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内战
当人们读目前的历史著作时，在每个事件中都可发现有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没有执行列宁的训令；在南部战线，托洛茨基违抗列宁的批示；在东部战线，托洛茨基的行动违反列宁的命令，诸如此类等等。首先，应该指出，列宁不能以个人名义给我下指示，党内的关系不是那样。我们都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解决所有不同的意见。每当列宁和我有不同意见时（这种情况并不止一次），问题就自动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定。因此，严格说来，从来不会发生我违反列宁指示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形式的一面。追究到实质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问，对于这样的列宁是否有充分理由应该执行他的指示：他所任命的军事部领导人是一个只会犯错误和犯罪的人，所任命的国民经济领导人——李可夫是一个“自己供认”的资本主义复辟者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所任命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叛国者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党报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是未来的法西斯匪徒布哈林。
斯大林时期的所有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鲁彻尔、布琼尼、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德宾科、费德拉、〔科克、普特纳、费尔德曼、阿尔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许多人〕在我担任军事部领导人的时候，都一度被提升到军事负责职位，多半是在我视察前线和直接监督他们的军事工作的时候由我亲自提升的。因为无论我自己的领导工作多么差，在挑选最优秀的军事领袖这一点上显然是够好的，因为斯大林在十几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以及所有后来缔造我们的军队的人，最后都变成“叛国者”和“间谍”。但这并没有改变事实——保卫过革命和国家的是他们。如果在1933年，会发现红军是由斯大林而不是别人缔造的话，那么挑选了这么一批指挥员的责任就会由他来担负。御用的历史学家要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并没有一些困难，而且用了很直截了当的办法。他们把任命叛国者担任领导职位的责任全归于我，而把正是这些叛国者所取得的胜利的荣誉都无保留地归于斯大林。今天，由于斯大林自己编纂的一本历史，这种举世无双的历史分工，连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了。
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压力，进行惩罚。行政机器中的所有这些活动完全适合斯大林的才能。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一支军队，打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关于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例如，就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团面前出现；在这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是对自己的学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过的战线地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式的。
我记得在内战时，曾经问过当时同斯大林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雷布里亚科夫，为了节约部队力量，他是否可以无须斯大林的协助。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不，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施加压力。那不是我的专长。”这种“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列宁对斯大林那么器重的东西。国家机器“施加压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自信。
如果前线吸引斯大林的话，它也使他讨厌。军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的首脑。最初他只统率20个军中的一个军，后来他领导五六个战线中的一个战线。他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许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他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反战线领导人的命令。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他违反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军队中，除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属关系的规定：那些指挥官或具有某种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记得曾对列宁说，斯大林不适当地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带入我们军队之中。〔10年以后〕，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的文章中〔毫无隐讳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规章，任何从属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
到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没有过去那样突出了。反对派已经不像一年以前那样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了。1年以前他们还公然说集中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他们主张用游击队代替集中的军队，并且反对利用飞机坦克等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这一次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术原则：他们声称军团、师甚至旅都是些装备过重的单位。他们建议把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全部缩编为一种特殊的包括各兵种的单位，每个单位的大小约相当于一个团。这实质上是略加掩饰的游击主义思想。极左派的游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辩护要更为公开一些。对旧军官团的使用，特别是用在指挥岗位上，被说成是与忠于革命的军事原则不相容的行动。
工人政府的武装部队的实际组织工作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的。我们曾经想办法，特别是在初期，尽量利用旧军队遗留下来的经验、方法、知识和装备。我们凭借手头所有的人力和技术装备来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随时随地努力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委制度是保证无产阶级控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把新老指挥人员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代表对这一点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再没有哪一个敢于在原则上反对这个军事方针的基础了，反对派于是转而批评一时的错误和过火的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悲惨的传闻来款待代表大会。
反对派的报告人斯米尔诺夫，针对着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有些人大概主张建立游击军队，而其他人则赞成正规军队”的话进行了直接的答辩。他指出，在有关使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没有就我们的军事方针的主导趋向发生分歧”。主要的分歧产生在有没有必要扩大政治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权，以便保证他们更多地参与军队的调动和有关作战问题的决定，从而削弱指挥人员的作用问题。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批评只接受了一半。大会决定继续全力招募旧的军事专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准备一个新的指挥部，并使之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绝对可靠的工具。这个决议和所有其他决议都一致通过，只有1票弃权。这个事实说明，反对派这时已经抛弃了大多数主要的成见。由于无力把自己的路线提出来与党的多数派的路线相对抗，他们只好同意总的结论。尽管如此，前一个时期的游击主义的某些影响，在整个1919年内，仍然显著存在，特别是在南方一带——如乌克兰、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地，在这些地区消灭游击倾向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位显赫的军事干部在1920年写道：“尽管有人在我们的军事方针、红军招募军事专家等等问题上掀起了这些烦扰、喧嚷和吵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确的。他用铁一般的手腕继续推行着既定的军事方针，对一切威胁毫不在乎……红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军事方针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直到今天，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还在坚持不懈地数说着关于我所任命的“将军们”阴谋叛国的陈词滥调。只要大家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0年以后几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挥人员都加上叛国的罪名而予以消灭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是特别愚蠢的了。还可以再指出一点，官方的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对派的副报告人弗·姆·斯米尔诺夫，这两个内战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
在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特别的军事会议，会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却从来没有发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参加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反对分子，有机会充分、自由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列宁在会上作了发言，有力地为军事方针辩护。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发言为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辩护？对这个问题很难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毫无疑问他在幕后进行了活动，唆使各反对分子反对军事人民委员。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的回忆看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会议的文件直到现在没有发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证据——斯大林不是根本没有发言，就是当时他的发言现在会使他感到太难堪了。〔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是〕为起草最后决议而特设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干了些什么勾当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唯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仆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提拔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
季诺维也夫，无疑在斯大林同意之下，曾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为“被侮辱的”伏罗希洛夫作辩护。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对他这种说法作了答复。我说：“我在对待他〔伏罗希洛夫〕的问题上，唯一应该负的罪责是我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竟有两三个月之久，通过协商、劝说和私下的说合来办事，而为了事业的利益，我早就应该作出坚决的组织上的决定。因为，到头来，在有关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间内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这当然有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计划协调起来〕，因为全国已经分成8个军区，下面统辖着46个州和344个区的军事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军事人民委员部在军事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场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说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现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军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没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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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宾科是海军下级军官。——原编者注
[2] 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叶·耿基娜在她的著作《1981年的察里津之战》一书（政治书籍出版社1940年版）中第109页就杜缅科写道：“杜缅科本人原来是一个富农，拥有一座风磨、两匹马等等。但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的牛马被没收，白军还征用了一些东西。这就把杜缅科暂时推入红色阵营。他开始组织一支骑兵队，但是不在他的故乡顿河边区切尔斯州，而在别人不知道他是富农的萨尔州。”——原编者注
[3] 内战虽然主要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战争，其他较小的集团也卷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绿林军。它是农民游击队，从绿色森林中（其名字的由来）向红军或白军出击，更多的是攻击白军。绿林军自命是农民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红军和白军都反对。绿林军运动在黑海盆地、库班边区和克里木最活跃。在1919—1920年冬季，作为红军的同盟军，绿林军在粉碎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的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绿林军运动大概是在1921年结束的，当时实行限制贸易自由，农民的反叛普遍都被苏维埃政府消灭了。——原编者注
[4] 这个问题甚至在前述的共有217页的关于察里津插曲的历史书中关于杜缅科的部分都谨慎地避而不提。——原编者注
[5] 这是指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的姻兄弟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曾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在列宁领导下任副主席（从1922年起），被列宁亲自指定为列宁著作的代表人和《列宁选集》的编纂者，列宁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首任院长，继列宁之后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等等。1919年，他在前线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特命代表。这个加米涅夫在1936年作为自己供认的叛国者而被斯大林下令枪杀。不应把他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混淆起来，后者是沙皇时代一个军事家族的后裔，1917年革命时，他是一个上校，指挥第三十波尔塔瓦团；在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部人民委员期间，他是被吸收入红军的沙皇军队军官之一。托洛茨基在1918年9月任命他为东部战线的指挥官，1919年7月任命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接替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齐斯。谢·谢·加米涅夫一直任总司令至1924年4月这个职位取消时为止。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由于自然的原因逝世。——原编者注
[6] 指法国著名将领、军事战略家拉扎尔·尼哥拉·马格里特·加诺（1753—1823）。——译者注
[7]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433页。——译者注
[8]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06页。——译者注
[9]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
[10]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页。——译者注
[11]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页。——译者注
[12]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页。——译者注
[13] 《关于俄国南部》。《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34页。——译者注
[14] 克利姆为伏罗希洛夫的名“克利门特”的昵称。——译者注
[15] 下面这三段摘录是在托洛茨基为本书所作之附注中发现的，它们摘自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别处也引用过他的著作。它们谈到这件事的始末，但其准确性如何须另当别论。托洛茨基很可能对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归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某些字句颇不怀疑。——原编者注
[16] 参看《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