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个性与普遍性〔1〕（历史上的伟人）
在以上的章节中，我们首先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几个大潜能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的情况，然后考察了世界历史加速变化的过程，最后考察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运动：现在，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伟人们的身上。
在着手进行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清楚伟大这个概念非常有争议。因此，我们只好放弃一切系统和科学性的研究方式。
让我们从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漫不经心和我们的精神涣散说起。无论如何，我们人类谈不上伟大，伟大其实正是我们人类所缺乏的品质。对于生活在草丛中的甲虫来说，榛子树可能会显得像参天大树一样（假如它曾经注意到这种差别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小得可怜的甲虫。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伟大这个概念，我们甚至有一种离不开它的感觉；它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我们与伟大这个概念名副其实。
我们深陷于各种各样的幻觉和困难当中。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理解力的增强而变化；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的感觉之间有时不一致，一个人的判断力和感觉又与其他人的判断力和感觉相冲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渺小的自身出发对周围的人和事进行判断和评价。
在世界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还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他们能够为了维护伦理而放弃有利的条件，他们能够基于内心的善良而不是出于明智自愿地限制自己。那些单纯在政治上伟大的人一定会出于自私的考虑用尽所有的有利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这些人，因为如上所说，我们只能把伟大的个人看做是例外现象，而不能把他们当做楷模。历史上的伟人都无一例外从一开始就把确立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且权力根本就不可能使人变善（Macht bessert den Menschen uberhaupt nicht.）。
正如普莱沃斯—帕拉多尔（Prevost-Paradol）在《新编法国史》（La France Nuvelle）所描述的那样，雾月政变之后，法国变得动荡不安并亟待正常的国家生活，正是面对这一局面，人们希望拿破仑能表现出伟大的思想。不过，拿破仑（在1800年2月）对马修·杜马（Matthieu Dumas）说：“坐上王座以后不久（指路易十六的王位），我就意识到，我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试图尽我所能来做所谓的好事，因为未来的舆论必将把我忘记。”事实上，拿破仑也确实没再把法国当做一个需要保护的人或者患者，而是把它看做是战利品。
作为后人，我们现在很想对以往所谓的伟人有更加详细的了解，换句话说，让伟人的形象更丰满一些。这无异于让这些伟人接受非常严格的审核。
对于远古的伟人来说，只有当后来的民众对他们进行辨别性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成为一个形象。
关于近代的伟人，只有那些有证可查的说法才可信，但是在许多时候，这种有力的证据并不存在。喜欢幻想的人可以随意添枝加叶或添油加醋，历史小说以它特有的方式要么利用历史上的伟人形象，要么让他们变得毫无价值。
有些伟人死后的境遇特别不幸。查理·马特（Karl Martell，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统治者——译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不管怎么说，他在世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后人没有写下一句有关他的值得一提的美言，也没有留下描写他个性的字句。口头上流传的有关他的片言只语，后来还与他的孙子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
假如有关一个伟人的文献很多，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在世时有意与文人接触并致力于精神活动，如同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拥有极强的原创性，从而在世时就已经在世界历史上获取了一个席位。我们认为恺撒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假如这样一个人再拥有人格上的魅力，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并且像恺撒一样能够战胜别人也能够与人和解，那么他称得上达到了所有的标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善的地步！至少可以说，他的精神生活与感情强烈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丰富。
在重量级人物中，与伟人的标准有距离的主要人物就是普莱沃斯—帕拉多尔在其《新编法国史》中所描写的拿破仑。拿破仑手中掌握了当时整个世界的一半权力，但是他却把它全部用在自己的身上，人们根本就无法指望他这样的人。与拿破仑形成最为鲜明对照的是威廉三世（Wilhelm III）。他把自己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天才以及坚定不移的品德毫无保留地长期贡献给荷兰和英国的真正和长远的利益。在分量上，一个人在沽名钓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无法与他在为公众谋利益时获得的成就相比；再说，一个人真正伟大的声望只有在他死后才开始形成。作为一个君主，威廉三世具备了一切必要的天赋，而他又把这些天赋运用得恰到好处。
把一个人的伟大之处与他所拥有的纯粹权力加以区别，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个人刚刚获得了这种权力，或者当他拥有多重权力的时候。我们一般倾向于把这类人视为伟大，即那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读者可以参阅本章的开头部分。这种倾向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需要用别人的伟大来为我们的依附性找借口。
关于另外一个错误，即不假思索地把权力当做幸福，把幸福看做每个人都理应获得的或者对每个人都适合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最好不作赘述。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不过，这些民族并不顾及每一个个体的幸福，也不在意个体幸福总和的多少。
与战争相关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一切行为无法比拟的。这些行为直接地让无数人的命运发生变化。从长远的意义上说，随着战后新的存在方式的确立，人们的命运继续间接地受到其影响。
军事方面的能力不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伟人的标准。纯粹军事上的名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得淡薄，最后仅仅在专门史和军事史领域中得到一些认可。
上面所提到的战后重新确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不应当只是权力易手的结果，而应当有助于大力振兴国民的生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后人就必然会认可战争发动者的动机，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做是伟人。
革命将领应当算成一类特殊人物。在国民生活极其动荡的时候，这个国家在机体和精神方面还表现出活力，或者说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之中，而在政治方面早已精疲力竭；往日的权力机器已经被废除或者无法运转，人们渴望建立一个与以往的国家机器类似的机构，这种愿望遂变得不可阻挡。革命将领恰好出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在这种时候，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或者希望，这样一个出色的将领即将主导未来的活动，甚至相信他具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才能，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国家生活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就是命令和顺从。在他们的眼里，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完全能够胜任所有的任务，他一定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及时地采取行动。在许多人毫无主见、许多人犯罪、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这样的将领出现了。面对这样一个人物，有些人同从前一样胆战心惊；有些期望过安宁日子的人变得焦躁不安（他们说“但愿他能斩钉截铁地出手！”）；有些人则不仅对他，对其他类似的人也心有余悸。为了保全自己，上述几类人很容易地开始对这位将领赞不绝口。人们对他充满了幻想。因为这样众多的人对一个人抱有幻想，这个将领成为一个伟人的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但是，这样的将领也有可能像霍赫（Hoche，法国革命时期的将领之一——译注）一样中途死掉，或者像莫罗（Moreau，法国革命时期的将领之一——译注）一样在政治上无法令人满意。拿破仑在霍赫和莫罗之后才登上舞台。克伦威尔实际上从1644年开始借助军队的力量成为一国之主，而且他所面临的困境也比拿破仑严重得多。但是，他阻止了自己的国家陷入大动荡中，也没有让恐怖笼罩国家。
在古代世界，至少在希腊城邦中，属于自由民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想成为重要、强大和优秀的人物，所以，作为一个步兵统帅，一个人很难飞黄腾达。尽管僭主们当中确实不乏有趣和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成为历史上的伟人。另外，希腊这块土地过于拥挤，未曾有任何人把希腊民族相当大的一部分召集在自己的麾下，未曾有哪个人能够适应全体的利益。在希腊这一整个的层面上，虽然土地范围很有限，但是毕竟出现过一些真正获得同时代人认可的伟人。说起来，这些伟人所决定的至多不过是几十万人的命运而已，但重要的是，不管在自己的祖国兴旺的时候，还是在遭受厄运的时候，这些人都曾经拥有客观地面对现实的能力。
首先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人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据说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而他的母亲则因为他的缘故上吊自杀，但是后来，整个欧洲和亚洲都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不管是充满希望还是几乎绝望的时候。〔10〕他与雅典之间一直处于相互较量的状态。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希波战争中拯救了雅典，但是之后，他懂得如何保持距离，因为他在内心里独立于雅典。
对于那些登上权力顶峰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归功于他们自己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古代希腊这个社会能够激起个人身上最强烈的野心，但是又不能容忍有这种野心的人掌握大权。在雅典，面对他的是放逐，而在斯巴达，他可能被迫成为隐蔽的敌人或者公开的罪犯。
这就是共和政体臭名昭著的忘恩负义的地方。因为位居雅典公民之上，也由于把雅典人的优点集于一身，伯里克利也差点遭受同样的厄运。但是，没有听说他曾经因此而向众神控诉这一闻所未闻的不公和不义。他一定会料到，雅典人会因此而更容不下他。
相反，亚西比得（Alkibiades）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与雅典保持一致。他不是凌驾于雅典之上，而是与雅典融为一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城市与一个个体相辅相成的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另类的伟人。尽管亚西比得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雅典不计前嫌地重新投入了他的怀中，如同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重新搂住一个男人的脖子，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把他再次抛弃。
对于亚西比得而言，他从一开始并且一直试图把同胞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恺撒年轻的时候，罗马人的目光确实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并非天生高贵的他有意追求的目标。至于说到寻求官位，恺撒比其他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更加疯狂地贿赂罗马人，但是他只贿赂那些有投票权的人，而且只是为了这一目的。在其他方面，古代罗马的伟人与古代希腊的伟人之间也不可同日而语。
就神职人员而言，对他们的伟大性一直难有定论，如格列高利七世、圣伯尔纳（St.Bernhard，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的创始人——译注）、英诺森三世以及后来的一些人。
如果回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那么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世界改造成世俗的世界。就算这种行为可以接受，这些人也称不上伟大。他们的厚颜无耻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他们试图以这种态度讨好世俗的世界，并以此来扩大他们的统治。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成为伟大统治者的条件。他们不是直接地统治他们的世界，而是试图借助那时已经遭到滥用并且受到贬低的世俗权力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想真正融入到任何一个民族中去，而是用禁止的形式，像警察一样对待人类文化。
圣伯尔纳没有想当主教，更不要说当教皇，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外围向教会和政府渗透。他是个预言者，并且参与镇压了12世纪的进步思想。他还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赞助者。由于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他也没有落下好下场。
这些神职人员甚至不需要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和全面的人，因为他们人格上的缺陷、他们的各种偏执以及不完满之处都被他们的圣职遮盖住了。
在与世俗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利用教会的权力工具来获取赦免权和各种其他特权。
当后世以及历史对这些人进行评价的时候，他们那些不合理的特权就一层一层地全部被剥掉。
他们这些人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们能够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显得高大，并且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不必像世俗的伟人们那样承担责任。问题是，他们必须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假如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是从容地当殉教者而是逃避这个危险，那么他们就会留下坏名声。
圣格列高利一世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和圣人。他使罗马和意大利免遭伦巴第人的蹂躏；他领导下的教会当时仍然有别于世俗的世界；他非常积极地与西方世界的主教和教徒交往，但是他没有能够或者不愿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不是动辄处以绝罚或颁布禁令。他身处神圣的罗马城，而且周围尽是圣徒的陵墓，因此，他的身上充满了天真的神圣气息。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应当论述许多其他种类的伟人。我们以上的讨论到此只好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把话题转到伟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使命上面。
当一个伟人行使权力的时候，有时整个人类的生活看上去好像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有的时候，又好像是他与由来已久的状态做殊死的搏斗，直到鱼死网破。
如果一个伟人在这样的搏斗中倒下，例如威廉一世（恺撒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算作这样的人）后人的情感中有时充满了悔恨。他们试图以全部的热情来证明，那位伟人曾经代表了全体的利益，而且全体的意志在他个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疑，这些后人这样做，有时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有时则是为了让某些同时代的人感到气愤。
伟人的使命在于，把一个超出个人范畴的意愿付诸实现。根据出发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意愿称为上帝的意愿，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意愿，或者一个时代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历山大大帝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表达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意愿，即打开通向亚洲的大门并且对它进行希腊化。他的这一举动促成了以后持续几个世纪的局面和文化，如果没有他，希腊民族的民族性，甚至整个希腊化时代就不会产生，或者至少可以说不大可能产生。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数其他人的力量和才能集合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样一个壮举确实不可想象。
一个伟人的意愿实际上构成了他所属群体全部成员共同意愿的一部分。有的时候，这种全体意愿非常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伟人所进行的战争和惩罚性的行动只不过反映了整个民族或者整个时代的意愿。这样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俾斯麦（Bismarck）统一德国；有的时候，这种全体意愿不是特别明了，换句话说，一个伟人意识到他的民族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并且将其付诸实现，而他的民族则事后才认识到他的行动的正确性，并且承认他的伟大性。这方面的例子有恺撒征服高卢，查理大帝占领萨克森。
我们从以上的例子中也许能觉察到一些深奥莫测的巧合，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个人的利益被人们称作自私，而集体的利益则被冠以伟大的称号，因为它涉及的是全体的荣誉。
当我们讨论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回避有关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问题。通常说来，一个民族以及其他比较大的集体有权力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那么，从逻辑上讲，为这些集体行事的个人也有权力不受那些道德准则的约束。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权力没有哪个不是伴随着犯罪行为确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受到权力保护的社会形态，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大卫、君士坦丁和克洛维（Chlodwig，曾经大规模地扩大墨洛温王朝版图的法兰克国王——译注）那样的“听从神的旨意的人”才能应运而生。为了某一项宗教的使命，这些人被允许不择手段，但有时也没有什么宗教性的目标。就理查三世（Richard III）而言，人们无法对他如此宽容，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是为了获取私利。
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使得他所属的集体更伟大、更强大和更优秀，那么他所犯的过错就可以被原谅。比如，为了整个国家或者整个民族的利益绝对不受到损害，他撕毁被迫签订的政治条约。问题在于，他此后也应当继续这样特立独行，他同时也应当知道，他这样做无疑给后来的人留下了致命的遗产（das fatale Legat）。因为，为了保有这个强行获得的利益，他的后人必须具备同样的天才，一直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把他们这个通过强制手段获得的利益当做一种权利为止。
一切取决于一个人最后是否获得成功。假如有一个人具备了像大卫等人那样的个性，但是却没能获得他们那样的成就，那么他就休想得到人们的宽容。只有当一个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即便他犯下了罪行。
说到宽容和原谅，人们甚至能够允许那些伟人自由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人们知道，这些伟人的生命历程中势必会出现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充满激情甚至暴力的事情。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以及无法无天的局面有时也被用来当做替他们开脱的借口。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天才（Genius）与疯狂（Wahnsinn）之间有着不可辩驳的姻缘关系。在哀悼赫菲斯提安（Hephastion）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试图以物质的形式表达他的悲伤，如把所有的马的尾巴剪短，把所有的城墙拆毁，其实，这是他精神不正常的先兆。
假如伟人们的行为确实是为了他们民族长久的和更好的生存状态，即为了绝对必要的目的，那么他们享受赦免权也无可厚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个民族助长某个所谓的伟人犯罪以后，它自己也不得不受牵连。并非所有这个伟人犯下的罪行都有益于他的民族。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犯下的，所以应当受表扬的或者不得已的罪行，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11〕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一个伟人所采用的手段早晚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最终会使他对所谓大目标的看法产生变化。
人们还用以下的理由来为一个伟人所犯的罪行开脱，那就是，这个伟人的罪行阻止了其他无数人犯更多的罪行。这无异于由一个独断专行的大罪犯把犯罪的权利加以垄断化，其结果当然是极大地保证整体的安全。在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之前，一个具有卓越才智的民族可能把精力消耗在长期而毁灭性的内讧上，结果，一个民族兴旺发展所需的和平和安全成为空想。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消灭、克服或者利用人们疯狂的自私自利倾向。于是，这些原本追求私利的动力顷刻间积聚成由他随意支配的力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联想斐迪南（Ferdinand，即斐迪南二世，亚拉冈国王——译注）和伊萨伯拉（Isabel，即伊萨伯拉一世，卡斯提尔女王，斐迪南二世的王后——译注），那么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结果，即一直停滞不前的文化得到迅速而辉煌的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那位伟人的名字命名，如把某一个世纪称为“某某的世纪”。
就上面所讲的犯罪而言，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个著名的信条：“如果我们不干，别人也会照样干。”人们一般认为，一个人如果遵守道德规范，那么他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确实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的人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他却借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或者甚至由此获取了统治权和权力；为了逃脱被推翻下台的下场，许多政府也干这种勾当。这就是喀德琳·美第奇（Katharina Medici，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王后，出身意大利美第奇家族——译注）赤膊上阵，并且亲自导演圣巴托罗缪惨案，而不是把这件事留给吉斯家族（die Guisen，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在巴黎极有势力的家族，曾参与策划圣巴托罗缪惨案——译注）处理的原因。假如喀德琳·美第奇此后能够证明自己的伟大和真正的统治才能，那么法兰西民族可能会完全原谅她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可是她后来不得不依赖吉斯家族，所以最终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成了众人诅咒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借机从这个角度对1851年的政变简单地加以评论。
至于伟人内在的动力，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荣誉感，或者它的一般的表现形式即虚荣心。虚荣心就是一个人渴望在同时代的人那里赢得声誉，而所谓的声誉与其说是人们对他真正的钦佩还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依赖感。〔12〕然而，虚荣心毕竟是第二位的，而试图留给后人美好印象的想法则占据更加次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有一些相当粗俗的说法，比如拿破仑曾经在厄尔巴岛（Elba）上说过如下的话：“我的名字将会像神的名字一样永恒。”〔13〕不过，在渴望赢得后人的赞誉方面，亚历山大大帝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他的伟人并没有像他那样关注将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名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决定或改变同时代人的命运就已经令他们满意。此外，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喜欢阿谀奉承胜过了声誉。对这些人来说，声誉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天才的尊重，而他们本人对自己的天才也早已心知肚明；阿谀奉承则不然，它能够让他们确信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
对伟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的，从多方面起到培养作用的应当说是他们的权力欲。权力欲把这些伟人推上了角斗场，因为这种欲望是不可抗拒的。在权力欲的作用下，这些伟人考虑的不再是周围人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是构成他们的声望的基础；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周围的人臣服于他们，以及这些人对他们是否有用。
声誉这个东西说起来奇怪，见到沽名钓誉的人时，它就跑开，而见到视它如浮云的人，它又紧追不放。
这里所说的声誉与客观的或者专业的评价没有什么关联。在传统的以及在民间的评价过程中，伟大这个概念所依据的并非完全是一个人为了整体的兴旺而做出的贡献，而且也不在于准确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更不是根据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人格魅力，那种神奇地感染许多人的能力。关于这一点，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应当说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在这个家族中，在世时非常重要的亨利六世（Henrich VI）后来干脆被人忘掉了；至于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和康拉德四世（Konrad IV），恐怕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来；轮到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人们则常常把他与那个在遥远的意大利度过大部分时光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混为一人。人们一直等待腓特烈二世的归来，但是他的主要人生目标就是征服意大利。遗憾的是，不仅他的这个计划化为泡影，而且他创立的统治体系在帝国内部也不受重视。单凭他的人格魅力，他本应当获得更好的结果。应当说明的是，人们说句话时指的是腓特烈一世，而不是腓特烈二世。
伟人们成名以后不断地受到重塑和着色，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俗话说，“人们只把钱借给有钱人”（On ne prete qu’aux riches）。确实，人们愿意给那些强势人物借钱贷款，同样，所有的民族以及那些拥戴者都喜欢给伟人们添加一些优秀品质、传闻和趣事。这些添加部分实际上反映了这些伟人所属民族的某些特征。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亨利四世（Henri IV，布克哈特在这里指的是英国的亨利四世，而不是德国的亨利四世——译注）。虽然亨利四世在世的时间距离我们并不太久远，但是，即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辨不清有关他的材料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这些材料的来源本身可能就是虚构的，不过如此这般虚构的东西里面毕竟还是含有一般的真实性。
与之截然相反，人们对那些在历史上只因权力而出名的人显得非常苛刻，比如对待路易十四就是如此。这些人物被刻画得比实际上更加糟糕。
有些伟人被当做他们所属民族的象征性人物，有些被封为民族的典范，而有些伟人则被理想化。换一个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伟人的任何有争议的评价都烟消云散，原来受到过他们压制的人们的仇恨也逐渐变得淡漠；对他们的理想化反倒在几个层面同时进行，比如查理大帝作为英雄、诸侯和圣徒都得到了多方面的美化。
我们能够透过朱拉州（Jura）南部茂密的冷杉看到远处常年积雪的勃朗峰（Montblanc），我们同样可以在许多其他地方用不同的角度看到这个著名的山峰，比如穿过葡萄叶、越过湖水来看它，从教堂的窗户、从意大利东北部狭窄的巷子来看它。不管从哪里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勃朗峰还是并将永远是勃朗峰。
那些作为典范而永存人间的伟人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他们各自的民族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能够让人激情洋溢，让人精神振奋，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也能受到感染，虽然这些社会最下层的人对他们的伟大并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促使人们此后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人和事，他们帮助那些遭受侮辱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拿破仑曾经给法国人带来了种种灾难，尽管如此，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价值不可估量的遗产。
时针到了我们生活的今天，有些人对伟人的观念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从依靠伟人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并且这个时代也不再需要伟人。也就是说，他们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想，如果没有那些伟人犯下的罪行，人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包含更多的伦理和道德。按照他们的观点，好像普通人遭到反对的时候不会变得恶毒，好像这些人就不会欲壑难填，就不会互相争风吃醋！
因为整个社会由平庸的人构成，有些人（主要限于知识阶层）就可以借助自己中等的天赋轻而易举地获得名不副实的声誉，不过，他们身上的光环如同雨后彩虹一样稍纵即逝。〔14〕此外，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任何不同寻常的出于本能的举动都成为不可能，所有的伟人也就在萌芽之中被扼杀掉了。强权统治总是憎恶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如果这些人不经过最大限度的调整，那么他们对国家来说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强权国家里，一切要符合“可用性”这个标准。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更喜欢那些心灵手巧的人，即那些有效地应用现有条件的人，而不是那些敢于和善于创新的人。
但是，有些时候渴望伟人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而且主要是在政府部门里。因为在许多大国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由来已久的朝代以及习惯于按部就班的高级官员们控制不了局势，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的出现已经成为万不得已的事情。〔15〕
一个伟人出现以后会不会昙花一现，那主要看人们是不是对他风言风语甚至冷嘲热讽，直到把他贬低到一无是处。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充满了把人磨蚀和拖垮的力量。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又很喜欢让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和满脑子幻想的人偶尔抛头露面。
我们还能清晰地记得，在1848那一年，人们多么热切地渴望一个伟人的出现；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以后，人们也确实给予了肯定。
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幸发现属于自己的伟人。同样，并不是所有才华横溢的人都能遇到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代。不可否认，现在也许有许多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伟人，只不过那些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不管怎么说，我们现今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无疑是绝大多数人希望过更好的日子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怎样凝聚和浓缩，它也不可能会凝聚成或者浓缩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们日益变得肤浅。我们好像可以断言，伟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了，除非我们现在这种热衷于“占有和获取财产”的可悲局面有所改观，除非“公正”一夜之间降临，以便拨乱反正随之而来。
说起来，我们的时代不能缺少伟人，只有他们的出现才能使世界历史的车轮前进，并周期性地以猛烈的方式把那些僵尸腐肉以及无处不在的胡言乱语清除掉。
对于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来说，当他们回顾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敞开胸怀接纳一切伟大的人，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使人类进入幸福的精神境界的先决条件。
注释
〔1〕在布克哈特的手稿里，这一章的标题为“个体与普遍性”（Die Individuen und das Allgemeine），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39页。——编者注
〔2〕当然，这里所说的伟大人物只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至于那些精神上的伟人（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在世的时候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
〔3〕拜尔：《科学发展史》（K.E.v.Baer，Blicke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第118页，转引自拉索克斯，第116页。
〔4〕请参看拉索克斯，第134页以下有关讨论荷马地位的段落。关于诗人与哲学家的关系问题，请参照席勒于1795年1月7日写给歌德的信：“就目前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只有诗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相比之下，最杰出的哲学家也顶多显得像一个漫画人物。”
〔5〕在普鲁塔克的《忒修斯》中，作者特别强调了任何一个奠基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6〕请参阅拉索克斯，第125页以下。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这样的一个短语“通过取消原来所承担的一些义务的方式”。请参看斯特德尔曼，第342页。——编者注
〔8〕这里还要提到那些伟大的立法者。
〔9〕拿破仑称自己能够把各种政务要事有条不紊地安排在头脑里，如同把不同的东西分类装在相应的抽屉里一样：“当我想结束一件公务的时候，我就关闭那个抽屉，并且打开另外一个抽屉……。假如我想睡觉，那么我就把所有的抽屉都关闭。瞧，我已经睡着了。”
〔10〕瓦勒里乌斯（Valer）：《马克西姆斯》，第六卷，第十一章。
〔11〕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把必要性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不管是在涉及政治还是战争的问题上，我的座右铭一直是：无论什么样的邪恶——即使它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它只有在绝对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才可以原谅，而任何超过其必要性的部分都是犯罪。”
〔12〕甚至一个人在后人那里所享有的声誉也免不了包含这种依赖的成分。人们敬仰一个早已作古的人，原因是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13〕弗勒里·德·萨布隆：《回忆录》，第一卷，第115页。
〔14〕当然，根据不同的领域，有些人通过施展自己的天才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真正的声誉。
〔15〕布克哈特在手稿的这个位置用括号加了如下的一段话：“比如，为了站稳脚跟，并且为了强化自己，普鲁士现在可能需要一大批货真价实的德国佬（Fritzen，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德国人的一种贬义的称呼——译注）。”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64页和第396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