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凉山彝家》与少数民族考察
要讲我从中国汉人家族的社会研究转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的缘起，就不能不先讲日本侵略给中国社会和学术进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算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段历史笼罩了许多中国人的一生。即使从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算起，这段时间也有15年。15年时间足以对任何青壮年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从学科角度上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有重大后果：它中断了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正常进程，从而断送了这些学科在那个时代取得应有成果的现实可能。我本人研究方向的改变就是一个例子。正是这场战争把我从一个研究汉人社会的社会人类学者变成了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者。
1937年去哈佛之前，我在燕大读的是社会学，其间通过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特殊关系而接触到社会人类学。其实，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眼里，社会人类学就是社会学。这一点在他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中有很清楚的体现。毕业后，我留在母校母系任教。后来到了哈佛才专攻人类学。今天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仍然含混，应用研究中尤其如此。尽管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社会人类学就是社会学，但在当时的教学体制上，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前者缘起于西方人对于自身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研究的是所谓的“发达社会”或“复杂社会”；而后者则缘起于对“他者”，即对异族体征和社会文化与自己的异同的观察和思考。简言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是所谓“原始民族”、“无文字民族”或“简单社会”。当然，这个“他者”也是根据“自我”来构建的。不同的“自我”有着不同的“他者”。例如，对许多中国人来讲，研究汉人社会可能会是社会学研究，而对于外国人类学家而言，这种研究又属于人类学范围。用句公式化的话来说，己方的自己就是他方的他者。这里面的道理不难明白。而明白了这点，实可以澄清一些不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国外对中国社会学感兴趣的多是那里的人类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
拉德克利夫—布朗离开北京两年后，我也离开燕大去哈佛就学。我来自偏僻的福建山村。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固然是我的个人志趣，但帮我实现这个志趣的，主要是恩师吴文藻。他1936年与哈佛大学中文系汉学家叶绥理教授取得联系，进而推荐我争取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那里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因而得以在次年成行。
做过吴先生学生的人都有很多理由感谢他。我特别感戴他的是：他做出送学生出国留学的安排，不仅是出于对门人弟子的关爱，也是为了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吴师在那个时候不仅穿着中式的衣服上讲台，用带有吴地方言的国语讲课，而且认定社会学的中国化需要从研究中国乡土社会开始，而欲透彻地研究乡土社会则需要借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种见识显然是出于他对外来的社会学在中国怎样才能生根的关切，但也与当时认知场域有着复杂的关联。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十分注重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拉德克利夫—布朗代表的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也有把社会人类学看做比较社会学的倾向。在中国，继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而来的土地革命，还有官方的地方行政建设以及半民间半官方的乡村建设运动等，均不同程度地把思想界的讨论引向了中国农村社会。
到了哈佛，我选择了该校的人类学系，我发现那里的人类学课程与中国不同。那是严格按照美国式的人类学四分科（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做出的设置。很多课程是我在燕大没有学过的，所以感受到的压力很大，只能通过刻苦学习来以勤补拙。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当时的鼎盛之气，可谓如日中天。老师中如胡顿（E. A. Hooton）、柯恩（C. S. Coon）、克拉克洪（C. Kluckhohn）、华德（L. Ward）等，都是知名教授。在他们指导下，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人类学专业知识基础。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的学习对我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确有很大影响。
前面讲过，在吴师手下毕业的燕大社会学系的人，更注重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不大在乎学科界限。这跟当时中国的社会场景有关，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救国和强国。这当然也跟吴文藻老师的胸襟有关。他强调当时中国需要的是本土社会的人才。中国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联系密切。中国的农村比西方来得重要，所以在开课时一直很注意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在吴师安排下，我先后接受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培养，又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为重点，所以也表现出模糊两个学科的界限的倾向。无论抗战前在京郊实习调查，还是抗战期间回国在西南民族地区做田野工作，我都没有想过要把两个学科分开。有人总结说，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初期，有很强的人类学传统。实际上，当初西方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都受到社会学的强烈影响。只是到了现在，两个学科各自强调的不是两者的相同之处，而是方法论上的不同特点。
现在回想，这两个学科共同研究中国问题也是利弊参半。利的一面是以问题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起到了学以致用的功效，而且使学者更容易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弊呢？就是学科规范没有严格立起来，给后来的学生培养和学科建设留下了不少困惑，显示我们国家的学科专业分工还不够成熟。但我想说，这种不成熟首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经历有关。如果不是日本在30年代入侵中国，中国的学科学术发展会有不同；如果50年代不抄袭前苏联的办学模式，中国的学科学术发展也会有不同。中国当年的社会发育程度，即农业大国的性质，是影响学术研究取向的另一个因素。这些都是我们回顾学科史时要注意到的。
在哈佛，我作的博士论文题为“贵州的苗蛮”（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囿于条件，这篇论文主要是靠研究文献来完成。这些文献功夫底子，也是我作《严复研究》时打下的。庆幸的是，老师们对它还算满意。答辩通过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No. 5, 1940）上得到发表。
1941年林耀华在美国与饶毓苏的结婚照。
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我因未婚妻饶毓苏生病，而留在哈佛做助教随伴。在这期间，我用工作余暇，对来哈佛以前在家乡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写成了小说体的《金翼》一书（内容见前章）。从事后的反应看，小说体《金翼》的学术影响反而超过了我辛苦作出的博士论文。这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都属于人生中有心栽花与无意插柳之间的讽刺与幽默。现在看，这种现象对于国际上的学科与权势的关系未尝不是一个有趣的脚注。
1941年夏，我和饶毓苏结婚。哈佛有工作而妻子又有病在身，我一家原可在美国再盘桓一些时日。但当时国内抗战正酣，包括燕大老师同学在内的中国学者们都在条件艰难的西南西北为抗战效力，吴文藻师身边倍感缺少人手。这使我无心留恋美国。妻子的病情一有好转，我们便于1941年8月底从美国搭船，取道香港回国。在香港我们又滞留了一段时间，等待晚到的行李。12月下旬，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骤紧，我们才匆忙离开香港，奔赴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我们离开香港没几天，那里即被日军占领。随后运到香港的十几箱行李和书籍材料，从此没了影踪。除开燕大的家不算，那是我在抗战中受到的最大损失。那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态度不无影响。事实上，它动摇了我私人保存学术资料的信心。此后，我的学术作品多随着发表而任其散落，不再刻意收藏。这种态度对我人生的影响又是一个好坏参半：好处是使我达观，总是像《金翼》中的父亲东林一样，随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创业，即使面对“文革”对家里书籍资料的浩劫，也能处之泰然；坏处就是现在结出了苦果：今天要写这篇学述时，我的材料无从找起，连个人生活的年表也要临时凑合。相比之下，康有为先生那样年纪轻轻就编了年谱的人真是让人羡慕。
然而在当时，师友们都说我们人没有沦为日军铁蹄下的难民，就已值得庆幸。回到国内，西南地区是抗战的大后方。整个社会对边政学有迫切的实际需求，学术上又有吴文藻等先生倡导，人们对在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我既然学了人类学，当然十分渴望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调查，因此也就卷进了边政研究的热潮里。在云南大学任教差不多半年之后，吴师推荐我到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社会学系去担任代理主任。在那里，我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随燕大返回北京复校。这段时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部分地决定了我1949年以后，仍能在新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发挥一些作用。
成都燕大分校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我每个暑假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实地调查，回来就忙着赶写报告。我当时人年轻，身体好，精力充沛，不仅不觉劳累，反而觉得很充实。1943、1944、1945三年的夏天，我先后去了凉山彝族地区、甘孜和阿坝藏族地区做调查，分别写成《凉山彝家》和《四土嘉戎》（《四土嘉戎》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因全国解放未及出版刊行。据说原稿已遗失，自藏复写稿一份亦于十年浩劫中散失）两部专著，还有《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十余篇论文。
第三，生活方式落后于生产方式和时代需要。例如，过去彝家人的住房多不开窗户，或开窗很小，而且习惯于人畜同屋。当地政府曾根据胡耀邦同志1982年视察凉山时的指示，用公款为群众建造了一些新式住宅。昭觉县城附近的南坪乡就有这样一个新村，但群众搬进去之后，又把窗子堵上，把牛羊等拦进了屋里。因为，按照彝家的说法，有窗的房子显得空旷，而牲畜如果不与人住在一起，闻不到人的气味和锅庄的烟火气味，就长不壮。
第四，家支势力和家支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冲突。这种冲突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凉山彝家的现代化需要社会分工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家支观念却与此格格不入。前面提到过彝家习俗鄙视经商，这里也有家支观念在起作用。因为彝家的思想深处还认为自己的剩余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应为家支成员所共有，自己拿来卖了必然影响到对其他成员的资助，因此是不光彩的。
（二）家支观念妨碍凉山彝家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从法律上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个公民都有完全的人格，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采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家支观念的存在，却在法律和个人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制约力量。每个家支成员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时——无论是自由恋爱、选择职业，还是在住屋内开窗架床——都不得不顾虑到家支舆论的反应，而家支舆论所代表的又往往是老一辈人的观念和意志，这又使人们倾向于裹足不前了。
（三）家支势力包揽民事纠纷，削弱国家政权和有关法制与彝族群众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它的仲裁作用貌似公允，实际上必然受血统观念的支配，由此变成恃强凌弱，以众暴寡，惟家支是理的现象。这就很容易激化矛盾，使纠纷升级。
通过新旧对比，我们欣喜于现代化给凉山彝家带来的巨大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现代化潮流向凉山彝家的传统社会文化提出的挑战也是空前严峻的。尽管凉山彝家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只要他们走上通往现代化的轨道，一场新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次大规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调整就在所难免。对此，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使凉山彝家认识到现代化到来的必要性，并为迎接它的到来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这是因为，作为民族学家，我们深深地知道，现代文化和技术与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文化发生接触时，如果该民族缺乏现代观念，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例如194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现代武器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传进凉山，就不仅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迅速地与家支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奴隶主四处掳掠人口、镇压娃子乃至各家支之间进行冤家械斗的利器。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这种悲剧是不会重演了。但对出现另外一些消极影响的可能性，还不能轻易排除。我此次上凉山，昭觉、美姑的干部都谈起过饮酒问题。据他们估计，近年生产发展，彝家手中有了些钱，就出现了很浓的豪饮烈酒的风气。两县人均年饮白酒都在10斤以上，酒费开支用去家庭收入20％的户已为数不少。而近年来，家支组织扩张，活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现代交通带来的方便条件。另外，前些年盲目发展粮食种植，在陡峭山坡上开荒种地，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今年，昭觉县每遇暴雨便有山洪夹砂带石顺坡而下，摧桥毁路，压盖农田，甚至冲走住房，伤害人畜，这也应该是滥用新技术造成的消极后果之一。
20世纪40年代，林耀华（右6）到四川凉山考察时，与麻柳湾的彝族群众在一起。
对于凉山彝家将来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我在《三上凉山》中也做了一些展望。我主张，（一）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应该未雨绸缪，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良。那种只顾眼前开发利益，无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吃祖先的饭，砸儿孙的碗”的做法，一定要避免。（二）走专业户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三）扶植和培养彝家自己的企业家，发展民族地方工业。（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为建设凉山彝家的现代经济文化准备人才。（五）广开财路，发展旅游产业。
1986年9月1日到7日，我参加了在英国南安普敦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并于9月2日在社会科学组上做了题为“中国解放时期的一些原始时代和奴隶制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报告，并解答了听众的一些提问。事后英中文化协会副主席饶逊（Jessica Rawson）女士告诉我听众反应很满意，尤其是有影片放映配合的报告，大众喜欢。讲题中凉山彝族奴隶制占了大半篇幅，这也是我在“三上凉山”之后在国外传达了我对凉山彝家的研究成果。
1991年，商务印书馆准备重新出版《凉山彝家》。他们除了希望能把《凉山彝族今昔》和《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这两篇文章收入该书之外，还希望我再增补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彝家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容。为完成此任务，我很想再去凉山做一番考察，但无奈自己已年迈不能成行，只好委托我的彝族学生潘蛟同志去凉山替我收集材料。根据这些资料和潘蛟同志的深刻分析，由他执笔，我们写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这些文字，最终都被商务印书馆收在题为“凉山彝家的巨变”的书里。这本书已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
潘蛟到美姑调查时再度访问了打吉的儿子打吉比俄。比俄知道潘是我的学生，专门在三河以达杀了一头牛来招待，并让潘转告我，他家的日子比1984年我来访时又好很多。1984年，没能杀牛招待我，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潘蛟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打吉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过凉山彝区的解放和改革。在逝世之前，他一直在美姑县政协任事。“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冲击。据说，他对于自己在这期间一共挨了多少次批斗是计数得十分清楚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计数这种痛苦，没有人能知道。这个打吉，总是让人捉摸不透。50年前他曾帮助过我理解凉山彝家，但对于他怎样理解我们汉人，我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人类学家的任务本来就是理解人，可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打吉和我们自己，这却仍是个问题。今天想到这些，我心里仍不免有一种难言的迷惘和惆怅。
潘蛟还了解到，打吉的儿子比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被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但遗憾的是，比俄当时因为念家和不习惯成都生活，中途辍学跑了回来。打吉去世后，比俄也被安排为美姑县政协委员。对于目前的工作和生活，他尚感到满意。有一次，他曾写信托潘蛟转告我，请我寄一张近照给他。后来，我托潘蛟给他寄去的不只一张照片，还有一本《凉山彝家的巨变》。这本书中有些段落记述了他父亲和我的交情，我想他是愿意读的。我也希望后辈学者们能把这份情缘相传下去，不断有人去凉山，捎去人类学民族学家对他们的关心并带回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人间真情。
在《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中，我记述凉山彝区的解放过程，展示了这样一个认识：历代中央王朝未能实现对凉山彝族地区的政治整合，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背景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这种整合必然带有民族降服和民族压迫的性质，从而遭到了整个凉山地区彝族人民的顽强抗阻。新中国政权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凉山彝区的解放，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以区分，成功地在彝汉被压迫人民之间找到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实践证明，正是通过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全国各族劳动人民团结了起来；正是通过否定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矛盾才能消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才能实现。从个人经历看，民族之间的界限究竟是否不可逾越？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否真是“原生”（primordial）和不可避免？中国的实践应该是提供了一种答案。
然而，我以为凉山彝区的解放过程也不完全是一场单纯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完成民主改革，彻底解决凉山彝区的奴隶制问题，也是由于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地团结了类似于打吉这样的开明上层人士，争取到了他们对民改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少数反动奴隶主分子。在发动阶级斗争的同时，怎样建立统一战线寻求开明上层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策略很强的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中，我力求能展示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于“上层人士（elite）在民族问题上的作用”加以关注。
通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的探讨来深化、验证我们对于一个社会的既有认识，并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也是我这篇文章试图做到的事情。众所周知，希望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可直接控制的实验方法来探索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科学家们的理想。然而，由于研究社会的同时也是能够创造社会的人，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这一直是个难圆的梦。如果硬要说社会科学中有某种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观察的话，那么，我以为它应该对那种具有明确理论指导并已有了一定结果的社会变革进行跟踪检讨。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对以前的社会变革的评判，而这种评判又牵涉到种种权力和利益。但是，通过这种研究，我们确实也能看到一些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问题。
例如，通过对民改前后、人民公社、“文革”以及农村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及其结果，我们能看到凉山彝区家支活动的兴衰是与当地基层政治经济组织的变更相关联的。家支确实是凉山彝区的传统社会基本组织形式，这个社会过去的冤家械斗、婚姻、等级压迫和等级升降等制度都与它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家支表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很强的自组织性。在农村基层政权强而有力的时期，它往往蛰伏隐蔽起来。但每逢农村基层政权软弱涣散的时候，它就会粉墨登场。而家支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的自组织性，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滞后，或观念滞后问题。应该说，新中国成立近五十年来，家支活动之所以禁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彝区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基层政权网络，但却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凉山彝区人口以家支为单位分布的传统聚落模式，而且还通过口粮、户口等制度间接地固化了这种模式。在这样一个人们生于斯逝于斯，几乎没有任何流动和迁徙的社会中，仅靠宣传和思想教育来改变人们的传统家支观念显然是不太现实的。简言之，如果缺乏对上述社会变革的理论和结果的检讨，我们将很难看到家支的这种自组织性，从而也就很难在所谓的“观念滞后”之外去探讨决定“家支活动禁而不绝”的其他因素。
潘蛟提供的调查材料表明，凉山彝家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已作为一种阶级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四十多年，但过去等级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等级观念仍在支配着人们的一些行为。在农村里，黑彝和白彝仍不通婚。即便在白彝中，呷西和阿加出身的人欲与曲诺攀亲仍旧很困难。在城镇人口中，黑白彝通婚也很少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凉山彝族旧有等级观念的残存，不仅与彝人的观念滞后和当地的家支仍在活动有关，而且和我们几十年来所贯彻的阶级斗争路线有一定关联。在凉山彝区，黑彝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划定成了奴隶主阶级。为了防止敌人搞乱阶级阵线，政府曾专门下发过文件，要求劝阻白彝劳动人民与黑彝奴隶主阶级通婚。结果是有一些嘲讽意味，一种以消灭阶级为宗旨的革命竟与一种力图维持奴隶社会等级界限的观念达成了无意识的共谋（unconscious complicity），这是当初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彝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在这巨变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研究潘蛟同志所提供的调查材料，我深深感到仅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凉山彝家的过去，那是不够公平的。欲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恐怕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