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从第五讲到第十一讲，把几个重要学派各列举几位代表人物，叙述其学说梗概，清初学界形势大略可见了。然而顺、康间承晚明之敝，反动猛起，各方面有许多瑰奇之士，不相谋，不相袭，而各各有所创获。或著作失传，或无门弟子恢张其业，故世罕宗之。又或行谊可訾议，或本非纯粹的学者，而所见殊有独到处。总之，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冬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煞是可爱。本讲要把这些人——为我现在记忆所及者，提出十来位来讲讲。
一方密之 附：黄扶孟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崇祯庚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国变后从永历帝于云南，永历亡，出家为僧，号药地。他著有《通雅》五十二卷，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其目录为：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疑始，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器用，衣服，宫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切韵声原，脉考，古方解。《四库提要》很恭维这部书，说道：“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然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顾、阎辈是否受密之影响，尚难证明。要之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的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他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欲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密之语又说：“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又说：“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俱自序又说：“副墨洛诵，推至疑始。案：此用庄子语始作此者，自有其故，不可不知，不可不疑也。”卷一叶一可见他的学问，全由疑入。“无问题则无学问”，此理他见得极透。二曰尊证，他说：“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凡例又说：“是正古文，必借他证，乃可明也。……智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卷首之一叶五至六立论要举证，是清儒最要的信条，他倡之最力而守之最严。三曰尊今，他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版？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卷首之一叶一又说：“后人因考辨而积悟之，自详于前，前人偶见一端，而况有传讹强争者乎？”卷五十叶二又说：“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卷首之三叶二十二又说：“先辈岂生今而薄今耶？时未至也，其智之变亦不暇及也。不学则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学而徇迹引墨，不失尺寸，则诵死人之句耳。”同上所以，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
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清代学者徐高邮王氏父子以外，像没有那位赶得上他。但乾嘉诸老，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很少称道，不知是未见其书，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清儒是看不起明儒的。密之纯属明人，这书又成于崇祯年间，也许清儒很少人读过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他说：“音有定，字无定，随人填入耳。各土各时有宜，贵知其故。”卷五十叶一因此他最注意方言和谚语，书中特辟“谚原”一篇，其小序曰：“叔然作反切，本出于俚里常言，宋景文笔记之，如‘鲫溜’为就，‘突栾’为团，‘鲫令’为精，‘窟笼’为孔，不可胜举，讹失日以远矣。然相沿各有其原，考之于古，颇有暗合。方音乃天地间自然而转者，上古之变为汉、晋，汉、晋之变为宋、元，势也。”卷四十九叶一故以为欲做辨当名物的工作，“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凡例又不惟地方差别而已。他以为，“天地岁时推移而人随之，声音亦随之。方言训诂相传，遂为典实。”同上“乡谈随世变而改，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之诂而是正名物乎？”卷首之一叶二十一他说：“古今之音，大概五变。”凡例“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历代训诂、谶纬、歌谣、小说，即具各时之声称。”卷首之一，叶二十二“上古之音，见于古歌三百。汉、晋之音，见于郑、应、服、许之论注。至宋渐转，元周德清始起而畅之。《洪武正韵》，依德清而坛入声也。”卷五十叶二十他说：“古字简少通用。”卷二叶十五所以“古人解字，皆属借义，如赋诗断章”。卷二叶十八“周末至汉，皆以韵为解。”同上其于形亦然，“汉碑字见形相似，即借用之。”同上叶二十有许多字因“事变义起，不得不分别，故未分字先分音，取其易记”。卷一叶五其后则“因有一音，则借一字配之”。同上叶十八他以为文字孳乳寝多之故，皆由于此。“世变既繁，不得不尔，所以合所以分皆当知之。”同上叶五他以为后人将古字增减或造新字，好古者动诋为俗，不知“六书之道，原以适用为主，未可谓后人必无当也”。卷二叶三十二他最能辨别伪书，但以为虽伪亦复有用。他说：“书不必尽信，贵明其理，或以辨名当物，或以验声音称谓之时变。则秦汉以降之所造所附，亦古今之征也。”卷首之一叶五他对于古言古训，爬罗剔挈，费了多少心血，真算得中国文字之功臣了。但他却有一句极骇人的话，说道：“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卷一叶十八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密之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他的见识气魄如何，可以想见了。
密之所造的新字母，乃斟酌古韵、华严字母、神珙谱、邵子衍、沈韵、唐韵、徽州所传朱子谱、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郝京山谱、金尼阁谱而成。分为三十六韵十六摄而统以六余声，自为《旋韵图》表之。具见《通雅》卷五十切韵声原中。可惜我于此学毫无研究，不惟不会批评，并且不会摘要。有志斯道者请看原书。
密之所著书，尚有《经学编》，有《易图说》，似皆佚。又拟著《方域图》《官制图》，似尚未成。他早年才气英发，为复社领袖，晚年间关万里，奔走国难，石烂海枯，乃自逃于禅悦。钱饮光说：“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若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读此可知密之学术之变迁及其究竟了。
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很可惜的事。
同时皖人中有黄生，字扶孟，歙县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有《字诂》一卷，《义府》一卷，《四库全书》著录，亦专主以声音通训诂。其族孙承吉说道：“公年差少于顾亭林。顾书公所未见，公书顾亦弗知。顾撰《音学五书》，厥功甚伟，惟尚未能得所会通。……公实有见于声与义之相因而起，遂浚及于义通则声通，为古今小学家之所创获。”又说：“此学喻之者惟高邮王氏，引申触类，为从古之所无，即先后乎王氏及与王氏同时者亦皆不得而与。盖他儒以韵求声，王乃言声而不言韵，可谓穷本知归。公生于王氏百数十载之前，非有来者相谋，而所造若是。……”《重刻字诂义府后序》虽子孙诵芬之辞，或未免稍过其实。总之《字诂》这部书在清代声音训诂学里头占有重要位置，我们是要承认的。
二 陈乾初
陈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卒康熙十六年(1677)，年74。他是刘蕺山门生，却极不喜欢理学。黄梨洲作他的墓志铭，说道：“乾初读书卓荦，不喜理学家言。尝受一编读之，心弗善也，辄弃去，遂四十年不阅。其后……问学于山阴先师，深痛末学之支离，见于辞色。……先师梦奠，得其遗书而尽读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阅者重阅之，则又格格不能相入。”《南雷文约》他这个人的气象，大略可见了。梨洲又说：
乾初深痛“朱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之语，案：此是程子语谓从悬空卜度至于心行路绝，自是禅门种草。宋人指《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谓性”为本体，必欲求此本体于父母未生以前，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则工夫全无着落。当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即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之后见之，如五谷不艺植不耔耘，何以见其种子美耶？……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气、情、才言。后儒言“既发谓之情”，“才出于气，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同上又说：
乾初谓，人心本无所谓天理，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其主于无欲者，非也。同上
读这两段话，前一段何其与颜习斋《存性篇》辨气质性恶之说酷相类，后一段何其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顺情养欲之说酷相类也？颜、戴二君，并非蹈袭乾初，因为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读过乾初的书。但乾初以蕺山门人而有这种见地，真算得时代精神之先驱者了。
乾初不信《大学》为孔、曾所作，著《大学辨》以辨之。其略曰：
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易》称“蒙养即圣功”，何小大之有？《论语》二十篇中，于《易》《诗》、《书》《礼》、《乐》三致意焉，而无一言及《大学》。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壶》之后，垂二千余年，莫有以为圣经者。而程子始目为孔氏之遗书，又疑其错简而变易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且为之补传，以绝无证据之言，强以为圣经，尊之《论语》之上。即其篇中两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之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朱彝尊《经义考》引
这是他用考证眼光证明《大学》之晚出。但他所以断断致辨者，不徒在其来历，而尤在其内容。他以为“《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功夫后失其伦序”，《经义考》引所以不得不辨。读者须知，《大学》这篇书，经程朱捧场之后，他的身份高到何等地步，七八百年间为“格致”两个字打的笔墨官司，也不知糟蹋天地间几多纸料。乾初这种怪论，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当时学者如张杨园、黄梨洲、刘伯绳、沈甸华等——都是乾初学友，都纷纷移书责他，他却毅然不顾。他临死前一年，还有书和梨洲往复，大旨谓：“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可谓痛心！”吴骞著《陈乾初先生年谱》引他的独立不惧精神，可概见了。
乾初对于社会问题，常为严正的批评与实践的改革。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著《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与张杨园共倡立“葬亲社”，到处劝人实行。屠爌、陆圻征文寿母，他说：“世俗之事，非所当行。”当时东南社集讲会极盛，他说：“衎衎醉饱，无益身心。”一切不赴。甲申以后，起义死事的人甚多，好名依附者亦往往而有。乾初说：“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着，遂使奸盗优倡，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黄撰墓志引他又尝著《书潘烈妇碑后》，说道：“吾以为烈妇之死非正也。某尝怪三代以后，学不切实，好为激烈之行，寝失古风，欲一论辩其非。……”吴著年谱引他立论不徇流俗，大略如此。
他和梨洲同门，但生前论学，往往不合。梨洲也不深知他，《南雷集》中他的墓志铭两篇，第一篇泛泛叙他的庸德而已，第二篇才把他学术要点摘出，自言：“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梨洲服善之诚，实可敬。乾初遗著，世罕传本，不知尚存否？得梨洲一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位拔俗学者的面影，也算幸事了。
三 潘用微
潘平格，字用微《学案小识》作用徵，误浙江慈溪人。他的学术像没有师承，也没有传授。他所著有《求仁录》一书，我未得见，仅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所引观其崖略。以下都是从唐著转引大概说：“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发见于吾人日用平常之事者也。……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学者之患，在于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种种弊病以各成其学术”。他反对主敬主静之养心法，以为养心用操持法总是不对，说道：“操持者，意也，识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识治意识也。”所以他说：“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而结论归到“本体工夫非有二”，说道：“工夫二字，起于后世佛老之徒。盖自伦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说是工夫。若主敬之学，先立体以为致用之本；穷理之学，先推极知识以为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说是工夫。……这便是学养子而后嫁了。”又说：“晦庵不信《大学》而信伊川之‘改大学’，不格物而补格物之传，以至象山、阳明不信曾、思、孟而谓颜子没而圣学亡，今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以悖后世诸贤，……总由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近儒之说，故意见偏颇，窠臼难拔。某常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用微之学，我未见其全书，不敢轻下批评。约略看来，大率也是从宋明学上很用过苦功而力求解放者。归玄恭文集里头有《上潘先生书》两通，第一通很尊仰他；第二通很诋毁他。像是玄恭曾游用微之门，后来不以为然，又退出来。李恕谷记万季野自述道：“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后集?万季野小传》然则季野亦颇心折其学了。可惜他生在浙东，浙东正是蕺山、梨洲势力范围，不容他有发展余地。这个人便成为“中道而殇”的学者了。
四 费燕峰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生明天启三年(1623或1625)，卒清康熙三十八年(1698或1699)，年77。当张献忠荼毒全蜀时，他团乡兵拒贼，贼不能犯。永历在滇，蜀人杨展据叙州嘉定、永宁为明守，燕峰以中书舍人参其军，屯田积谷为一方保障。吴三桂入蜀，燕峰避乱陕西，寻即东下，自是流寓江淮间四十余年。49岁，诣苏门谒孙夏峰，夏峰年九十矣，与谈学甚契。见《夏峰年谱》尝游京师，交李恕谷，为作《大学辨业序》。见《恕谷年谱》工诗，为王渔洋所推服。见《池北偶谈》遗著三种，曰《弘道书》，曰《荒书》，曰《燕峰诗抄》，近年大关唐氏始刻之。《荒书》记明清间蜀乱，为极翔实之史料。徐立斋、万季野在明史馆，以不得见为恨。《弘道书》成于晚年，为书三卷十五篇，曰“统典论”，曰“弼辅录论”，曰“道脉谱论”，曰“古经旨论”，曰“原教”，曰“圣人取人定法论”，凡六篇，为上卷；“祀典议”五篇及“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凡八篇，为中卷；“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一篇为下卷；其间复以表十一篇分附焉。骤看这部书名和目录，很像是一部宋明道学先生们理障的著作，其实大大不然。燕峰是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这部书惊心动魄之言，不在颜习斋《四存编》之下。其最不同之点，则习斋连汉唐学派一概排斥，燕峰则提倡注疏。就这点论，燕峰不能如习斋之彻底，其学风实与后此乾嘉学派颇接近。但乾嘉学者并未受燕峰影响，不可不知燕峰和同时的颜习斋、毛西河，虽同为反宋学的健将，而燕峰之特色，则在研究历史上学术变迁之迹，能说明宋学所自出。他以为，中国学术自三国六朝以后分为南北两派，而宋学则从南派衍来。其论南北派曰：
……迨于魏晋，王弼、何晏，习为清谈，儒学始变，朝野相尚，损实坏政，中原沦没，宋、齐、梁、陈，偏安江左，诸儒谈经，遂杂玄旨，何承天、尉弘正、雷次宗、刘瓛、沈麟士、明山宾、皇侃、虞喜、周舍、伏曼容、张绪诸君子，缁素并听，受者甚广。北方旧族，执经而言圣人之道，卢玄、王保安、刁冲、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诸儒，弟子著录千万计，古经得传，深有赖焉。……《原教》他续论自唐迄宋学术变迁大势，说道：
唐啖助、王玄感、陆淳以来，诂经已出意见，尚未大变乱也。经旨大变，创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为说，始异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发，独任己私，本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诬辨幽诞，以为道德性命之微。……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骚然，宋遂南渡。当是时不守古经言“足兵足食”、“好谋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而朝士所争，乃王安石、程颐之学术，上殿专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益炽。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张栻、陈亮，论各不同，而九渊与熹尤显。……熹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验”、“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尝就数家遗书细求耳。……明永乐专用熹说四书五经“大全”，命科举以为程式。生徒趋时，递相祖受。七十子所遗汉唐相传共守之实学殆绝。……王守仁虽以熹穷理格物为非，而复溯九渊本心之说，改九渊接孟轲。自此穷理、良知二说并立，学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敌。《道脉谱论》
他又论宋儒之学乃剽窃佛道两家而来，历举邵雍之出于陈抟，周敦颐之出于寿厓。其考证虽不逮黄晦木、胡朏明之详博，而论断尤痛切。谓：
诸儒辟二氏，谓其惑世诬民，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而阴窃其说以自润，又何以服二氏？《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又谓：
羲、文、周、孔至宋，乃托二氏再生于天地之间。吾道受辱至此，百尔君子，欲不愤得乎？《道脉谱论》
他以为，“凡宋儒所自诩为不传之秘者，皆彷佛为见，依倚成理。昔儒非不知之也，但不以为学。”《古经旨论》所以不以为学之故，他以为一因其不能普及，二因其不能应用。所谓不能普及者，他说：
圣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为教也……今大郡十余万家，长老子弟秀杰者，虽上下不齐，而常千百人于孝弟忠信诗书六艺之文可以与知也。浸汨敷衍于后儒性理新说，多者五六人或二三人，或千里无一人焉。道不远人，说何艰深若此？《原教》所谓不能应用者，他说：
清谈害实，起于魏晋，而盛于宋南北。……齐逞臆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段。即有好议论，美听而已矣。……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他又极论空言高论之有害政治，说道：
论政当以身所当者为定。……井田封建，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专言三代，欲以为治，不过儒生饰辞耀世，苟实行之，误国家而害民生，必如社仓、青苗空竭四海而后止也。……自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在于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故虚文盛而真用薄。儒生好议论，然草野诵读，未尝身历政事，执固言理，不达事变，滞古充类，责人所难。……《先王传道述》他又反对宋儒之禁欲主义，说道：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众人如是，贤哲亦未尝不如是也。……欲不可纵，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则人不从；遂不禁任其纵，则风俗日坏。圣人制为礼乐，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也。《统典论》又说：
生命人所共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阨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然恶得专取义理，一切尽舍而不合量之欤？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功过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当以难行之事徒侈为美谈，不当以必用之规遂指为不肖。《弼辅录论》
燕峰学术的要点大略如此。我们拿来和亭林、习斋、乾初、东原诸家之说并读，当可发见其相同之点甚多。盖明学反动的结果，一时学风不期然而然也。但燕峰于破坏方面，不能如习斋之彻底，于建设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健实，又没有弟子以张其军，遗书亦湮晦罕传，所以这样精悍的思想家，三百年间几乎没人知道。最初表彰他的，为同治间之戴子高，他的《谪麟堂集》中有《费舍人别传》一篇，但亦语焉不详。最近遗著出世，这位大学者渐渐复活起来了。
五 唐铸万 胡石庄 附：易堂九子
同时四川还有一位怪人，曰唐铸万。但费、唐两位，虽属蜀产，然中年以后都流寓江淮，我们是要注意的。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明崇祯三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0－1704)，年75，与阎百诗、颜习斋同年卒顺治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仅十个月便去官，在任内劝民植桑八十万株。他早年因蜀乱避地居苏州，遂游长终老于苏。家计赤贫，常常断炊，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他学无师授，我们读他的书，知道他曾与王昆绳、魏冰叔、顾景范为友。他著书九十七篇，初名曰《衡书》，晚乃改名《潜书》。魏冰叔初见《潜书》，大惊，曰：“此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梅定九一见便手录全部，曰：“此必传之作，当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俱见王闻远著《圃亭先生行略》潘次耕为之序曰：“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绝之识，深沉之思，蕴积于中，多不可制，吐而为辞，风发泉涌。若先秦诸子之书，醇驳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故能历千载而不磨。……斯编远追古人，貌离而神合，不名《潜书》，直名《唐子》可矣！”本书卷首铸万品格高峻，心胸广阔，学术从阳明入手，亦带点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又精心研究事务条理，不为蹈空骛高之谈。这部《潜书》，刻意摹追周秦诸子，想要成一家之言，魏、潘恭维的话，未免过当。依我看，这部书有粗浅语却无肤泛语，有枝蔓语却无蹈袭语，在古今著作之林，总算有相当位置。大约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颜之推《家训》之亚也。
铸万宗阳明心学，其自得处颇类心斋、东崖父子之以乐为学，尝自述其下手法门道：
甄晚而志于道，而知即心是道，不求于外而壹于心。而患多忧多恚为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静者，始未尝不静，久则复动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尝不敬，久则复纵矣。从事于圣人之言，博求于诸儒之论，为之未尝不力，而忧恚之疾终不可治。因思心之本体，虚而无物者也。时有穷达，心无穷达；地有苦乐，心无苦乐；人有顺逆，心无顺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无者，心之本无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之于其所本无哉？心本无忧恚，而劳其心以治忧恚，非计之得也。……吾今而知疾之所由来矣。吾之于人也，非所好而见之，则不宜于其人，名之于食也，非所好而进焉，则不宜于其味。……即此一人，即此一事，或宜于朝不宜于夕，或不宜于朝而宜于夕。其所不宜者，必当吾之不悦时也。其所宜者，必当吾之悦时也。然则宜在悦不在物也，悦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悦为戕心之刃，悦为入道之门。……于是舍昔所为，从悦以入，……无强制之劳，有安获之益。……《悦入篇》这段话大概是铸万一生得力所在。他以为“不悦则常怀烦懑，多见不平，多见非理，所以一切怨天尤人不相亲爱，皆由此生。悦则反是。”我认为这话是很好的。我自己的修养也是向这条路上走。他又说：“古人教亦多术矣，不闻以悦教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生质如其山川，湍急不能容而恒多忧恚。细察病根，皆不悦害之。悦为我门，非众之门。”这段话更好。讲学专标一宗旨，此如指独步单方以疗百病，陆桴亭尝非之。铸万主张各自搜寻自己病根，各自找药，最为通达。他说地理关系影响到人的生质书中屡说这种话，亦极有理政。
铸万虽极力提倡心学，然与宋明儒明心见性之说不同。他养心专为治事用，所以心学只算手段，不算目的。他说：“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辨儒篇》所以他对于客观的事物条理，认为必须详实研究。他说：
顾景范语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于圣人之门”。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贤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学精内而遗外。……”顾子曰：“内尽即外治”。唐子曰：“然则子何为作方舆书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险阻战备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雁门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有为篇》
读此可以知他对于客观研究的态度如何了。《潜书》下篇所讲，都是他对于政治上的意见，大抵按切事势，不为迂谈，亦可见他用力所在。
铸万对于社会问题，亦有许多特见。《备孝篇》说爱子者当无分男女，爱之若一，《内伦篇》《夫妇篇》说男女平等之理，《鲜君篇》《抑尊篇》《室语篇》力言君主专制政体之弊，《破崇篇》痛斥自杀之非，《大命篇》痛叹贫富不均之现象，谓天下之乱皆从此起，皆惊心动魄之言，今录其一二：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途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颖阳，光武屠城三百。……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杀者二：有罪不得不杀，临战不得不杀。……非是奚以杀为？若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为者？大将……偏将……卒伍……杀人，非大将、偏将、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之，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室语篇》
这些话与黄梨洲的《原君篇》不谋而合。三百年前有此快论，不能不说是特识。当清圣祖时，天下讴歌圣明，这种议论，也算大胆极了。他的《存言篇》，有一段说当时社会因穷凋敝之实状，亦是绝好史料，可为官书粉饰讴欧之反证他又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麸荍粥，杂以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呜呼！吾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大命篇》
这话虽短，现代社会主义家之言汗牛充栋，只怕也不过将这点原理发挥引申罢了。
铸万的哲学——人生观，也有独到之处。他论人死而不死之理，颇能将科学的见解和宗教的见解调和起来。他说：
唐子见果赢，曰果赢与天地长久也；见桃李，曰桃李与天地长久也；见鸜鹆，曰鸜鹆与天地长久也。天地不知终始，而此二三类者见敝不越岁月之间，而谓之同长而并久。其有说乎？百物皆有精，无精不生，既生既壮，练而聚之，复传为形。形非异，即精之成也；精非异，即形之初也。收于实，结于弹，禅代不穷。自有天地，即有是果赢、鸜鹆，以至于今。人之所知，限于其目，今年一果赢生，来年一果赢死，今日为鸜鹆之子者生，来日为鸜鹆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为精，精为形，万亿年之间，虽易其形为万亿果赢，实万亿果赢而一蔓也，虽易其形而为万亿鸜鹆，实万亿鸜鹆而一身也。果鸟其短忽乎？天地其长久乎！……人所欲莫如生，所恶莫如死，虽有高明之人，亦自伤不如龟鹤，自叹等于蜉蝣，不察于天地万物之故，反诸身而自昧焉。是故知道者，朋酒羔羊以庆友朋而不自庆，被衰围绖以致哀于亲而不自哀，盖察乎传形之常，而知生非创生、死非猝死也。……物之绝续众矣，必有为绝为续者在其中，而后不穷于绝续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后不穷于生死也。……仲尼观水而叹逝者，……时之逝也，日月迭行，昼夜相继，如驰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于帝王，自帝王以至于今兹，如披籍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过风然。此圣人与众人同者也。圣人之所以异于众人者，有形而逝，无形则不逝，顺于形者逝，立乎无形者不逝。无古今无往来，无生死，其斯为至矣乎。《博观篇》
这篇上半所讲，就是庄子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的道理。近代生物学家讲细胞遗传，最足以为他所说“传形不穷”的证明。但他所说“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又非专指物质的细胞而言。细胞之相禅，人与果赢、鸜鹆所同；精神之相禅，则人所独。精神之顺应的相禅，尽人所同；精神之自主的相禅，则圣贤豪杰所独。铸万之人生观，大概如此。
然则儒家圣贤何故不谈这种哲理耶？即《潜书》中亦何故很少谈这种哲理耶？铸万以为实在是不该谈。他说：
……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间万生万死，草木之根枝化为尘土，鸟兽之皮骨化为尘土，人之肢体化为尘土；忽焉而有，忽焉而无，……而谓其灭则俱灭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岂有不知！何为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圣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圣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则必使露电其身；粪土富贵，优偶冠裳，则必至政刑无用，赏罚无施。……夫天下之智者一二，愚者千万，为善者少，为恶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众著。……是故圣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甄也生为东方圣人之徒，死从西方圣人之后矣。《有归篇》
这话说得极平允，他对于佛法的信仰和彻悟，亦可想见了。他又说：“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性功篇》这种见地，比向来攘斥佛老或会通三教等学说，又高明得多了。
同时复有著书成一家言者曰胡石庄。
胡承诺，字君信，号石庄，湖北天门人。明崇祯举人，生卒年无考。著《绎志》六十一篇三十余万言，其篇目如下：
志学 明道 立德 养心 修身 言行 成务 辨惑 圣王 睿学 至治 治本 任贤 去邪 大臣 名臣 谏诤 功载 吏治 选举 朋党 辨奸 教化 爱养 租庸 杂赋 导川 敕法 治盗 三礼 古制 建置 祲祥 兵略 军政 武备 名将 兴亡 凡事 立教 论交 人道 出处 取与 慎动 庸行 父兄 宗族 夫妇 祀先 奉身 养生 经学 史学 著述 文章 杂说 兼采 尚论 广征 自叙
石庄这个人和他这部书，从前几乎没有人知道。李申耆兆洛家藏有石庄的《读书录》写本四册，有柴虎臣绍炳的跋。申耆说他“文体类《淮南》《抱朴》，鳞杂细碎，随事观理而体察之”。这部书被人借观失掉，申耆大以为恨。其后，申耆又从旧书摊里得着这部《绎志》，托人刊刻，又失去多年，最后乃复得，道光十七年才托顾竹泉锡麒刻出。申耆批评他说是“贯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纂述也”。竹泉说“有《说苑》《新序》《法言》《申鉴》《人物志》《潜夫论》《中说》之宏肆，而精粹过之。有《正蒙》《近思录》《读书录》《呻吟语》之醇明，而条贯过之”。毛岳生说：“自前明来，书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实，决可见诸施设者，惟顾氏《日知录》与先生是书为魁杰。”俱见本书卷首谭仲修献说：“读《绎志》，觉胡先生视亭林更大，视潜斋更实，视梨洲更碻，视习斋更文。遗编晚出，知者盖鲜。显晦之数，岂有待耶？”《复堂日记》诸君对于这部书，可谓推崇极了。依我看，这书虽没有什么创获的见解，然而他的长处在能通贯。每阐一义，四方八面都引申到，又广取历史上事迹做印证，实为一有系统之著作。可惜陈腐空廓语往往不免，价值虽在《日知录》《思问录》《潜书》下，比后来桐城派的“载道之文”，却高十倍了。毛岳生说欲“少删其繁近”，可惜没有着手。若经删汰一番，或者倒能增长它的价值。
铸万、石庄都是想“立言不朽”的人，他们的工作总算不虚，留下的书确能在学术界占相当位置。当时打这种主意的人也不少，如王昆绳、刘继庄辈皆是。此外有所谓易堂九子者，学问路数有点和唐、胡相近，名声远在唐、胡上，而成就不及他们。今在这里附论一下。
易堂九子皆江西人：宁都魏善伯祥、魏冰叔禧、魏和公礼、邱邦士维屏、李力负腾蛟、彭中叔任、曾青黎传灿，南昌彭躬庵士望、林确斋时益也。他们当明末乱时，相约隐居于宁都之翠微山，其共同讨论学问之所，名曰易堂，因以得名。九子中以三魏为领袖，次则邱邦士、彭躬庵，三魏中又以冰叔为魁，世所称魏叔子也。他们的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人格都很高洁。冰叔当康熙己未举鸿博时，被荐不至。时江西有谢秋水文洊，辟程山学舍集同志讲程朱学，病易堂诸人“言用而遗体”，贻书冰叔争之。冰叔复书道：“今之君子，不患无明体者，而最少适用。学道人当练于世务，否则试之以事则手足错乱，询之以古则耳目茫昧，忠信谨守之意多，而狭隘杓牵之病作，非所以广圣贤学也。”《魏叔子文集?复谢程山书》易堂学风，观此可见一斑了。但他们专以文辞为重，颇有如颜习斋所谓“考纂经济总不出纸墨见解”者。他们的文章也带许多帖括气，最著名的《魏叔子集》，讨厌的地方便很多。即以文论，品格比《潜书》《绎志》差得远了。
六 刘继庄
刘献廷，字君贤，号继庄，顺天大兴人。生顺治五年，卒康熙三十四年(1648－1695)，年48。“先世本吴人，以官太医，遂家顺天。继庄年十九，复寓吴中，其后居吴江者三十年。晚学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鲒埼亭集?刘继庄传》文他为万季野所推重，引参明史馆事，又尝与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胡东樵同修《大清一统志》。尝游湖南，交王船山，当时知有船山者，他一人而已。王昆绳说生平只有两个朋友，第一个是刘继庄，第二个才是李恕谷。《恕谷后集?王子传》全谢山说：“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徐乾学、元文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刘继庄传》文，下并同又说“盖其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谢山所提出这个闷葫芦，我们生几百年后，史料益缺乏，更无从猜度，总之知道继庄是一个极奇怪人便了。他的著作或未成或散佚，现存的只有一部《广阳杂记》。谢山从那部书里头摘出他的学术要点如下：
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其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仓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蜡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尝闻康甲夫家有红毛文字，惜不得观之以合泰西腊顶语之异同。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盖继庄是书，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学者骤见而或未能通也。
其论向来方舆之书，大抵详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闻。当于疆域之前别添数则，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蚀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开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传七十二候，本诸《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今之中原，已与七国之中原不合，则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为一则，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当按籍而列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盖五行气运所宣之不同，各谱之为一则，合之土产，则诸方人民性情风俗之微，皆可推而见矣。此固非一人所能为，但发其凡而分观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虞学士始奋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几竟废，三百年无过而向者。有圣人者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详于《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其六七。郦氏略于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关于水利农田战守者，各详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以为之疏，以为异日施行者之考证。
又言朱子《纲目》非其亲笔，故多迂而不切，而关系甚重者反遗之，当别作纪年一书。
凡继庄所撰者，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是亦其好大之疵也。
观此，则继庄学术之大概可见了。内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新韵谱》，音韵学在明清之交，不期而到处兴起。但其中亦分两派，一派以韵为主，顾亭林、毛西河、柴虎臣等是；一派以音为主，方密之、吴修龄及继庄等是。以音为主者，目的总在创造新字母，又极注重方言。密之、继庄同走这一条路。继庄自负如此，其书必有可观，——最少也足供现在提倡字母的人参考——今失传，真可惜了。次则他的地理书，所注重者为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在那时候有这种见解，实可佩服，可惜没有著成。又他想做的《水经注疏》，虽像没有着手，然而在赵东潜、全谢山、戴东原以前，早已认识这部书的价值，也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要之继庄是一位极奇怪的人。王昆绳说：“生死无关于天下者，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又说：“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居业堂集?刘处士献廷墓表》昆绳义气不可一世，而推服继庄到这步田地！继庄真成了一个“谜的人物”了。
七 毛西河 附：朱竹垞 何义门 钱牧斋
毛奇龄，字大可，浙江萧山人。其徒称为西河先生。卒康熙五十五年，年94。他本是一位有才华而不修边幅的文人，少为诗词，颇得声誉，然负才佻达，喜臧否人物，人多怨之。尝杀人，亡命淮上有年，施闰章为营救，幸免。康熙己未，举鸿博，授检讨。时京师治经学者方盛，他也改行为“经师”，所著经学书凡五十种，合以其他著述共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著录他的书多至四十部。《皇清经解》所收亦不少晚年门弟子颇多，李恕谷也从他问业，俨然“一代儒宗”了。他自己说有许多经学书是早年所著，因乱遗失其稿，晚年重行补订。这话不知是否靠得住，姑妄听之。
西河有天才而好立异，故其书往往有独到处。有《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辨图书之伪，在胡东樵《易图明辨》前。但在黄晦木后有《仲氏易》，自称是他哥哥的遗说，是不是且不管他，这部书驳杂的地方也很多，但提倡汉儒——荀爽、虞翻诸人的易学，总算由他开创。后来惠定宇之《易汉学》，却受他的影响。有《春秋毛氏传》，虽然武断地方甚多，但对于当时著为功令的胡传严为驳辨，廓清之功也不少。有《竟山乐录》，自言家藏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因得以推复古乐，这些话是否靠得住且不管他。他的音乐造诣何如，也非我们门外汉所能批评，但研究音乐的人，他总算很早，所以能引动李恕谷从他问业。有《蛮司合志》，记云南、四川各土司沿革，虽其中错谬不少，却是前此所无之书。以上几部书，我们不能不认他相当的价值。他对于宋儒猛烈攻击，有《大学知本图》《中庸说》《论语稽求编》等，但常有轻薄谩骂语，不是学者态度。还有一部《四书改错》，骂朱子骂得最利害，后来听见清圣祖要把朱子升祀大成殿，赶紧把版毁了。他因为要立异和人争胜，所以虽然敢于攻《仪礼》，攻《周礼》，却因阎百诗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他偏翻过来说是真的，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这回投机却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帮他。这个人品格是无足取的，全谢山作了一篇《毛西河别传》，胪列他好些劣迹。我也懒得征引了，但举篇中论他学术的一段。谢山说西河著述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即见《罔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谢山性太狷急，其抨击西河或不免过当，要之西河是“半路出家的经生”，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之文人也。
同时“文人的学者”，有两个人应该附论，这两人在学术界的冲动力不如西河，品格却比他高——一是朱竹垞，一是何义门。
朱彝尊，字竹垞，浙江秀水人，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81。他也是康熙己未鸿博的检讨。他的诗和王渔洋齐名，但他在学问界也有很大的贡献。他著有《日下旧闻》四十二卷，专考京城掌故。有《经义考》三百卷，把自汉至明说经的书大概都网罗齐备，各书序跋目录都录入，自己更提要批评。私人所撰目录学书，没有比他更详博了。又有《瀛洲道古录》若干卷，专记翰林院掌故，《五代史注》若干卷，《禾录》若干卷，记秀水掌故，《鹾录》若干卷，记盐政。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所以在清学界该还他一个位置。
何焯，字屺瞻，号义门，江苏长洲人，卒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62。他早年便有文名，因为性情伉直，屡遭时忌，所以终身潦倒。他本是翁叔元门生，叔元承明珠意旨参劾汤斌而夺其位，他到叔元家里大骂，把门生帖子取回。他喜欢校书，生平所校极多，因为中间曾下狱一次，家人怕惹祸，把他所有著作稿都焚毁了。现存的只有《困学纪闻笺》《义门读书记》两种。他所校多半是小节，又并未有用后来校勘家家法。全谢山说他不脱帖括气，诚然。但清代校勘学，总不能不推他为创始的人。
更有一位人格极不堪，而在学界颇有名的人，曰钱牧斋。
钱谦益，字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他是一位东林老名士，但晚节猖披已甚。清师渡江，首先迎降，任南礼部尚书，其后因做官做得不得意，又冒充遗老，论人格真是一无可取。但他极熟于明代掌故，所著<初学集》《有学集》中，史料不少。他尝亲受业于释憨山德清，人又聪明。晚年学佛，著《楞严蒙抄》，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他因为是东林旧人，所以黄梨洲、归玄恭诸人都敬礼他，在清初学界有相当的势力。
八 吕晚村 戴南山
初期学者有为文字狱所牺牲的两位，曰：吕晚村、戴南山。这两位都因身罹大祸，著作什九被烧毁，我们无从见其真相。据现在流传下来的遗书而论，两人都像不过是帖括家或古文家，不见得有很精深学问。但他们总是和清代学术有关系的人，虽然资料缺乏，也得记一记。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55。他是一位廪生，康熙间曾荐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皆不就，笃守程朱学说，著书颇多，学风和朱舜水像有点相近。对于满洲征服中国，愤慨最深。尝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他的著述中像这样的论调大概甚多。他卒后，他的门生严鸿逵、沈在宽诵法其学。康熙末年，有湘人曾蒲潭静因读晚村所批时文有论“夷夏之防”等语，大感动，到他家中求其遗书尽读之，因与严、沈及晚村之子葆中为密友，自是思想大变。雍正初年，对于功臣猜忌特甚，川陕总督岳钟琪有点不自安。蒲潭乃派他的门生张熙上书钟琪，劝他革命，后来事情闹穿了，将蒲潭及沈、张等，提京廷讯。闹了几年，结果将晚村剖棺戮尸，子孙族灭，门生故旧，株连无数。晚村所有著述，焚毁都尽，只有雍正御撰驳吕留良《四书义》一书，今尚流传，因此可见晚村学说之一二。吾家中有此书，待检出后择要征引又据雍正上谕，知晚村有日记，有文集，文集中有致吴三桂书。上谕说：“其所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版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据此，则晚村之言论如何激烈，可以想见。雍正所著《大义觉迷录》，专为驳晚村学说而作，内中辨夷夏的话最多，次则辨封建，据此亦可略见晚村著作内容如何了。雍正七年四月上谕引《晚村文集》，有“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语。以与唐铸万《潜书?存言篇》对照，可想见所谓“康熙全盛”时民生状况如何，实极重要之史料雍正因晚村之故痛恨浙江人，说道：“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谤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皆吕留良之遗害也”。七年上谕浙中学者，自舜水、梨洲以至谢山，皆民族观念极盛，本非倡自晚村。然晚村在当时浙学界有不小的势力，我们倒是因读雍正上谕才得知道哩。
戴名世，字田有，号南山，安徽桐城人。康熙五十二年下狱论死，年61。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他从小喜读《左传》《史记》，有志自撰明史。同县方孝标尝游云南，著《滇黔纪闻》，述永历间事，南山好其书。或说方孝标尝受吴三桂伪职，似不确后有永历宦官出家为僧号犁支者，与南山门人余石民湛谈永历遗事颇多，南山采以入其集。康熙五十年为都御史赵申乔所劾，大狱遂起，其狱牵连至数百人。方苞、韩菼等皆在内因康熙帝从宽处置，论死者仅南山一人而止。《南山集》在当时为禁书，然民间传本不绝。集中并无何等奇异激烈语，看起来南山不过一位普通文士，本绝无反抗清廷之意。他是康熙四十八年榜眼，时年已57岁了但他对于当时官修《明史》，确有所不满。他说：“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为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余夙者之志，于明史有深痛，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以此为念者。……”《南山集?与余生书》
读这篇书，南山对于明史的感想，略可概见，而其身遘大祸亦即以此。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此狱起于康熙倦勤之时，虽辩理尚属宽大，然监谤防口之风已复开矣。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而乾嘉学风，遂由此确立了。
本讲所列举的不伦不类十几个人，论理，不应该在一块儿评论，但因此益可见清初学术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凡学界之“黎明期运动”，大率都是这种气象。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