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古典文化的复兴
第一章 引言
我们从历史上对意大利文化的观察既加上述，现在就到了要谈一谈古典文化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古典文化的“复兴”曾经被片面地选定为总结整个时期的名词。在此以前所描写的那些情况，就是没有古典文化也很足以使民族精神兴起和臻于成熟；而大多数还有待于我们讨论的思想倾向，即使没有古典文化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但是，无论是以前已经涉及到的或是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都在许许多多方面带有古代世界影响的色彩；没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虽然现象的本质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们都是伴随和通过这种复兴才向我们实际表现出来的。如果文艺复兴的因素能够如此容易地被彼此分隔开来，它也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是一个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历史进程了。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民族精神在这个结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独立性是随着情况而不同的。在这个时期的近代拉丁文学中，它是很少的，而在造型艺术和在其他领域中，它却是很大的，所以在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上将两个遥远的时代结合起来，如果结合的条件相同，就被证明是正当的和有成绩的。欧洲的其余各民族是拒绝还是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这个从意大利来的巨大动力，这完全是自由的。如果是后者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同样地不必为中世纪的信仰和文明的过早衰落而兴叹。如果这些信仰和文化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它们的阵地，它们就一定会存在到今天。假如那些盼望看到这些信仰和文化恢复的抚今思昔的人们能够在其中那怕是生活一小时，他们就一定会切盼回到现代的空气中来。在这种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无疑的，有一些精致美丽的花朵可能还没有在诗歌和传说中获得永生就凋谢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这个进程没有发生。这个进程的一般结果就是，在前此把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教会（虽然它已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影响的力量，这种精神影响力量从意大利传播到国外，成为欧洲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必需的东西。这个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当我们想到就是现在也不能改变这种事实（虽然大家认识得很清楚）时，我们就可看出这种责备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划分在意大利也完全不象其他地方那样残酷和绝对。意大利艺术性最强的诗人，塔索的作品，即使最穷苦的人也是人手一篇的。
自十四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强有力地位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是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这种文化很久以来就对中世纪的欧洲发生着部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意大利的境界。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个文化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蛮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复兴，并且不可能在其他形式下出现。正象在北方的罗马式建筑上一样，除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一般轮廓之外，也出现了对于古代的显著的直接模仿，同样，经院学者不仅逐渐地从罗马的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吸收了古代的风格，从爱因哈德那个时期以来就看到了有意识的模仿痕迹。
但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在意大利采取了一种和北欧不同的形式。蛮族的浪潮还没有成为过去，往昔的生活仅仅被抹去一半的意大利民族，已经意识到它的过去并且希望这个过去能够重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而在意大利则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的过去的象征。拉丁语言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也是容易的，而在这个国家里的大批古迹和文献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回到过去。这种趋势再加上其他成分——这时为时间所大大改变了的人民的性格、伦巴第人从德意志输入的政治制度、骑士制度和其他北方的文明形式、宗教和教会的影响——合在一起产生了注定要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和理想的近代意大利精神。
在蛮族的洪流退落之后，古典文化怎样立即在造型艺术方面发生影响，是可以很清楚地从十二世纪的托斯卡纳的建筑和十三世纪的雕刻上看出来的。在诗歌方面，在有些人看来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些人认为十二世纪的最伟大的拉丁诗人，表现拉丁诗歌的主要动向的作家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们所说的是所谓《布拉那诗集》中最好的作品的作者。当加图和西庇阿享有基督教的圣徒和英雄的地位时，在那些韵调铿锵的诗句里边充满了对于生活和人生之乐的坦然享受，而异教之神则被呼求作为这些享受的保护者。我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些诗歌之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还可能是一个伦巴第人在说话；事实上，这样想是有正当理由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的拉丁诗歌，以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轻浮，无疑地是一种整个欧洲都分享其成果的作品；但是，说《菲立德和弗萝拉》与《燃烧着的热情》的诗歌的作者是北方人，同说《当傍晚月亮出现的时候》的作者，一个享乐主义的光辉的信奉者，是北方人，是同样没有多大可能的。实在说来，这里是整个古代的生活观点的再现，而用中世纪的诗歌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显得最为鲜明。有许多这一世纪和以后各世纪的作品，其中对于古代悉心的模仿表现在主题具有古典的，并往往是神话的特点的六音步诗和五音步诗上，但它却没有和那种古代精神任何相似之处。在古里慕斯·阿波利安西斯和他的继承者的六音步史诗和其他作品里（1100年左右起），我们看到了很多向维吉尔、奥维德、卢堪、斯达提乌斯和克劳底安等人勤勉学习的痕迹；但是，这里的这种古典形式毕竟不过是一种考古学，正象在博韦的维桑那样的搜集家的著作里或神话和寓言作家阿拉奴斯·阿卜·英苏里斯的著作里的古典主题一样。文艺复兴不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新生的标志可以在十二世纪的无名“教士”的诗歌里看到。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使我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是马提奥·帕尔米利的编年史（449－1449年），它是从普罗斯柏尔·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它的体裁无疑地是保罗·科尔蒂斯那样的后世批评家所不满意的。打开弗尔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于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的研究，而整个前三百张对开页中所讲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为止的早期中世纪史。而这时在北方国家里边，对这类著作所要求的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材料，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只是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使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乃是那对于古代的研究，这样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于历史做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必须说明：中世纪这时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因为他们已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他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意大利人的内心里具有和古代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而且说得更正确一些，是在诗歌道路上使人们成为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精神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更有天才的人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十五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地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见，而与此同时和很久以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纪为止。
地方史和光荣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在叙述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见第一编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象佛罗伦萨人的一次讲演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个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随后派来一个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够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的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十五世纪里，在和乔万尼·马利亚·费莱佛等入谈判失败之后，出现了萨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纪里出现了彼埃特罗·本波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最后，当代史这时也是用六音步的诗句或对句来写的。有时候是故事体，有时候是颂词体，但最普通的是对于某些君主或君主家族表示敬意的著作。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部《斯福查记》，一部《博尔索记》、一部《洛伦佐记》、一部《波几亚记》、一部《特流齐亚记》等类作品。所寻求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因为那些成了名的而这时成为不朽的作家与其说是由于这一类的诗不如说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类的诗，即使偶尔也有由优秀的作家写成的，人们对于它也总是有一种去不掉的厌恶之感。描写有名人物生活的比较短的、简单的和不加虚饰的作品，如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写的关于列奥十世的《巴洛狩猎》或《优里乌斯二世的旅行》的美丽的小诗，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关于猎队的壮丽的描写可以在埃科尔·斯特罗齐、和上边所提到的阿德里安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现代读者由于这些作品无疑地充满了恭维的语句而不禁发怒或拒而不读是一件可惜的事情。许多这类美妙诗歌的熟练的处理手法及其具有的相当的历史价值，保证它们能够比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行作品所可能达到的寿命更长一些。
一般说来，这些诗篇的感情成分和一般的成分运用得愈适当有节愈好。有些较短的叙事诗，即使是由公认名家执笔，但由于引用神话因素的不适时而无意地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可笑的印象。例如埃科尔·斯特罗齐对于凯撒·波几亚的哀悼就是这样。在这诗里我们听到了罗马的悲叹，她把她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的教皇卡利克塔斯三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身上，并且认为凯撒·波几亚是她期待的救主。斯特罗齐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503年的灾祸。然后这个诗人问缪斯女神，当时诸神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商量的，于是厄拉多讲：在奥林帕斯山峰上，帕拉斯替西班牙人讲话，维纳斯为意大利人求情，她们两个当时抱住丘辟特的膝盖，丘辟特就吻她们，安慰她们并向她们解释，他对于巴尔希所织成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那些神圣的愿望将实现在伊斯特、波几亚两个家族所生的那个孩子身上。在叙述了这两个家庭的传说中的起源之后，他宣称，尽管人们提出种种恳求，但他对于凯撒·波几亚也象他一度对于绵农和阿奇里斯一样，不能使他永远不死，并在最后安慰她们说，凯撒·波几亚在他自己死亡之前将于战争中杀死很多人。于是战神赶赴那不勒斯挑起战争和混乱，同时帕拉斯去到纳比，并在那里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姿态出现在死的凯撒·波几亚面前。在劝告他屈服于命运，并满足于自己的令名之后，这位假装是教皇的女神“象一只鸟”一样地消失了。
但是，假使我们把古典神话在其中扮演多少还适当的角色的一切东西都丢在一边，我们就不必要地剥夺掉我们自己的欣赏的机会，有时是很大的一种欣赏机会。这里，象在绘画和雕刻上一样，艺术手法常常能够提高本来完全是平常的东西。谐模诗文（见前第167页以下）的爱好者也可以在例如“混淆体狂诗”中找到这种文学的起源——乔万尼·贝利尼画的喜剧性的《诸神的宴会》是一幅较早的和它近似的作品。
还有，许多六音步的叙事诗不过是散文历史的运用和改编，这种改编只要读者能看到，就会喜欢它们的。最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争论和每一个礼节——都被写成了诗，甚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也这样做。不过，要说写诗仅仅是由于无事可做，或者是由于排列成诗句特别容易那是不公平的。总之，在意大利，象用“三音步诗”写的大批当代传说、历史乃至小册子所进一步证明的那样，毋宁是由于对诗歌体裁有丰富的常识。正如尼科洛·达·乌扎诺发表他的新政体计划，马基雅维里发表了他对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看法，第三个人写了萨沃那罗拉的传记，第四个人写了大阿尔方索对彼奥姆比诺的包围一样，他们为了产生一种更强烈的效果，以这种极困难的韵律形式来写作，所以许多其他的人为了赢得他们特定读者的赞许，而感到有写六音步诗的必要。这种形式的诗歌哪些是人们当时所默许、所要求的，从那时的教导诗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它在十五世纪的风行程度是有些惊人的。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动辄以拉丁文的六音步诗来歌颂最平凡最可笑或最使人作呕的主题，诸如练金术、棋赛、养蚕术、占基术和花柳病（性病）等，更不用说同类的许多意大利文的长诗了。今天这一类的诗是被斥为不值一读的，事实上，它们究竟有什么阅读价值我们也很难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审美观念上远远高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和希腊－罗马的时代——也未能免掉这种形式的诗歌。有的人或者不能不答复说：并不是由于审美观念的缺乏，而是由于更大的严肃性和改变了的科学处理方法，才使得这种诗歌形式成为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加论述。
这些道德说教的作品之一近年来曾经不时地得到重新印行，那就是在费拉拉的一个秘密的新教信徒，马尔切路斯·帕林吉努斯（彼埃尔·安哲罗·曼佐利）于1528年左右所写的《生活的黄道带》。作者把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同关于上帝、道德和永生等最崇高的思索联系起来讨论，并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为伦理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权威。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这篇作品必须被看作是属于文艺复兴的范围以外的，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与这篇诗的严肃的说教目的相调和，它倾向于用譬喻代替神话。
但是，这些诗人学者在抒情诗上，尤其是在挽歌上才是最接近于古代的，其次是在讽刺诗上。
加图路斯的比较轻松的体裁曾在意大利人中风靡一时。许多优美的拉丁文牧歌，许多短小的讽刺诗和意在取笑的书信体诗文都不过是他的作品的改写；对于鹦鹉和小狗的死亡的哀悼完全用的是《莱斯比亚的麻雀》那篇诗的语调和体裁，即使没有字句上的模仿。这一类的短诗，如缺乏证明它们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作品的肯定的证据，就是一个鉴定家也不能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篇以莎弗式和阿尔修斯式的韵律写成的颂歌不明显地显露出它是出自近代的。这大多是表现在斯达提乌斯时代以前的古代所少见的冗长的修辞上，和特别缺少这种体裁的诗歌所必需的浓厚的抒情上。一篇颂歌的个别段落，有时候两三节合在一起，看来好象是古代诗歌的片段，但是较长的一段就很少能始终保持这种特征。即使能够保持，例如在安德烈·纳瓦克吉罗所写的对于维纳斯的美好的颂歌里，也使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是古代杰作的简单意译。有一些颂歌的作者以圣徒作为他们的题材，并很风雅地模仿贺拉西和加图路斯的类似的颂歌典型，写出了向这些圣徒祈求的诗句。纳瓦吉罗在他的对于大天使加百列的颂歌里就是这样，特别是桑纳札罗，他更进一步地吸收了异教的感情。他特别歌颂他的保护圣徒，在伯希利波的海岸上他的可爱的别墅里附设有这位圣徒的小教堂，“那里海涛吞没着岩壁流出的溪流，冲刷着小教堂的墙壁。”他最喜欢的是一年一度的圣纳札罗地方的节日，这一天悬挂在小教堂里的花枝和花环在他看来就是祭献的礼品。他满怀悲哀，流浪远方，在卢瓦尔河之滨的圣纳泽尔地方，和阿拉戈纳王朝被流放的菲德利哥一起，在这同一的节日里，他把黄杨树和橡树叶子的花圈献给他的圣徒，缅怀着往昔伯希利波的所有青年人都照例坐着挂满了鲜花的船只出来向他致敬，并为期望他能再度回到故乡而祈祷。
大概最使人误认为和古典风格相近的是那种哀挽诗和六音步的诗篇，这些诗篇的主题包括从最严格意义上的挽歌一直到讽刺诗。因为人文主义者能够最自由地看到罗马哀挽诗人的原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于模仿他们。纳瓦吉罗的挽夜歌，象同时代的其他这一类诗篇一样，有许多地方使我们想到它的范本；但是，它却有着最美好的古代格调。的确，纳瓦吉罗总是以选择一个真正富有诗意的主题开始，但接着他不是以奴性的模仿而是自由地以熟练的技巧，以希腊诗歌选集，奥维德、加图路斯或维吉尔的牧歌的风格来加以处理。他很少采用神话，只是例如为了引进一段田园生活的索描，他才在对塞利斯谷神和其他农村诸神的祈祷中才采用。他出使西班于归来所写的一篇致祖国的诗，虽然没写完，但如果其余的部分能够和它的开头一样，它是可以和文森佐·蒙第的《美丽的意大利，我衷心地爱你》放在一起而无愧色的。这篇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诸神的所爱世间尤其幸福的地方，祝你无恙，美丽的维纳斯的甜蜜之乡，愿你纳祥；唯望我于心神俱极疲劳之余，心情愉快地瞻望你，游览你，唯望我邀你之惠，自我胸怀，扫尽忧虑！
一切较高尚的感情，无论是最崇高的爱国热诚（参阅本书第136页对于优里乌斯二世的挽歌）、或者是对于统治家族的尽情的歌颂，以及像提伯路斯的作品那样的淡淡的哀愁，都在哀挽诗或六音步诗的形式里得到表现。弗兰切斯科·马利奥·莫尔扎在对克莱门七世和法尔尼斯家族的阿谀奉承上可以和斯达提乌斯和马夏尔相匹敌；他在病床上所写的给他“战友”的挽诗，给了我们一些在任何古代诗人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并确实是古已有之的把死亡看作是美丽的思想，而这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抄袭任何值得提到的东西。桑纳扎罗最能了解和再现了罗马哀挽诗的精神和变化，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其他作家能象他一样，以这种体裁为我们写下如此丰富多彩的一些精美的好诗。我们将有机会在与这些挽诗有关的问题上随时谈到其中的某些作品。
写拉丁讽刺诗终于在那个时代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少数几行警句被刻在纪念碑上，或者被引用在社会的笑谈中就能够为一个学者的声誉奠定下基础。在意大利很早就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当人们知道圭多·德拉·伯伦达想要在但丁的坟上建立一个纪念碑时，墓志诗从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飞来，“写的人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为了向已逝的诗人致敬，或者是为了取得伯伦达的欢心。”在米兰大教堂里，大主教乔万尼·维斯康提（死于1354年）的坟上的三十六首六音步诗下边有：“法学博士，加布利乌斯·迪·扎莫利斯大师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在马夏尔，部分在加图路斯的影响下，广泛地形成了这一类的文学。当一首警句诗被误认为是从某一个旧墓碑上真正抄写来的，或者是象本波的某些作品一样，写得如此动人甚至全意大利都背诵它，那就被认为是一切胜利中最大的胜利。当威尼斯政府为了三个对句的颂词而以六百金币付给桑纳札罗时，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过于大方的浪费行为。警句诗之所以可贵，实在说，是在于它对于当时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即荣誉的精髓。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很有力量不受讽刺诗的影响；就是最有势力的人，为了每一个有目共睹的铭刻，也需要谨慎、渊博的学者的帮助，以免由于某些疏忽或其他原因把它收入到一堆可笑的题词之内。碑铭和警句诗是同一种文学的两个分枝，前者的仿制全靠对于古代纪念碑的勤勉不懈的研究。
罗马尤其是一个警句诗和铭刻的城市。在这个没有世袭荣誉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设法使他自己名传后世，同时还发现警句诗是反对竞争者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庇护二世满意地计算着诗句的数目，这是他的主要诗人康帕纳斯对他的政府的任何一件能够写成诗篇的事情所写成的诗，在以后的各教皇时代，讽刺诗一时成为风尚，而在反对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上达到了挑衅谩骂的最高峰。桑纳札罗确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写他的诗篇的，但其他人却在紧邻教廷的地方冒险做大胆的攻击《见本书第129页）。有一次，当发现八付威胁性的对句钉在图书馆的门上时，亚历山大把他的护卫加强到八百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抓到那个诗人，他将怎样惩治他。在列奥十世时代，拉丁警句诗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了褒贬教皇，为了惩罚明指或不明指的敌人和目标，为了现实或幻想的嘲讽、戏弄；悲哀或者沉思的主题，人们认为没有一种形式比这再合适的了，在安德烈·桑索维诺为圣奥古斯丁教堂所雕刻的有名的圣母马利亚与圣妇安娜和耶稣圣婴的群像上，有不下于一百二十人题了诗，诚然，出于宗教虔诚的不如出于重视发起这件工作的赞助人的为多。这个人是教皇的传旨官，卢森堡的约翰·哥利兹；他不仅在圣妇安娜的节日上举行了宗教仪式，并且在加比托尔山坡上他的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文学餐会。有一篇长诗，《都市的诗人》对整个一群在列奥的宫廷上追求名利的诗人做一次检阅，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弗兰切斯库斯·阿尔希路斯作的，他是一个既不需要教皇也不需要君主保护的人，并且即使对于他的同事也敢直言不讳。警句诗流传到教皇保罗三世时代以后只剩几声稀疏的回响，而铭刻则继续盛行到十七世纪，最后由于过分夸大而消失。
在威尼斯，这种形式的诗歌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能够靠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的《威尼斯史》来对它做一番追溯。警句诗作者的一件经常的工作是为悬挂在公爵宫廷大厅里的各总督画像写一些题句——用两首或四首六音步诗把每一个总督最可称道的治绩表达出来。此外，十四世纪各总督的坟墓都有以散文写成的单单记录事迹的简短的碑文，并附以夸张的六音步诗或列奥式的诗句。在十五世纪，人们更多地注意风格；在十六世纪，这种诗达到了全盛时代；在那以后不久就产生了索然无味的排偶，声调的摹拟、虚伪的感情和抽象品质的歌颂，总而言之，是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期中可以发现许多讽刺的痕迹，在对死者的表面赞扬中隐含着对生者的批评。在以后很晚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是对于这种旧的简单体裁有意识的恢复。
建筑物和装饰物的建筑一般都为铭刻留有余地，这些铭刻常常是一再的重复；北方哥特式的建筑则很少并且也很难为这些铭刻提供适当的地方，例如墓碑只能在最显露的部分——边缘上，留有地位。
我们在此以前所谈到的一切或者没能对读者说明这种意大利人的拉丁诗歌的典型价值。我们的任务勿宁是指出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必要性。在那种诗流行的时代出现了一种讽刺它的作品——所谓混淆体的狂诗。这种体裁的杰作，《混淆体狂诗集》是由梅利努斯·科卡优斯（曼图亚的泰费洛·弗伦哥）写的。我们以后随时有机会提到这种诗篇的内容。关于它的形式——由拉丁文字和意大利文字组成并以拉丁文字为结尾的六音步诗和其他诗句——它的滑稽效果主要在于这些混合字听起来象舌头的许多滑音，或者一个过于仓促的拉丁“即席诗人”的诗文。德语的仿作一点也不给人以这种效果的感觉。
第十一章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的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对于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里，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能再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贬黜。虽然他们仍然是诗人、历史家和讲演家的模范，但就个人来说，则谁也不同意自己被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指责他们的主要两点，一是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条，那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大肆喧嚷给他们加上的轻视宗教的罪名。
或许有人问，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为什么早没有听到呢，事实上，在很早的一个时期以前，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非常依赖那些学者来获得他们的古代知识——那些学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们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没有他们也行，人们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使优者和劣者都同样蒙受损害的变化。
首先进行这些攻击的自然是人文主义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个阶层的人们当中，他们是最没有共同利益感，并且也是最不尊重关于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看到了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人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文学问题的讨论可以突然使人惊讶地转为最凶恶的和最没有理由的谩骂。他们不甘于遭人家反驳，于是就想要消灭对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须归之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是怎样为热中于光荣、热中于讽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们不能不为之继续进行斗争的一项。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文章、说话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单是彼吉奥的作品里就含有足以使人们对于全体人文主义者抱成见的脏东西——而这些“波吉奥的作品”却正是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都同样最常刊行的著作。当我们在这些人中间遇到一个样子看来是纯洁的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兴得过早；进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种肮脏的指责的危险，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会使那幅图画为之减色。大批在流传中的拉丁猥亵诗，以及在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多尼乌斯》中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话那样的一些东西，使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丢尽了脸。十六世纪不仅很熟悉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并且也对人文主义者这一类型人物的越来越厌倦。这些人不能不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和前此落在他们头上的过分的荣誉而付出代价。他们的恶运要求那个国家的最伟大的诗人以一种冷静的和极度轻蔑的声调来描绘他们。
在所有凑起来引起偌大怨恨的谴责当中，有许多是十二万分有理由的。尽管如此，但许多有学问之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明显而无误的要求严格的趋向，如果对整个阶层都予以谴责，那只证明人们对于那个时期知之不多。不过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声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够说明并或许能减轻他们的罪恶的有三个事实：红运当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和得到了过分的幸运；前途难料，未来的苦乐是以保护人的喜爱或敌人的憎恶的转移的；最后，是引人误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最后一项破坏了他们的道德，但又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作为代替；在宗教问题上，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接受对于古代诸神的积极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怀疑的一面对他们发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它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样一个极度热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时代，其存在并不是一些个人的过错。它是历史天命的产物，它所继承的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未来各时代的文化就奠基于它是这样的情况，奠基于当时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边的这个事实上。
人文主义者的生涯照例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就是只有最坚强的性格才能度过一生而不受伤害。在有些情况下，第一个危险系来自父母，他们想要把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为一个神童。以便在当时的最高阶层中取得他将来的地位。但是，天才儿童很少能够超出某种水平；或者，即使他们能超过，他们也将被迫从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代价来取得他们更大的前进和发展。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在他看来似乎他也“由于生来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于那些生活当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种激动兴奋、盛衰浮沉的生活当中去，以勤苦的攻读起，教徒授业、出仕为官，执掌密印、主持讲席、据宫廷中的高位、树死敌于多方，荣华变落泪，历尽沧桑，升降无常，宠辱交乘；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真才实学常为厚颜无耻的浮夸虚饰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处不能相容，因为他不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流离四方，就是个人的心情受影响永远不能再长期安居一地。他对人们发生厌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敌意当中过平静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却要求某些新的东西（参阅本书第219页）。许多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如费洛斯特拉图斯所描写的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学家，不过那些诡辩学家所处的地位较好一些。他们常常是有钱的，即使没钱也能比人文主义者过得容易些，并且他们作为修辞学的职业教师，反而比作为学者的生活还更自由和更简单些。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不能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善于抵御职业和处境常常变迁靡定的力量。此外，还有极端的放荡不羁的感觉不到的后果——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上边想——和完全漠视别人所承认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种极端的骄傲感，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如果他们要想不至于覆没，他们就需要这种骄傲感，而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时而是称赞时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们坚信应该骄傲。他们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最鲜明的例子和牺牲者。
如我们所说过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和讽刺的描绘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对于一切极端突出的个性，对于每一种特征都能找到一种符合于全国口味的嘲笑的纠正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人文主义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惊人的材料，讽刺家不过把它们拿来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象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地展开了。除阿里奥斯托之外，他们自己的历史家吉拉尔德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他在列奥十世时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经过了修订。我们看到古今学者的道德堕落和卑劣无行的生活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惊，同时还有正式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最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这篇描述最后以提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来结束，在那时世上根本就没有学问这一类东西存在。在这些攻击当中，异端一项不久就成为最危险的行为，而吉拉尔德自己，当他重新发表一篇完全无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时，也被迫在费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护下避难，因为那些认为与其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不如用之于读基督教著作的人们这时占了上风。他为他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认为正相反，因为神话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质的题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几乎是唯一无害的研究项目。
如果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寻求人类同情能够使道德裁判趋于缓和的证据，他将看到没有一种权威的著作能够在价值上和我们时常引用的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的作品，《论学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罗马大劫所留下的惨淡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这次大劫在这位作者看来不仅是学者们所遭遇的难以言传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来就尾随在他们后边的一种恶运的应验。彼埃利奥在书中贯穿的是一种简单的并且在大体上是公正的感情。他并没有介绍某种使天才之士因才致祸的特别力量，他不过是说明一些事实，不幸的遭遇常常带有宿命的特点。他并不想写一个悲剧，或者把一些事件归之于较高的力量的冲突，他满足于把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在困难的时候，首先失去了他们的收入，其次失掉了他们的地位，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试图要身兼两职，结果一无所得；看到一些不爱交际的守财奴，把金钱缝在他们的衣服里带在身边，一旦被人抢走就疯癫而死；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却因为渴望他们已失去了的自由而抑郁寡欢。我们也读到了有些人由于瘟疫或热病而青年早亡，他们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和他们的衣裳衾枕一起被焚化；另外一些人生活在同僚谋杀威胁的恐怖中；一个人为一个贪婪的仆人所杀死，和另外一个人在旅行中为盗贼所绑架，因为不能缴纳赎金而在地牢中憔悴以殁。许多人由于遭到耻辱和被骗去了奖赏而死于难言的悲哀之中。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威尼斯人的逝世是因为他少年奇才的儿子的夭折；接着作母亲的和弟兄们也相继以殁，好象那个死了的孩子把他们都带走了一样。许多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以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死于暴君的秘密审判。究竟谁是快乐的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快乐呢？是让对于这种苦难的所有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吗？在彼埃利奥发表他的论点的那篇对话文章里，一个发言者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做出回答——那个有名的加斯巴罗·康达利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转而期待至少听到一些当时关于这一类问题时最真实而最深刻的想法。他提到了贝鲁诺的乌尔巴诺·瓦雷里亚诺修士作为快乐的学者的典型，此人在威尼斯任希腊语教师多年，到过希腊和东方，晚年时游历全国，却从来没有骑过马。他始终一文不名，拒绝一切荣誉和殊遇，在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晚年以后，活到八十四岁才寿终；除去他曾从梯子上掉下过一次而外，他从来没患过一小时的病。这样一个人和人文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后者有超过自己能够汲汲于寻求快乐的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性。这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住在修道院里的托钵僧人，寝食必循规蹈矩，因之不再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有所勉强。由于这种习惯的力量，在一切外部的艰苦生活中，过着一种内心平静的生活，这比他的说教更能感动他的听众的。听众看到他的形象，就能够相信，究竟能否克服不幸或者屈服于它就在于自己了。“在贫乏劳苦之中而不改其乐，因为这是他所欲求的，因为他没有染上恶习，所以他不任性使气，反复无常，或漫无节制，而永远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听康达利尼自己所说的，则宗教动机无疑地在他的论点中会占有地位，但是，那个穿皮带鞋的实用哲学家却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他是一个性格相似，但处境不同的人物，是希波克拉蒂的注释者，拉温那的法比奥·卡尔沃。他在罗马活到很老，而“象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样，所吃的只是豆类，所住的小屋也比狄奥金尼斯所住的桶强不了多少。教皇利奥所给他的年金，他只花一点足以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把其余的都放弃了。他不象乌尔巴诺修士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见得象他那样含着微笑而死去。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在罗马大劫中，被希望得到一笔赎金的西班牙人掳走，饿死在一个医院中。但是，他的名字已在不朽者之列，因为拉斐尔爱这个老人象个父亲，尊敬他象个老师，并且诸事必向他请教。他们所谈的也许主要是关于重建古代罗马城的计划问题（参阅第192页），也许是更加高深的问题。谁能说出法比奥在“雅典学派”那幅名画的构思上和在这位大师的其他伟大作品上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呢？
我们将很高兴地以某一个可喜可爱的人物的描绘来结束我们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将简单地谈一谈彭波尼乌斯·拉图斯。我们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萨伯利科的一封信来了解他的，那封信有意地给他的性格涂上了一层古代的色彩。但他的许多特征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是萨勒尔诺君主的那不勒斯的桑斯维里诺家族的私生子，但他却永远不肯承认他们；在回答他们邀请他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写了那封有名的信：“彭波尼乌斯·拉图斯祝诸位亲戚故旧安好，你们所要求的那件事情不能实现，再见。”他个子矮小，生着一对小而敏锐的眼睛，穿着古怪的服装，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作为罗马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住在埃斯宝林山上的一个花园里他的农舍里，或者是住在圭利那尔山上的葡萄园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养有鸭子和野禽，另一个地方根据加图、瓦罗和科隆梅拉的最严格的指示来从事耕种。他在康帕尼亚以网鱼捕鸟，或者在多荫的泉水旁边或台伯河岸上以举行野宴来消磨他的假日。他轻现财富，厌弃豪华。他自己不嫉妒，不讲无情的话，也不能容忍别人这样做。只是在反对教士政治上，他才肆言无忌，并且直到晚年，他才被认为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嘲讽者。他也受到教皇保罗二世发动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并被威尼斯人送到教皇处；但是没有方法能够从他的嘴里逼出可耻的口供来。他在后来受到教皇、主教们的照顾和支持；当他的家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的骚动里被劫时，为他收集的东西比他所失掉的还多。没有一个教师比他更为正大光明。天未拂晓，人们就看到他打着灯笼从埃斯圭林山上下来，而在他到达他的课堂时，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学生，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座位半夜里就已经跑来了。一种口吃病使他说话时不能不注意；但是他的发言是平稳而有力的。他的少数作品证明他写作时是很用心的。没有一个学者比他更严肃认真地和更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家的原作。他为他周围的罗马古迹感动得如此之深，竟致站在它们的前边好象失了神，或者在看到它们的时候突然为之泪下。他为了帮助别人随时可以把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敬爱并且有许多朋友；在他逝世时，甚至亚历山大六世都派遣廷臣前来送葬，由他的最有名的学生抬着他的尸体。四十个主教和全体外国使节参加了他在阿拉塞利的葬礼。
介绍和指导古代戏剧，主要是普劳图斯的戏剧在罗马的演出的是拉图斯（见第258页）。他每年都用一个庆典来祝贺创建罗马城的周年纪念；他的朋友和学生在那个庆典上发表演说和举行诗歌朗诵。这就是取得和长期保持“罗马学会”这个名义的那种集会的起源，它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自由结合，并且与任何固定的机构都没有联系。除在上述的节日上集会以外，它也在一个赞助者的约请下，或者在纪念象普拉提那那样的一个已故的成员时举行集会。在这样的时候，将首先由一个属于学会的主教举行弥撒；然后由彭波尼乌斯登上教坛发表一篇演说；随后由另一人接着朗诵挽歌。这种庆典，无论是欢乐的或是严肃的，照例以带有演说和朗诵的宴会结束，而学会的会员，特别是普拉提那本人，很早就取得了贪吃者的名誉。在平常的时候，客人们演出古老的亚特拉风格的闹剧。作为一个拥有各种不同成员的自由组织，这个学会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到罗马大劫时，它的客人中包括有安吉路斯·科洛奇乌斯、约翰·科里奇乌斯等人。作为人们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因素，它的真正价值和同类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一样，是难以估计的；但象萨多莱托那样的一个人还把它列入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最宝贵的记忆之中。很多的其他学会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里出现和消失，这是以它们中间的人文主义者的人数和重要性以及大人物和富豪们给予它们的赞助为转移的。这些学会中我们不妨一提那不勒斯的学会，它以维诺·庞达诺为中心，并且曾派出一部分人去到莱切地方组成分会。还有波尔登讷的学会，它组成了佣兵队长阿尔维亚诺的宫廷。鲁德维科·摩尔的集团和它对于那个君主的特别重要性已经在前文里说过了（见本书58页）。
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些学会似乎经过了一个全面的变化。人文主义者从他们指挥一切的地位被赶入其他领域，遭到了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的侧目而视，失去了对于这些学会的控制，而在这里，象在别的地方一样，拉丁文诗歌已为意大利文诗歌所代替。不久，最不重要的城市也有了它的学会，起有希奇古怪的名字并且有它自己的财产和捐款。除了诗歌朗诵外，这些新的组织从他们以前的学会继承了按时举行宴会和上演戏剧的习惯．这些戏剧有时由会员本人，有时在他们指导之下由青年业余爱好者上演，有时也由雇来的演员上演。意大利戏剧和以后的歌剧的命运很长一个时期被掌握在这些学会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