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
作者：吴谦
伤寒类著作。清吴谦等纂注。十七卷。谦有《医宗金鉴》已著录(即《医宗金鉴》卷一～十七)。是书因《伤寒论》流传既久,残缺不全,存者编次传写多误,欲正其错讹,删繁补遗,遂博采诸家精华,辑成此书。约当乾隆七年(1742)编入官修医学丛书《医宗金鉴》一至十七卷。内容为辨六经病脉治、辨合病、并病、辨差后劳复、阴阳易、辨坏病、辨温病、辨痉湿暍、辨霍乱、辨汗吐下、病脉篇、平脉法、辨脉法及正误、存疑、合药分剂法则、经脉图注、伤寒刺灸穴图等。每篇之首,设有总论。后录张仲景原文,文后加注,释解原文。集注采录诸家之言。内容简明扼要,颇切实用,为初学中医必读书。于 《伤寒论》之研究亦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一九八三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武英殿本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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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评介韩非学术渊源, 与老子、孔子、荀子、慎到、尹文的关系；下编评介学说，从非法古论、法术论、赏罚论、非仁义论、耕战论、亡国论、个人对国家论、人生道德观八个方面，重点揭示他的法制思想对秦王朝兴盛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国家法制建设的影响。从这本书开始，韩非子研究开始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伤寒论诠解
刘渡舟、傅士垣主编。全书共40万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主要是根据刘渡舟教授给北京中医学院1978届中医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讲授《伤寒论》的录音整理编辑而成。为了尽量保持《伤寒论》的原来面貌，保持辨证论治体系的实践特征，本书选取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为底本，除对一些个别章节作了删节外，其主要部分均予以保留;并依原文排列顺序，逐条加以诠解。为使理法方药各项内容的解释分析相互连贯，以适合教与学的客观要求，本书在编写体例上简化了层次，只设“解析”一项，将一般著作所常设的内容提要、词解、分析、病案举例等方面的内容尽揉其中。在解析原文时，力求如实反映编著者的学术观点和心得体会，也适当介绍历代注家的见解，并着重进行理法方药的分析、病因病机的探讨、病证的比较鉴别、前后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阐发，联系病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进一步说明，在原文的解析中，也不失时机地对前后方证作了鉴别。本书对《伤寒论》中习用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体字等均予以保留，不另作说明;对原文词句的校勘均汇集起来，附于书末，以便检阅。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刘渡舟的学术思想，是其伤寒论学治学成果的汇集。是学习《伤寒论》学的一本较好的参考书。
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
太上洞神洞渊神呪治病口章，撰人不详。盖为唐代洞渊派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经文言道士上口章召神役鬼，为人治病之仪法。内称人之有病灾，皆因凶神恶鬼灾星作祟， 神将吏兵星神治之。召神之法有发炉，出吏兵、纳宵、复炉等仪式，其中「出吏兵」一节，详述上奏口章（用不章表）召请神将吏兵星宿之仪法。按上口章之法东晋南朝时已有。《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称：「大法师治病，但口章，不必纸，默治之，又转经行道，尤不瘥也。若病人大重者，亦可并上口章，仰谢往愆，解释罗网，拔罪替伐矣」。
清河内传
道教经书。此书为文昌帝君自传,当系元代由道士扶鸾降笔而成。传文不长,文昌帝君自称本吴会间人,生于周初,后七十三化,累为士大夫。西晋末降生于清河叟之家,为张户老之子,名亚,字霈夫。书中收录天封圣号、宋制、元加封宝诏、元加封庙额、告谕二十一司文、行祠记,又有文昌帝君降笔的《劝敬字纸文》、《戒士子文》。内容多要人积阴功,忠孝信义,阴德传家。为研究文昌帝君的参考资料。收入《道藏》洞真部谱录类。
会仙女志
明人文言韵语短篇小说,丛书集成本《杂纂》收“游戏文”八种,而《会仙女志》即为其中之一。云系“据宝颜堂秘籍本排印”。文不长。题曰“高寄斋订正《会汕女志》”,“明会稽哪唬仲玉撰”。文前有二《序》，其一署“赐进士第养吾陈士元嘉靖癸丑(1553)秋九月十有六日”;其二署“赐进士第监察御史斗南祝乾寿撰,嘉靖丙辰`1556)五月望日。一《序》后是《刻<会仙女志)题辞》,署日“嘉靖壬子,(1552)三月五日会稽玄阳仙史邮唬题”。文末有《后序》,署“隆庆元年(1567)三月四日宝姿小渔唐子汝揖为,玄崖兄书于留都牛首四华山房”。小说所叙:玄阳仙史年甫弱冠,读《易》于玄阳洞天。忽有一女子,年方十六七岁,飘然至焉。自谓处子,“乃天府英灵.会自蓬液,与子凤缘,愿执栉巾”。仙史始疑其不贞,为“暮夜淫奔”,以自己已聘陈氏女未娶,辞而逐之。仙女不以为恼,反认作此人不凡,为可.与言者。遂与仙史“谈子午之窟,泄天地之秘,阐阴阳之精。”二人问答歌赋一通。仙女因与仙史有夙缘,·愿化作清风一袭,入于陈氏之躯,“终身为子执箕帚。”仙女去。不久陈氏病,仙史往探,见其容貌言谈宛然仙女。待其病廖,即完礼成婚云云。
人心与人生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