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上的危机
我们在上文中探讨了决定和影响世界历史的三大潜能的逐渐和持续的变化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考察这三个潜能加速变化的过程。
这些发展变化过程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们虽然表面上让人感到陌生，但是在许多个别的特性上显示出亲缘关系，因为这些变化说起来都基于人之常情的原因。
不过，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特别强调，关于古代的危机，其原因和影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至多只能从后来的社会状态出发做出一些猜测。
属于这类情况的包括早期民族迁徙和入侵。这些迁徙和入侵有时是出于无奈，比如从吕底亚（Lydien）迁徙到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ker），以及古代和中世纪中那些因为被人奉献给了神灵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长子们（Ver Sacrum）；有时则源于内部时机和条件的突然成熟，比如游牧部落因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征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属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和穆罕默德领导下的阿拉伯人所进行的对外征服活动。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天真的民族把外国看做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之神的赠礼，从而把消灭原居住民作为神赋予自己的任务，如以色列人把消灭迦南的原住民作为神赋予自己的任务。
186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很有可能与路易·拿破仑有某种关系，但是，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却完全有悖于他的利益。
时钟敲响1869年的时候，法国国内公开讥讽路易·拿破仑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
但是，路易·拿破仑借助1870年进行的公民投票又一次化险为夷，再次成为合法的君主。但是人们不得不问，面对城镇居民的不满情绪，那些一直帮助路易·拿破仑保住权力的各种利益集团还能挺多久，并且能否为路易·拿破仑强化其政府权力提供必要的因素？
在法国历来令人担忧的外交问题，即在向外扩大影响的问题上，如果路易·拿破仑想推行一项正确的政策，那么他不得不与支持他的利益集团进行决裂。〔34〕
而在德国，紧张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南部诸邦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积极地向普鲁士靠拢，要么再一次疏远它。在民族国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情况下，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正在这个时候，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成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许多重大问题从而与这个王位继承权联系在一起。
法国的宣战促使德意志邦联中的南部诸邦国与北部邦国结为一体，从而使战争变成了事实，换句话说，德国人从此时起把迎战法国看做是关乎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事。
战争使德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中断了许久。其结果是，统治阶层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来系统地组织权力机器，以便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看似惊天动地的宗教危机也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甚至身处罗马的人也不知道，被赋予崭新权力的教皇应当与这些突然出现的新格局建立怎样的关系。〔35〕
法国变成了一片废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无法再以大国的身份干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事务，但是作为一个模范式的共和国，它的意义可能还会持续许久。
［1873年的补充］
1870年到1871年的战争结束以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重大现象就是人们挣钱获利的欲望再一次极度膨胀，这种欲望远远超出了补充战争造成的空缺和损失的程度。许多战前的价值观念重新恢复，甚至一些早已变成僵尸的观念也死灰复燃，其中不乏欺骗性的东西。
法国的支付能力则令专家以及业内人士大跌眼镜。其原因在于，作为战败国，法国得到了任何一个大获全胜的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贷款。
与此相关联，人们也注意到罢工的次数并未增多，而罢工者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几率也比从前高了。
战争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所有的价值和价格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句话，生活普遍变得昂贵起来。
在精神方面已经出现以及即将出现的后果是，那些所谓“最有头脑的人”投入到做生意中去，或者正在由他们的父母为此目标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把当官吏看做是飞黄腾达的途径，而在普鲁士，政府为了吸引人进入官僚体制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努力；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当兵也不再是发迹的捷径。
追求艺术和科学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然的话，艺术和科学就会沦为大城市赢利大机器的一个分支，不得不依赖于广告和轰动效应，并且形势稍有动荡便受到牵连。在这个新闻和报纸遍布大街小巷，交通四通八达，世界性的展览层出不穷的时代，献身艺术和科学的人确实要忘我地劳作且清心寡欲，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自己的追求方面保持独立。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东西逐渐消亡，甚至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大幅度地减少，这个趋势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
哪个阶级和哪个阶层将成为承载文化和教育的主体呢？哪个阶级和哪个阶层将为社会输送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即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呢？
难道我们这里也应当像美国那样一切成为纯粹的生意吗？
至于政治方面的后果，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各个民族在政治问题上的冒险性，这种冒险性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大国的诞生，它们的孕育和出生得益于激动不安的公众舆论的参与并最终借助了大规模的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已经习惯了如同走马灯一样的新旧交替，那些被认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转眼间变得面目皆非。与此相关联，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新厌旧，他们誓死保护既有物质文明或者精神财富的信念空前薄弱。如今的政客们不再是设法与民主作斗争，而是想方设法依赖它，他们关心的是尽最大可能促使不可避免的东西变得不那么危险。政客们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上，他们注重的只是国家的规模和势力，而民主恰好在这个方面还能够暂时助一臂之力。实际上，权力欲与民主理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说实在话，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首次把对权力的追求放在次要的地位，却把某些具体的目标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对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来说，它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共和政体，而且也对转向君主制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可怕情景抱有恐惧心理，所以宁愿保持共和政体；即使这种共和政体发生变化，那也不是朝着君主制，而是朝着恺撒式的专制独裁。
人们不免要问，是不是过不了多久其他国家〔36〕也会竞相仿效？
这种躁动恰好与大多数人赚钱获利、发财致富的意愿相冲突，最终，对物质的追求一定会占据上风。普通百姓要的是安宁的生活和足够的收入，不管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哪个满足了他们的上述需求，他们就会赞同哪个。如果这两个制度不能满足他们的上述需求，那么一旦有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向他们做出许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倒向它。当然，他们并非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倒戈的决定，每个人的情绪、个性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最近的讲话当中，美国总统格兰特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对美国这样一个重视物质利益的国家来说，这个纲领似乎是一个政府所能达到的最为实际的目标，那就是：保持和稳定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状态。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教会问题。法国革命中诞生的世界观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笼罩着整个西欧。从本质上说，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前者的过度乐观和后者的过度悲观。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天主教会颁布事项举要、举行教法会议和宣布教皇的不可怀疑性，上述矛盾进一步激化。不知什么缘故，教会有意地在所有方面与任何新型的思想和理念针锋相对。
为了把罗马夺回来，意大利利用了这个矛盾。总的来说，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对那些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装作视而不见，而在德国和瑞士，天主教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支配，国家不仅剥夺了教会以往所享受的许多豁免权，而且从不间断地企图让教会变得对它不具任何危险性。
人性将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会成为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唯利是图和权力至上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还能持续下去吗？如果能的话，还能持续多久？眼下悲观失望的哲学已经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窘境，但是，人们的思想会不会出现一个如同3世纪和4世纪所经历过的那种普遍的变化呢？
注释
〔1〕本书第104页及以下，尤其是第122页。
〔2〕请比较我在下面把战争作为政治危机之组成部分加以论述的段落。［布克哈特的手稿中还附加了这样一句话：“需要明确提出的是，这里还不是论及目前的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它留到这一章的结尾处。1871年。”请参看卡埃基，第253页和396页。——编者注］
〔3〕贺拉斯：《书札》（Horaz，Epist.），第一卷，第12章，第19节。
〔4〕马尼利乌斯：《天文学》（Manilius，Astron.），第一卷，第14章。
〔5〕布克哈特手稿中有：“关于被1864年以来的战争所阻断的德国的危机，请参阅以下部分。”请比较卡埃基，第262页和第396页。——编者注
〔6〕培根：《箴言录》，第15页。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还有：“自然经常让我们人类的个体处于无法独立生存的境地。”请比较斯塔德尔曼，第344页。——编者注
〔8〕请参看吉伯尔特（Guibert）的著作（Novigent.ap.Bongars），第482页。
〔9〕普鲁塔克：《亚西比德》（Plutarch，Alkibiades），第17章。
〔10〕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看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Ran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第二卷，第185页和第207页及以下。
〔11〕萨善版本。
〔12〕参见弗勒里·德·萨布隆：《回忆录》（Fleury de Chaboulon，Memoires）的著作，第二卷，第111页。
〔13〕比如，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上，没有人会问那些居民是不是想成为基督徒；同样，在公元16世纪的波兰，没有人会问那些农民是不是想成为天主教徒。因为，对于这些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的主子信这样的宗教，他们就没有权利信那样的宗教。
〔14〕关于德国宗教改革之后的失望情绪，读者可参阅塞巴斯提安·弗朗克：《编年史》（Sebastian Franck，Buch der Chronik），前言部分。我们还可以联系1566年和1577年的时候尼德兰地区仍旧保持天主教的那些人。
〔15〕请参阅本书第166页。
〔1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如下的一段话：“法国在1814年、1815年以及1870年至1871年先后遭受了三次侵略，三次侵略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那些具有革命意识的民众的力量。”请比较卡埃基，第280页和第396页。——编者注
〔17〕请参阅本书第172页。
〔18〕我们不会忘记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法布赫·德格兰汀这类人所表现出来的有些装腔作势的愤怒。到了1794年，人们对伦理道德上的一些瑕疵不再大惊小怪，但是对那些变节者的义愤却始终不减。
〔19〕请参看歌德的短诗《卑鄙无耻之流》等。
〔2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了以莫里斯（Moritz）为首的军人团体（Militarpartei），而莫里斯却利用这个团体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21〕圣朱斯特（St.Just）曾经对巴莱尔（Barere）说：“你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实在过奖了。”
〔22〕比如，法国大革命在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去世后的奥地利促成了严厉的警察政府的产生。
〔23〕李维（Livius）：第二卷，第十八章。
〔24〕斯特拉波，第十四卷，第二章。这个逸闻发生的时间相对很晚，应当在第二次三雄执政期间。
〔25〕关于如何赋予流亡者法律上的自由以及他们回归的好处等问题，请参看奎内：《革命史》（Quinet，La Revolution），第二卷，第545页。
〔26〕布克哈特在手稿的边缘写下了一个问句：“一位大师？”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45页。——编者注
〔27〕我们不得不补充说：“可惜那些傻瓜却没有被吓破胆。”
〔28〕蒙古人统治时期的几位波斯著名诗人也应当被纳入这个范畴里，不过他们已经是关门成员了。萨迪（Saadi，波斯诗人——译注）曾经说：“这个世界混乱得有点像黑人的头发。”
〔29〕请参阅拉索克斯，第93、101、107、139—153页。
〔30〕第252张对开页。
〔31〕德·康多尔：《科学和科学家简史》，第411页。
〔32〕请参阅本书第125页以下，第181页以下。
〔33〕西贝尔认为，路易·拿破仑做出这种让步实际上是为了让德国陷入一次政治冒险的游戏中去。这种解释听起来未免太绝妙了。
〔34〕普莱沃斯—帕拉多尔（Prevost-Paradol）把这种情形比喻成两列向相反的方向疾驰的火车。
〔35〕原文如此，此时为1871年初。
〔3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没有用“其他国家”这个措词，而是写下了“比如葡萄牙、意大利和瑞典”这样一行字，并且用铅笔在旁边附加了“还有荷兰？还有比利时？”两个问句。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43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