出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独具的力量。他从历史的、阶级的深刻联系上，塑造出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他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少女，而且还有产生她们的社会，产生她们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从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中所感受到的是那个社会的阴暗和潮湿，以及那种令人郁闷的时代气息；那么，我们从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中所看到的，则是封建主义虚伪做作的本来面目，同时在它的上面又蒙盖着一层典丽大方、色泽悦目的外衣。
薛宝钗开始正是披着这件外衣，带着迷人的举止风范在书的、实利的事务。凡是与这没有利害关系的一切，看来已经很难打动这个少女的心。她几乎把人间的泪痕和血迹看得十分平淡；至于为此动感情，更是似乎一种多余的浪费了。
曹雪芹曾经描写到这个少女经常服食一种奇异的药品——冷香丸。看来，这一描写除了可以丰富情节以外，作家更寄寓了一层深意。的确，我们从薛宝钗的心理性格中，常常感到有一种排除一切感情跃动的冷。而这种冷，又常常表现为一种恬淡，有时又表现为一种朴素。在蘅芜院中，人们看到她的卧房好像“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就曾经称叹过她的朴素。但是，这样的一个“雪洞”式的卧房，不也正是反映着主人的内心世界么？
是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薛宝钗的内部深处。一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素净和冷淡，正冰结住这个少女的感情。因此，她像一尊石雕美人似的显得端庄而凝重，可是在这美人的内里，没有流动的热血。她“贞静”，但也是一种没有体温的“贞静”。
但是，我们如果以为薛宝钗永远是那么淡泊、那么“和平厚道”，那就又错了。一旦有谁触犯了她（哪怕是间接地触犯了她），她也会情绪激动地予以厉害的还击。如有一次，贾宝玉无意之间说出有人把她比作杨贵妃，用这个被封建社会目为“祸水”的女人来与她作比，薛宝钗自然是“不由得大怒”。但端庄的风格又似乎使她不便顶面发作，于是便“冷笑了两声”说：“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这一语便把身为贵妃之弟的贾宝玉狠狠地刺了一下。接着，她又借小丫头靛儿来向她寻扇子时，指桑骂槐地说：“你要仔细，我和谁顽过？你来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她们去！”结果又使贾宝玉“更不好意思”，林黛玉也因受到讥刺，“把脸羞红了”；而靛儿则做了她还击的牺牲品——惶恐地跑了。连一向很辣的凤姐看了也有点受不住说：“怎么这么辣辣的！”这真是以辣服辣了。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少女，薛宝钗这样地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而刺伤别人，似乎也可不必苛责。但问题是在于，她所保护的不单是自己，还有自己阶级的尊严。如宝玉被打之后，她来探伤；当她问起被打的缘由时，十分谨慎小心的袭人竟不慎地提到她哥哥的挑唆，这自然是触犯了她！于是，她一面替哥哥推卸责任，一面又落落大方地笑道：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甚么口里说甚么的人呢？”
这一番话，直说得袭人“羞愧无言”。可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在书中结识过她的哥哥，单从她口里的这一段话看来，还以为她的哥哥是一位诚实不欺、豪爽洒脱的人物呢，绝不至于会想到原来是那样一个恶俗不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
薛宝钗不但为薛蟠辩护，也为那个流气十足、几乎为人人所不齿的庶生公子贾环辩护。贾环和丫鬟莺儿等掷骰子玩，输了耍赖，莺儿不依，薛宝钗便“嗔”莺儿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莺儿忍不住申辩，她又“不等说完，就忙喝住”。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薛宝钗对是非曲直并不是很关心，只关心维护自己阶级的尊严，而出言吐语又是显得那样的不失大家风度。
的确，荣国府中那些站在封建统治界线以内的人物，无论是正统尊严的王夫人、也无论是精明锋利的凤姐或者是道貌岸然的贾政，与薛宝钗比较起来都不禁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她真无愧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难怪她借诗言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葬花诗相反，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唱出了乐观主义精神。
不过，较之凤姐、王夫人等人，薛宝钗还不是那样的面目可憎、令人生畏。有的论者把薛宝钗说成是一个老谋深算、曹操式的人物[5]，其实大可不必。她到底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少女，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些没有被那一社会腐蚀尽透的东西。她虽然工于心计，但还不像凤姐那样的阴狠毒辣。她虽然受封建礼教的熏陶甚深，但也附带受到一些好的文化教养。在她看来，《西厢记》等固然是不可看的坏书，但她并不像贾政那样的连《诗经》都不要贾宝玉读，因此她对香菱的学诗，并不过于阻止，而她自己就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修养，这不但使她和夏金桂那样鄙陋横蛮的富家小姐有所不同，而且还带着一种大雅雍和、博学多才的风度。至于她的持重、大方、惠人等等，如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未尝不是可称道的美德。
曹雪芹并不是按照“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6]这个简单肤浅的公式来塑造人物的。在薛宝钗的身上，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少女所有的一切。她并不是天生的“会做人”，而是因为她所尊奉的封建主义本质上是虚伪的、做作的，因此她也不得不如此；虽然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至此可以看出，《红楼梦》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深刻地表现出僵腐的封建教义已经把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荼毒到近乎麻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薛宝钗也是一个受害者。
是的，我们与其否定薛宝钗，不如否定产生薛宝钗的社会。这个少女也有她的不幸，那就是感染了时代的病毒。但医治她的疾病的，并不是“冷香丸”，而是需要有一颗对生活、对理想、对“人的解放”像火一般燃烧的心。
可是，在这个少女的心上，却被癞头和尚套着一把“不离不弃[7]”的金锁——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
对薛宝钗的思想性格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谈到这一重要方面，即她在《红楼梦》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复杂关系了。
薛宝钗一来到荣国府，就使宝、黛之间原已在“两小无猜”的纯真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爱情，立刻敏感地紧张起来；尤其是林黛玉最先感觉到这种紧张。当薛宝钗的一套待人行事取得上下皆欢时，书中曾这样写道：“黛玉便有些不忿，而宝钗却浑然不觉。”这种“不忿”，正说明了林黛玉的紧张心理；而薛宝钗的“浑然不觉”，也许是因为初来荣国府，她的心思还放在皇宫里吧？所以她一见宝玉之后，并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立刻在心里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当然更没有燃起爱情的火苗。
等到时日稍久之后，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慢慢对宝玉有了爱情了；这是在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之后，她来探伤时，由于一时说话太急而透露出来的。当她看见宝玉的伤势很重，情不自禁地叹道：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太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
这样的控制不住真实感情的跃动，在她还是非常少见的表现。
其实，她对贾宝玉也不过是仅有这么一点欲露还藏的爱意罢了，并无真正强烈的爱情。她之所以会对贾宝玉发生爱情，一方面是因为她到底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8]，终于冲出了她心里那一道封建主义堤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贾宝玉是“诗礼簪缨之族”的荣国府的继承人；又是这样一个人品、才智都不差的可以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物；而且也是在大观园里唯一能够找到的爱情对象。
但是，活动在这个少女心里的爱情，并没有随着真挚的感情而汹涌奔腾起来。牢固的封建礼教观念，阻挡了爱情的流泻。而贾宝玉又偏偏绝意仕途，“痴顽”得难以点化，在她看来只是一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而已。这与她所抱的“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志向，似乎是难以匹配了。所以，在她看来，这个宝二爷又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并非十分理想的爱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她和贾宝玉之间常常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表现。
不仅如此，在接触到爱情的纠葛时，她甚至还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或警戒的态度。如有一次她往潇湘馆去，看见宝玉先去了，便抽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再如有一次她在贾母那里碰到贾宝玉，书中这样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话，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于此可见，很多《红楼梦》研究者都认为薛宝钗处心积虑地在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以便当上宝二奶奶；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确切的、简单化的。连香菱都曾这样说过：“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贾宝玉），我不如宝姑娘远矣！[9]”但是，薛宝钗的那种“总远着宝玉”的心理状态，与她去探伤因失言而流露出来的爱情，是不是难以理解呢？如果深加分析，又是极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原来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正像这一人物本身一样，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爱情，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与反封建的生活要求互相冲突而又通过别种原因勉强统一起来的爱情。她既不愿意随便放弃这种爱情（因为还希望贾宝玉有转变的时机），但也并不积极追求这种爱情（因为看来贾宝玉是这般地难以醒悟）。更何况在她看来，爱情比认字读书更是大大违背了女孩儿的本分！
然而正像她嘴里虽说“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其实还是做诗写字一样；当她感到爱情有失去的危险时，特别是封建家长看中某个少女有为宝玉谋婚的迹象时，又会在她“贞静”的心中忍不住发出嫉妒的、不平的声音。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立刻得到贾母的喜爱并要把她“说给宝玉”时，薛宝钗曾经这样说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她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她又对薛宝琴说：“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气？……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这是多么露骨地表现出她那又忌又羡又忿的心情。总之，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就是表现得如此不纯，如此矛盾。这种若即若离、似冷似热的爱情态度，正是深埋在薛宝钗心里的矛盾的具体反映。
这种复杂的矛盾，可以说一直到她与贾宝玉结婚时，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后四十回补书在有些地方是处理得比较得当的。如当议亲已定，立即成婚，薛姨妈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她时，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显然她是有些预感到当了宝二奶奶之后并不是很幸福的。以她的聪明懂事，以及当议婚时贾府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种种衰败迹象，她是有可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不如意的婚姻的。但是，纵然如此，她并没有任何“非礼”的言行，更不用说有何抗拒了。这固然是因为她和贾宝玉还有那么一点爱恋之情，更重要的是：她是始终以封建道德礼法为思想行动的准则。因此当薛姨妈征询她对这段婚事“愿意不愿意”时，她不但拒绝自主，而且还责怪了薛姨妈一通：“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么由起我来？”
可见，薛宝钗不仅是一个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而且还是一个不惜殉之以身的卫道者。
所以，与其说薛宝钗最后嫁给贾宝玉是恋爱上的胜利，还不如说她最后怀着守道者的心情，嫁给了她所认为懔然不可触犯的封建主义。
有人认为这一婚姻是“薛宝钗争取得来的‘现实’”，所谓“争取”的内容，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宝玉夫人，爬到贵夫人的宝座上去”。[10]这样的分析，是不完全符合这一人物性格的内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削弱了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要当贵夫人，在薛宝钗说来并非难事；以她的身家门第及其社会地位，将来的许配不是宝玉，一定也是另一位王孙公子。至于“一家之主”，这用来衡量凤姐倒还恰当；凤姐确是一个热衷于“一家之主”的管家婆。但是，凤姐比之薛宝钗显然还是志量小了一些，只不过是一个关在贾府门里的、受到人人嫌恶的某一方面的弄权者而已。而薛宝钗的志量要比这高雅多了，她的理想乃是沿着封建社会所规定的道路，登上那一时代一个女人所能取得的极高宝座上去（即所谓“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只可惜的是：最后正是这个封建社会对女人所规定的一切，无情地辜负了她的这一理想，而把她推入在那个时代讲来是万分可怕的守寡、抄家、衰败的深渊。
薛宝钗一直到最后，也许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吧，都没有发现或者感觉到自己也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笼里。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原来，吃人的社会制度不仅吃被剥削的下层人民，有时也吃它的忠诚拥护者啊！
如果仅从薛宝钗“并未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11]这一现象看来，似乎也能同意何其芳同志所说的：“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然而，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尤其不能是问题的全部结论。
是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少女，薛宝钗也有值得引起我们同情的地方。她虽然是端坐在封建主义的銮舆上泰然而行；其实还是封建主义驾驭着她自己，而且最后终于把她压碎了。可是，尽管封建主义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或者说，她是那么始终不懈地肩负着封建主义；但从这个少女的心底，却听不到一丝与那一社会互相摩擦的声音，也更无一声怨言。现实生活虽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启发过她去认识那压在身上的礼教重轭，可是这非但没有使她背离封建轨道一步，反而更加靠紧了；即使是在与她切身有关的婚姻问题上也莫不如此。尤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她是那样心境舒坦地处在那个社会里的一切生活中，如有一次家常取乐，贾母命制灯谜，很多人都因贾政在座而深感拘束，独她感到“坦然自若”。她不仅和那个社会感不到有甚么抵触，而且是水乳交融，非常相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构成薛宝钗性格的决定性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还要继续沿着固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当她还是一个未曾出阁的闺女，当她的身上还闪发着青春少女的风华，这种倾向以及她所具备的一套才能，也许还看不出有甚么大的作为；但若换上另一种情况，使她足以伸展怀抱的时候，其作用也许就难以逆料吧？……
因此，对于薛宝钗，我们一方面看到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她又是一个为巩固封建制度而牺牲的牺牲品。对这一人物，不能是单纯同情，更不能一味赞美，而是应当有所批判，有所否定。
总之，既是守道者，同时又受害于所奉守的道，这就是薛宝钗的悲剧，一种缺乏感动力量的悲剧。
六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写得极其丰满、极其深刻的人物形象。她和林黛玉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度和气质：一个重理智，内心是冷静的，一个重感情，内心是热烈的；一个随分从时，崇尚实际，一个孤高自许，赞美性灵；一个是持重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个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如果孤立地来评价这两种性格，似乎难以遽下判语。但评论人物不能离开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要看它沿着甚么方向发展，是否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致。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旧时代里，前者往往容易讨好，后者每多遭厄；因为世俗总是宁取圆通的做作，而排斥鲠直的率真。“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所留下的沉痛的生活箴言。
总之，这两种典型性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常常引人想得很深很远。
曹雪芹在塑造薛宝钗这一人物典型时，思想上是表现着某种矛盾的。作家对这一人物既怀着深讽、又怀着赞叹与同情。在不少地方，对于薛宝钗的“贤”以及她的美丽、才华等等，是曾经作过一些正面描写的；而对于她的另一面——本质的一面，用笔似乎常常比较含蓄。当然，着墨深微、笔致婉曲，是曹雪芹惯用的艺术手法，他不是采取单线式的简单手法来处理人物。不过作者所声称的“贤宝钗”、“停机德”、“山中高士”等等，我们也还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种反语。而所谓“怀金悼玉”，更是明显地流露了作者对薛、林两人都有着思念的感情。这种感情不能不使得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人们一不小心，就几乎迷失在她的许多表面印象中，以至放松了对这一人物本质的探究。然而，曹雪芹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现实主义作风，那种“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的创作精神，对他的个人偏向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他终于深触到人物的灵魂，创造出富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使之成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礼教的一面镜子。
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是在于无比深沉地控诉了那个社会。他生动地指出：那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的命运，连它的忠诚拥护者也包括在内。
宝钗，宝钗，如果得到“好风”的“借力”，又何尝不能成为一枝宝剑！这是一枝以黄金为外壳并镂刻着美丽花纹的宝剑；一枝适于佩挂在蟒袍玉带上的宝剑；然而，这又是一枝终未出鞘而锈毁掉的宝剑！
是的，冷酷的时代，终于把这个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12]
1954年12月底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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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弢：《三借庐笔谈》。
[2] 这是书中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薛宝钗抓到的酒令签上的题诗。此诗出于唐代诗人罗隐的七律《牡丹花》。
[3] 《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
[4] 《朱子语类》卷十二。
[5] 这种看法，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旧时代就有人说：“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还有人把她和伪装谦恭的王莽相比。（见冯家眚：《红楼梦小品》，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6]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语，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7] 这是錾在薛宝钗随身所戴的金锁上的一句话。
[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9] 引自“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此数语为通行“程本”所无。
[10]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形象——林黛玉与薛宝钗》（载《新观察》1954年23期）。
[11] 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载195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12] 《红楼梦》第五回题诗云：“金簪雪里埋。”又云：“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