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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阴符经集解
三卷。宋袁淑真撰。原书题“朝散郎行潭州长沙县主簿袁淑真解”。《黄帝阴符经集解》,简称《阴符经集解》,又称《阴符经疏》。唐代有两种《阴符经》注本为历代承传。即唐李筌三百字本和张果四百余字本。袁淑真取李筌三百字本,分为三章,其体例有注有疏。注文着重阐述“机”字,认为圣人须体察天道运行、阴阳变化之机,使自己行为与之符合,就会有利于治国安民之法,固躬养生之术。引文多用太公等家言与骊山老母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之说。卷末“自然之道静”以后有经文五十八字,与他本不同,而这五十八字也未加疏释。后世史书对《阴符经集解》都有著录。此书流传至元代,形成两种版本,一称《阴符经疏》三卷,一称《阴符经集解》。明《道藏》本注疏合一。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入道家类存目。《道藏》中另有《阴符经疏》三卷,题李筌疏,除序文以外,内容与此本基本相同,近代学者疑其为袁氏之作而误题李筌。因二者版本略有出入,可与之相互校阅。现存明《道藏》本,标名 《黄帝阴符经集解》。
玄品录
一名 《玄史》。道家人物传记汇编。五卷。元茅山道士张雨编。约成书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本书收编迄先秦至宋代一百三十余人，按时代先后，以道德文艺分作道德、道权、道化、道儒、道术、道隐、道默、道言、道质、道华等十品。每品包括数人，人各一传，略叙生平事迹。卷首有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张雨序文，谓有感于太史公论道家之言，乃发愤求之于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艺而类次之，命题曰 《玄史》。正文卷一列六品，收周尹喜、尹轨、庚桑处、庄周、鬼谷子、张良、列御寇等二十二人。卷二列八品，收有道隐郑朴、道儒扬雄、道品三茅君、道化逢萌、道默矫慎、道言樊英、道术夏馥、道质郭文、嵇康等三十五人。卷三列九品，收晋葛洪、王羲之、许迈、谢安、陶渊明、顾欢、陆修静等二十七人。卷四八品，收有周子良、徐则、王远知、徐洪客、魏征、叶法善、孙思邈、司马子微、贺知章等二十四人。卷五九品，收李白、孟洗、张蕴、陈抟、刘洪康、张继先、留用光等二十九人。书中所载人物，不仅有神仙方士，且如司马谈、曹参、张良、王弼、向秀、谢安、王羲之、陶渊明、贺知章等，或取其清静无为，或因其隐居清修，或因其风流倜傥，不慕权贵，以及纵横捭阖，如范蠡、鬼谷子之类皆载于编。该书文笔流畅，取材丰富，可供研究道家与道教史者参考。该书收录于 《道藏》 (正统本、景正统本) 洞神部谱箓类。
杜牧诗选
《杜牧诗选》是一本普及读物，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陆续在两本《杜牧诗选》上做了补充修改，又另纸写就了新增的诗注。其后，这些内容均未及出版。此次编校，即据此加以整理。先生在改写前言的一条注释时说：“关于杜牧卒年，有不同的说法，详本书末拙撰《杜牧卒年考》。”为此，特将《杜牧卒年考》作为“附录二”收入此书，尽管先生的补改本后记中未曾提及。（《杜牧卒年考》乃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樊川诗集注》时先生为其撰写的附录。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前言，落款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三月”，附录的写就时间应该与之相近。）
梅花喜神谱
木版画集。宋代宋伯仁编绘,刻工姓名不详。原刻于南宋嘉熙二年 (1238年) ; 后有景定二年 (1261年) 刊本。共分上下两卷,书为画梅花蓓蕾以至就实的各个程序。卷上计分蓓蕾四枝、小蕊一十六枝,大蕊八枝、欲开八枝、大开十四枝。卷下计烂熳二十八枝,欲谢一十六枝、就实六枝等一百个花品。每画梅花一态,即配以诗。作者以粗壮的笔毫,作了对梅花次第开放的描写,刀刻浑沦质朴,雕版精工。编绘者宋伯仁在画谱前作序文: “余于花放之时,满口清霜,满肩寒月,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嗅蕊吹英,捋香嚼粉,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态冷冷然清奇俊古。……余干是与其自甲而芳,由荣而悴,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久而删其具体而微者,止留一百品。各其所肖,并题以古律,以梅花谱之……。” 足见作者是通过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并加以意匠剪裁而创作。
补诗品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只有两部与署名司空图之《诗品》同一类型的四言诗论著作,顾翰的《补诗品》便是其中之一。它亦是三者中唯一未见今人写有研究专著的一部。而研究内容涉及《补诗品》的著作,皆对其价值重视不够且论述过于简略。关于《补诗品》的作者顾翰及他的诗集《拜石山房诗钞》的研究现状亦如此,顾翰所处的时代之诗论的研究也比较薄弱。然而顾翰之《补诗品》的确对署名司空图的《诗品》有所“补”,具有着不同于《续诗品》的演补价值,为后世仿《二十四诗品》著作中最为规范的一部,以它为代表的四言论诗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最佳的文体形态。
准斋杂说
二卷。南宋吴如愚撰。此书亦久无传本，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得四十余篇，皆为研究理学之文，基本上恢复原貌。据《行状》记载，早年留心于道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醒悟，尽弃所学而不用。刻意讲论儒学，其学术思想初亦涉于禅学。他在书中解 《大学·格物》以 “正”为 “训”，明王守仁 《传习录》所谓“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说实为吴如愚在此书中所独创，后又为王守仁继承发扬。他虽似欲独行一家之言，但基本学术观点仍以程朱理学为宗。他曾说：“塞乎天地者皆实理，行乎万世者皆实用。惟尽心知性则实理融而实用贯。” (出处同上)故其用功致力，实以体用兼备为主，而不坠于虚无。书中剖析义理，无不发挥深切。如 “天理人欲”之辨，他认为，“天理人欲说者多分而言之，谓天理为善，人欲为不善。殊不知天理初不外乎人欲，而人欲中固未尝无天理也”。“当知人欲之与天理合之则一而公，公则无不善。违之则二而私，私则斯为不善矣。”书末提出的修身处事方法，亦较实际，而不虚无。如《四益箴》谓：“身有四益、不可不志，爱物、亲仁、观书、省事。”《四训箴》谓： “家有四训，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内。”《四宜箴》谓：“时有四宜，不可不审，约言、简出、谨文、节饮。”在宋末诸儒中，吴如愚的所论较为平实。所以，今本虽略有残缺，仍不失为研究宋末理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资料; 而对研究阳明学派的学术源流亦有参考价值。有 《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