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叙事文
一 叙事文的意义
什么是叙事文呢？
叙事文是记述人或物在某时期的动作或变迁的过程的文字。叙事文与记事文不同的地方，是叙事文是写行为动作的，而记事文则以专写人或物的形态、颜色、性质等，一是动的描写，一是静的描写。
我们现在且举出叙事文的一些例子。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力气。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捺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看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
（《水浒》第二十二回）
这一段写武松打虎，武松的动作，虎的动作，都活灵活现地表示出来了。又如：
他立在这船的甲板上。吹下来的西风的对面，是太阳沉没的地方。驹岳隐在云里，当然看不见了。便是礼文华岭也很朦胧，几乎疑是魔女头发一般的撩乱的初夏之云的一部。太阳用了光明之鞭，将聚集了将要咬住的云打开，渐渐沉没下去。受鞭的云，浴着眩目的血潮。余下的血潮，将吓得引退的无数的鳞云染成黄红紫的颜色。
太阳也随即疲倦了，自己身上也受着丛云的血烟，变成烧烂了的洋铜模样。
在坚实的堆积着的云之死骸的中间，因了临终的苦闷，独乐一般的轱辘轱辘的旋转着沉没下去。正如垂死的人之趋死，太阳亦趋于夜。他屏息凝视着。
太阳在瞬息间，少许不见了。在瞬息间，一半不见了。在瞬息间，全个不见了。海水苍茫的一望是青碧，保持着微黄的缓和的呼吸，天空也传递海的叹息。
这一瞬间，万象绝声了。黄昏乃是无声。在那里没有叫唤的昼，也没有微语的夜。临终的可怕的沉默，管领了天与海。天与海成了沉默这事物了。
（有岛武郎，《朝雾》，周作人译）
这是一段极美的文字！写一个人在“船的甲板上”，望见云的变化，太阳的变化，海与天空的变化，以及黑夜的黄昏的来临。是写物的变迁的过程的。
（一）作者的地位
叙事文是记述人或物的动作和变迁的。但作者或根诸直接观察的经验，或根诸传闻的想像。材料的来源不同，则作者的地位各异。叙事文的写法，依作者的地位，可分为三种：
（1）主动的写法。主动的写法，是以作者自己为主体来描写的。一切自传的文字可以说多数是主动的写法。例如《弗兰克林自传》、卢梭的《忏悔录》等书以自己为主体来叙述，都可以说主动的写法。主动的写法可以称为个人的写法（Personal narration）。以自己为主体的文章，根据自己的经验，比较容易做，而且容易做得好。我现在且举一段文字作这样写法的例子：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鲁迅，《自叙传略》）
（2）被动的写法。被动的写法，是以传闻或想像的人物为主体的，作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个写法比较难。被动的写法，贵于“设身处地”。在历史、笔记的传说中，这类写法很多。但写得好的，也可以活灵活现，历历如绘，这就是作者的技巧问题。我现在也举出一篇文字来做例子：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方苞，《左忠毅公轶事》）
（3）客观的描写法。客观的描写法即“非个人的描写法”（Impersonal Narration）。纯客观的描写法，不独在叙述文方面用得很多，古来的叙事诗（Epic）、民歌（Ballad）也很多用客观的方法描写的。例如古诗《孔雀东南飞》、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皆是。欧洲古代荷马（Homer）的伟大史诗《奥特赛》与《伊利亚特》，也是客观的描写。《水浒》的作者施耐庵虽不知道是什么人，但他写一百零八个好汉，以及书中许多闲杂人物，也纯用客观的描写法。客观描写法不加入作者的一句意见和议论。我们现在也举一个例子：
王婆接了这物，分付伴当回去，自踅来开了后门，走过武大家里来。那妇人接着，请去楼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么不过贫家吃茶？”那妇人道：“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懒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里有日历么？借与老身看一看，要选个裁衣日。”那妇人道：“干娘裁甚么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预先要制办送终衣服。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布施与我一套衣料，——绫，䌷，绢，缎，——又与若干好绵。放在家里一年有余，不能够做；今年觉得身体好生不济，又撞着如今闰月，趁这两日要做；被那裁缝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来做；老身说不得这等苦！”那妇人听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干娘意；若不嫌时，奴出手与干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这话，堆下笑来，说道：“若得娘子贵手做时，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久闻娘子好手针线，只是不敢相央。”那妇人道：“这个何妨？许了干娘，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头叫人拣个黄道好日，便与你动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娘子是一点福星，何用选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吉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了不记他。”那妇人道：“归寿衣正要黄道日好，何用别选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老身时，大胆只是明日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那妇人道：“干娘不必，将过来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又怕家里没有看门前。”那妇人道：“既是干娘恁地说时，我明日饭后便来。”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
（《水浒》二十三回）
（二）叙事文的成因
佛家说：人这东西，是“地、水、火、风”四种东西构成的。这自然是很粗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分析人身的原质，比这复杂的多了。但叙事文也有四种成因：
（1）人物
（2）动作
（3）时间
（4）地点
任何叙事文不能缺少这四种成因。我们且举一个例子：
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
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里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罢。”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臜老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给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脸儿躺下。
（《红楼梦》第十九回）
这一段的叙事文的成因分析如下[1]：
（1）人物 宝玉 黛玉
（2）动作 宝玉访黛玉
（3）时间 午饭后
（4）地点 黛玉房中
二 叙事文的分类
叙事文的对象为人或物的动作和变迁，但因为写出来的文的目的和形式不同，所以有种种的分类。在英文的作文法和修辞学中，有因叙事文的形式把它分成两大类的：
（1）小说（Stories）等。
（2）历史（Histories）等。
这个分类法不大妥当。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合编的《文章作法》，则依叙事文的目的，就是“主想”，把叙事文分成三类：
（1）以授与教训为主。例如传记等。
（2）以授与知识为主。例如历史等。
（3）以授与趣味为主。例如小说等。
这个分类比较妥当了。但我以为可以商酌的，是“传记”的主要目的，不能说是“教训”，历史也不是授与“知识”，小说也不是授与“趣味”。其实，叙事文的形式很多，分类是很难的，我们大略可依了叙事文的形式和目的，把它分成下列几类：
（1）小说
（2）传记
（3）日记
（4）游记
（5）笔记
（6）书信
这个分类自然也还不妥当，但比较是详尽的了。我以为“历史”是一种独立的学科，在学术上有特别的位置，不能包括在叙事文里面的。
三 叙事文的写法
叙事文应该怎样写法呢？
依着上列的分类，我们一一述之于下：
（一）小说
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研究小说史的人，当知道小说的派别很多。详细研究，有待专书。我们这里只能将叙事文在小说中的重要写法大略说明。
小说的对象是人生，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是一切小说的底子。中国的新创作小说，至今还带浪漫的气息，正当的道路和救药还是“写实主义”。我们在这里不能高谈主义，我们以为个人的深刻的观察和体验是写小说的重要条件，而对于一切事物的同情心（Sympathy）和好奇心（Curiosity）能使人对于社会的生活更有浓厚的兴味。
社会是复杂的，自然界的事物也是复杂的。莫泊三曾说：“世界上绝对没有相同的两粒砂子，两根绳，两只手，两个鼻孔。”普遍的观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写小说的人有唯一的法宝，这法宝便是个人的经验。英人瓦独柏逊[2]（Walter Besant）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上说：“不要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情”，这规则虽然简单，但我国的鼎鼎大名的著作家竟很多不守这个规则的。正如冰心女士在《超人》小说中，一个“厨房里跑街”的小孩禄儿可以写很柔和动人的爱“花”爱“香”的闺阁气的信。又如从前一位诗人闻一多先生曾做了一句有名的诗，说：“他的笑声同碎了一座琉璃宝塔。”其实“碎了的琉璃宝塔”声音究竟怎样，诗人不说明，我们也不知道。又如，王统照先生形容太戈尔[3]说话声音之美，竟说是“如银钟之响于幽谷”。不知道王先生曾于何处幽谷听见有“银钟”之响。我们俗人们听见的只有铜钟铁钟罢了。又如一个老牌小说家写一对青年男女相抱，竟说“两个心儿的跳动竟同两个钟摆的跳动一般”。（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是。）我不知道心的跳动能左右摇摆如钟摆一般，这两个青年男女还有性命没有？天下那里有这样的怪心？这都是闭起眼睛来瞎写，不根据自己经验的结果。
生在乡间的女子，不应该描写兵营中的生活。作者的亲友们倘若全是中产阶级的人，则作者的小说中不应写贵族的举止形态。南方的作者，最好是不要用北方的方言。不要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情，这虽是很简单的规则，却是任何作者应守的规则。
所以我以为写小说第一应该注意的是：
应该对于人生或事物精密的观察，不要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情。这是写小说的第一条规则。
单是观察还不够的。
天下的事物无穷，一人的耳目有限。我们若闭起眼睛，随笔乱写，固不能成为好作品，但观察事物之后，随笔记录，也不能成为好创作。正如善照相的人，照相的配光及技术固然重要的，但选择背景尤其重要。我们常说，自然是美的。但自然不纯粹是美，有美也有丑。正如美丽的野花香草，也许生长于败瓦颓垣之旁；古木怪石，也许正邻于蓬门陋户。人生也和自然一样。古人说：“人生初看则美，细看则丑。”我们的黑幕小说家何尝不是写实，但写的只是丑，没有美，不能算是文学。善于照相的人，能对于自然加以剪裁，去丑留美；善于作小说的人，也可以对于人生加以神化，丑中生美。正如朵思朵也夫斯基[4]的《罪与罚》（有韦丛芜译本，未名社刊行），何尝不是描写丑恶的人生，但因为作者的态度严肃，技巧美妙，所以《罪与罚》仍是不朽的文学作品。章铁民、汪静之读了我的小说《友情》上卷，来信大骂，说不应该如此描写，有点像写“黑幕”。其实，我写《友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而且，像张广余、汪博士、黄诗人一伙人正是我们所见得到的朋友们，不能算是“黑幕”中人。我不敢说《友情》是一部怎样了不得的大著，但如我的朋友祥云女士所说：“希望广余、汪博士永久死去，伟大的太阳快快出来。”《友情》能打动当代青年男女的心，终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懂得《友情》与“黑幕”的分别，是不懂得文学的。不能对于观察的材料加以选择，是不配做小说的。
所以我以为写小说第二应该注意的是：
应该对于观察的人生或事物有艺术的选择，神化而美妙地写出来。这是写小说的第二条规则。
怎样才能“神化而美妙地写出来”呢？
直抄人生或事物不能算是艺术。艺术所表现的是真实（Reality），不是现实（Actuality）。美人哈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论小说，说“小说的目的，在以想像的事实的系列，来表现人生的真实”。这里所说“想像的事实”几个字应该特别注意。因为是事实，所以并不是胡思乱想的空想，是事实经过了头脑的同化，成为“想像的事实。”知道了小说是“想像的事实”，所以一定要考据贾宝玉是写什么人，林黛玉是写什么人，大观园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说是傻瓜干的傻事。我在前面曾引了柏逊的话：“不要写经验以外的事情。”柏氏为注重个人经验的人，他的话诚足为我国头脑空洞的作者的良药。但美国大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曾对柏逊的话加以辩驳，说：
经验是无限制的，同时亦为绝对不能满足的。眼睛所看得见的固然算是经验，但耳朵听见的又何尝不是经验。？由一件事想像旁的事，由一个道理推论到旁的道理，也可以说是经验。……
是的，“由一件事想像旁的事，由一个道理推论到旁的道理”，也是经验。这就是我所说的神化（Mystification），但“神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朋友韦素园先生曾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做《春雨》，是写一个少女的初恋的。当时有一个女子高师的学生见了，写信来问，说：“这小说的主人翁是不是某女作家？”韦先生这篇小说写得很好的，但当时有人（好像是岂明先生）说这篇小说缺少了一种“神化”。善于作小说的人，不但要注重事实的选择，并且应对事实加以结构，结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哈密尔顿所说：“结构不仅是提炼人生，而在于提炼人生所得的事实更加以提炼。”这话说得极妙。“神化”不是闭起眼睛化出来的，想像也不是从天到地想出来的，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头脑的同化，正如水受热成汽，汽凝结仍为水，是一种蒸溜[5]作用。
所以我以为写小说第三应该注意的是：
应该对于人生或事物的观察结果，加以想像的同化作用，然后有结构地写出来。
这是写小说的第三条规则。
（二）传记
传记是文学上的宝物。有人说，“一切的创作都是自传。”这句话自然说得太过了。但我们可以说，“一切的创作皆有意或无意的受着作者自己的态度的影响”。即以写实派的大师莫泊三而论，他自己以为写作的态度是完全客观的，冷静的了。但莫泊三的著作中也流露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朱自清先生曾举他的短篇小说《月夜》（由周作人译，载《域外小说集》）为例，以为“《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以证明“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所以以文学作品而论，不懂得作者的一生生活与环境，便不懂得作品的态度来源，所以作者的传记是很重要的。这是就文学作品而论。但传记本身，也就有独立的价值。我们研究欧洲文学的人，都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歌德的自传。这些伟大的自传，在文学上，在道德上，其影响实在伟大无比。近人如罗曼罗阑[6]（Roman Rolland）的《贝多芬传》《甘地传》，都是极有价值的作品。最近我读了英文本的托洛斯基（Trotsky）的《我的自传》（My Life），也受了极大的感动。我虽不是陈独秀党的托洛斯基派，但对于托氏的奋斗与失败，不能不表示相当的钦佩。传记的目的在记实，不在“教训”，但伟大的传记的效果往往超过“教训”，它令人感动，令人兴奋，它的价值是艺术的，又是智识的，也是道德的。
但中国的传记文学又是怎样呢？我且先举出胡适之先生的一些话来作证：
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与谢诺芳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乃有梭格拉底[7]的传记和对话集。故布鲁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义：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故《慈恩法师传》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
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传记的文章不出于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的买卖，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辩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分，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八）
胡先生的话是很精到的。我们虽不敢附和胡先生的大胆地说“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但中国真正伟大的动人的传记实在不多。“多忌讳”与“文字的障碍”实为最大原因。说中国人没有“崇拜英雄的风气”，还有可以商酌的地方。我们只要看关羽之庙遍天下，便可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不崇拜英雄。至于士人之崇拜孔丘，军人之崇拜岳飞，党人之崇拜总理，商人之崇拜吴佩孚，都可证明中国人的崇拜英雄热并不低于旁的国家和民族。中国古代传记也有可读的，如胡先生所说的《项羽本纪》和《慈恩法师传》，如《史记》的《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游侠列传》，如《晋书》的《阮籍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唐书》的《韩愈传》，《宋史》的《朱熹传》《王安石传》，《明儒学案》的《王守仁传》，等等，皆益人心智，颇可一读。如王充的《论衡自纪》，实为自传的很好作品。近人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罗兰夫人传》等，“笔尖常带情感”，尤为动人的作品。如胡先生的近作《四十自述》，将来一定为自传中的很好作品。文体解放了，忌讳渐渐少了，中国的传记文发达是无可疑的。
我们且举近人吴虞的《明李卓吾传》，以作中国传记文的一个例子：
温陵李先生，名贽，（袁宏道《李温陵传》作载贽）号卓吾，一曰笃吾，泉州晋江人。生明嘉靖丁亥之岁，生而母徐氏殁。
七岁，随父白斋公读诗歌，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及长，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助朋友之急。读传注，愦愦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邪？”嘉靖间，领乡荐，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共城校官。共城为宋李之才宦游地，有邵尧夫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上。卓吾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卓吾曰：“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士。”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矣。”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
后官礼部司务，曰：“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盍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苟闻道，当自宏阔。”卓吾曰：“然。”遂又自命为宏父。初未知学道，有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曰：“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居官五载，潜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于语言文字之表。
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隶，夷酋，莫不向化。往往喜与衲子游处，常往伽蓝判事。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暇，即与参论虚玄。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任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许。遂入大理之鸡足山，阅藏经，不出。鸡足山，滇西名山也。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归乡也。”遂客黄安。
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淡于声色，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婢妾。
旋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味。其欣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诗不多作。亦喜为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得意瘦劲险绝，骨棱棱纸上，亦甚可爱。一日，头痒，倦于梳栉，遂剃其发，独存鬓须，去冠服，即所居为禅院，居常与侍者论出家事，曰：“世间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庄周、梅福之徒，以生为我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灼然见身世如赘瘤然，不得不弃官隐者，一也。其一，如严光、阮籍、陈抟、邵雍之徒，苟不得比于傅说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则宁隐毋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渊明是也，亦爱富贵，亦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叩门拙言辞。”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进曰：“先生于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庄周、梅福之见，我无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后出，必具盖世才，我亦无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与之同也。”卓吾喜接引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短长，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可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气既激昂，行复惊众。麻黄间士大夫皆大噪，诋为左道惑众。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更以帷薄蜚语，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旧服。于是左辖刘东星迎卓吾武昌。
自后屡归屡游，刘晋川迎之泌水，梅中丞迎之云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为望人。无何，复归麻城，又有以蜚语闻当事者，当事乃逐卓吾而火其兰若。御史马诚所常问卓吾易义，大服，事以师礼，奉之入黄檗山。
壬寅，北游，抵郊外极乐寺，馆于通州诚所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诏狱。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诚所愿从，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寘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卓吾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当事亦未必遽欲置之死也。一日，呼侍者剃发，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年七十六矣。诚所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乃葬其骸于通州北门外，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焉。
（下略）
李卓吾为明代的大思想家，但在当时竟被朝野目为怪物，“下狱而死”。其书“一焚于万历三十年”“再焚于天启五年”。但伟大的著作并不是焚烧禁止所能断绝的。陈明卿说得好：“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凡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吴先生这篇文章，写卓吾的一生思想，行止，甚为详尽动人。
替古人或今人做传记，有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要记载详实。
第二，要立论公允。
做传记不但要详细，而且要实在。传记比不得小说，不能造一句诳话。立论公允也是不容易的。如《宋史》的《王安石传》，便对于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的王安石，有种种不公平的微词。又如陈寿替诸葛亮做传（见《三国志》），因为亮曾髡陈寿之父，故于亮颇有微词。这都是做传记的人应该引以为戒的。只有不为俗见所宥，不为私心所蔽的人，才能写出公允的话。
做自传是说自己的事，比较容易了。但法朗士老先生曾说：
你心里有什么说什么是可能的应当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去做就完了。听一个十二分诚意的忏悔者忏悔，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但是世界有始以来，从没有听见过这种忏悔辞。没有一个人肯什么事都告诉出来——就是凶恶的奥古斯丁，他的用意是要使曼尼歧阿斯人糊涂得莫名其妙，那来有暴露他灵魂的真心；就是可怜伟大的卢骚[8]，他因为神经错乱，才恣意的诋毁自己。
（《乐园之花》，原名《伊毕鸠鲁园》，顾仲彝译）
做自传应该“心里有什么说什么”，自己是什么说什么。夸张是不好的，故意“诋毁自己”固然也不好，但若卢梭那样暴露自己真心，是伟大的行为，我们不能拿“神经错乱”来讥笑他。
（三）日记
日记是文学的核心，是叙事文的础石。初学作文的人，练习记日记是最好的方法。日记可记两方面的事情：一是自己的行为，一是自己读书的心得。前者是关于道德方面的，后者是关于智识方面的。如曾国藩一生的日记，虽然也有很多道学气可笑的，但他的平生事业文章，都可在他的日记中读出来，是研究曾国藩的人必不可少的参考品。又如顾亭林的《日知录》，是顾氏毕生研究学术有心得的记录，价值非常重大。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也是近代日记中的名作，惜卷帙浩繁，价值昂贵，印本甚少，近难买得。近人胡适之先生也记日记，在北京时，我曾读了几册他的日记稿本，胡先生的思想与行为，在他的日记中是更灵活地表现出来了。惜胡先生的日记现在还锁在铁柜中，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可以刊行出来。鲁迅先生从前也是记日记的。（鲁迅先生曾说笑话，说他要将日记的名称改为“夜记”，因为他的日记都是晚上记的。）他发表出来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都很有趣味。我们且抄出他的日记中的一短篇以作例子：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霁野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的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
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杮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杮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预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
夜间，又将藏着的杮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鲁迅，《华盖集续编》，一四八至一四九页）
记日记时最要注意的，便是“真实不欺”，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我们应该不自欺。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读《少女日记》呢？因为那日记的主人翁奥国少女丽达记日记时，并不曾想到发表。她是瞒着他的父母姊姊偷着记的，所以记得十分真实、有趣、动人。世间也有专为出版而记日记的名人，但那样“摆空架子”的东西，似流水账一般，是毫无价值的。懂得英文的人，应该读莎梅儿·贝比士[9]（Samuel Pepys）的日记，那是英国文学中最有趣、最有名的日记。
（四）游记
游历是很重要的。古人曾说：“太史公游历海内名山大川，故为文有奇气。”所以“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古代文人传为美谈的。欧西文人嘉勒尔[10]（Carlyle）将人们分为三种，说：“第三流的人物，是诵读者（Reader）；第二流的人物，是思索者（Thinker）；第一流最伟大的人物，是阅历者（Seer）。”（参看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二百七十页，鲁迅译）那简直以“走万里路”比“读万卷书”还有价值而且重要了。我的朋友孙伏园君，也是欢喜游历的，他曾说：“留学生未出国以前，最好先在本国各省旅行一遍，认清楚自己的本国，然后再看旁人国里的事情，比较更有趣味。”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话。但旅行而不写游记，走马看花，也毫无益处。试看中国留学欧美、日本的人那么多，但关于欧美、日本的有价值的游记一本也没有。许多的留学生都是糊涂而去，糊涂而来，在外国吃面包、找女人罢了！
但游记的性质也因作游记人的趣味而不同。有的人旅行为着鉴赏风物，这是文学家的旅行。有的人旅行为着观察社会，这是哲学家的旅行。我们且举出两篇不同的文字，来作这两派的代表：
绿
（《温州的踪迹》第二篇 朱自清作）
我第二次到仙岩[11]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花[12]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十剎海[13]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样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你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踪迹》，一五三至一五七页）
东西文化的界线
（《漫游的感想》之一 胡适作）
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哈尔滨本是俄国在远东侵略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初俄国人经营哈尔滨的时候，早就预备要把此地辟作一个二百万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设备，应有尽有。几十年来，哈尔滨就成了北中国的上海。这是哈尔滨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里”，现在租界收回，改为特别区。租界的影响，在几十年中，使附近的一个村庄逐渐发展，也变成了一个繁盛的大城。这是“道外”。
“道里”现在收归中国管理了，但俄国人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向来租界时代的许多旧习惯至今还保存着。其中的一种遗风就是不准用人力车（东洋车）。“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车。一到了“道里”只见电车与汽车，不见一部人力车。道外的东洋车可以拉到道里，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车回去。
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人力车又叫东洋车，这真是确切不移。请看世界之上，人力车所至之地，北起哈尔滨，西至四川，南至南洋，东至日本，这不是东方文明的区域吗？
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两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尊他们为“神”呢！
（《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一）
我们读了上面二段性质不同的游记，当发生若何感想呢？朱自清先生把仙岩的一个小瀑布，写得那样有声有色，真有些神化了。这样细丽的写景文章，几百年来的古文游记中是很难看见的！我们读了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再去看胡适先生的《庐山游记》（有单行本，新月书店刊行）。他花了几千字去考证一个塔，竟把庐山的有名瀑布用“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平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几句话轻轻写过去。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竟不会描写风景！但胡先生究竟是一个哲学家，能在哈尔滨的“道里”“道外”的人力车与汽车中看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线，这也是哲学上的一个“大发现”？！
游历是有益于学问的。“达尔文旅行全世界，完成他的进化论。”但达尔文可说是带了簿子旅行的。杜威说得好：“达尔文常说平常人偶然看见事物的例子同自己所好之说相反的，便敷衍放过，但是他自己则不特搜集种种不相同的例子，并且把所看见的，或所想到的，写在簿子上面。因为不写就要忘记了。”这实在是研究学问的人所应当效法的。但我们学文学的人，游历时大概欢喜欣赏风景。可是好风景正同云烟一般，一瞥即过的。所以袋里也应该带了一本簿子，无论是风俗，是人情，是风景，有趣味的都可以记下来。（记载的方法，参看本书第三讲及第四讲“论用字”“确切”一段。）我们应该提倡带了簿子去游历。
我的朋友孙氏兄弟的《伏园游记》及《山野掇拾》（孙福熙著）都是很好的，很可看。古人游记中《徐霞客游记》（丁文江校点本）也是很好的，可说是中国第一部记游历的书。懂得英文的人，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见闻杂记》，是很可看的。又如威尔士（H.G.Wells）的《近代乌托邦》及《如神的人们》也可看，在那些著作中可看出威尔士的旅行热的心情的，并且带在游历的路上看，也很有趣味。
（五）笔记
在中国文学中有许多笔记小说，如宋人的许多笔记，清代有名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都很有小说风味。这里的笔记是指Notebook，如我和朱溪所译的《契诃夫随笔》便是。那实在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书。契诃夫的癖性，都可在他的笔记中看出来。那是他的创作的底子。相传契诃夫写小说时总打开他的Notebook来看。一切爱好文学以及初学作文的人袋里都该带一册Notebook，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的随时随地记下来。这是最要紧的一个习惯，不养成这个习惯，是不能成为创作家的。
（六）书信
书信是最足表现作者人格的文字。书信可以说理，可以言情，但多数是叙事。古人的书信中如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唐代的李白、白居易，清代的郑板桥等人，均有许多很可爱的书信。书信最要是直写性情，如曾国藩的书信便多装假架子，不很好。中国人的家信写得好的不多。家长的地位太高了，小一辈子写信大都战战兢兢，吓得什么话也不敢说了。近年来这种地位的尊严的滥调渐渐打破了，家信也写得好起来了。近人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很可看。冰莹女士的《从军日记》也是用信的体裁写的，也很可看。我们现在且举清人郑板桥的一封信，作为书信的一个例子：
范县署中寄弟墨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筛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初走错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礼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䌷织布，然而主中馈，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者，风俗荡轶，亟宜戒之。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句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手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注释】
[1]如下，原文为“如左”，因是竖排，故如是说。
[2]瓦独柏逊，今译作“瓦尔德·比桑特”。
[3]太泰戈，今译作“泰戈尔”。
[4]朵思朵也夫斯基，今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
[5]蒸溜，今写作“蒸馏”。
[6]罗曼罗阑，今译作“罗曼·罗兰”。
[7]梭格拉底，今译作“苏格拉底”。
[8]卢骚，今译作“卢梭”。
[9]莎梅儿·贝比士，今译作“塞廖尔·佩皮斯”。
[10]嘉勒尔，今译作“卡莱尔”。
[11]山名，瑞安的胜迹。
[12]花，此意，今写作“哗”。
[13]十剎海，今写作“什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