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废黜 1567年夏
6月17日，列位勋爵把他们的女王监禁在洛赫利文堡重重坚固的门闩后面。这是她一生遭际中的转折点。从这一天开始，玛丽·斯图亚特在欧洲引发了频仍的纷争和骚乱。通过她的命运，一个新的、可以说是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无比深远的问题出现在时代的面前：一国之主同他的人民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不配头戴王冠，对这样一个君主应该怎么办。在本例，责任无疑是在君主：沉湎于轻狂的情欲，玛丽·斯图亚特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令人不堪忍受。她不顾本国贵族、平民和僧侣的意愿，竟选中了一个有妇之夫；这有妇之夫还被舆论一致斥责为谋弑苏格兰王的凶手。然而她却挑选这样一个人做她的配偶。她无视法律和美德，至今拒绝承认这一疯狂的婚姻无效。连她的最最忠心的朋友私下也都认为，她同那凶手结合，在苏格兰是统治不下去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能使女王就范呢？要么同博斯韦尔分手，要么逊位给她的儿子。答案令人吃惊：毫无办法。在当时，对付君主的国家权能等于零，民众不得怀疑或者指摘君主的举措；一切审判权服从于王权。民法不适用于王者；王者超然于民法、高于民法。他同神父一样，受命于上帝，无权把自己的位分转移给或者转赠给任何人。天命所归的君主，任何人无权褫夺其崇高的尊号。从君主专制制度的观点来看，一个国王或可夺去他的生命，却不能夺去他的王位。可以杀死一个王者，却不能倾覆其神器。因为使用任何强制手段逼他下台，都意味着否定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玛丽·斯图亚特的罪恶婚姻，使全世界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通过决定她的命运，不仅解决本例中的具体冲突，并且也将决定整个世界观的抽象原则和基础。
因此，列位勋爵如此焦急地（当然在他们能够做到的礼仪范围之内）寻找和和气气平息事端的办法。即使到今日，已经过了几百年之久，他们为他们的行动感到后怕而颤抖的声音仍然历历可闻——把自己的君主关在城堡里，那可不是开玩笑！刚一开始，只要玛丽·斯图亚特宣布自己同博斯韦尔的婚姻不合法，从而认了错，她并不是不可能复出的。虽然她的声誉和威信颇受损害，但总还能以比较体面的条件回到霍利鲁德，将来还可以挑选一个般配的丈夫。但是，玛丽·斯图亚特仍没有开窍。她仍然盲目地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她不想明白，这一连串的胡闹——夏特利亚尔、李乔、达伦雷、博斯韦尔，已招致轻佻误国的罪状。连最微小的让步她都觉得不光彩，都不能接受。她要和全国作对，和全世界作对，要全力保护博斯韦尔，声称不能抛弃他，否则她腹中的胎儿生下来就成了野种。她还在那里想入非非，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不愿尊重现实。但是，这种一意孤行（可以说荒唐，也可以说了不起，悉听尊便），必然会导致使用暴力手段，事实上也的确对她使用了暴力，直至动用极刑，其意义的深远，延及后世：不仅仅是她，连她的嫡孙查理一世也因为贪求无限制的专横恣肆而掉了脑袋。
但在刚开始，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有可能得到一些帮助。这种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冲突，旁观者清。她的那一帮子人，她的侪辈，欧洲各国的君主，对这种冲突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伊丽莎白，更是坚决站在老对头这一边。伊丽莎白突然如此起劲地帮她对头的忙，许多人认为她是前后矛盾，没有诚心。其实，伊丽莎白的举动是情理之中、合乎逻辑、一清二楚的。她站到玛丽·斯图亚特一边，绝不是袒护玛丽·斯图亚特本人（其间的区别得竭力强调），不是袒护一个女人，不是袒护她的不成体统、十分暧昧的行为。她是作为一个女王，卫护另一个女王，卫护王权不容侵犯的纯抽象观念，从而捍卫她本人的事业。伊丽莎白很不相信本国贵族的忠君之心，所以见不得邻邦的乱臣贼子对合法君主动刀动枪，把她抓起来关在城堡里，开了犯上作乱的先例而逍遥法外。塞西尔倒是乐意帮助新教的列位勋爵，而伊丽莎白则与他异趣，一心要让这些侵犯王权的叛臣重新俯首听命。通过玛丽·斯图亚特的事例，她捍卫她本人的立场。她声称她对被囚的苏格兰女王深表关心。我们例外地倾向于相信她的这番话。她毫不迟疑地，答应向被推翻的女王提供亲如一家的支持，虽然她也极愿意刻薄地把这个失足女子的罪孽训斥几句。她颇为明确地把她个人的观点同国家的观点分开。她写道：“夫人，关于友谊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幸福带来朋友，患难考验朋友。如今，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之间友谊的时刻到了。因此，我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同时出于对您的关切，认为必须简短地向您表示友情。……夫人，我不客气地说，您给我添的烦恼不少，您的婚事表现出如此令人痛心的不够稳重。我当时深信，您在世界各国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赞成您的所作所为。隐瞒这一点不啻是对您说谎。您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不仅人们尽知其恶，而且舆论一致指责他谋杀了您的丈夫。您如此匆匆地嫁给了他；您的败坏名誉，莫此为甚。无怪乎人们指控您参与同谋，虽然我竭力去相信此话并不属实。他的妻子在世，而您偏要同他结合，您这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因为，不管是按照上天的律条还是人间的法律，您都不能算做他的真正妻子，您的子女不能算做合法的子女。这段话已经把我对您的婚事的看法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您；很遗憾，我不可能有其他的看法，尽管您的使臣列举了种种有力的理由，想使我倾向于您。我以为，您在丈夫死后最应该操心的事情便是逮捕凶手，把他处死。如果当初您这样做了——情况一清二楚，这样做没有任何困难，那么，我对您的婚事的许多方面可以眼开眼闭。但您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只得为了我对您的友情，为了我和您以及我和您亡夫的血缘，向您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对谋杀给予应有的惩罚，不管这场谋杀出自您的哪一个臣民之手，不管这个人同您多么亲近。”
伊丽莎白把话说得十分明确，尖锐，犀利得像剃刀。用不着我们自作聪明、推测猜度，这些话表明，伊丽莎白通过她的密探以及梅里的面奏，比几百年后玛丽·斯图亚特的起劲的辩护士们更了解寇克·奥菲尔德事件的真相，对玛丽·斯图亚特是否同谋不抱任何幻想。她直指博斯韦尔是凶手。有一处很能说明问题：她在她的外交信函中使用了这样一个微妙的说法——她“竭力去相信”，而不是“深信”玛丽·斯图亚特与谋杀无关。事关如此可怕的罪行，“竭力去相信”这样的措辞是过于小心谨慎了。如果你的听觉足够敏锐的话，你会听出，伊丽莎白绝不担保玛丽·斯图亚特清白无辜，她只是出于义气才希望尽快把这丑闻按捺下去。然而，她越是强烈地谴责玛丽·斯图亚特的所作所为，也越是执拗地（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玛丽·斯图亚特作为王者的尊严。她在这封意味深长的信中继续说，“但是，饱闻您的不幸，为了安慰您，我赶紧向您保证，我一定尽力而为，采取一切我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护您的荣誉和安全”。
伊丽莎白说话算数。她吩咐她的公使就叛臣们对付玛丽·斯图亚特的种种措置提出强烈的抗议。她向列位勋爵点明，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她不惜宣战。她在语气峻刻之极的信中警告他们莫要审判奉天承运的君主：“你们给我指出，《圣经》中哪一处允许臣民推翻君主？哪个国度、哪个基督教君主国制订有允许臣民侵犯君主、剥夺其自由或审判他的成文法？……我至尊至贵的表亲的被害，我的谴责之力，并不亚于诸勋爵；而对我姐妹的下嫁博斯韦尔，我的痛心，远比你们任何人都强烈。但你们后来对待苏格兰女王的态度我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容忍。由于上帝的意志，你们身为臣民，而她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没有权力强迫她答复你们的指控，因为手脚向头脑发号施令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不过，伊丽莎白也破天荒头一回遭到列位勋爵的公开反抗。多年来，这些人一大半暗中向她领取津贴；很难料到他们竟会反抗。他们从李乔一案中吸取了教训，知道一旦玛丽·斯图亚特重新执政，他们将会落个什么下场：到目前为止，任何威胁利诱都还没有能叫她抛弃博斯韦尔；她驰回爱丁堡时备受凌辱，当时她曾威吓他们，要对他们严加惩处，她那疯狂的咒骂至今还萦绕在他们的耳际。他们把李乔、达伦雷和博斯韦尔一一搞掉，并不是为了重新乞求一个疯女人的恩典；对他们来说，把她的儿子扶上王位要称心得多。那儿子是个甫满周岁的婴孩，婴孩是管不了他们的。二十年后，幼王才能成年。这二十年内，他们将是国家的无可争议的主人。
但是，要不是天赐良机，列位勋爵得到了一件真正厉害的、能把玛丽·斯图亚特置于死地的武器，他们未必有勇气敢公开反抗他们的财神爷——伊丽莎白。卡贝里山之战后六天，一桩卑劣的叛卖行为急忙给他们送来了特大喜讯。博斯韦尔杀害达伦雷时的左右手詹姆斯·巴尔福，一见势头不对，顿时浑身不自在，觉得只有一计能救他的命，那便是再干一次卑鄙勾当。他竭力讨好炙手可热的列位勋爵，出卖了落难的朋友。他暗中给列位勋爵捎来一个好消息，说是出亡的博斯韦尔派了一名仆人潜入爱丁堡，任务是悄悄把他留在城堡里的收藏重要文件的首饰箱偷走。于是，这个名叫达尔格立什的仆人马上被抓了起来。这个倒霉蛋被上了刑具，严刑拷打之下，怕得要死，供出了秘密藏物处。根据他的口供，在城堡里的一张床底下找到了贵重的银质首饰箱——是法兰西斯二世在蜜月中把它送给妻子玛丽·斯图亚特的，而玛丽·斯图亚特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奉献给了自己的情人博斯韦尔，连同这只珍贵的首饰箱。这位宠臣在机关巧妙、扃锁严实的首饰箱中保藏着自己的私人文档，内中显然有女王答应嫁给他的文字和她的信函，还有其他文件，包括对列位勋爵不利的文件。明摆着（再自然也没有了），博斯韦尔奔赴鲍特威克，同列位勋爵打仗时，害怕把这样重要的文档带在身边。他宁愿把这文档藏在保险的地方，打算等待合适的时机派个可靠的仆人来取走。他同列位勋爵交换的“盟约”，玛丽·斯图亚特答应嫁给他的文字以及她的那些推心置腹的信函，在他大难临头时可是非常有用的，既可用于讹诈，也可用于自卫：手头有了书面证据，他可以牢牢地控制住女王，以防这水性杨花的女子想从他身边溜走，还可以对付列位勋爵，以备他们将来动念头指控他搞谋杀。这逃亡者一觉得自己安全无虞，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取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物证。于是乎，列位勋爵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物给他们带来了双重的好处：如今他们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销毁那些能够揭露他们罪行的书面证据；同时，又可以毫不客气地利用那些不利于女王的文件。
那一帮人的头子莫顿伯爵把宝贵的首饰箱只保管了一夜，第二天便邀集别的勋爵，其中（这事实值得特别提一提）也有天主教徒和玛丽·斯图亚特的朋友，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了箱子。玛丽·斯图亚特的那些出名的亲笔信和十四行诗便是这样发现的。当时发现的原件和后来印行的文本有多大的出入，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可以深信不疑地说，信的内容对玛丽·斯图亚特极为不利。从这一刻开始，列位勋爵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变得更自信，更大胆，更执拗。他们在欢欣鼓舞的头一阵冲动中，竟等不及抄几份副本，更别提伪造了，急急忙忙把这喜讯大肆宣扬——派专使到法国去见梅里，先把一封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声最有关系的信概略地告诉了他。他们同法国使臣接头，对拿获的几名博斯韦尔的仆人进行逼供，录下了他们的供词。假若他们发现的文档中没有充分确凿的罪证足以揭露玛丽·斯图亚特参与同谋杀害的罪行，他们是不可能这样起劲，这样锲而不舍的。女王的处境顿时急转直下。
因为发现的信函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极为有力地稳住了叛臣的阵脚。他们终于为自己的桀骜不驯找到了道义上十分需要的理由。在此刻以前，他们把弑王罪推到博斯韦尔一个人身上，同时又避免把那逃亡者逼得太狠，担心他以牙还牙，揭发他们是同谋犯。他们指责玛丽·斯图亚特的，仅仅是她嫁给了杀人凶手。而现在，由于找到了信，这些温顺的羊羔突然“发现”女王本人也和谋杀案有牵连：她的不谨慎的书面自白落到了这些恬不知耻的敲诈老手手里，给了他们一个极有把握的机会，可以叫她俯首帖耳。他们终于有了武器，能迫使她“自愿”逊位给她儿子，如果她拒绝——那么，好吧，那时可以公开指控她通奸并参与谋杀。
指控当然要由别人出面，而不是公开同那人一起行动。因为列位勋爵心中有数，知道伊丽莎白是不会允许他们审判他们的女王的。于是他们明智地退到幕后，让第三者去要求公开起诉。约翰·诺克斯一肚子残酷无情的幸灾乐祸，甘心情愿承担起这个任务——挑动舆论去反对玛丽·斯图亚特。当初李乔被害后，这个狂热的传教士出于谨慎，离开了苏格兰。而如今，他的那些关于“血腥耶洗别”(1)以及她的轻佻将会祸国殃民的阴森森的预言不仅应验了，甚至超过了预想，他俨然以先知的姿态回到了爱丁堡。他一来便在讲坛上大声疾呼，明确号召起诉那罪孽深重的天主教徒。《圣经》宣讲师要求审判通奸的女王。一个星期日接着一个星期日，新教教士们的口吻越来越嚣张。他们向兴高采烈的人群吼叫：不贞并且蓄意杀人的女王和最卑微的庶民妇女同罪。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他们谋求处死玛丽·斯图亚特。他们一个劲儿的鼓动，颇见成效。教堂讲坛上喷发的仇恨，不久漫溢了大街。满心希望看到他们一向战战兢兢仰望的女王穿着囚服被架到断头台上，那些从来不曾有过发言权和表决权的苏格兰平民要求举行公审。特别起劲的是妇女。她们对女王满腔怨恨。“妇女特别厉害特别狂，不过男人也够坏的。”苏格兰每个丐妇都知道，如果她如此胆大妄为地沉溺于罪恶的淫欲，那么，耻辱柱和火刑架便是她的归宿。这女子难道因为她是女王，就可以淫荡，就可以杀人而逍遥法外，逃脱火刑吗？！举国上下，“烧死这婊子”的呼声越来越喧嚣。英国公使着实害了怕。他向伦敦报告说：“这悲剧以意大利人大卫和女王丈夫的死亡开始，可别以女王的死亡告终。”
但是，列位勋爵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结局。重炮已经架了起来，准备把玛丽·斯图亚特继续抗拒“自愿逊位”的任何行动打个落花流水。按照约翰·诺克斯的要求，已经拟就公开审理的起诉书：玛丽·斯图亚特被控“违法”，以及（这一条小心地斟酌了用词）“对待博斯韦尔及其他人举止不成体统”。如果女王到现在还不愿逊位，那就在法庭上宣读那些在首饰箱中找到的、确凿说明她包庇谋杀的信件，从而使她的耻辱登峰造极并且充分证明造反有理。被自己的亲笔信揭露了的谋杀同谋犯和淫妇，绝不会得到伊丽莎白及其他君主的支持。
梅尔维尔和林赛准备以公开审判相恫吓，他们于7月25日去洛赫利文，随身带了三份羊皮纸文书。玛丽·斯图亚特如果想避免公开起诉的耻辱，必须在这三份文书上签字。第一份文书中说，她不堪政事的繁剧，“乐于”摆脱她既无兴趣亦无力量承揽的治国重任。第二份文书表示她同意她儿子加冕登基。第三份文书不反对她的异母兄梅里或其他适当的人出任摄政。
列位勋爵中，从人情方面说，以梅尔维尔同玛丽·斯图亚特最为接近。这次谈判就是由他主持。以前他来过两次，希冀说服她同博斯韦尔分手，和和气气把事情了结，但是她拒不采纳，借口是她腹中的胎儿不能生下来就是野种。然而现在找到了信件，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她痛哭流涕，誓死不退位，并且声称这一决心至死不变。但是，梅尔维尔也绝不让步。他把她的前途描绘得一团漆黑：披露信件，同被捕的博斯韦尔的仆人对质，最后是公开审判——审讯和判决。玛丽·斯图亚特眼见自己的孟浪使她陷入了耻辱的泥潭，不由得浑身哆嗦。由于害怕在大庭广众间丧尽颜面，她的勇气逐渐消失。愤怒和绝望一阵阵猛烈发作过后，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她终于投降，签署了三份文件。
至此，算是全部谈妥。但是，苏格兰的种种“盟约”历来如此：任何一方都不把诺言和誓言当回事。尽管作了保证，列位勋爵必定会在议会宣读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会向全世界大肆宣扬她同谋杀案有牵连，以便彻底切断她的退路。另一方面，玛丽·斯图亚特也绝不会认为她在一小片没有生命的白纸上划拉两个字就算退位了。一切使人生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尊严、忠信、责任，在她的眼里，是绝不能同她的统治权相提并论的。对于她，统治权像生命一样，像她脉管里激荡的热血一样不可或缺。
几天后，幼王加冕即位。民众看不成市中心广场的热热闹闹的火刑，只得满足于不那么火爆刺激的场面。加冕典礼在斯特林堡举行。艾托尔勋爵捧王冠，莫顿持权杖，格伦寇恩擎御剑。他们后面是马尔，手里抱着一个婴孩。这婴孩从今日始，将称为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涂油登基仪式由约翰·诺克斯主持，从而向全世界说明这婴孩、这新王永远摆脱了罗马邪教的罗网。民众在城堡大门外欢呼，喜洋洋的钟声响彻大地，全国到处升起了焰火。在一瞬间（唉，从来只是一瞬间！）苏格兰又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国度。
如今，麻烦而叫人头痛的事已经干完，梅里这位专演赢家角色的演员可以顺顺当当地凯旋归来。他的狡黠的策略——在转折关头销声匿迹——又大获成功。李乔被害时他不在场，达伦雷被害时他也不在场。他没有卷进反抗他妹妹的叛乱。他的忠心没有污点，他的双手没有沾血。这位明智地退出舞台的角色，一切都由时间替他干了。因为他能够胸有成竹地等待，如今他不费吹灰之力，堂堂正正地得到了他暗中觊觎的东西。他作为勋爵中最为聪明练达的人，被一致提名出任摄政。
但是，天生控驭众人的梅里，善于控驭自己的感情，绝不急于攫取人家给他的荣誉。他太聪明，不会从那些理应奉他号令的人的手里接受恩典。再说，可别让人以为他这个仁爱恭顺的兄长贪图他的妹妹生生被剥夺的权利。不，还是让她自己求他出任摄政（从心理学上讲，是一着高招）：他一心获取全权，一心希冀造反的列位勋爵和被废的女王双方都吁请他出山。
他来到洛赫利文堡的情景，值得戏剧大师形诸笔墨。我们那位正在受苦受难的女子一见她的异母哥哥，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安慰、支持和友谊终于在望，而主要的是她将能听到她十分需要的好主意。但是，对于她的激动，梅里的反应却颇为冷淡。他把她引入卧室，对她的所作所为狠狠训斥了一顿，没有一句话可以叫她指望从轻发落。梅里的冷淡叫女王大为吃惊。她不禁泪如泉涌，解释申辩。然而，检察官似的梅里只是阴沉着脸，默不作声，一个劲儿地不吭气。为了吓唬这绝望的女子，他装得似乎他的沉默包含着莫测的威胁。
一通宵，梅里把妹妹扔在这惊惧的炼狱里。他一滴滴灌给她的恐怖的鸩酒，必须深入到她的心灵。这身怀六甲、与全世界隔绝（外国使臣不得入见）的女子不知道她会落个什么下场：是公开指控还是审判，是名誉扫地还是死亡。她一夜没有合眼，到早晨她的力量彻底崩溃。这时，梅里开始稍稍假以辞色。他小心翼翼地暗示，她得放弃逃跑和同外国宫廷联系的念头，主要是要和博斯韦尔决裂。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她也许还能够（他的语气很没有把握）在全世界面前挽救自己的名声。这渺茫的希望竟叫不幸的、绝望的女子精神一振。她扑到哥哥怀里，央求他，请他挑起摄政的重担。这样，她的儿子才能平安无事，国家才能掌握在英明的统治者手里，而她自己也能得到安全。她一个劲儿地求呀求，而梅里当着众人见证，叫女王求了很久，才慨然惠允从她手里接过他其实正是为此而来的东西。他走时如愿以偿，而玛丽·斯图亚特吃了定心丸。她知道大权如今已在自己哥哥手里，放下了心，以为那些见不得人的信件的秘密和她的名誉都能够保全。
但是，人一旦失去了力量，就别指望得到恩典。大权一落入梅里的铁腕，他立刻竭力阻止妹妹回銮。当上了摄政，他要在道义上整垮不合自己心意的竞争对手。她的释放问题从此不再提起。相反，千方百计地把那女犯羁留在囚所。尽管梅里答应过伊丽莎白，也答应过妹妹，说是要保护她的名誉，然而在他的认可和纵容下，12月15日，在苏格兰议会打开了银质首饰箱，取出那些叫玛丽·斯图亚特丢人现眼的信件和十四行诗，当众宣读，同其他文件作了比较，确认是真迹。四位主教，十四位修道院院长，二十位伯爵，十五位勋爵和三十几位小地产贵族，其中有不少是女王的密友，以人格保证并宣誓证明信件及十四行诗确系原件无误，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朋友（这事实颇为重要）——表示丝毫的怀疑。于是议会变成了法庭，女王的臣民对女王进行了缺席审判。信件一读毕，前几个月的种种无法无天（叛乱、拘禁女王）顿时成了合法。明确宣布女王是罪有应得，因为她的丈夫被杀，她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女王在谋杀案前后给主要凶犯——御马官博斯韦尔的亲笔信已证明了这一点，谋杀案后不久，女王立即下嫁博斯韦尔这一件可耻的婚事同样可以证明”。为了让全世界都了解玛丽·斯图亚特的罪行，让人人都知道列位既规矩又正派的勋爵反对女王纯系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于是他们向各国宫廷分送了信件的抄本。这么一来，玛丽·斯图亚特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脑门上打了耻辱的烙印。而前额一旦有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不敢索取王冠——梅里及列位勋爵都这么想。
但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帝王尊严感是根深蒂固的，羞辱凌虐不足以使她屈服。她觉得，任何烙印都毁坏不了王冠的箍束和涂过圣油的前额。她决不会服从任何人的判决或命令。人家越是硬要叫她落个苟且偷生的不光彩的下场，她越是执意反抗。这种强烈的意志，任何人都禁锢不住。它会炸毁最最坚固的城墙，会冲决堤坝。如果用铁链把它锁起来，它会猛烈抖动铁链，连顽石和心魄都会因之而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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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