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猿到人的研究》与《原始社会史》
在开始讲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民族研究之前，让我按时间顺序加进这一章的内容。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多能与燕京大学的教育串成一条线，唯独这段内容游离出来，自成一体。这种游离是我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写照，当然也与我在哈佛大学受过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在内的四分科人类学教育有关。
留学哈佛时，我曾跟随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胡顿（E. A. Hooton）学习过体质人类学。那是一门过硬课程，考试内容包括闭眼猜手里摸到的人骨。我在这门课上投入的精力较多，学得也还不错，因而保持了关注这一领域学术进展的兴趣。因为个人感到获益良多，所以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注意“生物—文化”两手抓。只要有条件，就尽量按四分科（体质、语言、考古、民族或文化）的人类学模式组装课程。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是如此，8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原研究部）基础上创办民族学系还是如此。在这方面，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的两位老友：吴汝康教授和贾兰坡教授都帮过我不少忙。特别是吴教授，50年代和80年代都应我之邀来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们讲过课。这是后话。
从美国回国时，体质人类学在我头脑中还是个新的知识板块，因此总想有机会试试身手。但因当时抗战正酣，我所从事的研究主要在社会文化方面，所以除了1943年《凉山彝家》考察中为搞清黑彝人种问题做过一些体质测量外，没有发表过什么论著。那些年的时间主要用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教学之余用新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自己所知的古人类学资料，写出过一本小书叫《从猿到人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中，我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部分力量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这次调动是个契机，它使我把原有的体质人类学知识与民族学知识较好地结合，形成史前史知识的两个主要来源。后来，我又受高教部委托主编了《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1956）。此后，因为工作需要，我也对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公社制做过一些研究。1984年，我主编的一本大部头《原始社会史》在中华书局出版。屈指算来，我花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上的时间共计三十多年。这也正是中国内地建立起公有制度又走向改革开放的30年。
提到“原始社会史”，自然就会联想到进化论。我在哈佛念书时，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还有一定影响。尽管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阐述的进化理论在本世纪初受到以博厄斯为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基地的美国历史—文化学派的强烈贬斥，但他的理论，特别是他的社会结构发展分析方法在英国还有一定市场。哈佛大学比起哥伦比亚大学来，更靠近英国学术传统，所以我的老师如克拉克洪对摩尔根的理论都还有所认识。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基本是在“优胜劣败、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等口号的熏陶中长大的，接受进化论更是顺理成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习新理论和接受新事物，我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中对摩尔根的进化思想给予极高评价。于是决心从这里入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学习和阐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这就是我写成《从猿到人的研究》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当时看，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和有关结论十分正确。与当时我所能看到的材料相比，恩格斯的理论确实先进，且成系统。对这个理论，我坚持了30多年。今天读者只要把《从猿到人的研究》同30多年后写成的《原始社会史》拿来一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两本书在许多地方是一致的，重要的结论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前后一致，说明我对自己1951年出版的这本小书的信心，也是我们国家那些年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事例。在当时的具体社会背景中，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著作很难得。让我引用当时为这本书作序的翦伯赞和裴文中两位先生的话来说明。先是翦伯赞为我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道：
林耀华教授近著《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具体的人类学资料，应用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从古猿、猿人、尼人一直说到真人的出现。
林耀华20世纪50年代在西藏做社会调查时留影。
人类学在中国是一种外来的学问，一直到解放以前，这种学问，还是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原封原样输入中国。因而，在过去若干年间，中国虽然也有人类学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虽然也有着不少的成就，但在理论方面，始终是谨守资产阶级人类学家的师说，没有越出雷池一步。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
现在中国已经解放，我们的人类学家已经有了接受真理的自由。我相信林耀华教授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中国的人类学家，一定能依据劳动创造人类这一真理，把人类学提高一步。
此序的落款是：“翦伯赞，1951年3月10日，于燕京大学。”
翦伯赞是新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至今仍是史学名作。但院系调整之前，燕京大学对共产党人不无成见。当时的历史系不肯聘任他做教授。我当时是燕京社会学系主任，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就请他到我们社会系来讲授历史课。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应该说是与这些学者的交往有较大关系。（详见拙文《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
裴文中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也是留学回国从事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我在书中用了不少他的材料，也请他为我的这本人类学小著写一个序。裴先生的序写得很好。今天读来，仍能让我们像身临其境一样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看待这部书以及成书之时中国人类学界、知识界的历史。裴文中说：
林耀华先生底《从猿到人的研究》，预备要出版，林先生嘱我写一篇序，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我高兴的原因很多，我简单写出几点如下：
第一点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从这本书上得了很多的知识。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学习社会发展史时，首先遇到“从猿到人”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的研究，于是常常令我对这个问题作专题报告。我自己很知道自己治学的缺点，主要是粗枝大叶，只求抓住大方向而不误，至精微细腻之处，则往往忽略马虎过去。我应当特别感谢林耀华先生，他给我机会，先使我拜读他这本书的底稿。林先生对于从猿到人的问题，研究得很详尽透彻，使我从前忽略马虎过去的东西，都可以由读这本书而得重新温习一次。这使我在写这类文章，或作这种报告时，可以补救缺点，改正粗枝大叶的毛病。
我们撰写此文主要是一种综述性的介绍。所运用的材料是我们民族工作者在“文革”以前的调查材料。因为那时我们的研究刚刚恢复，所以新的实地调查材料在此文中几乎没有征引。但是，这种对以往研究的理论总结尚不多见，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文章首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在祖国南北边陲地区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或其中部分）仍保留着原始公社制，人口约70余万。依地理、经济特点划分，主要有两种类型，即林海雪原中的游猎经济（以东北的鄂伦春族与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及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经济（如云南的独龙、怒、傈僳、佤、基诺、苦聪，西藏的门巴、珞巴，海南的黎族等）。历史上的民族压迫致使他们停留在落后的社会状态。地理越隔绝，则保留原始公社制残余越甚。
而后，我们指出，这些地区保留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在表现形式上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叙述时，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是当时社会上能接受，我们也觉得有道理的社会进化论。在排比材料时，我们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血缘因素在社会组织中保留的多少、私有制对公有制而言所占的份额大小等为线索来做处理的。这样，我们的分析就比较清楚，而且挑明了这一阶段，尤其是原始公社制后期，社会组织演化的具体发展过程，做到了立论有实际材料支持，不同于空谈。即使说这只是可能出现的诸多历史发展路线或模式中的一种，毕竟在论证这种发展模式时是有充分的民族志个案材料为依据的，是一种合理的构拟。只有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处理民族志材料，才不至于陷于资料的堆砌，才会从众多民族社会的具体材料中探索、寻找出一条社会组织演进的规律。
在这些分析中，我认为“过渡性”和“多样性”是值得注意的两个焦点。进化诸阶段或五种社会形态说等，只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抽象；具体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与理论模式的对应并不是僵死的所谓“非此即彼”的状态。所以，我们既注意到历时性的变化，又注意到社会生活某一时段中（或共时态情形中）存在的历史的投影。我想还是引用文中谈“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一小节中的一段论述为例，予以说明。
山地民族村社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地区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是逐渐变化的，带有许多共同特点：（一）在早期村社中，血缘组织继续保持显著的社会经济职能，村社作用微乎其微。家族公社对氏族的血缘依存性为主，对村社的地缘联系为辅。这时的家族公社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二）随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村社内血缘联系与地缘联系并存。家族公社对氏族与村社有双重依存性。（三）村社不断取代氏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上的传统职能，家族公社更多地依赖村社，同时，其本身的独立性因其内部私有经济成分不断扩大而受到损害。（四）个体家庭私有制业已成熟，呈现典型村社所固有的村社公有与家庭私有并立的局面，家族公社亦随之消亡。
文章最后一部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民族地区采取适合于本地区实际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从而使生产又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已为消灭各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开辟了途径。前途是光明的。
总的说来，这篇文章仍是对理论，尤其是原始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探讨得多些，而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如何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
如同前述，我的原始社会史和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论著，基本上限于5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虽仍有作品问世，却与原始社会的题材关系较远了。回顾那些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总觉得与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很大关系。这段时间的许多活动都是集体参加，著书写文章也不例外，民族调查当然更是如此。事到如今，我倒更希望读者把这些成果看成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的诸多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同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没有同事们的切磋乃至直接帮助，取得这样的成果要难得多。这与我写作《金翼》一类自传体式的人类学著作肯定有很大区别。但话也要说回来，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民族学界不断地进行学术批判，学者没有空间，《金翼》这样的作品被不断地提出来批判，更不可能创作《金翼》或其续篇一类作品。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政治批斗和人身攻击登峰造极，哪里还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余地？1971年从干校回来，我们研究部的人员，包括吴文藻、谢冰心和费孝通等，都只能做些应时的文字翻译工作，而且还要提心吊胆。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80年代初以来，学术研究才有了较为宽松的气氛。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写成，1985年才在国内出中文全译本。我的《金翼》1941年写成，也是到1989年才出全译本。这都是社会场景对作品流通的影响。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当时研究原始社会，自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工作需要，除了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外，研究原始社会史对于学者个人来说，政治风险要小一些。我和同志们一起顺应潮流，也做出了有益于学科建设的工作，这一点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文过饰非固不足取，否定历史也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