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庭园记

叶广度著《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写有“孤亭天地大，陇上一声钟”妙句的叶先生，写下的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虽是学术之作，读来却古意森森，满纸烟霞。他最简约地概括出中国庭院美学的十字规范：清淡、优雅、静秀、冷逸、超洁，真是精当之至。但八十年来其人其书却少有人知，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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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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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学

宗教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面向，而宗教社会学则试图解释人们身边这一现实存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如果要简洁地以一名话描述出所谓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那么，可以这么说：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韦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世界各大宗教的特色，也是他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多年的心血结晶。相对于韦伯其他针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本书偏重理论的构架，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换言之，本书可谓韦伯整体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凝缩本。

古夫于亭杂录

笔记。清王士祯(1634—1711)撰。六卷。士祯有《王氏渔洋诗抄》已著录。是书为作者罢官归田后所作,写于《香祖笔记》之后。因既无凡例,又无次第,故曰杂录,以所居鱼子山之“古夫于亭”名之。全书四万余字。内容颇杂,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遇有新奇可感之事亦录之。自序谓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以所居鱼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为名。共收笔记三百余条。

外经微言

养生著作。原题岐伯天师传,陈士铎述,实为后人托名之作。撰者与成书年代已无可考。原书目录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全书分为9卷81篇,正合《黄帝内经素问》卷篇数。分述养生、经脉、脏腑、阴阳、五行、四时、运气、病因病机及治则等内容。所论与《内经》相承,亦有不同之处。其中有部分养生专篇,如命根养生篇,论述了养生之道首要慎精,精动由于心动,心动之极则水火俱动,因此安心才能利精;红铅损益篇,论述了方士采红铅以接命之理;善养篇,论述了调四时则病不生,不调四时则病必作,及养阳而不损于阴,养阴而不损于阳。书中所论,简明扼要,对于中医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有清精抄本,198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清夜钟

明末清初短篇小说集。16回。题“薇园主人述”(孙楷第据印章认为是杨某,路工认为是陆云龙)。晚明隆武年间刻本。有插图16幅,卷首有薇园主人序。全书凡十六回,回演一故事。隆武年间刻行,共十六回,为十六篇短篇小说全集。现存一至八回和十三、十四回,分别刊载于《古本平话小说集》、《明清平话小说集》、《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从现存的十回来看,《清夜钟》的主意、取材、情节、视角、语言等诸方面,都有特色,在小说发展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诸司职掌

原书不著撰人。亦不分卷数。据《明内廷规制考》载: “二十六年 (1393),……命吏部仿六典之制,……汇编为书,名曰《诸司职掌》行之。”是书记载了: “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京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 后,吏、户、礼、乐、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断事官等明代十个行政部门的职掌、品秩,并对各部下属、所司、官员安排、具体要求一一加以介绍。是书的内容实际反映了明初至洪武中后期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户部·仓科》中关于各地四季税粮的品种、数量,《兵部·职方》中关于各地户、卫的建置,《刑部·类进赃罚》中处理赃物的规定,《通政司》中“开拆实封”、“关防诸司公文勘合” 的程序等等记载,都为很重要的资料其中《礼部》和其它各机构的介绍中多有明代宫廷的内容,如《礼部》中朝驾、朝仪、世子冠服、亲王婚礼仪式的程序,《兵部》中卤簿、羽仪、仪仗的规定,《工部》中所列各局所制造宫中用物的名称,都直接与宫廷事务有关,可为了解明代宫廷情况的参考。

春秋简书刊误

二卷。清毛奇龄撰。此书是清人校勘《春秋》经文取得成绩之第一部。毛氏认为，《春秋》经书是依据鲁史简书修成，而《左传》则是依据各国史记之策书而作。《公羊》、《穀梁》“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已非旧矣”。故其书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穀梁》之异文，辨正其谬。其书舍《左传》之经文而从《公羊》者，只有襄公十二年“卫侯出奔齐”一条。毛氏认为，《公羊》、《穀梁》是口耳相传，未见策书，而口耳相传必然会产生“声转之误”，此为毛氏考证的基点之一。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穀》“蔑”俱作“昧”；隐公四年《经》“卫州吁弑其君完”，《穀》“州”作“祝”，毛氏皆认为是声转之误。他如考定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襄五年救陈，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之类，皆有根据。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左传》却作秋，毛氏但知经传不符，不知《左传》记宋事用商正，商正之秋正当周正之冬；庄公六年《经》“齐人来归卫俘”，而王传皆作“宝”，毛氏引《尚书》序“俘厥宝玉”，认为囚人曰俘，而取宝亦曰俘，不知宝古文作，经文之俘，乃隶定时之讹，三传不误而经文误，如此之类，不免白璧之瑕。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