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尘医话
作者：计楠
医话。清计楠撰。三卷。楠字寿齐,秀水 (今浙江嘉兴) 人。辑有《一草堂医书》等。此书刊于嘉庆九年 (1804)。卷一杂症述略。论南人多温病而少真正伤寒、不可概从六经论治、温病以舌色尤为先务等,并对时疫、咳嗽、痰、臌膈、脚气、诸痛、惊证等辨证论治均有论述。卷二妇科述略。认为治妇科病必先明冲任之脉,指出妇人肝气病、妊娠伤寒温热证最为难治,并载血结胞门、安胎、胎前论治等。其中附举二十八例证治。卷三产后述略。论妇科病以产后为重、新产妇三病、产后诸病总宜以生化汤为主等,并列举三十四例证治,认为其中以产后赤白痢最为难治。书中详析温病、内科杂病、妇产科及个别儿科病的病因病机与证治,亦有引据古医籍及名医论述者。治法偏重于补。自言看胎产诸症二十余年,遇大险大危之候,竟得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补得宜,不随世俗以治标逐瘀为先务。有一定临证参考价值。有嘉庆九年刻本,民国七年 (1918) 大东书局影印本,《中国医学大成》 本。
计楠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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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爱我
本书共收录D.H.劳伦斯不同创作阶段、不同体裁的文章共二十九篇，这些文章可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以《归乡愁思》为代表的纪实散文；第二类是以《性感》《无人爱我》《唇齿相依论男女》等文为代表的探讨两性关系的随笔文字；第三类文章以《道德与小说》《小说之未来：为小说开刀或掷一颗炸弹》为代表，立足劳伦斯所处时代，关注小说这一文体的历史和未来走向；第四类文章为书评，以《纳撒尼尔霍桑与 红字 》这篇长文为代表；第五类则是劳伦斯面对当时评论界的毁誉之声、为阐释和捍卫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所写就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尤以《为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一辩》一文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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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全集》，24卷，明袁宏道诗文集。袁宏道 (1568−1610), 字中郎，亦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明代文学家。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宏道少年即能文，结文社于公安城南，自为社长。21岁举于乡，25岁成进士，先后两次出仕，曾官吴县知县、顺天府学教授、国子助教、礼部主事，乞假归；复职后，又调任吏部主事，升员外郎，终以郎中归里，只活了43岁。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文名,世称“公安三袁”,三袁中以其成就最大。中郎为“公安派”创始人,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其诗文颇不满前后七子拟古之风,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内容多写闲情逸致,风格真率自然。间亦有批判现实之作。《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有明崇祯二年(1629)武林佩兰居刻本。今人钱伯城著有《袁宏道集笺校》,诗文均按年按集重编,颇多考订,又附录辑佚、传记、题跋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另,今人任访秋著有《袁中郎研究》,分上下二编。上编为论述,下编为年谱。年谱中已将诗文一一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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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著作。六卷(即《医宗金鉴》卷四十四～四十九)。清·吴谦等编。卷四十四调经及经闭诸症;卷四十五崩漏、带下,癥瘕、积、痞、痃、癖、疝等病及嗣育;卷四十六胎前诸症;卷四十七～四十八生育及产后;卷四十九乳症、前阴及妇科杂症。书中以七言歌诀加各家集注的编例，概述妇女经、带、胎、产诸疾和女科杂病的病因证治及其方药。内容简明扼要。现存初刻本及多种清刻本、石印本；建国后有影印本、排印本，另有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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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作赋体,以四言为主,杂有六言。兼七言句。韵白相间,文词美妙。全文写韩朋夫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双双身死的故事。韩朋仕于宋国,六载不返。其妻贞夫寄书于夫。韩朋不慎,将书遗失殿前。宋王得书,喜爱书中文词,欲得贞夫。奸臣梁伯请命至韩家行骗,诈称奉韩朋之命来接贞夫。韩母中计,贞夫迫于韩母压力,不得已而前往宋廷,被宋王强迫封为王后。贞夫卧病,忧思不乐。梁伯献计,将韩朋打落双齿,发为役徒,修筑清陵台。贞夫得知,在台成之日,到台见夫,撕裙作血书,系于箭头,射于韩朋。韩朋得书自杀。贞夫奏请宋王以三公之礼葬韩朋,并许贞夫亲往观看,贞夫至墓大哭,投入墓室之中。宋王遣人发室,只见两石,一青一白。遂将青石埋于道东,白石埋于道西。不久,道东生出桂树,道西生出梧桐,二树根下相连,枝叶交通。宋王令人砍树,化为一对鸳鸯而飞。有一羽毛下落,甚有光彩,宋王得之,以羽毛磨拭项上,其头即落,不到三年,宋国亦亡。奸臣梁伯父子被流配边疆。全文巧于铺陈,工于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具有浪漫主义的神奇色彩和幻想色彩,结尾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饿鬼事经
《饿鬼事经》是小部经典之第七，与《天宫事经》为姊妹篇，在巴利圣典中属于新的部份。即出现于第四品第三节之宾伽罗王，依护法论师的注释，是于佛陀入涅槃后二百年顷统治斯拉陀。依此事实等之观察，本经之成立可置于佛灭度以后之时代。天界、地狱、涅槃等思想，虽可并存于原始佛教时代，而从诗集溯至更远的古代是有困难的。本经与长老偈经、长老尼偈经，皆是北传佛教所少见，北传汉译没有相当此经偈，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特有之圣典。本经之内容，由四品五十一节，即蛇品十二节、郁婆利品十三节、小品十节、大品十六节而成的 。以全部看，是采用叙述饿鬼凄惨之状态，由其业力而然。其次，应用归依佛、法、僧，为此解脱之方法，这是婆罗门及佛教诸原典中以业力说为基础，辑集有饿鬼关系的故事。因此，有取《本生经》故事再现于此处，犹如第一品第八节牛鬼事、第十节秃头鬼事、第十二节蛇鬼事、第二品第六节康哈鬼事、第九节安库拉鬼事。此外，亦有见于《譬喻经》的，如第一品第六节、第七节之食儿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