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封信
【内容提要】
人的发展要经过物质状态、审美状态和道德状态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受自然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理性根本没有出现，人是无理性的动物。即使理性已朦胧地出现，因为这时生活冲动对形式冲动还占有优势，人也会把理性所要求的绝对的概念运用到他的物质的生存和安乐上面去，或者把他的感性利益当作他行动的根据，把盲目的偶然当作世界的主宰，或者为他自己设置一个符合于他卑劣意向的神。因此，理性的最初出现并不是人性的开始，人还不是人，而是有理性的动物。
因此，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不论是个人还是全人类，如果要实现他们的全部规定，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次序经历这三个阶段。当然，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些原因或者是外界事物的影响，或者是人的自由任性——个别时期可能有时延长，有时缩短，但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完全跳跃过去，就是这些时期前后衔接的次序也不可能由于自然或意志而有所颠倒。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
在美还没有引起他的自由的快乐(1)之前，在宁静的形式还没有使他的粗野生活平静(2)之前，人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永远千篇一律，他的判断永远变化无常，他自私自利而不自主，他不受约束而不自由，他是奴隶而不遵守规则。在这个时期，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使命，而不是对象(3)；只有为他创造了生存的那些事物对他来说才是存在，而一切既无施于他，又无取于他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根本不存在。他觉得他自己在许许多多实体当中是孤单的和隔绝的，因而在他面前的任何现象也是这样。任何存在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由于此刻的最高命令而存在，一切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创造，因为既然他自身内没有必然性，因而他自身外的必然性也不存在。后一种必然性把变换的形体结合成一个宇宙，当个体逃走(4)时它牢牢捉住行动舞台上的法则。自然白白地让它那丰富的多样性在人的感官面前消失，人在自然的壮丽的丰富中除了看到他的掠夺品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把自然的强盛和伟大只看作是他的敌人。不是人向对象扑去，出于渴求想把对象据为己有，就是对象破坏性地向人逼来，人出于憎恶把它推开。不管是哪种情况，人同感性世界的关系都是直接接触；他永远害怕感性世界的进逼，他无止息地受不可抗拒的需求的折磨，因而他除了疲惫不会安息，除了渴求衰竭不会有什么界限。
诚然，强壮的胸膛和提坦们
精力饱满的骨髄是他的……
某些遗传；可是天神铸造了
一个铜箍环绕他的额头，
使他胆怯的阴郁的目光
看不见劝告、节制、智慧和忍耐。
他每一个欲望都化为愤怒，
他的愤怒漫无边涯地奔放。
——《陶里斯岛上的伊菲格妮》(5)
不认识他自己的人的尊严，就更不会尊重他人的人的尊严；认识到自己的粗野的贪欲，就害怕每个与他相类似的生物的贪欲。在自己身上他从来看不到别人，只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6)；社交没有把他扩展成为类属，反而把他更紧地禁锢在他的个体之中。在这沉郁的限制中，他迷惘地过着黑暗的生活，一直到一种有利的自然把他那阴暗感官的材料重担推开(7)，反思使他自身与事物相分离，最后在意识的反映中出现了对象(8)。
像上面所描述的这种蒙昧的自然状态，当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和时代都没有证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观念，但这一观念与经验在一些个别点上完全吻合，分毫不差。我们可以说，人从来也没有完全处于这种动物状态，但也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这种动物状态。就是在最蒙昧的人身上，也会找到理性自由毋庸置疑的痕迹，就是在最有教养的人身上，也不乏类似那种暗淡的自然状态的因素。把最高级的东西与最低级的东西在自己的天性中统一在一起，这本是人的特点；如果说，他的尊严有赖于严格地区分这两者，那么他的幸福就有赖于巧妙地(9)扬弃这种区分。既然文明应使人的尊严同人的幸福处于和谐统一之中，因而，它必须关注这两项原则在它们最紧密的混合中仍保持各自的最高纯洁性。
因此，理性在人身上第一次出现，还不是人的人性的开始。(10)人性要由人的自由来决定，而理性的第一个行动是使人的感性依赖性变得没有了界限——我觉得，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我们知道，理性在人身上被识别出来是通过它要求绝对的（即以自身为基础的和必然的）东西，而这种要求因为在人的物质生活的任何个别状态中都得不到满足，因而它就迫使人完全离开物质的东西，从有限的现实中上升到观念(11)。虽然这种要求的真正意义，是使人从时间的限制中挣脱出来，引导他从感性世界上升到观念世界，可是，由于曲解（这在感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就有可能把矛头对准物质生活，不是使人获得独立，而是把他推入最可怕的奴役之中。
事实也是如此。人为了向前追求不受限制的未来，他凭着想象力的翅膀离开了单纯的兽性自锢于其中的现时的狭窄限制；但是，当无限在他那令人昏眩的想象面前出现的时候，他的心仍然生活在个别之中，仍然在为眼前的瞬间服务。在他处于兽性之中时，要求绝对的冲动突然向他袭来——而且因为在这种沉郁的状态中，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专注物质的和暂时的东西，只是局限于他的个体，因而上述冲动只会促使他无穷地扩展他的个体，而不是脱离他的个体，促使他去追求无穷无尽的材料，而不是追求形式，促使他追求永无止息的变化以及绝对地保证他暂时的生存，而不是追求永不变化的东西。(12)这种冲动，如运用到人的思维与行为上面去，将引导人达到真理与道德，而现在既然与人的承受与感觉发生了关系，就只会产生无限的要求和绝对的需要。因此，人在精神王国中收获的第一批果实是忧虑与畏惧，而这两者都是理性的结果，不是感性的结果，不过这是因为理性选错了自己的对象，把它的命令(13)直接运用到材料上面而造成的结果。所有要求无条件幸福的体系都是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不管这些幸福体系的对象是当今一日，还是整个一生，或者是——这丝毫也不会使这些幸福体系值得尊重——全部永恒。生存与安乐的永无止境的延续，如果仅仅是为了生存与安乐本身，那只不过是由渴求而产生的一种理想，因而也只能是由追求绝对的兽性所提出的一种要求。因此，由于理性的这种外显，人只是丧失了动物的那种幸运的限定性，而没有为他的人性获得什么。现在同动物相比，人只是具有了一种并不值得羡慕的长处，即由于追求远方而丧失了对现时的占有，可是，在整个无限的远方中他所寻找的又不是别的，只是现时。
不过，即使理性没有选错自己的对象，没有提错问题，感性在长时间内还会伪造答案。只要人已经开始使用他的知性，开始按照原因和目的来连接他周围的现象，理性就会根据它的概念要求绝对的连接和无条件的根据。(14)仅仅为了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就必须超越感性；而感性又正好利用这个要求把逃亡者再追赶回来。因此，这里就是人必须完全离开感性世界向纯粹的理性王国飞腾的那个点，因为知性永远停留在有条件的事物的范围之内，它永远不断地提出问题，但不会得到终极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谈的人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抽象的能力，所以，凡是他在他的感性认识范围之中找不到而又没有超越这个范围去到纯粹理性中寻找的东西，他就在他的情感范围内寻找并且按照假象好像已经找到。感性虽然不会指给人那些它们本身就是自己的根据和它们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东西，但感性却指给人那些不理会任何根据和不尊重任何法则的东西。既然人不能用终极的和内在的根据使提问题的知性平息下来，他通过“无根据”这个概念至少使知性沉默，他就停留在物质的盲目强制的范围之内，因为他还不能把握理性的崇高必然性。感性除了它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它觉得除了盲目的偶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推动它，这样，人就把感性的利益当作他行动的规定者，把盲目的偶然当作世界的主宰。
甚至人身上神圣的东西即道德法则，当它最初在感性中表现的时候也逃不脱这种伪造。道德法则只是禁止，只是反对人的感性的自私利益；因此当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把那种自私看作是外在的东西，理性的声音才是他真正的自我时，他就会觉得道德法则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只感到理性给他戴上了枷锁，而感觉不到理性给予他无限的自由(15)。他觉察不到自己身上的立法者的尊严，而只感到强迫和臣仆式的无力反抗。因为在人的经验中感性冲动先于道德冲动，因而人就让必然的法则在时间中有了一种开始，即给了必然的法则一种积极的起源(16)；而由于这个一切错误中最不幸的错误，人就把他自己身上不变的和永恒的东西转化成生灭无常的偶然(17)。人说服自己，应把合理与不合理的概念看作规章法令(18)，这些规章法令是由一种意志引进的，而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永恒的效力。正如在解释个别的自然现象时，人总要超越自然的范围，并在自然的范围之外寻找只有在自然的内在规律性之中才能找到的东西(19)一样，人在解释道德的时候也要超越理性的范围，并在这条道路上寻找神性的同时忽略了他的人性(20)。这丝毫也不奇怪，那种以抛弃人性为代价的宗教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来历，那些不是来自永恒的法则，人也不认为它们具有无条件的和永恒的约束力。人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种神圣的而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因为他敬神的精神是使他卑下地畏惧，而不是提高他对自己评价的敬畏。
人偏离他自己理想的规定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所有的偏离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因为人必然要经历从无思想到谬误，从无意志到意志败坏等许多阶段——但这些偏离都是物质状态造成的后果，所有这些偏离都是因为生活冲动胜过形式冲动而占了优势所造成的。不论是因为理性在人身上还根本没有说话，物质的东西还以盲目的必然支配着人，还是因为理性还没有使自己纯洁到与感性泾渭分明的地步，道德还在服从于物质；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在人身上惟一具有权威的原则是物质的原则，人至少说按其最后的倾向还是感性的生物，区别仅仅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是无理性的动物，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然而人不应该是上述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应该是人。自然不应该单独支配他，理性也应有条件地支配他。两种立法应彼此完全独立地存在，但又应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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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快乐”（die Lust）是自由现赏的快乐，而不是感官的快乐。
(2) 在第十七封信中提到，溶解性的美的任务之一，就是作为宁静的形式缓和粗野的生活，参见第十七封信第四段。
(3) 这时人还没有意识到他有立法的能力，因而他也不会使世界服从于他的法则，即是说，他不会控制世界，世界只是作为一种可怕的势力出现在他面前。
(4) 由必然而产生的法则脱离了个体，是个体的概括。
(5) 歌德的名剧，见该剧第一幕第三场。这里的引文，席勒稍加改动：第二行“他的……”，原文系“他的子孙们的”；第四行、第五行、第七行、第八行中的“他的”或“他”，原文是“他们的”或“他们”。
(6) 不关心别人，只要求别人为自己服务。
(7) 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他本身就是物质（材料），他的感官深受物质的重压。一种有利的自然会把这种物质的重担推开，因为自然为人从物质走向美提供方便（参见第二十三封信第五段）。
(8) 这时，事物不再是可怕的势力，而是作为对象出现。
(9) 所谓“巧妙地”指不会使人为了幸福而忽略尊严，而是使人在他的尊严中看到他的幸福。
(10) 就是说，当理性最初出现时，还是为了幸福而牺牲尊严，不是两者既和谐统一又彼此完全独立。要做到这一点，人必须有自由。
(11) 观念，也就是概念，是理性的产物，它超越一切经验以及知性的能力。
(12) 想象力与被引上歧路的理性冲动相结合，就会使人永无止境地要求新的生活享受。
(13) 理性要求从随条件而转移的事物中发展出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事物来，从有限中发展出无限来，这就是理性的“命令”。
(14) 理性所要求的“连接”，不是只适用于某种个别情况的连接，而是普遍适用的连接；理性所要求的根据，无须加以论证，事物本身就应是自己的根据。
(15) 理性使人对感性保持了他自己的自主性，因而他就有了无限的自由。
(16) 法则本是理性的产物，是先验地存在的，因而没有起源，没有开始。
(17) 人第一次意识到道德法则，是因为它同他的感性追求发生了矛盾。这样，他就认为道德法则是暂时的，是他那生灭无常的天性的一个特殊的外显，是偶然的，而不是理性的必然要求，永恒不变的绝对。
(18) “规章法令”（Statuten）是法律规定，是根据人的意志而制定的，因而与道德法则不同，不具有普遍永恒的、只具有局部暂时的效力。
(19) 即到各种神的身上去寻找自然的规律，好像是这些神任意地规定了自然的内在联系。
(20) 即在上帝那里寻找道德法则，而不问这些法则是否符合人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