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1567年2月—4月
激情的法力极大。它能使人迸发出空前的、超人的精力。它能够以它毫不松动的劲头，从最最稳重的心灵榨出非凡的力量，而且，不惮摧毁一切法律化了的道德规范和形式，走向犯罪。但是，它同样还有一个特点：在猛烈的冲动之后，激情的爆发仿佛也把自己消耗殆尽，渐渐黯淡熄灭。在激动中行事的激情罪犯之不同于天生的、怙恶不悛的真正罪犯，区别其实也正在于此。偶一为之的罪犯，激情罪犯，他们的力量一般只够用于犯罪的本身，极少还能应付犯罪的后果。一起意便动手，盲目地直奔自己的意图，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都集中于唯一的目的。但是，目的一旦达到，事情一旦办成，也就泄了气，利落劲没有了，神志不清了，脑子不灵了。而工于心计的、清醒的罪犯却在这个时候开始同侦探和法官们斗智。他把最大限度的精神力量保留着用于事后的自卫，而不是像我们在激情罪犯身上见到的那样用于犯罪本身。
玛丽·斯图亚特对于博斯韦尔的依附，使她陷入了犯罪的情势，而她的勇气又不足以抗拒（在后人眼里，这一点并没有贬抑了她，反倒拔高了她）；因为，纵使她变成了罪犯，那也只是鲁莽灭裂的激情使然，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意志，而是别人的意旨。起初，她没有力量消弭灾祸于未然；而后来，当事情已经干出来之后，她是全然手足无措了。她只能从两条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是怀着厌恶，坚决同博斯韦尔决裂，因为他确实走得太远，超出了她内心所能允许的限度，从此同他的所作所为一刀两断；或者相反，帮助他消灭罪迹，从而弄虚作假，戴上痛苦的假面具，不让别人怀疑他，怀疑她自己。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以她的处境最最轻率最最荒唐的做法——那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她一声不吭，一无举动，而这十足的失魂落魄恰恰暴露了她自己。好像一具上了发条的玩偶，机械地做几个事先设计好的动作，她在恭顺的迷离恍惚中服从了博斯韦尔的一切命令：去格拉斯哥，安抚了达伦雷，把他引诱回家。但是，发条转到了头，机关停止了。正是在她应当装出悲恸欲绝、以感人肺腑的表演震动全世界，让全世界绝对相信她的清白时——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疲惫不堪地扔掉了假面具，陷入了一种感情的麻木，可怕的精神痴呆，一种无法解释的木然，以嫌疑之身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她却丧失了意志，根本不想去自卫。
人在危急关头有时会突然精神痴呆，似乎成了泥塑木雕，在特别需要装假、自卫和专心致志的时候，一无作为，漠然置之。玛丽·斯图亚特的精神痴呆，本身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这一类心灵麻木，只是对极度紧张状态的正常反应，是自然向那些逾越了自然界限的人所作的报复。拿破仑在滑铁卢前夕，他的惊人的意志力荡然无存，像个木头人似地坐着，默不作声，也不发号施令，虽然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特别需要他的命令。他的力量突然不知流失到哪里去了，就像葡萄酒从破酒桶里漏走一样。奥斯卡·王尔德(1)在被捕前也是如此这般的麻木。朋友们及时给他报了信，他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可以坐上火车，然后横渡英吉利海峡亡命国外。可他也顿时精神痴呆。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等着——不知等什么，等奇迹的出现或者是等自己的毁灭。唯有这样的类比（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过成千上万个）才能帮助我们明白玛丽·斯图亚特的举动，明白那几个星期内她的荒唐、愚蠢的无所事事，以致坏了事的举动（老实说，正是她这种举动引起了别人对她的怀疑）。在惨剧发生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同博斯韦尔沆瀣一气；她的格拉斯哥之行确实也可以理解成她打算同达伦雷和解。但是，达伦雷死后，他的遗孀立刻处于众人视线的焦点。在这时候，要么毫不含糊地显示她的清白，要么就得以真正天才的演技装假作伪。但是，这不幸的女子看来是摆脱不了对装假和说谎的恶心。她没有去设法打消别人的合乎情理的怀疑，而是完完全全的无动于衷，因而在全世界的眼里更加重了她的罪过，叫人看来可能甚至比真实情形更加罪孽深重。像是跳入深渊的自杀者，她闭上了眼睛，以便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仿佛渴望遁入虚无，因为虚无之中没有痛苦的思考和怀疑，只有了结和毁灭。这样一个在犯罪中消耗了全部力量而后灭亡的激情罪犯，在世界犯罪学史上未必找得出如此典型得几近不正常的第二例。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一位清白的、贞洁的、热爱丈夫的女王，半夜三更听到信使禀报可怕的噩耗，说她的丈夫刚遭不知何许人的歹徒杀害，她会怎么样呢？她会火烧火燎地跳起来，好像头顶上的天花板着了火。她会大喊大叫，发疯似地要臣属立刻把罪犯缉拿归案。凡是有一星半点嫌疑的，都会被她关进监狱。她会呼吁人民支持，吁请外国君主把那些从她的国家逃亡到他们境内的人统统扣押起来。就像法兰西斯二世驾崩后一样，她会关在内室，锁起门，白日黑夜足不出户，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不去想人世间的任何欢乐，弃绝了在朋友中间寻欢作乐的念头，更主要的是她会食不甘味，寝不安枕，非得把参加犯罪的歹徒以及可恶的窝藏犯一一抓获处死，才能安下心来。
一个规规矩矩的、真正热爱丈夫的妻子，突然听到这样的噩耗，她的表现想来应该如此。不管听起来多么荒谬，按照情理推断，一个参与了犯罪的女子也必定会佯装出大致相同的情感。因为，及时戴上清白无辜、毫不知情的假面具，最能保护罪犯免遭怀疑。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在惨剧发生之后表现出这般骇人听闻的冷漠，连最最天真的人都会为之惊愕。没有一丝一毫李乔被害时的那种愤怒，那种怨毒的怒火；也没有法兰西斯二世死后的那种忧郁的幽居。为了哀悼她第一位丈夫的死，她写下充满感情的悲歌。但她没有写诗去悼念达伦雷，而是在获悉噩耗之后仅仅几个小时，便泰然自若地签署了闪烁其词的致各国宫廷的函件，以便好歹说明一下凶杀案的情况，主要是为了洗刷自己。这奇特之至的通报，把什么都颠倒了。事情被描叙成这样：仿佛凶手们主要是要谋刺玛丽·斯图亚特而不是达伦雷。按照这个官方的说法，阴谋分子误会了，以为女王夫妇在寇克·奥菲尔德过夜；纯属偶然，女王回去继续参加喜宴，才使她免于和国王同归于尽。玛丽·斯图亚特毫不犹豫地签字认可了彰明昭著的谎言：女王刻下还不知道谁是这桩罪行真正的罪犯，但她信赖御前会议的热忱和努力，已指示它进行侦查；女王拟对歹徒严加惩办，以垂训后世，作为千秋万代的鉴戒。
这般歪曲事实，是过分的明目张胆，骗不了任何人。爱丁堡全城的人都看见女王在晚上十点多钟率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火炬远照，从偏僻的寇克·奥菲尔德庄园回到霍利鲁德。全城的人都知道她不在丈夫身边过夜。因此，在黑暗中窥伺的凶手们在三个小时之后把房屋炸毁时肯定不是要暗杀她。再说，爆炸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达伦雷八成是被事前潜入屋内的歹徒扼死的。官方通报明显的漏洞百出，无非是叫人更感到这件事有蹊跷。
但是，说来也怪，苏格兰竟没有人吭气。在那一段时间里，不仅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冷漠叫全世界震惊，苏格兰举国上下的冷漠也震动了全世界。你想，出了这样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连我们的血淋淋的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苏格兰国王在本国首都被害，而且是被炸毙命。可又怎么样呢？全城的人都又惊又怒而浑身打战吗？贵族和列位男爵都从各自的城堡赶来保护似乎有生命危险的女王吗？布道师们在讲台上呼吁复仇吗？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揭露凶手吗？城门关上了吗？拘留了成百名嫌疑犯，将他们严刑拷打吗？封闭了国界吗？苏格兰全体显贵舁着死者的遗体在大街上隆重地出殡吗？在广场上搭了灵柩台，供着香烛和火炬吗？召集了议会以听取关于这桩空前的罪行的报告并作出判决吗？为王事尽力的列位男爵集会吻着十字架宣誓要追捕凶手吗？统统没有！雷轰电闪之后是奇怪的、不祥的寂静。女王并没有向民众发出号召，而是在宫里闭门不出。列位勋爵都保持沉默。梅里也好，梅特兰德也好，都毫无动静。所有曾经跪在国王面前的人都不露面。他们既不谴责凶杀也不赞扬凶杀，而是小心翼翼地躲在暗处等待事态的发展。看来他们暂时还不愿意把弑王罪行公开化，因为他们这样或那样都是完全知情的。连市民也只是锁起门来窃窃私语，交换一些猜测之词。他们知道，小人物最好别去管大人先生们的闲事，不然，弄不好就会代人受过。总而言之，一开头，凶手们得其所哉：出了一件事，纵使令人遗憾，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整个宫廷、全体贵族和民众竭力对弑王罪行装聋作哑，如此可耻的怯懦，在欧洲史上似乎还不曾见过。人人都奇怪，官方竟忘了采取起码的措施去查明案情。警察和司法机关都没有去察看犯罪现场，没有记录证词，没有一份多少比较详细的案情报告，没有发布说明这一神秘案件的告民众书。总之，当局千方百计把这件案子压下去。死者的尸体没有做医学和司法检验。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达伦雷到底是被扼死还是被捅死还是被毒死（在花园里找到尸体时，死者的脸发黑），然后凶手们不惜大量炸药把房屋炸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议论，不让闲人看到尸体，博斯韦尔悍然把它匆匆埋掉。快些把亨利·达伦雷埋到地下吧！快些把这肮脏的事件忘掉吧！可别暴露了！
然而，人人都注意到，都感觉得到，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贵人同谋杀案有牵连——因为当局竟懒得为苏格兰王亨利·达伦雷举行得体的葬礼。遗体不仅没有安置在灵柩台上供众人隆重地告别，不仅没有在全城举行以悲恸欲绝的未亡人和全体勋爵、男爵为先导的大出丧。没有任何人放炮，没有任何人打钟；偷偷地，趁着黑夜，把棺材抬到了小教堂。没有任何排场，没有任何仪式，在怯懦的匆忙中把苏格兰王亨利·达伦雷的遗体放入墓穴，仿佛他倒是凶手而不是别人的仇恨和难填的欲壑的牺牲品。然后……望了弥撒，便各自打道回府！别再让这不幸的灵魂扰乱苏格兰的宁静了吧！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玛丽·斯图亚特、博斯韦尔和列位勋爵满心愿意棺材板一合上，便了结了这桩龌龊的公案。但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问题，同时也免得伊丽莎白埋怨他们不出力揭露罪行，决定做做样子表示他们并非无所事事。博斯韦尔为了逃避真调查而搞了一场假调查：用这个小小的让步来应付舆论，希望人们以为当局正在努力追缉“神秘的凶手”。话说回来，全城的人都知道凶手的姓名：监视庄园，采购大量火药，并把火药一袋袋运往那幢房子，都得有许多同党。无怪乎有人被认出，城门口的卫兵也清清楚楚地记得夜里爆炸后不久哪些人被放进了城。但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御前会议成员如今其实只有博斯韦尔和梅特兰德两个人（一个参与了谋杀，另一个是包庇犯）。他们只需照照镜子，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神秘的歹徒”的说法仍然不变，甚至昭告全国：凡能指出罪犯姓名者，定赏两千苏格兰镑不误。对于贫穷的市民来说，两千苏格兰镑可是一笔叫人动心的数目。但是，人人都明白，谁只要多一句嘴，腰上就会被人捅一刀，那两千镑是到不了手的。博斯韦尔建立了军事独裁之类的秩序。他的喽啰们——边防军——威风凛凛地在全城大街小巷驰马，他们挥舞的武器足够镇住老百姓，叫他们谁都不敢胡说八道。
但是每当权势者企图用暴力压制真理的时候，真理会通过机变来捍卫自己。白天堵住真理的嘴，真理会在夜间说话。悬赏的第二天早晨，市场上就发现了揭帖，凶手们的名字赫然在目。有一张揭帖居然贴到了女王的城堡霍利鲁德的大门上。一份份揭帖都直截了当地点出了博斯韦尔和他的同党詹姆斯·巴尔福，以及女王的内侍巴斯蒂安·李乔和朱瑟佩·李乔。有的揭帖还提到别人。但是有两个人的名字是每张揭帖里都必定出现的，那便是博斯韦尔和巴尔福，巴尔福和博斯韦尔。
倘若玛丽·斯图亚特不是被魔鬼控制了她的情感，倘若她的理性和思考能力没有被强烈的激情所淹没，倘若她的意志不是如此听人摆布，那么，既然民众的声音这般清晰，她就只能有一个办法——放弃博斯韦尔。她的昏聩的心灵里只要还保留了一星半点理智，那么，她本来是应该坚决同他一刀两断的。她本来应该立即同他断绝一切来往，先用巧妙的手腕“正式”证明了他的无辜，然后再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撵出朝廷。她最最不该做的，便是让这个几乎被全体男女老少明里暗里都说成是杀害她夫王的凶手在苏格兰王宫里当家作主，无论如何她不该让这个被舆论斥为匪帮头子的人负责侦缉“神秘的歹徒”。但是，更糟糕更荒唐的是，揭帖中除了博斯韦尔和巴尔福之外，还提到玛丽·斯图亚特的两名内侍——大卫·李乔的两个兄弟巴斯蒂安和朱瑟佩，说他们是博斯韦尔和巴尔福的同党。在这种情况下，玛丽·斯图亚特首先应该怎么办呢？不言而喻，应该把众矢之的的那些人交付法庭审判。可是玛丽·斯图亚特没有这样做（在这样的事情上，缺乏远见等于是愚蠢和自我暴露），她悄悄地把那两名内侍放出宫外，给了他们护照，帮他们匆匆地偷越了国境。总之，她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法律和名誉的要求，恰恰相反：不是把嫌疑犯交给法庭，而是协助他们逃跑；作为包庇犯，她自己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然而，她的自杀性的愚蠢还不仅仅限于这一些。只要提一桩就够了：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人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她没有静静地待在她的卧室里持服四十日，虽然这一回服丧的理由要比上一次多一百倍。她好不容易等过了一个星期，便离开霍利鲁德，到塞顿勋爵的城堡去做客。这个未亡人连宫廷礼仪的起码的虚面子都不顾，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可不是向全世界挑战嘛！她在塞顿城堡接见了一位客人。接见了谁？还是那个詹姆斯·博斯韦尔，而他的图形（标着“弑君犯”的字样）那几天正流布在爱丁堡的街头。
然而，苏格兰不等于是全世界。倘若居心卑污的列位勋爵以及吓怕了的市民惴惴地保持着缄默，仿佛国王遗骸一落葬他们便对罪行失去了任何兴趣似的，那么，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宫廷对这场骇人听闻的谋杀却不是冷冰冰的无动于衷。对苏格兰来说，达伦雷是个外人，他遭到众人的憎厌之后，便被人家用惯常的办法一脚踢开了。然而欧洲各国宫廷却不是这样看待达伦雷的。在他们看来，他是国王，是奉天承运的君主，是欧洲天潢贵胄中间的一员，身份同他们一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他的事同他们有切身的关系。自然，没有一个人相信那谎话连篇的通报：全欧洲一开始便认定博斯韦尔是这场凶杀案的主谋，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他的代理人。甚至罗马教皇和他的使节都义愤填膺地谴责了这个丧失理智的女子。但是，外国君主们所关心的，他们为之激动的，并不是谋杀的本身。在那个世纪，人们并不太在乎道德，并不那么斤斤计较某个人的生命。自马基雅维里以降，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政治谋杀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这一类例子几乎在每一王朝都有过。亨利八世需要摆脱他的那些妻子时是不择手段的；腓力二世极不愿意回答有关他亲生儿子堂·卡洛斯被害的种种问题；博琪亚家族(2)所以臭名昭著，那出名的毒药功劳不小。他们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区别仅仅在于：每个君主，不管他是谁，都害怕沾上一丝一毫同谋的嫌疑，犯罪的事让别人去干，自己不能弄脏了手。他们唯一希望于玛丽·斯图亚特的，无非是好歹做做样子，替自己洗刷一番；他们最最恼火的，是她那荒唐的冷漠。外国的君主惊奇地（后来又添了几分恼怒）注视着他们的缺心眼的、失去了理智的姐妹——她竟懒得动动指头去为自己辩白。通常的做法是绞死或磔死一两个小人物，而她却只是打球玩乐，仍然选那个超级罪犯博斯韦尔做她的玩伴。玛丽·斯图亚特忠心耿耿的驻巴黎使臣以真挚的惶惑不安的心情向她报告，国外对她的无所作为观感不佳：“此处对您横加诋毁，污蔑您是罪魁祸首；有人甚至说罪犯是奉旨行事。”这位神职人员直率得足以使他流芳万世，向他的女王进谏，倘若她再不坚决彻底地赎罪补愆，“那么，您还不如死去，丧失您拥有的一切。”
这是一位朋友的直言。那失足的女子只要还保留着半点理性，只要还有一丝一毫的意志，她就会振作起来，控制住自己。伊丽莎白的唁函，口气更加坚决。因缘遇合这个东西真是奇怪：玛丽·斯图亚特经受着她一生最恐怖的磨难；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世界上最能够理解她的女子、最能够理解她的人，恰恰正是那个老冤家对头。像是照镜子，伊丽莎白想必在这事件中看到了她自己。她可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当初热恋达德雷·莱斯特时期，她也蒙受过可怕的、似乎也是如此有的放矢的嫌疑。这回，横梗在恋人道路上的是丈夫；而那一头是妻子。唯有除去那妻子，有情人才能成眷属。伊丽莎白是知情还是不知情，世人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反正出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天早晨，发现罗伯特·达德雷的妻子艾梅·罗布萨特惨遭杀害；同达伦雷案如出一辙，凶手也是“神秘的歹徒”。一时物议汹汹，纷纷指责伊丽莎白，恰似今日指责玛丽·斯图亚特一般。连当时还是法国王后的玛丽·斯图亚特本人，也轻率地揶揄她的表亲，说伊丽莎白打算“嫁给她的身兼杀妻官的御马官”。正像今天的看待博斯韦尔，全世界都把莱斯特看成凶手，而把女王看成是他的同党。想起当日经历的风波，伊丽莎白不禁同情这个前世宿缘的骨肉，成了后者最好的、确实真诚的军师。当初，伊丽莎白聪明地毅然决然下令调查，调查自然是一无结果，但总算是调查了。主要的是，她堵住了众人悠悠之口，放弃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同莱斯特结婚，因为人人都很清楚莱斯特同谋杀案有牵连。这一来，她便撇清了干系。伊丽莎白建议玛丽·斯图亚特也采取这样的策略。
1567年2月24日的信所以引人瞩目，还因为这封信确实是伊丽莎白的信，一个女人的信，一个人的信。“夫人，”伊丽莎白在这封动情的信中激动地说，“您的亡夫亦即我的夭殇的表亲被害，令人痛心疾首。噩耗传来，我是如此的惶惑，如此的沮丧，如此的震惊，以至至今无法搦管提及此事。不管我的感情是如何地催我为我的至亲一掬哀悼的热泪，然而平心而论，您比他更叫我悲伤。夫人呵，倘若我不挺身而出保护您的名誉而是竭力说些中听的话，那便是没有尽到责任，不配做您的忠实的表亲和诚挚的朋友。因此，我不愿隐瞒到处不胫而走的关于您的谣言。人们传说您对侦查工作打算不了了之，避免拘捕那些理该关押的人犯，以致人们以为凶手的行动曾获得您的准许。请您相信我，人世间任何财富都引诱不了我，使我生发出如此荒谬绝伦的猜度。我绝不会在我的心中容留如此恶毒的念头，绝不敢对一位女王有如此恶劣的想法，特别是对您，但望您万事亨通，一如我的心愿或者顺遂您的心意。正因为这样，我向您吁请，向您央告，向您祈求：听我的劝告吧，别害怕触动您最亲近的人，既然他有罪，别听从任何游说以致妨碍您向全世界表明您既是高贵的君主又是贤淑的女子。”
这个假仁假义的女王，她一生所写的信札中，大概没有比这封信更诚恳更有人情味的了。它应该像枪声一样振聋发聩，促使那昏头昏脑的女子回到现实中来。别人再一次向她指控了博斯韦尔，再一次义正词严地说服她：她如果稍有宽纵，本身也会暴露，会被人认为是同谋犯。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在那几个星期里的状态（得一再强调这一点），是俯首帖耳、唯命是听的状态。她不知怎么“可耻地爱上了”博斯韦尔，以致伊丽莎白的一个耳目向伦敦报告，“据她说，她愿意抛弃一切，只穿一件衬衣跟他去天涯海角”。她对人们的劝告不理不睬，她的理智已经控制不了热血的沸腾。因为她忘掉了自己，她以为世界也会忘记她，忘记她的行为。
玛丽·斯图亚特的无所作为，一度（三月份整整一个月）好像颇有道理。苏格兰举国上下都保持着沉默；司法当局似乎又聋又瞎；博斯韦尔全力以赴（真是空前绝后），却抓不住那个“神秘的歹徒”，虽然家家户户、街头巷尾都在小声传布那些歹徒的姓名。人人都知道，都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可谁也不敢为了赏格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是到底有人说话了。死者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是国内最有势力的贵人之一。他理直气壮地抱怨，那么些天过去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去缉捕惩办杀害他儿子的凶手。他的抱怨，是没法拒绝给予答复的。同凶手双宿双飞而对包庇犯梅特兰德言听计从的玛丽·斯图亚特，她的答复自然是躲躲闪闪。她说，她将尽力而为，责成议会进行调查。但是这种答复有多大价值，伦诺克斯十分清楚，于是重申了他的要求。他声称，贴满爱丁堡大街小巷的揭帖都点了名，先把那些人抓起来。要求表述得如此明确，比较难以答复。玛丽·斯图亚特又搪塞了一番：她倒是很愿意这样办，不过，揭帖中提到的名字太多，而且言人人殊，被点名的人彼此没有什么关系，只得请伦诺克斯自己说说，他怀疑的是谁。明摆着，她希望伦诺克斯畏惧那个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的威灵显赫的独裁者，从而不敢说出博斯韦尔这危险的名字。但是伦诺克斯这当口已经获得了支持，勇气陡增：他同伊丽莎白接上了头，托庇于后者。他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开门见山地，叫大家十分尴尬，开了张名单，把他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囊括以尽。名列榜首的是博斯韦尔，然后是巴尔福、戴维·查默斯以及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手下其他几个比较次要的角色——两位主子早就多方设法把他们送到了国外，免得他们在拷打之下多嘴多舌。沮丧的玛丽·斯图亚特终于明白她再也演不成喜剧，再也不能把侦查一事敷衍过去。她猜到，伦诺克斯的坚持是伊丽莎白在作怪，是伊丽莎白的力量和威信在起作用。这时候，喀德琳·美第奇也以极其尖刻的口气通知玛丽·斯图亚特：她将从此名誉扫地，苏格兰今后不必再指靠法国的友谊，除非她进行认真而公正的法庭侦查以弥补谋杀的罪行。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急转弯，停演“乌有”调查的喜剧而推出另一出公开审理的喜剧。她不得不同意让詹姆斯·博斯韦尔到贵族法庭接受审判（小角色可以先放一放，回头再说）。3月28日，伦诺克斯伯爵得到正式邀请，请他去爱丁堡，以便在4月12日向博斯韦尔提出控告。
然而，博斯韦尔并不是那种甘心服罪、乖乖地、怯生生地赶去见法官的人。他没有拒绝应战，那只是因为他打算动用一切手段谋求宣告无罪而不是被判刑。他劲头十足地着手准备。首先，他怂恿女王把全国各地的要塞都交给他指挥。一切现有的武器弹药都由他直接掌握。他知道，强权即公理。同时，他把他那一帮边防军统统召集到爱丁堡，把他们装备起来，仿佛要打一场大仗。这无恶不作的家伙不知羞耻为何物，以他特有的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在爱丁堡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恐怖体制。他公然宣称：“我一旦搞清楚是谁的人在全城张贴无头榜文，就要拿他们的血来洗我的手。”这是对伦诺克斯最严重的警告。博斯韦尔来来去去都是一手按着腰间的匕首。他的部下也同他一模一样，挥舞着匕首满城乱窜，干脆爽利地宣布他们绝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头头当作罪犯揪到法庭上去。瞧伦诺克斯敢到这里来诬赖他！瞧哪个法官敢把这位苏格兰的独裁者定罪！
这些备战活动被大事张扬，使伦诺克斯对自己的下场再也没有怀疑。谁也没有禁止他到爱丁堡来控告博斯韦尔。但是控告后，博斯韦尔绝不会放他活着出城。伦诺克斯再度向他的靠山伊丽莎白求援。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给玛丽·斯图亚特写了一封十分强硬的信，警告她，要她趁早别纵容如此明目张胆、无法无天的行径，免得人家怀疑她同他们狼狈为奸。
“夫人，我本不该写这封信来烦扰您，”伊丽莎白在极度愤怒中这样写道，“可是，要我们仁爱待人的圣训叫我不得不这样做，不幸的人的哀求叫我不得不这样做。夫人，我知道，您已经下旨审理谋杀尊夫亦即先表亲的嫌疑犯案件；开庭定于本月12日。完全可能有人会耍阴谋诡计，玩弄各种各样奸恶的花样，您千万别让他们干扰了审理。死者的父亲和友人恭顺地求我向您呼吁，请您延期开庭——据他们所知，某些无耻之徒正在设法用武力获取他们用正当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因此，我不得不进行干预，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在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无辜受害的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您的爱，而您同这件事关系最大。因为即使您不觉得自己有罪，仅仅如此放任姑息便足以使您失去王位，被交给庶民，由他们凌辱。与其这样身败名裂，我倒宁愿您清清白白地死去。”
这样再次贴近直射那污浊的良心，本该唤醒麻木的、冷酷的感情。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把握说，这在最后关头发出的警告及时传递到了玛丽·斯图亚特手中。那个胆大妄为、桀骜不驯的家伙天不怕地不怕，英国女王根本不放在他眼里。他的鹰犬叫伊丽莎白的送信专使吃了闭门羹，不让进宫，说是女王正在休息，不能接见。替一位女王给另一位女王送信的使者困惑莫解，在爱丁堡的街头踯躅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得见博斯韦尔，把信交给了后者。那幸臣立刻放肆地拆开了信，当着专使的面浏览一遍，满不在乎地塞到兜里。天晓得他到底把信给了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反正这也无关宏旨，那俯首帖耳的女子早就对她的主人百依百顺。后来人们传说，当博斯韦尔由他的歹徒马队护卫着去托尔布特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竟在窗口向他挥手，仿佛祝愿这彰明昭著的杀人犯在即将开场的审判喜剧中获胜。
但是，即使伊丽莎白的最后警告未能到达玛丽·斯图亚特的手中，也不能因此而说，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醒过她。开庭前三日，她的异母兄梅里谒见过她。梅里要作一次长途旅行，特来告别。他突然想去法国和意大利，看看威尼斯和米兰。根据以往屡次的经验，玛丽·斯图亚特本该知道梅里如此匆匆地从政治舞台上隐退预示着气候的变化；他想以他令人瞩目的缺席预先抗议丢人现眼的审判滑稽剧。其实，梅里也不曾隐瞒他出走的真实原因。他毫不顾忌地说他曾经打算把詹姆斯·巴尔福作为谋杀案主犯之一拘捕，但遭到百般袒护同党的博斯韦尔的阻挠。一个星期之后，梅里在伦敦公开向西班牙使臣德·席尔瓦宣称，继续留在国内会玷辱他的名誉，“因为在那里，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制裁”。他这般到处宣扬，大概对他妹妹也不会说不出口。确实，当玛丽·斯图亚特同他道别时，许多人看见她潸然泪下。然而，她没有力量把梅里留下来。自从她把自己的灵和肉都给了博斯韦尔之后，她再也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她只能俯仰由人，成为他手中懦弱的玩偶，因为在她身上，女王已经降服于炽烈而被征服的女性。
审判闹剧在4月12日以肆无忌惮的挑衅开始，以同样肆无忌惮的挑衅结束。博斯韦尔前往托尔布特的法庭大厦时，模样活像是去冲锋陷阵——胯旁佩剑，腰带里还插了一柄匕首，由他的喽啰簇拥着，人数的估计显然是夸大了的，说是有四千人左右。至于伦诺克斯，按照早已过时的敕令，允许他带进城的随从不得超过六人。仅此一端，便显出了女王的偏心。伦诺克斯不敢上法庭，不敢马上去碰森严的刀戟。他知道伊丽莎白已致函玛丽·斯图亚特，要求延期开审。他觉得自己有了这样的后台，便派了一名家臣去托尔布特宣读他的抗议。法官们一半是吓破了胆，一半是被土地、黄金和荣华所贿买，看到原告缺席，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倒是一个妥当的借口，可以避免作出不妥当的审判。经过号称慎重认真的商议（其实事先一切都已决定好了），可耻地利用了“原告缺席”的条款，一致判决博斯韦尔无罪，——说他“与该弑王案”丝毫无关。这样一种站不住脚的判决是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能满意的，博斯韦尔却把它当作自己的胜利来对待。他骑马巡行全城，炫耀武力，不时拔剑挥舞，大声吆喝，向任何一个现在还胆敢指控他是谋杀国王的凶手或至少是帮凶的人挑战。
轮子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滑下坡——滚向深渊。惶恐的市民小声地嘟哝，嗟叹法律遭到史无前例的践踏，而玛丽·斯图亚特的朋友们只是痛心地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摆摆手。这个发了疯的女子，任何警告，她都不放在心上。她最好的朋友梅尔维尔写道：“这位善良的女王冒冒失失地奔向自己的灭亡，谁都没法警告她避开危险，也没法拉住她。眼见这种情形，令人十分痛心。”是的，玛丽·斯图亚特谁的话都不想听，她不需要任何警告。她被神秘的诱惑所左右，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这沉浸在爱河中的女子一个劲儿地朝前冲，从不左顾右盼，不闻不问，一路飞奔，直至毁灭。博斯韦尔向爱丁堡全城的人挑战的日子叫人没齿难忘。不久，她又得罪了全国的子民，把苏格兰的最高荣誉给了那个怙恶不悛的歹徒。女王在议会开幕的那一天车驾临幸时，叫博斯韦尔在她前面捧着国宝——王冠和玉笏。这么一来，再也没有人怀疑：博斯韦尔今天双手捧着王冠，明天就会把它戴到自己的头上。确实，博斯韦尔不是那种长时间藏藏掖掖的人（这骁悍的佣兵队长身上，正是这一点每每叫我们特别欣赏）。他放肆地、坚决地、公开地追逐他朝思暮想的至宝。他不顾羞耻和良心，强迫议会把全国最最坚固的要塞丹巴尔送给他，以奖励他的“丰功伟绩”。况且，既然列位勋爵全体到会，又都听他的，博斯韦尔便逼迫他们走出最后一步——同意他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议会活动结束后的晚上，博斯韦尔作为大贵人和军事独裁者，邀请那伙人在艾因斯雷酒家吃晚饭。席间放怀畅饮，大多数人喝多了——叫人不禁想起《华伦斯坦》(3)中出名的那场戏，之后，他提出要列位勋爵在盟约上签字。这盟约规定，列位勋爵不仅有责任在博斯韦尔遭到诽谤者攻讦时保卫他，还应该推荐这位“高贵而强大的爵爷”做女王的丈夫。在这臭名昭著的文契中写着，既然博斯韦尔被本国全体世卿一致认为无罪，而女王陛下又孀居未嫁，那么，“体念大众的福祉，她理应下嫁她的一位臣子，亦即我们提及的爵爷”。他们“在上帝面前起誓”，支持该爵爷，并保卫他以反对任何企图干扰或阻挠这一婚事的人，为此不惜自己的鲜血和产业。
在场的勋爵中只有一人利用宣读盟约之后众人不知所措的机会，悄悄离开了酒家。至于其他人，或许是因为房屋已被博斯韦尔的武装喽啰包围，或许是因为暗自打定了主意，一到合适的时机便背弃博斯韦尔强加给他们的盟约，于是草草地在盟约上签了字。他们知道，白纸上的黑字可以用殷红的鲜血洗得干干净净。因此，谁也没有多加考虑：对这一帮子人来说，大笔这么一挥又算得了什么！人人都签了名，继续觥筹交错，纵酒作乐。其中最最兴高采烈的是博斯韦尔。觊觎已久的至宝终于到手，他终于达到了目的。过不了几个星期，我们在《哈姆莱特》中视为诗的夸张，视为向壁虚构的故事，在这里即将成为现实：女王“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4)，就同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走向婚礼的圣堂。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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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诗人、作家。
(2) 罗马望族，代表人物契萨雷·博琪亚（1476—1507）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的标准君主。
(3) 席勒的戏剧。
(4) 语出《哈姆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