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
1946年随燕大迁回北平后，我一边授课与研究，一边静观时局变化，期待能在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中放开手脚去发展还处于幼稚期的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给中国各方面都带来重大变化。我们学术生涯也增添了不少新内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学研究，成为我们当时要实践的一条新道路。这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在此过程中，与苏联的学术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是我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条新的重要线索。让我把这方面的内容简单回顾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旧社会的腐败现象果然迅速扫除。同时，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不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国上下一切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中一切来自英、美的东西，则均斥之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结果。因此，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视做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各大学中已建立的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先后被撤消。社会场景的转换还影响到学科名称。“文化人类学”一词作为学科名称再也不见使用。体质人类学借助苏联体系之力取得了“人类学”名称，隶属生物学门下，其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进行。民族学虽曾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而被当做反动学科批判，但因为苏联学科分类中有其户头，隶属历史学门下，所以在中国也作为学科名称保存下来。于是，中苏文化交流也就有了民族学家参与其事。
林耀华在广东瑶村阳城遗址，与人们在一起。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遵照苏联的模式进行调整。原在中央研究院和燕京、清华、中山等大学及其他一些院校从事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所在系科被撤消，被陆续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其中大部分是我的老师、同学和熟识多年的同事、朋友，如吴文藻、杨成志、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等。还有一些是我的学生，如陈永龄、宋蜀华、沈家驹、黄淑娉、吴恒、施联珠等。
原来分散于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同行学者们都集中到了民族学院研究部，再加上原来从事边疆和少数民族历史、考古的一些学者如翦伯赞、翁独健、冯家升等人也被调来，使得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内著名学者云集，盛况空前，形成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这么多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著名学者集于一堂，本来堪称学术界盛事。先前的师生友朋聚集一起，也应该是人生中的一大乐趣。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从事研究的那些理论和方法，大多学自西方，已经受到批判而不能继续沿用。我们得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时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苏联的民族学理论。
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又被称为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这个学派是随着十月革命而产生、发展的。它一方面接受革命前的民族学遗产；另一方面，在其诞生之初，就严格遵循马列主义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根据苏共的民族政策，对各民族开展调查和研究，并总结出一套迥异于西方的民族学理论。特别是1929年至30年代中期，苏维埃学派对西方的民族学派各种理论展开过全面的批判，甚至有过“取消”的呼声，所以其在50年代的研究很注意与西方同事的理论拉开距离。因此，它正好成为我们的榜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受到全国人民的敌视。这种敌视也扩展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因此，苏维埃学派对西方民族学各种理论的全面批判，也能引起我们在感情上的共鸣。虽然这意味着否定我们自己多年沿用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但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使我并无抵触情绪，相反却很虔诚地努力学习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学习苏联理论，就等于是学习马列主义。学术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理论和方法，旧的理论和道路被否定了，必须迅速建起新的、适应新形势的理论和方法。这是50年代初摆在中国民族学界眼前的首要任务。
作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民族学大本营和最后基地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理所当然地被要求承担起并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如我们不能将民族学专业与中国的新形势尽快地、很好地协调起来，民族学这个学科本身就只能与其他“资产阶级学科”一样被撤消。当时，我作为在这个机构里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感自己肩上担子之沉重。
林耀华1964年在河南安阳小南海和当地的领导及群众在一起。
于是，我率先认真学习并向我的同人们介绍苏维埃民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1956年，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召开五年一度的全苏民族学会议，组织上决定由我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我在会上听取了苏联民族学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报告和许多专题的研究论文，同时也参加了苏联科学家们有关今后几年研究计划的讨论。这对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了解苏维埃民族学的机会。
当年10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苏联民族学近年来的成就》一文。我是在举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介绍苏联民族学的。我写道：
远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俄罗斯的民族学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俄国民族学比西欧各国发展得更早，也更加迅速，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由许多不同民族所构成，这一情况很早就提出了具体研究各民族特征的要求。当时有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民族学，也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民族学。
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时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民族学的发展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大抵上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以前的年代，这是民族学苏维埃学派创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民族学研究工作和考察工作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而这些工作都密切地配合着党和政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解决民族问题和实行民族政策的任务……
第一时期的后一阶段，从1929年召开的民族学会议开始，标志着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民族学遗产。后来，1934年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苏联的历史科学（包括民族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与资产阶级学者把民族学归为人类学或生物科学的一个门类完全相反，苏联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它的特点就是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并把世界各民族作为人类全部历程中创造历史的主体来加以考察研究的。这一阶段苏联民族学者特别是对各个民族的族源问题，对原始社会史以及对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专著。
由于紧密地结合着实际的任务，由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及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族学做不懈的斗争，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了。
第二个时期，从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这时苏联民族学转到各族人民的现代问题的研究，苏维埃学派承担了更扩大范围的、更迫切需要的民族学任务。……苏维埃民族学很快就转到为国防服务，例如批判种族主义、批判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研究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斯拉夫各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以加强战斗的力量。
在战后的年代里，提出一连串新的问题，从而加重了民族学者的任务。在苏联国内开始研究一般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问题，特别是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这时又增加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研究人民民主国家的各个民族，并从思想上协助这些国家和民族。此外，由于帝国主义的反动阵营和社会主义的和平阵营之间的思想意识斗争日益尖锐，民族学家面临着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运动形式和民族解放斗争形式，并彻底批判和揭露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的民族学理论。苏联国内外的新形势，又促进了苏维埃民族学新的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50年代苏联民族学界所从事的工作，我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于苏联各民族现代文化和生活，即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的研究，是苏联民族学近年主要的课题。这一课题包括下面三个重要部分。
中国北方耕耘农业的主要农作物，从远古时代起就是耐旱的谷物——粟、稷、高粱和几种小麦，豆类（黄豆及其他豆类）、花生、菜豆、豌豆等等也有很大的经济作用。种菜业特别发达，尤其是种植各种白菜、萝卜、大葱、大蒜、韭菜、黄瓜和南瓜。也很普遍地把甜薯作为田野作物。在水果中最有特点的是杏子、柿子和枣子。葡萄种植业只有在新疆绿洲中发达；瓜类种植在那里也很早就已繁荣（哈密瓜是全中国特别著名的），自从远古以来在黄河流域就有的稻米作物，在这里不是主要作物（稻米起源中心在长江下游，1973年发现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在六千多年前已有稻作农业、木构建筑遗迹，磨制石器，骨、木器相当进步，还有用水牛肩骨制的骨耜等）。但是在朝鲜人中，甚至在朝鲜北部和相邻的东北南部地区（吉林省），虽然气候比较干冷，稻米却在农产品中占第一位。棉花、桑树（桑蚕）、荨麻、烟草、某些油类作物（芝麻、菜籽、现在还有向日葵），在中国北方和朝鲜的技术作物中有着最大的意义。到处都广泛利用着因缺水而设的沟渠式灌溉。
现在主要的耕作农业用具是犁，大都是双铧犁，犁铧薄而宽，其形似铲“锹”，利用驴、马、骡、牛作为牵引力。在做辅助的田野工作，特别是种菜园子时，广泛利用着手工工具锄头、镰刀和各种铲子。突出的是：利用垂直的和双列水平的耙、碌碡（大部分是石碌碡）来碎土块；利用单行和双行的耧，耧的构造独特，有犁细沟的空心犁头，种子由专门的箱中通过空心犁头落入沟中。用刀面几乎同把手垂直的“角形”镰刀收割谷物。通常用各种家畜牵着碾子在夯实的打谷场上打谷，用铲扬谷。
动物饲养业虽是副业，却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除了耕畜之外，汉族和朝鲜族主要饲养猪、鸡、鸭。在伊斯兰教的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中间自然没有猪，但牛、绵羊和山羊却较多。在极其多样和高度发达的家庭生产和手工业中，对于这个经济文化类型最突出的是：陶瓷业（在其基础上发展了洋磁器和瓷器的烧制）、木工用易弯的柳条、芦苇、草和禾竿编制席子、筐篮和其他物品、纺织（特别是丝织业）、烹调各种食物（特别是面条）。在陆路运输工具中应该指出各种形式的手推独轮车，以及二轮兽力大车，拉车的兽力也就是在农业中作为牵引力的牲畜。
中国北方和朝鲜属于这个类型的各族的住屋十分多种多样，但是在建筑上几乎到处都广泛利用土。在新疆各族中间，以及朝鲜族中间有纯土坯的或草土砖的建筑物；同时这些地方也有用泥糊篱墙的房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在北方汉人中的特点是砖墙（生砖或熟砖）的柱子屋架结构式房屋。葺屋顶的材料是禾竿、芦苇、瓦。在新疆，屋顶往往是完全平的，在中国北方是平的双斜面屋顶，在朝鲜是四斜面屋顶，这个次序是与雨量的依次增长有关的。所有这些地区的农舍的地面照例是泥地，在地上通常把很大一块地方砌高的；在北方的汉人和朝鲜族中间用热气把它烤暖（汉族的“炕”、朝鲜族的“温突”）。屋内很少家具；最独特的是各种形式的矮炕桌和放零星家具的木箱。
林耀华在国外访问时，与人们在一起。
东亚干燥地带耕耘农民的饮食主要是植物类的。最普通的是：小麦面烙饼（在新疆）或馒头（中国北方），黍、小米或高粱（在朝鲜也用大米）煮的粥，用豆类和蔬菜做的各种菜肴。汉人和朝鲜人主要用猪肉或鸡肉作为肉食；回族和维吾尔族用羊肉或牛肉作为肉食（在维吾尔族中间，抓饭很有名）。各种辛辣的调味料（红辣椒、醋、酱油）到处都很流行。服装大多是用棉布做的（冬天加上棉絮）；这个类型的各族人民共同的、最普遍的服装因素是敞襟的短褂或长袍、宽裆裤（男女都一样）、布鞋或草鞋、包头布、各种式样的草帽。装饰的民族特点极为多种多样，它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无直接关系。
分布在大片领域内的干燥地带的犁耕农民类型当然不可能是完全单一的。就是在东亚范围内，它也形成了几个地方变型，其中最明显地分出了三个华北变型、朝鲜变型和新疆变型。这些变型之间的差别局部地区已在前面的叙述中指出了，它一方面决定于新疆、华北和朝鲜的自然条件不一致，另一方面决定于东亚这三个地区的各族人民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例如，在新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中表明了他们与相邻的畜牧民族的密切联系、绿洲性质的农业、与中亚居民的相互作用、伊斯兰教化对他们所起的巨大影响。与中国和日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对于朝鲜人有过很大作用。
40年前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写这篇论文，两人有心照不宣处。那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联民族学家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史上实有三个源头：第一是德奥学派的文化圈理论；第二是美国历史学派的文化区理论；第三是1940年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后来演成一个学派的怀特（Leslie White）和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等人的新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出于对当时两大阵营对垒的现实考虑，苏联学者在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时，对西方民族学在相关领域里的这些发展或者痛加批判，或者秘而不宣，只注意强调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含义。我个人认识到中国民族学需要引进一些学科方法论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后骤然增多的中国民族志材料。文化生态学或曰生态人类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当时，引进方法论的现成渠道唯有苏联。因此我很乐意与切博克萨罗夫进行这合作。当时我们两人都预期按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志材料，能引出一批新成果。事实上这篇文章也在国外造成了一定影响。它的俄文本发表不久，日本和德国学术界就都做了翻译。可惜造化弄人，文章的中文译本未及发表，中苏关系就出现波折。几经辗转，苏联由中国的“老大哥”变成了中国的潜在敌国。苏联学者的研究方法也成了批判而不是学习的对象。我们的那篇文章也就成了中苏民族学家合作的一声绝响。直到1984年，中文译本才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研究论文集》上发表。
1982年，我和吴文藻、吴泽霖、金天明一起招收了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其中的一位也是我后来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之一张海洋同志在我的指导下，以“经济文化类型研究”为题，写成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我主编全国民族院校的主要民族学课程教材《民族学通论》时，也专门设立“经济文化类型”一章。《民族学通论》的副主编之一陈克进同志后来评论这方面的进展：
林耀华在国外访问时留影。
《民族学通论》对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做了个初步总结。它着重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对苏联学者提出的理论做了修正和发展，使之更加完善。一是在定义方面的修正，即以“生态环境”取代“自然地理条件”，用体现谋生手段的“生计方式”代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而突出了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之既能明确地标示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又能容纳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一含义。二是具体认识的深化，强调应从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包括典章制度在内的思想意识形态这四个结构层次上去划分经济文化类型，才有利于对任何经济的整体性认识，使民族学在面对工作对象时选择准确的认知角度。这对于改变我国各族经济文化发展尚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尤有参考价值。三是在研究方法的系统化方面做了探索，即首先强调研究手段的综合，其次强调一个体系内的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系统性和结构关系。构拟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基本框架。以上的意思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应该包括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而且事实证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是能够做出独特贡献的。
近年，我的老学生、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宋蜀华教授在这个角度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93年撰写的论文《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另一位学生杨圣敏教授的博士论文《干旱地区的文化——吐鲁番维吾尔族社区调查与研究》（尚未公开发表），更直接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他还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也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经济与文化。40年前开辟的这条道路有这么多人继承，使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