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你看清楚了吧。”女组长跟弗兰西说，“不用多久，你就会成为一个熟练的花枝工。”她走开了，弗兰西只能靠自己了。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小时。
按照女组长的说明，弗兰西左手拿起一段一英尺长亮闪闪的金属线，右手拿起裁成窄条的墨绿色纸条，将纸条的一端蘸一下湿海绵，然后双手的拇指、食指、中指一起用力，将纸条搓到金属线外包裹起来。她将包裹好的金属线放到一边，这就成了“花枝”了。
每隔一段时间，脸上长了雀斑的杂务工马克就把一些“花枝”送给“花瓣工”。花瓣工然后将纸做的玫瑰花瓣缠上去。接着又有一个女孩在玫瑰花下绑一个花萼，然后交给“花叶工”。花叶工从叶堆中摘下一簇（三片为一簇）黑色的、闪亮的叶子，编到花枝上，交给“收工人”。收工人会拿出一张更厚的、有花纹的绿纸，从花萼周围开始，沿着花枝一直裹下去。这样，花枝、花萼、玫瑰便成了一体，浑然天成。
弗兰西的背感到疼痛，肩膀也一阵阵痛起来。她一定裹了上千根花枝吧，她在想。应该到吃饭时间了，她转过去看钟，发现才干了一个小时。
“看钟干活。”一个女工嘲笑她。弗兰西抬头看了看，感到吃惊，但是没有说话。
她开始按着节奏干活，这样似乎容易了些。第一步，将包好的金属线放到一边。第一步半，拿起一根新的金属线和一张纸来。第二步，打湿纸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步，金属线就裹好了。过了一会儿，这个节奏似乎成了本能，她数都不用数，也不用聚精会神了。她的背部松弛下来，肩膀也不疼了。她的思想得到了释放，便开始考虑起东西来。
“或许这样也是一辈子。”她心想，“每天忙八个小时，包这金属线，挣钱供应吃住，活下来，回来继续包这些金属线。有人活一辈子，从早到晚，就是为这个而忙。当然，有些女工会结婚，对象也是做着这事的男工。她们能得到什么呢？或许在工作之后，睡觉之前，能够有人说说话吧。”可是她知道，这一好处也长久不了。她看到过太多劳动家庭，夫妻生下孩子，账单越来越多之后，就很少沟通了，一沟通就是一场大吵。“这些人都被困住了。”她在想，“可是为什么呢？因为”（她想起了外婆坚信不疑且一再重复的话来），“她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弗兰西顿时感到害怕起来。或许她永远上不了高中，或许她的教育已经到此为止。或许她一辈子都要这样包金属线包下去……包金属线。……第一步……第一步半……第二步……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步。就和十一岁那年在罗什面包房外看到那恶心的脚趾一样，她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惊慌之下，她加快了绕花枝的速度，好去集中精力干活，不去胡思乱想。
“新人啊。”一个收工人用嘲讽的口气说。
“想讨好老板呢。”一个花瓣工说。
不久，即便加快的动作也变成了一种自发，她又能够去想东西了。她偷偷打量长桌子上的那些女工。大概有十几个，有波兰人，有意大利人。最小的一个看上去才十六岁，最老的那个有三十岁了，个个皮肤黝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大家都穿一身黑裙子，显然没有意识到黑皮肤衬黑裙子是多么难看。弗兰西是唯一穿条格平布裙的，她感觉自己显得傻里傻气，像个小孩。那些眼光敏锐的女工们发觉弗兰西在看自己，便用她们独有的那种侮辱来回报她。这侮辱是从桌子一头的一个女工开始的。
“这张桌子上有个人的脸很脏。”她宣布。“不是我。”桌子边上的女工一个接一个说。到了弗兰西的时候，她们把手头的活停住，等着。弗兰西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一言不发。“新来的这个没说话啊。”那个小坏头头说，“看来是她脸脏。”弗兰西的脸发烫，但她加快了动作，希望大家一会儿把这些全部忘记掉。
“这儿有人脖子脏啊。”又来了。“不是我。”大家又一个个说。到了弗兰西的时候，她也说：“不是我。”可是这话一说更坏事。
“新来的这位说她脖子不脏。”
“她真这么说的呢！”
“她怎么会知道？她能看到自己的脖子吗？”
“就是脏，她自己也不会承认啊。”
“她们是希望激我做点什么。”弗兰西很纳闷，“可是要我做什么呢？难道是想激我生气，咒骂她们？她们是不是要我放弃这工作？还是她们要把我惹哭呢，就像以前我看那个小女孩打黑板擦的时候，被她弄哭那样？不管她们要我干什么，我都不会顺着来的。”她低头裹金属线裹得更快了。
这个乏味的游戏持续了一上午。杂务工马克过来的时候，弗兰西才能缓口气。那时候她们就放弗兰西一马，调转矛头对付马克。
“新来的女工，你可要对马克小心点啊。”她们警告，“他曾因强奸被抓两次，因拐卖妇女被抓一次。”
这些指控简直荒谬绝伦，因为那个马克显然身上女性味十足。可怜的小伙子每次被她们取笑，脸都红得像块砖，弗兰西十分同情他。
上午就这么熬着。看来这折磨没完没了，好在突然间，吃饭铃响了。女工们把活计停下，将纸袋子装的午餐拿出来，将纸袋子撕开铺在桌子上当桌布，拿出那些点缀着些洋葱的三明治，开始吃起来。弗兰西的手又热又黏。她想吃之前去洗一下，就问隔壁女工洗手间在哪里。
“No spik Eeng-leash。”[1]那个女孩用初学者似的口吻说。
“Nix verstandt。”另外一个人说。明明一上午她都在用地道的英语嘲笑人呢。
“什么叫洗手间？”一个胖女孩问。
“造‘洗手’的地方吧。”一个自作聪明的女孩说。
马克过来收盒子。他站在过道上，两只手都装得满满的，喉结上下了两回。弗兰西第一次听到他开腔了。
“耶稣就是死在为你们这些人准备的十字架上的，”他激动地说，“你们连给新来的女孩指个厕所都不肯。”
弗兰西吃惊地盯着他。她觉得他的话听来实在好笑，便忍不住大笑起来。马克喉咙咽了一下，然后转身，消失在过道上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桌子上传来一阵低语声。
“她笑了！”
“喂！新来的笑了！”
“笑了！”
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工挽住弗兰西的手说：“来，我告诉你厕所在哪里。”
到了洗手间，她给弗兰西打开水，在那玻璃罐子上捶了几下，将液体肥皂捶下来。在弗兰西洗手的时候，她在边上殷勤地站着。弗兰西正要在那没有什么人用过的白毛巾上擦手，她的向导将她抓了过去。
“新来的，别用那毛巾。”
“为什么？看起来很干净啊。”
“很危险的。有个在这里上班的女孩有淋病，你要是用这毛巾，也会传上的。”
“那我怎么办？”弗兰西挥了挥一双湿手。
“就跟我们一样，在裙子上擦擦吧。”
弗兰西惊恐万状地看了看那恐怖的毛巾，手在裙子上擦了擦。
回到车间，她看到大家已经把她的饭盒放好，将妈妈给她带的两个大腊肠三明治拿了出来。她发现有人在她的纸上放了个上好的红西红柿。那些女孩微笑着欢迎她回来。那个一上午都在带头取笑她的女工拿出个威士忌瓶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她。
“喝一口吧，新来的。”她下令说，“这些三明治干巴巴的，不和着点喝的咽不下啊。”弗兰西退缩了，赶紧拒绝。“喝吧，只是凉茶罢了。”弗兰西想到了厕所的毛巾，便夸张地摇头。“啊！”那女工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喝我这瓶了。阿纳斯塔西娅在厕所里吓你的吧。新来的，你可别信她。这淋病的说法都是从老板那里传来的。他不过是不想大家用那毛巾，这样他每个星期可以少花几块洗涤的钱。”
“是吗？”阿纳斯塔西娅说，“我也没有见到你们用这毛巾啊。”
“去你的，我们吃午饭才半小时时间，哪里有工夫洗手？喝吧，新来的。”
弗兰西拿过瓶子来喝了一大口。凉茶味道很浓，很提神。她谢过那女工，然后说谢谢给她西红柿的人。可是这时候所有女工都否认起来。
“说什么呢？”
“什么西红柿？”
“没看到什么西红柿。”
“新来的这位带了西红柿来，自己倒是给忘记了。”
她们就这样取笑起来，不过这种取笑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友好。弗兰西很喜欢吃饭这个时候。她终于知道她们希望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了。她们希望她笑，这东西多简单啊，可是闹了大半天才让人明白。
接下来的下午，时间过得都很愉快。女工们叫她不要那么死赶。她们说这都是季节性工作，等秋天订单完成后，她们都得下岗。她们这订单完成得越早，就越早被炒鱿鱼。弗兰西很感谢这些老手将内情告诉给她。她也顺从地将活放慢下来。她们一个下午都在说笑话。不管这些笑话是真好笑，还是真下流，弗兰西都笑。后来她又和其他人一起，取笑起可怜的马克来，也没有感到多内疚。这个马克就跟个殉道者似的。其实，只要他笑一笑，他在这车间里的问题就会烟消云散。不过这个他是不知道的。
这天是星期六，中午才过几分钟。弗兰西站在百老汇电车的法拉盛大道车站边，等着尼雷。她拿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她第一周的五块钱工资。尼雷也有五块钱。他们约定一起回家，庆祝一下，风风光光地把钱一起交给妈妈。
尼雷在纽约市区一家交易所打杂。茜茜的约翰通过在那里工作的一个朋友，给尼雷找了这事。弗兰西很嫉妒尼雷。每一天，他都要经过那座伟大的威廉斯堡大桥，到那个陌生的大城市上班。而弗兰西则是步行去布鲁克林北边上班。和弗兰西一样，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尼雷是带饭去的，可是那些男孩取笑他，叫他布鲁克林乡巴佬。从此之后，妈妈每天给他一毛五分钱，让他去买午餐。他告诉弗兰西他吃饭的地方叫“自助餐馆”。你放五分钱到一个小槽里，咖啡和奶油就会一起出来，不多不少，正好一杯。弗兰西真希望自己也能穿过大桥上班，去自助餐馆吃饭，而不是天天从家里带三明治。
尼雷沿着电车的轨道奔跑。他胳膊下夹着一个扁平的包装袋。弗兰西注意到他脚扭着，整只脚都在铁轨上头，而不只是脚后跟踩在铁轨上。这样他站得就很稳。爸爸下楼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尼雷不告诉弗兰西包装袋里装的是什么。他说一讲出来，惊喜就没有了。他们在社区银行停下，银行正好再过一会儿就要关门了。弗兰西让一个出纳把她的旧票子换成新票子。
“你要新票子干什么？”出纳问。
“是我第一次发薪，我想拿新钱回家。”
“啊，第一次拿薪？”那个出纳说，“这倒是勾起我的回忆了。实在是勾起我的回忆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薪水回家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在长岛曼赫斯特做事。是的，先生……”他开始了自己的生平简介，而后面排队的人骚动不安起来。最后出纳说：“……我把第一次薪水交给我妈，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是的，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
他撕开了一扎新钞的包装纸，将他们的旧钱换了。然后他说：“这是给你们的礼物。”他从收银屉里拿出两枚一分硬币给他们。它们都是新铸的，看起来像金子。“这都是1916年发行的。”他解释说，“这是这一带最早的。你也别用，先留起来。”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两枚旧硬币放进收银屉作为补偿。弗兰西向他表示感谢。
他们离开的时候，弗兰西看到队伍后面那个人把胳膊撑在柜台上，也说了起来：
“我记得我给我老妈带回第一次薪水的时候。”
他们出去的时候，弗兰西心想，这些排队的人没准都在回忆自己第一次拿薪的经历呢。“人只要上班，”弗兰西说，“都会有这经历，都会有第一次拿薪水的时候。”
“是啊。”尼雷表示同意。
他们转过一个街角，弗兰西又在沉思。“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她以前没有听过这说法。这话激起了她的想象。
“这怎么可能？”尼雷很想知道，“眼泪没有长腿，能怎么‘转’呢？”
“我想他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大概就好比我们说‘我一整天在床上打转’。”
“可是用‘打转’这个词不大对劲吧。”
“是这样的。”弗兰西反击说，“在布鲁克林，‘打转’就是‘留’的过去式。”
“差不多吧。”尼雷说，“我们不走曼哈顿大道了，走格雷厄姆好了。”
“尼雷，我有个想法，我们来做个锡储蓄罐，就钉在你的壁橱里，不告诉妈妈。我们就从这些新的分币开始。以后妈妈给我们零花钱，我们就放一毛钱进去。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打开，给妈妈和劳瑞买礼物。”
“还有我们自己。”尼雷提议。
“是的，你给我买个东西，我给你买个东西。到了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要什么。”
两人就这样约定了。
他们步子很快，超过了从垃圾站回来的那些边走边逛的孩子。经过斯科尔斯街的时候，他们路过了卡尼垃圾回收站，也看到了查理便宜店外的那群孩子。
“臭小孩。”尼雷轻蔑地说，把自己口袋里几个硬币晃得叮当作响。
“尼雷，还记得我们卖垃圾的事情吗？”
“那是好久以前了。”
“是的。”弗兰西同意。事实上，他们最后一次拖垃圾到回收站，不过是在两周以前。
尼雷将扁平的包装袋给妈妈。“给你和弗兰西的。”他说。妈妈将袋子打开。里面是一磅洛夫牌花生糖。“我也不是用工资买的。”尼雷神秘兮兮地说。他们又让妈妈去厕所里一会儿。他们将十张钞票摆在桌子上之后，把妈妈叫了出来。
“给你的，妈妈。”弗兰西神气活现地一挥手。
“哦，天哪！”妈妈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还不算。”尼雷说。他又从口袋里拿出八毛钱的零钱放在桌子上。“这是我做事利索，人家给的小费。”他解释道，“我一周都在存。其实有更多，不过我买了些糖果。”
妈妈将那些零钱推还给桌子那边的尼雷。“你挣的小费你自己留着花。”她说。
（就像爸爸那样，弗兰西心想。）
“哇！那好，我也给弗兰西两毛五。”
“不用。”妈妈从豁口杯里拿出五毛钱给弗兰西。“这是弗兰西的零花钱，每周五毛。”弗兰西很高兴。她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么多零花钱。孩子们对妈妈千恩万谢。
凯蒂看了看糖果，看了看新钞，看了看两个孩子。她咬住嘴唇，突然转身到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她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生气了？”尼雷低声说。
“不是，”弗兰西说，“她不是生气。她只是不要我们看到她掉眼泪。”
“你怎么知道她要掉眼泪？”
“因为。她看钱的时候，我看到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