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梁启超
近代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二十四年(1898)入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博通经史,又善于吸取西方思想和学说,在当时曾影响了一代青年。生平长于史学,尤长于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尚有《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多种,后汇编为《饮冰室合集》。该书共包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初史学之建设》、《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实践实用主义》、《科学之曙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16篇。又附表多种。此书主要论述明末至民国初年近300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及其变迁。其中《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节,概括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舍空谈,而趋实践的经世治用之学;由厌倦主观冥想,到倾向于客观考察;是对宋元明三朝道学的批判,和开辟未来新时代的先驱。此后又发展为乾隆嘉庆时期脱离时政的考据学,又发展成为道光咸丰以至晚清以变法维新、经世治用、托古改制为特点的近代今文经学。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书中,比较
章节列表
升序↑- 提要
- 序言
- 目 录
- 一 反动与先驱
-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附：孙夏峰，李二曲，余姚王学家，李穆堂
-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 七 两畸儒——王船山 朱舜水
-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 十 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 十一 科学之曙光——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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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三语录
《涵三语录》。即吕洞宾在涵三宫所降之训示。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王真《后记》说，吕洞宾之训示，昔日临坛诸人私相记载，未曾流通。今幸金陵孙守恕因刊《三品经》，于是同时纂辑《涵三语录》，作为附录。刘体恕《小序》说：“纪述者黄君诚恕、吴君一恕、李君务恕，纂辑者孙君守恕、余侄允诚。续录则余与黄君辑近年以来，黔中就楚积经演典之训，合前录共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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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冤案
咱们中国，有这么两句格言，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两句话中，所含的意义，就是言其人要作了恶事，纵然一时侥幸，能够逃出法网，但是叶落归根，依然逃不出天网去。所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少不得默默中有个道理，总会有报应临头的那一天。著写这一部书，是清季一件实事，文献可证，档案俱在，绝不等于向壁虚造。不过小说家言，照例是要多方穿插，加意渲染，好使阅者诸君，能怡心悦目。好在善读书人，自能以意逆志，观其会通，当然不去刻舟求剑的。上面写的一段话，姑且作个小引，以下便不事枝蔓，归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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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散曲集。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著。现存版本较多，有明正德年间刻本《碧山乐府》，凡2卷;有明正德刻、清补本《碧山乐府》，凡2卷、拾遗1卷;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书绅刻本《碧山乐府》，凡2卷;有明嘉靖康浩刻本《碧山乐府》1卷、拾遗1卷、续稿1卷。王九思曲作写得爽朗、雄健，甚至有几分粗豪。如〔沉醉东风〕：“有时节露赤脚山巅水涯，有时节科白头柳堰桃峡。戴什么折角巾，结什么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煞。”又如〔水仙子〕：“一拳打脱凤凰笼，两脚蹬开虎豹丛，单身撞出麒麟洞。望东华人乱拥，紫罗袍老尽英雄。参详破邯郸一梦，叹息杀商山四翁，思量起华岳三峰。”有的研究者认为后一首“微伤做作”，有的研究者也说“这种暴牙露眼的形相，显得很不自然”。其实，这正是王九思的本色所在。他即使写归隐之情，也表现爽朗的特长，如〔水仙子〕：“紫泥封不要淡文章，白糯酒偏宜小肚肠。碧山翁有甚高名望，也只是乐昇平不妄想，听濯缨一曲沧浪。瞻北阙心还壮，对南山兴转狂，地久天长。”总的说来，王九思曲作胜于康海，王世贞《艺苑卮言》评其曲“秀丽雄爽，康(海)大不如也。评者以敬夫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王骥德《曲律》评论：“对山(康海)亦忤于时，放情自废，与渼陂以声乐相尚，彼此酬和不辍。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气，然喜生造，喜堆积，喜多用老生语，不得与王并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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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 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 《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 《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 《春秋》 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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