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走投无路 1567年4月—6月
随着“博斯韦尔”这出悲剧的逐步展开而趋向高潮，我们内心仿佛有一种感受，迫使我们情不自禁地一再想起莎士比亚。这出悲剧的外部情节同《哈姆莱特》相似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两出悲剧里，都是一位国王被他妻子的情夫伤天害理地干掉。在两出悲剧里，都有一个寡妇不顾廉耻，急急忙忙地要同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结婚。在两出悲剧里，都有谋杀所产生的力量在不间断地起作用；两桩谋杀都是干起来容易而掩饰起来困难，脱身也困难。这些相似之处，足够让人惊讶的了。然而，莎士比亚笔下的苏格兰悲剧(1)有许多场面和历史上真实有过的苏格兰悲剧更是相像得出奇，给人的感受更加强烈更加深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有意无意地脱胎自“玛丽·斯图亚特”一剧的氛围。诗人安排在邓西嫩城堡的事，其实是前不久发生在霍利鲁德。在此在彼，都是那种事成之后的孤独感、沉重的内心压抑；都有使人害怕的酒宴，宾客们不敢在酒宴上畅饮，一个个悄悄地逃席而去，其时，灾祸的黑乌鸦哑哑地报凶，在房子上空盘旋。有时都叫人说不清：是玛丽·斯图亚特整夜整夜地不能成寐，被良心百般折磨，神志不清，在宫内徘徊呢？还是麦克白夫人在企图洗掉沾满鲜血的手上无形的血迹呢？说不清我们的面前是博斯韦尔呢还是麦克白？他越来越坚决、越来越执拗、越来越嚣张狂暴地对抗举国上下的仇恨，同时又明知自己空有偌大的权势，终有一死的凡人毕竟斗不过不灭的鬼魂。在此在彼，原动力都是女人的欲念，而男人则是执行者。不过，这两出悲剧中特别相像的是那种气氛，是痛入人物心髓的忧悒——误入歧途、受尽煎熬的心灵，男人和女人，被同一桩罪行拴在一起，彼此拉扯着坠入灭亡的深渊。这两出苏格兰悲剧，一出是撰著而另一出是实有其事，它们把犯罪心理以及被害者对凶手的神秘的影响力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在世界史及世界文学中堪称空前。
这种相像，这种惊人的类似仅仅是偶然吗？也许，应该承认莎士比亚的创作对实有其事的玛丽·斯图亚特悲剧作了诗的、哲学的阐释？童年的印象长留诗人胸臆，这位天才把早年的印象神奇地化为永世的、不变的现实。有一点可以肯定：霍利鲁德城堡发生的事情，莎士比亚是知道的。他在英格兰偏远地区度过的童年，听够了那位罗曼蒂克女王的故事和传奇。疯狂的情欲使她失去了江山和宝座。如今为了惩罚她，不断地把她从一座城堡解往另一座城堡。毫无疑问，这个小伙子（不曾成熟的男子但却是十分成熟的诗人）刚到伦敦不久，便听到满城响起钟声，欢呼伊丽莎白的伟大的敌手终于在断头台上就戮，达伦雷终于把自己不贞的妻子拖进了坟墓。后来他在贺林希德编年史(2)中读到关于苦命的苏格兰女王的记述时，大概突然冒出对于玛丽·斯图亚特惨死的回忆，然后把这两个题材在诗人的创作实验室里神奇地化合在一起。果真是这样吗？谁也没法斩钉截铁地肯定，但谁也没法否定，莎士比亚的悲剧是被现实中发生过的悲剧所引起的。唯有读过《麦克白》，并且深有感受，才能充分理解玛丽·斯图亚特在那时日、在霍利鲁德时期的心情，才能充分理解这刚强的心灵的无以名状的痛苦——她的最大胆的行为超出了她的力量。
但是，这两出悲剧虚构的以及实有其事的——最叫我们惊讶的，是两位女主人公——玛丽·斯图亚特和麦克白夫人——在她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变化竟然毫无二致。麦克白夫人起先是个忠诚、热情、精力充沛的人物，意志坚强，野心勃勃。她憧憬丈夫的伟大。我们熟知的玛丽·斯图亚特的一首十四行诗，其中那句：“我的宝座和王冠全给他……”麦克白夫人倒也是写得出来的。
犯罪的主要动机是她的野心。当事态仅仅是她有少许愿望、仅仅局限于意图和计划的时候，当殷红的鲜血还没有弄脏她的手、弄脏她的灵魂的时候，她的行事巧妙而坚决。像玛丽·斯图亚特把达伦雷诱往寇克·奥菲尔德一样，她用甜言蜜语把邓肯请进内室，而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磨得飞快的匕首。但是，事情一旦干出来之后，她立时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力量耗竭了，她的勇气垮了。良心烧灼着她的血肉之躯，目光呆滞，疯疯癫癫。她在城堡里到处游荡，叫朋友们恐惧而叫自己厌恶。强烈的渴望破坏了疲惫的脑子——渴望忘记一切，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渴望不存在。在达伦雷被害之后，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如此。她变了样，发生了突兀的变化，连她的面容也和过去大不相同，以致伊丽莎白的密探德鲁理向伦敦报告说：“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没有患病的女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外貌变得像女王那样快。”仅仅在几个星期前，人人都认为她是乐天、明理、平易、自信的女子；如今，这样的印象已荡然无存。她离群索居，不在人前露面，十分孤僻。或许，如同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她还在那里希望世人会沉默，只要她自己沉默；希望滔滔的黑浪会大发善心，会从她的头上越过。但是，渐渐地，人言藉藉，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当局答复。夜间，在爱丁堡街头，在她的窗子底下，人们越来越响亮地喊出凶手的姓名。死者的父亲伦诺克斯、她的对头伊丽莎白、她的朋友比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她，要求举行审判，要求正义。这时，她的神志渐渐不清了。她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来掩饰她的所作所为，为自己辩白洗刷。但是，没法作出肯定的答复，没法找到巧妙的骗人的话。仿佛是在被人催眠的熟睡中，她听到了来自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的声音——他们都冲着她来，劝她，警告她；她却动弹不了。她听见这些呼唤就像一个被活埋的人听见行人在地面上的脚步声——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万念俱灰。她知道，应该装扮成一个悲恸欲绝的寡妇，一个心如槁木的女子，应该疯也似地痛哭号叫，让全世界都相信她的清白。但她口干舌燥，说不出话，伪装不成。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最后，她终于感觉到自己再也忍受不住了。像是一头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的鹿，以豁出去的勇气转过身来扑向追猎者；像是麦克白急于保护自己，一再作案，背上累累血债，玛丽·斯图亚特终于也摆脱了使她动弹不得的麻木。她已经不在乎世人的看法，不在乎她的行动是明智还是轻率，她只求抛弃那麻木，她只求干点什么，只求一个劲儿地向前冲，快上加快，离开那些劝说的、威胁的声音。她只求不断向前，别停下来，别去想；否则，她会不得不暗自承认，什么点子都已经救不了她。我们心灵的形形色色奥秘之中有这样一种奥秘：快速的运动能暂时压住我们心中的恐惧。仿佛一个马车夫听见车下的桥梁被压得咯吱直响，于是他猛鞭辕马，因为他知道，只有疯也似的奔驰才能救他的命；同样，玛丽·斯图亚特也拼命鞭打她的命运的黑马，想把最后一丝疑惑压下去，把任何异议踩得粉碎。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看——一头钻进疯狂的密林里！她宁可落个恐怖的一了百了，却不愿没完没了地恐怖！有这样一条铁定不移的规律：滚下深渊的石头，坠落越深，速度越大；堕落的心灵也是这样失魂落魄地冲向前，因为它知道除此而外，已走投无路。
玛丽·斯图亚特在谋杀案发生以后几个星期内的种种行为全都无法理喻，唯有解释成万般恐惧之下产生的精神谵妄。她即使是发狂，也不可能不明白她已经名誉扫地，再也挽回不了；她不可能不明白自己在谋杀之后仅仅几个星期便匆匆结婚，并且嫁给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会被苏格兰全国及全欧洲看成是对法律和美德的嘲弄。这对情人只要隐蔽一阵，等它一两年，种种情形或许都会被人忘却。外交上作一番巧妙的安排，到时候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选博斯韦尔做她的丈夫。只是一种情况有危险，会把玛丽·斯图亚特推进毁灭的深渊——即，如果她胆敢心存轻慢，违反制度和习俗不居丧，向全世界挑战，以罪恶的匆忙把被害者的王冠戴到凶手的头上。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偏偏要这样做，急切得不顾廉耻。
一个向来明理而有分寸的女子，如今干出这样莫名其妙的事，这只可能有一个理由：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别的办法了。大概是她不能再等了，大概是有件什么事情不容许她等下去，因为任何等待任何延宕都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至今尚未被人怀疑的丑事。她这样不顾一切地钻进同博斯韦尔的婚姻，是因为（后来的事件一一证实了这猜测）这不幸的女子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身孕。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解释。她腹中不是亨利·达伦雷的儿子，不是王室血胤，而是罪恶的私情的果实。然而，苏格兰女王实在不该生一个婚外的孩子，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等于在普天下的墙上用红字宣告她犯下了罪行或者是参与合谋。因为这么一来，毫不含糊、明明白白地泄漏了春光：她在服丧期间居然同恋人寻欢作乐。每个人都能算得出玛丽·斯图亚特在达伦雷被杀之前或被杀之后立即（或此或彼都是同样的可耻）同博斯韦尔有过苟合。她只得匆匆地使婴儿的诞生取得合法的依据，这样才能挽救孩子的名誉，也多多少少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如果婴儿出世时她已经是博斯韦尔的妻子，那么，早产不致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身边有个人可以把他的姓氏给孩子，可以捍卫孩子的权利。所以，每拖延一个月一个星期，都无非是白白浪费时间。兴许她以为（真是可怕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宁愿作出荒谬的决定，把杀害她丈夫的凶手选为丈夫，也比生个私生子从而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孽强，总比生个私生子少丢些人。我们只能这样设想：自然的本能曾经无情地介入，自然的基本规律曾经无情地介入；唯有设定这样的可能性，才能多少理解玛丽·斯图亚特在这几个星期内违反自然的行为——至于其他的种种推测都是牵强附会的，只能把她的精神面貌弄得模糊不清。唯有考虑到她的恐惧——痛苦万状地唯恐意外的怀孕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古往今来，千百万妇女亲身体验过这恐惧，最正经最勇敢的女子也每每被它逼得作出错误的、罪恶的决定。唯有考虑到她的这种恐惧，才能理解这惊骇的女子不得不如此匆匆行事的原因。唯有这个理由，这个唯一的理由，才能使毫无意义的匆遽多少有些意义，同时也揭示了这个不幸的女子是多么的苦难深重。
可怕的绝境！连魔鬼都想不出比这更叫人毛骨悚然的了。时间不等人；女王知道自己有了身孕，为时间所迫，只得草草成婚。另一方面，正是她的匆遽，使她招致了怀疑。作为苏格兰女王，作为寡妇，作为女人，如果自重自爱，并且知道全国全欧洲都盯着她，玛丽·斯图亚特根本不该考虑选择博斯韦尔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做她的丈夫。但是，这位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女子认定他一人是她的救星。她不该嫁给他，可又必须嫁给他。为了不让世人猜到她这样做的真实原因，必须另外想出一个不是由她作得了主的原因，以解释这疯狂的匆忙。必须想出一个借口，替这个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无法想象的行为想象出一定的意义——必须想出一个借口，以便把玛丽·斯图亚特的婚姻变成一件悲惨然而势在必行的事情。
然而，这桩亲事门不当户不对，是什么迫使女王下嫁位分如此悬殊的臣子呢？当时的荣誉规范只容许人们在一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让步：如果女子被强奸失身，强奸者必须同她结婚，以此来恢复她的清白。只有作为被玷污的女子，玛丽·斯图亚特才能有一定的权利敢于缔结这样的婚姻；只有这样，才能够叫民众相信，她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尔。
唯有走投无路的绝望才会生发出如此荒诞不经的计划。唯有脑袋里十分混乱，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玛丽·斯图亚特在关键时刻一向大胆果敢，可是当博斯韦尔让她表演这出悲惨的闹剧时，连她自己也吓得退缩了。“我不如去死，我感觉到结局会非常可怕。”——这苦命的女子写道。但是，不管道学家们对博斯韦尔有什么说法，这个不顾死活的莽夫，他那过人的勇气倒是始终如一的。他根本不怕在全欧洲的面前扮演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玷污他女王名节的强奸犯、目无法纪和操行的劫路响马。赌注是王冠，胜负在此一举，纵使地狱之门为他而敞开，他这个人也不会半途而废。没有什么危险能叫他后退——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莫扎特的唐璜，想起他那大胆的狂妄，居然邀请司令官石像同他一起吃饭。在博斯韦尔的旁边，列波莱罗(3)瑟瑟发抖。那就是他的内兄韩特莱。韩特莱本来答应接受几块教会领地作为给他的贿赂，同意博斯韦尔同他的妹妹离婚。想到这出喜剧如此冒险，怯懦的骑士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晋见女王，极力劝阻。但是，博斯韦尔自从向全世界挑战之后，多一个少一个盟友已经不放在他心上。劫持女王的计划大概已经被人泄露——在预定的日期前夕，伊丽莎白的密探向伦敦报告了这一计划；但是博斯韦尔也并不害怕。他不在乎人家是否对劫持信以为真，只要这劫持能使他达到目的——当上国王就行。他想怎么样便怎么样，天不怕地不怕，而且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他的仍在抗拒的牺牲品带走。
“首饰箱”信件又一次说明，玛丽·斯图亚特的内心感觉曾经战战兢兢地反对过她主人的钢铁般的意志。她的预感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这一次欺骗也终将枉费心机，他们除了骗自己之外，骗不了任何人。但是，身为俯首帖耳的奴隶，她这一遭也毫无怨言地服从了博斯韦尔。像不久前她帮他把达伦雷从格拉斯哥弄回来那样的顺从，如今她又心情沉重地帮他把她自己“弄走”，一出两相情愿的“劫持”闹剧就此开场。
4月21日，是博斯韦尔被迫在贵族法庭上申辩以及议会“褒奖”他以后的几日，4月21日，是博斯韦尔在艾因斯雷酒家骗得列位勋爵同意他和女王结婚之后不到两昼夜，是当初的黄毛丫头同法国王太子成婚之后的整整九年。这一天，至今不大关心自己孩子的玛丽·斯图亚特忽然表现出热切的愿望，要去斯特林堡看她的儿子。王储的官方监护人马尔伯爵接驾时满腹狐疑——大概他已经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必须有其他妇女在场，才让玛丽·斯图亚特同儿子见面——想必是列位勋爵害怕她把孩子抢去交给博斯韦尔：人人都明白，这女人甘愿执行她的暴君的任何命令，甚至是罪恶的命令。由几位骑士陪同，其中包括肯定备悉一切的梅特兰德和韩特莱，女王回銮爱丁堡。但是，离城六英里，博斯韦尔率领大队骑兵驰出埋伏地点，“袭击”女王御驾。最后自然是和平解决，玛丽·斯图亚特禁止随驾人员抵抗，“以免流血”。博斯韦尔刚抓住她坐骑的缰绳，女王便自愿“就俘”——让他们把她带到丹巴尔堡去过她的甜甜蜜蜜的囚禁生活。一位起劲过了头的统领，集合起一支援军，飞速赶来救驾，但被暗示，人家并不需要他出力。成了俘虏的梅特兰德和韩特莱被客客气气地释放回家。谁也没有遭殃。大家平平安安地打道回府，只有女王留在“强奸犯”心上人那里，当他的俘虏。一个多星期，“受害者”和劫持者同床共衾。同时，有关人员在爱丁堡迫不及待地、不惜费用地办理博斯韦尔同他合法配偶离婚的手续——起初在新教法庭，离婚理由极不像话，说是博斯韦尔不忠于妻子，同一个女仆通奸；后来又到天主教法庭——法官们很晚才忽然想起博斯韦尔同他的妻子简·戈登沾点远亲。最后这桩肮脏的交易终于办妥。终于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博斯韦尔是个无法无天的拦路行凶的强盗，袭击了可怜的女王，并且淫欲勃发，玷污了她，如今她只得同这个对她横施强暴的人结婚，才能挽救苏格兰女王的被糟蹋的名节。
然而，这“劫持”干得过于笨拙：谁也不当真相信苏格兰女王“横遭强暴”；甚至最最善意的西班牙公使也向马德里报告，说这件事纯属阴谋。
但是，说来也怪，正是那些对这骗局最摸底的人装得好像他们对强奸一事深信不疑。列位勋爵此时已订立新的“盟约”，以彻底推翻博斯韦尔。他们竟敢耍了个颇为巧妙的把戏：他们把女王被劫持的说法一本正经地当成真的来对待。忽然之间变得忠心耿耿，令人感动，他们义愤填膺地声称，他们的国君“被人以暴力囚禁，诚系苏格兰之莫大国耻”。他们异乎寻常地同仇敌忾，商量要从恶狼博斯韦尔的嘴里救出孤苦无告的羔羊。列位勋爵终于有了合意的口实，可以打着超级爱国主义的旗号算计那苛酷的独裁者。他们急急忙忙地磋商从博斯韦尔的手里“救出”玛丽·斯图亚特，以此阻挠他们一个星期以前曾经赞成过的婚事。
列位勋爵突如其来的、胡搅蛮缠的关心，企图把玛丽·斯图亚特从“横施强暴者”的魔掌中救出来，对于她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帮倒忙了。列位勋爵的行动，吃掉了玛丽·斯图亚特精心洗好的一手牌。她绝不愿意被人从博斯韦尔手里“救”出来；恰恰相反，她希望永远同他在一起，所以她不得不出尔反尔，尽量否定他玷污了她名节的说法。昨日她还拼命给博斯韦尔抹黑，今天却不知道如何替他洗刷才好。整个闹剧因此而失去了任何意义。为了保护她的情郎，免得他受到审判和惩办，她以一个老练的律师的种种花招替他解围。说什么他起初对她的态度“确实有点儿奇怪”，不过后来待她“再好不过”，她“没有任何理由埋怨”。因为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所以她“不得不克制最初的不满，对他的求婚好好考虑了一番”。这个在情欲的密林中迷途忘返的女子，处境越来越丢人现眼。她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已经被彻底撕破，钻出密林之后，赤裸裸地面对着全世界的嘲笑。
5月初，玛丽·斯图亚特返回爱丁堡；她的朋友们在欢迎她时十分尴尬。博斯韦尔牵着马笼头，而他的士兵为了表示女王是自愿随他而来，把他们的枪矛扔到地上。对玛丽·斯图亚特及苏格兰怀有善意的人曾警告了这位昏头昏脑的女子，但一无成效。法国使臣杜·克洛克对她说，她同博斯韦尔结婚，意味着同法国断交。她的一个忠心的臣子——赫里斯勋爵，跪在她脚下劝谏。忠贞不渝的梅尔维尔在最后一刻还竭力阻挠这场婚姻，却不得不逃亡以躲避愤怒的博斯韦尔的迫害。他们痛心地注视着这勇敢的、独立不羁的女子如今听命于一个狂妄的冒险家，忧心如焚地预见到她这样乖戾地、匆匆地同杀害她丈夫的凶手结合，必然会使她丧失王位和名誉。然而，她的敌人们却是欢天喜地。约翰·诺克斯的不祥预言可怕地应验了。他的后任约翰·克莱格拒绝在礼拜堂里张贴罪恶的结婚启事，不客气地称这场婚姻是“可耻的，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只是在博斯韦尔威胁要把他绞死的时候，他才开始谈判。玛丽·斯图亚特越来越垂头丧气。如今，人人都知道她心急火燎地要结婚，每个无耻的敲诈者都拼命敲她一票。韩特莱因为替博斯韦尔办理离婚出了力，得到了几块分给王室的教会土地。天主教会的主教捞到的好处是几项崇高的封号和差使。但是，向她勒索最凶的，是新教的神职人员。牧师不像臣下倒像是严厉的法官，在女王和博斯韦尔面前发言，要求女王当众自我羞辱一番：让她这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吉斯家族的外甥女，按异端的改革教派仪式再举行一次婚礼。一旦决心作出这一可耻的让步，玛丽·斯图亚特便失去了最后的奥援，失去了她手中仅剩的一张王牌：丧失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对她的支持，失去教皇的祝福、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同情。如今她单枪匹马同众人作战。她的一首十四行诗竟成谶言：
为了他我忘记了我的名誉——
我们生活中唯一的幸福。
我把权力和良心交给了他，
为了他我抛弃了家，
在自己的祖国遭众人的唾骂。
自作孽，不可活，谁也帮不上忙：神不接受无谓的牺牲。
像1567年5月15日那样悲惨的婚礼，是千百年来史无前例的。凄凉的情景像镜子一样反映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屈辱。她同法国王太子的第一次结婚，是在大白天成礼的。那是个光辉灿烂、喜气洋洋的日子。几万观众夹道欢迎小女王，全体贵族从各地城乡赶来观礼；各国使臣都到场一睹王太子妃在王室成员和骑士精英簇拥下庄严莅临巴黎圣母院的风采。她由花团锦簇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着，经过欢声雷动的看台，经过激动地挥手致敬的窗口；众百姓崇敬而兴高采烈地看着她。第二次婚礼可要逊色得多。不是在大白天，而是在鱼肚白的黎明，在清晨6时，神父把她和亨利七世的外曾孙结为夫妇。不过，毕竟还有全体贵族来参加婚礼，外国使臣也都到场。一连几天，酒席从早摆到晚，爱丁堡尽情欢乐。至于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婚礼，同博斯韦尔（匆匆把他封为奥克尼公爵）的婚礼，是偷偷摸摸举行的，仿佛在为非作歹。清晨4时，全城的人还在梦中，夜色笼罩着万家屋顶，几个蹑手蹑脚的身影悄悄潜入城堡内的小教堂。不到三个月之前，那里曾为女王的亡夫做过安魂弥撒（她还没有除孝呢）。这一回，小教堂里空空荡荡。邀请了许多宾客。但是，来的人却是少得可怜，令人沮丧。谁也不想眼见苏格兰女王把戒指戴到丧心病狂地杀害了亨利·达伦雷的那只手上，不想做这场丑剧的见证人。王国的列位勋爵，几乎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到场，连道个歉都抽不出时间。梅里和伦诺克斯出了国；梅特兰德和韩特莱这两个半心半意的忠臣也竟然敬而远之。玛丽·斯图亚特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向唯有她的忏悔师能聆听她的内心秘密，而这位忏悔师如今也永远地离她而去：她的良心的捍卫者伤心地宣告，他从此认为她是他失去的羔羊。没有一个看重名誉的人愿意看到杀害达伦雷的凶手娶死者的遗孀为妻；天主的仆人更不能祝福这亵渎神明的结合。玛丽·斯图亚特恳求法国使臣出席婚礼，好让这婚礼多少有些风光体面的样子；但她的恳求只是白费了口舌，这位历来非常热心效劳的朋友这回斩钉截铁地拒绝到场。因为他的到场会被人理解成法国的认可。他在表示不同意到场时辩白说，“人们还会以为我的国王同这件事有什么牵连呢”；此外，他不愿意承认博斯韦尔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神父不做弥撒，风琴不出声音，仪式非常匆忙。晚上，仆役没有点燃蜡烛照亮厅堂，没有为舞会作准备，没有大摆酒筵。没有任何人喊着“大方啊大方”，像上回婚礼那样，向群众大把撒钱。冷森森、空落落、黑洞洞的教堂像口棺材；这奇异的婚礼的见证人们列队观礼，阴沉着脸，活似吊孝。没有送亲队伍走遍满城喜气洋洋的大街小巷。新婚夫妇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冷得打战，然后躲进内室，插上了结结实实的门闩。
正是在这当口，在她摆脱拘勒、慌不择路直奔目标而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她却有些心灰意懒。她曾经渴望占有博斯韦尔并且保住他，这个狂风暴雨般的愿望实现了；她曾经热切地、一门心思等待这结合的甜蜜的时刻到来，满怀着虚妄的希望——希望他的亲热、他的抚爱会战胜恐惧。但是现在，当她狂热的目光不再死盯着一个目标的时候，她的眼睛明亮了。她左顾右盼，发现周围只是荒漠，一无所有。甚至在她同她疯狂地热恋着的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婚后不久便有了疙瘩：历来，当两个人彼此拉扯着走向毁灭的时候，往往会互相指摘，互相责备。在举行婚礼的那个悲惨的日子，法国使臣便发现她呆愣愣的，痛苦得要命。夜幕还没有降临，夫妇间已经有了冷淡的征兆。杜·克洛克向巴黎报告说，“开始乐极生悲了。女王陛下星期四派人来召我进宫。我立刻感到他们之间有点不大对劲。她哄我说，如果我觉得她神情悲伤，那只是因为她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盼头，只求一死。昨天，她同博斯韦尔伯爵两个人锁起了门。突然，门里传出她的叫喊声，叫人给她拿把刀来，她要自杀。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了她的号叫，担心她干出什么事情来摧残自己——唯有天主才能佑助她”。人们关于他们夫妇间的龃龉议论纷纷。博斯韦尔显然把他同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离异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天天同她过夜，而不是同玛丽·斯图亚特在一起。过了一段，法国使臣向巴黎报告说，“从倒霉的婚礼那一天开始，玛丽·斯图亚特就没有停过呻吟流泪”。总之，这瞎了眼的女子刚刚得到她热烈追求的东西，便知道她已丧失了一切，对于她自找的苦难，即便是死，也算是超升。
这痛苦的蜜月持续了三个星期——这是难以消泯的恐惧和挣扎的三个星期。新婚夫妇拼命挺住、争取解脱的种种努力都付诸东流。博斯韦尔在众人前对女王十分恭敬而温存，不啻是忠诚和尊敬的化身。但是，任何言语和姿态都已经无能为力，全城的人在缄默中冷眼看着这一对罪犯。这个独裁者徒然地想竭力赢得民众的欢心。他把自己装扮成憨厚、善良、虔诚的统治者。他出席改革派牧师的布道会，然而新教界人士同天主教会一样对他满怀敌意。他给伊丽莎白写了几封和解的信，她拒不接受，他向巴黎致意，巴黎不理不睬。玛丽·斯图亚特召见列位勋爵，他们却一步也不离开斯特林堡。她要求监护人把儿子还给她，监护人压根儿不给回音。这对在劫难逃的夫妻周围的人，个个都缄口不语，人人都不祥地沉默着。博斯韦尔最后强打精神，举办了一个假面舞会和水上游戏。他亲身参加，女王在看台上有气无力地向他微笑。看热闹的人向来不会缺少，这回也是如此，但听不见兴高采烈的欢呼。一种恐惧的麻木，一种死一般的木然弥漫全国；然而，举动稍一不慎，便会激起愤怒的风暴。
不过，博斯韦尔不是一味沉溺于多愁善感的幻想的那种人。他作为老练的海员，从这不祥的寂静中感觉到风暴的将至。他像以往一样果断，立即着手准备。他知道自己是拿着脑袋孤注一掷；他知道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决定一切的将是武力。他狂热地招兵买马，以便迎头痛击敌人的进攻。玛丽·斯图亚特为了他的雇佣兵，心甘情愿地献出了她能够牺牲的一切：变卖珠宝，到处告贷，甚至把伊丽莎白不久前送给教子的金质洗礼盘拿去改铸（真是苏格兰女王的耻辱，而且是对英国女王的侮辱），只为多弄到十来个金币，以便苟延残喘。但是，列位勋爵的沉默越来越散发出暴风雨的气息；女王的城堡上空彤云密布，眼看即将电闪雷鸣。博斯韦尔十分熟悉他的那伙同道兄弟的诡诈，绝不会把这种平静当真。他知道别人正在策划对自己实施背信弃义的攻击。他不愿意在不设防的霍利鲁德坐等别人攻城；6月7日，结婚不满三个星期，他出奔到易守难攻的鲍特威克要塞，向忠心耿耿的部属靠拢。玛丽·斯图亚特显然是最后一次企图向民众求助，呼吁她的“臣民、贵族、骑士、乡绅、绅士和自耕农”为王事效力，召他们在6月12日来鲍特威克，要他们全副武装，随带六天的给养。博斯韦尔大概是打算趁他的敌人还没有集中兵力，便以闪电式的出击打垮他们。
但是，他从霍利鲁德出奔，恰恰使列位勋爵勇气陡增。他们赶紧挥军直趋爱丁堡，未遇任何抵抗。博斯韦尔的帮手、杀人犯詹姆斯·巴尔福，急于脱离自己的同党，把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拱手交给了敌人。敌人因此而无后顾之忧，两三千名骑兵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击博斯韦尔，在他的部队完成战斗准备之前便把他擒获。不过博斯韦尔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的。他稍一思量便纵身跳出窗口，绝尘而去，把女王独自留在鲍特威克堡。列位勋爵毕竟不敢对他们的女王兵刃相向，只是劝她同她的灾星博斯韦尔决裂。但这不幸的女子的灵和肉依旧忠于她的暴君。深夜，她女扮男装，勇敢地跨上了马，独自一人，不带一名随从，抛弃了一切，任它听天由命，策马驰向丹巴尔，以便跟他同生共死。
本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应该叫女王想到她已经全盘皆输。他们出奔鲍特威克堡的那一天，她最后一位谋臣梅特兰德·列廷顿突然失踪，“不辞而别”。在玛丽·斯图亚特失去理智的日子里，梅特兰德是唯一对她存有几分善意的人。他追随他的女王走过相当长的一段通向毁灭的道路；当初杀害达伦雷，他曾经出过力，大概没有人比他更起劲的了。但如今连他也感觉到大事不好。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总是扬起风帆驶向更强的一方而不是抱住弱者不放，他不想再为一败涂地的事业卖命。梅特兰德利用女王出狩鲍特威克时的忙乱，悄悄地落在车驾的后面，然后掉转马头，驰向列位勋爵的营垒。沉船上的最后一只老鼠跑了。
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足以叫不可救药的玛丽·斯图亚特害怕或者警惕。一如既往，危险只能在这奇异的女子身上激发起一往无前的勇气，使她最最荒唐的行径平添几分罗曼蒂克的魅力。她穿一身男装驰至丹巴尔后，不是寻找女王的服饰，不是寻找盔甲和武器。这些都不要紧！风度和宫廷礼仪如今对她又算得了什么呢！打仗就是打仗嘛！玛丽·斯图亚特毫不踌躇，向一个穷家女子借了一套老百姓穿的衣服：一条格子布短裙，一件红色的短衫，一顶丝绒帽子。她穿这套衣服虽然不很得体，没有女王的气派，那也不去管它了，只求能够同他并辔驰马——自从她失去一切之后，他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博斯韦尔仓促地组建杂牌军队。骑士、贵族和勋爵谁也不奉诏效力王事，国家已经不再服从女王；只有两百名雇佣的火枪手作为突击队向爱丁堡挺进，后面跟着一大队武器窳劣的边境地区农民和山民——总计人数一千有零。博斯韦尔一心想赶在列位勋爵的前面，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驱赶着队伍前进。博斯韦尔知道，在理智看来绝对走投无路的情势下，有时只有靠丧失理智的勇敢才能挽救。
在离爱丁堡六英里的卡贝里山下，两支队伍（兵力小得没法叫作军队）相遇了。人数是王军占优势。但是，威风凛凛的金狮王徽旗下没有一个勋爵；那些装备精良、出身高贵的骑士没有一个人站到御纛底下。除了雇佣的火枪手，博斯韦尔的麾下只有他的族人，武器固然不怎么样，士气也不太高涨。而对面，相距极近，不超过半英里，玛丽·斯图亚特都能看清她敌人的熟稔的面孔，气势汹汹的列位勋爵排列成阵，盔甲鲜明，骑在矫若游龙的骏马上，为即将到来的厮杀而喜形于色。他们打出一面希奇古怪的旗帜，正好竖在御纛的对面。旗帜是白底上一个死人，摊手摊脚地躺在树下，身旁是一个孩子，哭着，伸出双手向上天号叫：“上帝，求你审判和报仇！”利用这样的旗帜，不久前还挑唆博斯韦尔收拾达伦雷的列位勋爵想把自己打扮成崇高的复仇者，同时还暗示他们武装出动只是为了反对杀害达伦雷的凶手，而绝不是反抗他们的女王。
两面色彩斑斓的旗帜迎风招展。但是，双方都没有流露出高昂的士气。两支队伍谁也不打算渡过他们之间的小溪攻击敌人。双方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只是远远地观察对手。博斯韦尔仓促征召的庄稼汉不大愿意为了一桩同他们不相干的、他们不理解的勾当效死疆场。列位勋爵依然迟疑不决。拿起刀枪明目张胆地攻打合法的君主到底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这可不比搞个巧妙的阴谋干掉不合心意的君主。在后一种情况，总可以找到两三个可怜虫，事后可以把他们绞死而自己则堂而皇之地把手洗干净。这一类卑鄙的伎俩从来没有叫列位勋爵良心不安过。但是，青天白日明火执仗地向自己的女王冲杀，那是太出格了，大大的违背至今深入人心的封建忠君思想。
法国使臣杜·克洛克以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在战场上出现；他一眼看透双方的心情，不失时机地劝双方举行谈判。列位勋爵的营盘里挂出了停战旗。当天是个明媚的夏日，人心欢畅，两支队伍就地野营，在小溪两岸各占一边。骑兵下了马，军士们脱下了沉重的甲胄，人人都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时，杜·克洛克由一小队骑兵保护着，渡过了小溪，登上一座山丘，进了女王的大本营。
这样的朝觐场面从来不曾有过。女王历来是身御贵重的长袍在华盖下接见法国使臣，这回却是坐在石头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苏格兰短裙，短裙遮不住她的膝盖。但是，尊严和浑身的傲气还是和穿着宫装一样。激动万分、睡眠不足、脸色苍白的她，尽情发泄了愤怒。似乎自以为仍是一国之主，仍能左右局势。她要求勋爵们无条件投降。当初是他们自己判决博斯韦尔无罪，怎么现在又指控他犯下了谋杀罪呢？是他们自己硬要女王同博斯韦尔结婚，可是今天又宣布这桩婚姻是罪恶的结合！玛丽·斯图亚特的愤怒合理合法，但战争的烽火一起，死抠法律就不合时宜了。法国使臣正在谈判，博斯韦尔驰马过来。使臣向他敬礼，但没有伸出手。博斯韦尔说话了。话说得明确，没有游移犹豫。他的大胆坦率的目光中没有一丝恐惧。这亡命之徒的十足的镇静沉着，连杜·克洛克都不得不表示赞赏。他在报告中说，“说实话，我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统帅，因为他同我说话时充满了自尊心，像个善于率领大军作战的老练而勇敢的将领。他看到他的敌人决心一战，而他的部下未必有半数人靠得住，可他仍然是一硬到底，为此我不能不佩服他。”博斯韦尔建议由他同任何一个位分相当的勋爵一对一地单独决斗，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纠纷。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上帝当然不会抛弃他。面对这样的危局，他像平常一样起劲，请杜·克洛克登上一个小山丘观战：那决斗的场面一定非常值得一看！但是，一提起决斗，女王连听都不想听。她还在那里希望勋爵们会到她驾前认罪。她这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时至今日仍然本性难移，丧失了现实感。杜·克洛克立即明白自己的使命只是一场徒劳。这位年老的贵人眼见玛丽·斯图亚特噙着眼泪，他倒是很乐意帮她的忙。但是，只要她摆脱不了博斯韦尔，她就没有生路，而她又不愿意放弃他。那只好再见了！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不慌不忙地回到列位勋爵的营盘。
动嘴的时刻已过去，该动手了。但是，士兵们却比将帅明智。他们看见老爷们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谈话，那么，他们这些可怜的苦命人又为什么要在这晴朗的夏日互相残杀呢？于是部队七零八落，士兵四散。玛丽·斯图亚特下令冲锋，以为唯有冲锋才能起死回生。然而，士兵再也不听她的话。这支东拼西凑的队伍已有六七个小时无所事事，如今逐渐土崩瓦解了。列位勋爵一发现这一情况，立刻派出两百名骑兵切断博斯韦尔和女王的退路。到这时刻，玛丽·斯图亚特才明白他们已大难临头。作为一个真心相爱的女子，她考虑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心惦着她的心上人博斯韦尔。她知道，她的臣下谁也不敢加害于自己，可是他们这些为达伦雷被害而大张挞伐的姗姗来迟的复仇使者却饶不了博斯韦尔，为了灭口也得干掉他，免得他多嘴多舌，说出一些可能不合他们心意的话。这些年来，她第一次放下了架子。玛丽·斯图亚特派了一名军使，打着白旗来到列位勋爵的营盘，请骑兵队长寇柯尔迪·格林治勋爵不带随从独自一人来见她。
女王陛下的圣旨仍具有神奇的魔力。寇柯尔迪·格林治命令他率领的骑兵停止前进。他单骑渡过了河，未曾开言便先跪下，倒像个忠心耿耿的臣子。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请女王屏退博斯韦尔，随他们回到爱丁堡。这样，他们答应不追击博斯韦尔，让他走他的阳关大道去！
博斯韦尔（真是了不起的场面，了不起的演员！）默默地站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同寇柯尔迪说，也没有同女王说话，免得影响她的决定。看得出，他情愿单枪匹马迎击两百名骑兵。那两百名骑兵正立马山岗脚下，手不离缰，一俟寇柯尔迪举剑发出信号，便会冲向敌阵。听见女王同意了寇柯尔迪的建议，博斯韦尔走过来，拥抱了她（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拥抱）。然后，博斯韦尔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只有两名仆人伴随着他。梦魇终于结束。最后终于一觉醒来，面对残酷的现实。
那现实真是可怕，真是无情！列位勋爵答应以得体的礼仪送她回爱丁堡。他们的初衷大概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备受屈辱的女子穿着寒碜的、风尘仆仆的衣服，刚走近一群雇佣兵，迎面便是一阵哄笑，像火辣辣的鞭子。当初，有博斯韦尔的铁拳保护着她，民众的怒火不敢波及她。但如今她无依无靠，仇恨便大胆放肆地冒了出来。投降归来的女王，得不到造反作乱的士兵们的尊敬。人群挤得越来越厉害，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变成了愤怒。“烧死这婊子！”“把谋杀亲夫的淫妇扔进火里去！”……四面八方响起了狂怒的喊声。寇柯尔迪用剑脊抽打，却是劳而无功：激愤的人群刚被驱散，便又重新聚拢，来势更猛。最后，仿佛是举行凯旋式，他们走在女俘的前头，高举着绘有被杀害的丈夫和祈求上帝复仇的婴孩的旗帜。从6时到晚上10时，从朗赛德到爱丁堡，他们押着她穿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每一幢楼，附近的村子，都想看看这空前的热闹，走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想看看这个被俘的女王。有时候，好奇的人群挤得突破了警卫线；士兵们不得不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冲出一条路。玛丽·斯图亚特在这难忘的日子所受的侮辱，是她生平不曾有过的。
然而，这个心气高傲的女子，人们可以侮辱她，却不能叫她屈服。伤口在污染后才会灼痛；同样，玛丽·斯图亚特在被人嘲笑后才感觉到自己的屈辱。她的热烈的血（斯图亚特家族的血，吉斯家族的血）沸腾了。她不是明智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把她的火气发到列位勋爵的头上，要他们为民众的辱骂负责。宛若狂怒的母狮，她怒斥列位勋爵，威胁着要下旨把他们绞死，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林赛勋爵同她并辔而行，她抓住他的手，威胁他：“我拿这只手起誓，你绝没有好下场！”她在危急关头爆发的勇气，往往变成丧失理智的疯狂；这回也是如此。她向勋爵们公开发泄她的仇恨、她的鄙视，而不是明智地不吭气，或者怯懦地奉承他们。
兴许，正是她的怒火激起了勋爵们还施其身的怒火；兴许，原先他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做得这样绝。现在，他们看到已经没法指望得到她的宽恕，于是想尽办法让这个犟女人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不是把女王送到霍利鲁德堡，送进内城，而是领她经过那值得纪念的犯罪现场寇克·奥菲尔德，沿着挤满围观者的市中心大街兜了一圈。然后到哈埃街，把她送进了狱吏的房子，仿佛要把她戴枷示众。那里禁止闲人入内。她的侍从女官和使女谁也到不了她的身边。漫漫长夜，伴随她的是无穷无休的绝望悲苦。女王已经好几天没有解衣休息，从一清早便不曾吃喝。这女子从日出到日落的遭遇，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她在一天内失去了社稷和心上人。卑污的市井无赖聚集在她窗前，仿佛是观赏槛中的野兽。人群中，下流的喊声和詈骂声此起彼伏。到这时候，列位勋爵觉得已经把她折辱够了，他们才开始同她谈判。其实，他们对她所望不奢：列位勋爵要求玛丽·斯图亚特同博斯韦尔彻底决裂。但是，这个任性的女子抗争的劲头，在身陷绝境时比前景光明时更为激烈。她鄙夷不屑地拒绝了勋爵们的要求。她的一个敌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比女王那一刻更刚强更勇敢的了。”
威胁不成，最聪明的一位勋爵企图用计智取。老成练达的梅特兰德（前不久还忠于她的顾问）采取比较巧妙的办法。他利用女人的妒忌心和高傲，告诉玛丽·斯图亚特（谁知道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话，权术家的话你搞得清楚吗！），说博斯韦尔骗了她，他在他们结婚的大喜日子同他休弃的妻子卿卿我我，还向她起誓，承认她是他真正的妻子，而女王只是个小老婆。可是，玛丽·斯图亚特早就不相信所有这些骗子。梅特兰德的造谣中伤只能使她的怒火更旺。于是爱丁堡的居民目睹了一场惨酷的奇观：女王被关在铁窗里，破衣烂衫，敞着胸，一头乱发披到肩上，像个疯子，跳到窗台上，歇斯底里地号叫着，要民众来救她，因为贵人们把她下了狱。民众尽管恨她，仍为她的苦难所震撼。
情况越来越棘手。列位勋爵准备打退堂鼓。但他们明白他们走得太远，已经没有退路。他们觉得没法再把玛丽·斯图亚特当作女王送回霍利鲁德。但是，把她留在狱吏的房子里，留在激动的人群中间，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会招惹伊丽莎白和其他外国君主生气。唯一有勇气和威信能够作出决定的人是梅里。然而他不在国内。他不回来，勋爵们什么也不敢做。所以他们决定先把女王送到安全的地方。为此，选中了洛赫利文堡。洛赫利文堡孤悬在湖中，四面不靠陆地。堡主是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即梅里的母亲。玛丽·德·吉斯当年把詹姆斯五世从她的怀抱里夺了过去，她未必会宽纵那女人的女儿。出于小心，列位勋爵在他们出具的文书中避免使用“拘禁”这个危险的字眼。文书中说，让女王幽居，是为了不让她同博斯韦尔伯爵联系或者同那些一心保护她逃脱正义复仇的人勾结。勋爵们的做法无非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是恐惧和邪心的产物：这次起事，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宣布是造反，列位勋爵便已把责任全部推到出亡的博斯韦尔头上，并且用空泛的议论和含糊的词句多方掩饰他们秘密的意图——废黜玛丽·斯图亚特。民众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审判并处决那个“婊子”；为了欺骗他们，列位勋爵于6月17日晚把玛丽·斯图亚特送往霍利鲁德，由三百名警卫保护着。但是，一等市民上床睡觉，便有一小队人马在城堡内院列队，任务是把女王送到洛赫利文堡。于是星夜奔驰，一路悲苦落寞。天蒙蒙亮，玛丽·斯图亚特看见了一片碧波粼粼、水平如镜的湖泊，湖中心是一座孤零零的、工事坚固、万夫莫入的城堡。这便是她的囚禁地——谁知道要囚禁几多漫长的岁月！小船把她送上小岛。包铁的大门嘎嘎吱吱地关上。吟唱达伦雷和博斯韦尔的激情澎湃而阴森森的叙事曲到此终了；悲悼终身囚禁的凄凉的哀歌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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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后文中的《麦克白》。
(2) 指拉菲尔·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
(3) 《唐璜》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