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作者：魏荔彤
《金匮要略方论本义》，《金匮要略》注本，22卷。清代魏荔彤(念庭)撰，刊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此书注释《金匮要略》原文前22篇，以《内经》理论为本，结合喻嘉言等名家之论，对原文逐篇逐条予以注解。注文在吸取前贤精义的同时，颇多个人发挥，说理较为详尽。条文后之按语，常能简括病证之病因、病机、症状、兼证、治法和方药等内容，释文并能注意前后呼应，纵横比较，深入剖析，旁征博引。每一病证后又附总论，概述并分析所述病证之因证机理及治则用药。但注文间或杂有附会、不经之论。正文以《金匮要略方论》徐鎔传本为底本，按原本各篇分卷，每篇一小卷，又并属于上、中、下三卷。上卷载“脏腑经络先后”至“腹满寒疝宿食”；中卷载“五脏风寒积聚”至“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下卷载“妇人妊娠”至“妇人杂病”，删去原“杂疗法”等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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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子余集
诗文集。 明人陆粲(1494—1551)撰。八卷。粲字子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进士。曾官工科给事中、贵州都镇驿丞、永新知县,善治盗。以念母乞归。母没,未终丧卒。有《左传附注》、《春秋胡氏传辨疑》等。是集八万三千余字。粲从师于王鏊,颇受其推崇。卷首有吕光洵序,嘉靖四十三年(1564)周复俊序。卷一至卷七为文,卷八为诗。卷末有附录一卷。有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即据以收入。
考古图
古代金石学著作,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青铜器物图录。宋吕大临编著。大临字与叔,京兆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人。本书成于元祐七年(1092)。书中所收之器来自秘阁、太常、内藏以及私人收藏,共计224器,其中殷周器148、秦汉器63、玉器13。本书是第一部较系统地记载铜器出土地点和年代的书籍,全书凡10卷,依器分类,计:卷一,鼎属;卷二,鬲、甗、鬵;卷三,簋属,包括敦、簋、簠、铺、簋盖;卷四,彝、卣尊、壶、罍;卷五,爵属、豆属、杂食器,包括爵、觚、举、豆、镫、盉、、瓿;卷六,未标总名,包括盘、 、盂、弩机、戈、削;卷七,钟、罄、錞;卷八,玉器;卷九、卷十,秦汉器。书中所载各器,均逐一绘出图形并摹出铭文,记载器物的尺寸、容量或重量,对于器物出土地点和藏家可知者也有较详实的记录,例如卷四便记录了有“单臩彝”字样的7件器物的出土地点,指出它们是河南河清(今孟津)黄河岸崩时所发现的十数器中的一部分。本书对所收三代铜器的时代也做了一些考证,例如对庚鼎、辛鼎、癸鼎,他根据《史记》夏商无谥法,皆以天干命名,于是疑为夏商之器。但本书的分类标准很不严格,而且对一些器物的定名也有讹误,例如将鼎误定为鬲,将盉误定为鬲,又往往将器铭上的共名作为器名,卷四“单从彝”五器,是方鼎、觚、簋、盉、甗五种不同的器,书中却统称为彝。总之,金文著录之法至此书已大体完备,对后世金文类著述影响较大。本书有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明万历泊如斋本和清乾隆十八年(1753)宝古堂本等。
书影
十卷，全称《固树屋书影》。为作者狱中记叙生平所学、所闻、所见之札记。所记评诗赋、论文风、谈艺坛掌故及述文人轶事诸篇，涉及小说、剧曲、音乐、绘画等，为文学和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清雍正间有怀德堂据赖古堂原本重刻本，初收入《四库全书》，然因故流传不广。《四库抽毁书提要稿》称，是书记述典赡，议论平允，遗闻旧事，颇足以为文献之征;在近代说部中为瑕不掩玉者。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雍正本排印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是本重新校订 出版。
全生指迷方
成书约于12世纪初。宋代王贶撰。商务印书馆铅印1956年重印本。原名《济世全生指迷方》,共3卷。原著明以后亡佚,后人从《永乐大典》重辑而成,且分为4卷,21门。先讨论切脉之理与三部九候之旨,次讨论病证,每证必求诸病象和病源,然后才谨慎拟方。并说明制法、服法及药量。本书注重辨别病证的疑似,明确其阴阳虚实的属性,作为处方用药的指归,从而起到指迷扶危的目的。
经学初程
一卷。廖平、吴之英同撰。之英四川名山县人。光绪优贡,任灌县训导,又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吴之英于经史历算无所不通,也是清末蜀中通儒,吴之英读书时就以经术名世,均能独索精研,别辟蹊径,与廖平同为湘潭王闿运主尊经书院时杰才。《经学初程》是一部论治学心得的专著,引导学生治学的教科书,堪称当时国学入门的津梁。此书概论为学之道,可见其教人治学之法,有许多精到之论。在读经的次序安排上,尤多名言。如:“治经岁月略以二十为断,二十以前纵为颖悟,未可便教以经学,略读小学书可也。二十以后颖性开,则记性短,不可求急助长,当知各用所长。”“读书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笃信专守,到精熟,后其疑将汩汩而启,……若始即多疑,则徬徨道途,终难入境。”廖、吴强调,治《尚书》须知今古文之异,不宜笃守伪孔之学。《经学初程》集中地体现了廖平、吴之英的治经思想,在其议论中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堪称一部经学概论,是立志经学者的必读之书。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版(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