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个人的发展
第一章 意大利的国家和个人
无论是共和制或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人的早期发展的原因，这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他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
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欧洲北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未能以同样方式表现出来。卢特普兰德曾经为我们描写过十世纪的一群大胆的犯罪者，其中有一些是格雷戈里七世的同时代人，有少数是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代的反对者，他们就显示出这种性格。但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单只提它们还处在种族诅咒下这一理由就足以说明。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堂堂的诗人，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驱。不过这个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对于丰富多采的人类天性的揭示——这个多方面的描述和批判——我们将以独立的章节来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将只涉及那个心理状态的事实本身。这个事实是以最明确的和最不易弄错的形式出现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暴君专制不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养了暴君或雇佣兵队长本人的个性，而且也培养了他所保护的或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的个性。这些人不能不认识他们自己天性中转瞬即逝的或永久存在的内在才能；而他们的生活享受，由于想认可能是很短时期的握有威权和势力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加强和集中了。
甚至他们所统治的臣民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冲动。撇开那些在密谋反抗和阴谋中丧失了他们生命的人不谈，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满足于一种严格的私人身份的，象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居民那样的多数人。无疑地，一个维斯康提暴君治下的属民要想维持他们个人的和家族的尊严往往是困难的，而由于遭受奴役，道德品质一定丧失了很多。但是，在个性方面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并不阻碍私生活的不同旨趣和不同表现的生气勃勃和丰富多采。财富和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没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有一个和拜占廷或回教世界不同的、不是政教合一的教会——所有这些条件无疑地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党派斗争的停止也给这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闲暇时间。对政治漠不关心，一边忙于他自己的正当事业，一边对于文学艺术有极大的兴趣，这样的私人，似乎已经在十四世纪的这些暴君专制制度下初次完整地形成了。自然，我们还不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要求书面的证据。我们可能从之得到材料的小说家们为我们描写了很多的怪癖，但是这种描写只是从一个观点出发，并且仅限于故事的所需要的范围以内。它们的场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国的城市里边。
在共和国城市里边，情况也是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有利的，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当权的党派更换的次数越多，个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力。特别是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那些政治家和民众领袖们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使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中也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们相比拟的人物，即使是个别例外的也没有，就是亚科伯·冯·阿特费尔德也不行。
在另一方面，失败了的党派的成员所处的地位常常和暴君专制国家的臣民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经享受过的自由或权力以及在有些情形下要想恢复它们的希望，给他们的个性增添一种更高的活力。在这些被迫闲居的人们当中，我们发现，例如，有个阿尼约洛·潘多尔菲尼（死于1446年），他的关于家政的著作是一种得到发展的私生活的第一部完整的纲领。他把个人责任和社会生活所冒的危险和所得的忘恩负义做了比较；他的评论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
放逐也尤其有这样的结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顿以终，或者是使他身上原来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得到发展。乔维诺·庞达诺说：“在我们所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边，我们看到成群的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了家乡：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具有他的美德。”事实上；他们不仅限于真正被流放的人，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自愿离开他们故土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家乡的政治或者经济情况。在费拉拉的佛罗伦萨移民和在威尼斯的卢卡人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故乡，但是，在他所说的“我的国家是全世界”这句话里边，他甚至于超过了这个限度。当人们提出以屈辱他的条件把他召回佛罗伦萨时，他写信回去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艺术家们也以同样的挑战态度为他们不受固定居处限制的自由而高兴。吉贝尔蒂说：“只有那个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一个被放逐的人文主义者以同样的口气写道：“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第二章 个人的完美化
一个目光敏锐和有观察经验的人可能看到十五世纪期间完美的人在数目上逐步地在增加。究竟他们是否在有意识地追求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求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是很难说的；但就一切尘世的东西都不免有缺陷这一点来说，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放弃对于财产、性格和才能在“豪华者”洛伦佐一生中各起多少作用做一番估计的这种企图也许较好。但可以看一看象阿里奥斯托那样的一个人格，特别是表现在他的讽刺文学里边的那个人格。在那里他是多么和谐地表现了他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骄傲、表现了他对于他自己的享乐的嘲笑、最微妙的讽刺和最深厚的善意！
当这种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采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l’uomouniversal”（全才）。在中世纪，许多国家里边都有知识渊博的人，因为这种知识只限于很狭窄的范围；甚至在十二世纪还有全能的艺术家，但是，当时的建筑问题比较简单无变化，而在雕刻和绘画上，人们注重内容甚于形式。但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家，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创造了新的完美的作品，并且他们作为人，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有的人，除了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以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深有钻研。
但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某些人称为诗人，被另外一些人称为哲学家，还被另外一些人称为神学家。在他的一切作品中洋溢着个人的力量，使读者除对主题感到兴趣之外，不禁为之神往。《神曲》这一篇长诗的前后一致和完整无瑕的精心结构应该需要一种多么坚强的魄力啊！如果我们看一看这篇长诗的内容，我们就发现：在整个精神的或物质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经过这个诗人的探测，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发言——往往只是很少几句话——也没有一句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分量的语言。在造型艺术上，他也是第一流人物，而这样评价他是比评价他的同时代的少数艺术家们更有理由的——他自己不久就成了灵感的源泉。
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没有一部传记不在书中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的，而这些研究都超出了一般弄着玩玩的范围。佛罗伦萨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两种古典语言，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读给他和他的儿子们听；就是那个家族的女儿们也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在这些人里边私人教育第一次受到了认真的重视。从人文主义者本身来说，他是不能不具备多方面的造诣的，因为事实上，他的学问不仅限于研究古代经典的理论知识，而是还要为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服务。在研究普林尼时，他收集博物学的资料；他以古人的地理学为向导来研究近代地理，古人的历史是他写当代历史的典范，即使他是用意大利文写作；他不仅翻译普劳图斯的喜剧，而当它们上演时他还要做导演；他要尽全力来模仿每一种有影响的古代文学形式直到卢西安的对话；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还要做未必总是对他有利的地方长官、大臣、外交家。
但在这些多方面发展的人们中间，只有一些人真正称得起是出类拔萃的全才。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文化的一般情况以前，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十五世纪初期的这些巨人之一的形象，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做片刻的研究。他的传记仅仅是一个片段，谈到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地方很少，并且完全没有提到他在建筑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我们将在这些使他出名的特别理由之外，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里昂·巴蒂斯塔从儿童时代起就在一切方面出人头地。关于地的各种体育技艺和练习，我们很惊讶地读到：他怎样能够双脚并拢跳过一个人的头顶；他怎样在大教堂里向空中掷出一个硬币，直到听见它落在远处屋顶上的响声；最难驯服的劣马怎样在他的胯下战栗。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在走路，骑马和讲话上。他学习音乐没有老师，可是他的作曲却得了专门家的称赞。他虽处困境，却学习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劳过度而招致来严重的疾病。他在二十四岁的那一年，发现记忆文字的能力减退了，但理解事情的能力还照旧，就开始研究物理学和数学。与此同时，他还向各类艺术家、学者和工匠乃至补鞋匠多方了解他们的行业的秘密和特点，从而掌握了各种才艺和熟练技巧。他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造型艺术，特别长于根据记忆来刻划描绘达到逼真逼肖。他的神秘的“暗箱”受到极大的赞赏，暗箱里，他有时候展示的是一轮明月和几点疏星从远山的后边升起，在另外一个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宽阔的景色，有起伏的山峦和深远的海湾退到模糊的远景中去以及战船于阳光下或暗影中在水面上前进。对于别人的创作，他也高兴地表示欢迎，并认为每一种合于美的法则的人类成就都是近于神圣的东西。此外，还有他的写作，首先是那些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些作品是“艺术形式文艺复兴”的里程碑和第一流的权威著作，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其次还有他的拉丁散文作品——小说和其他著作——其中有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古代作品；还有他的挽歌、牧歌和诙谐的宴会演说。他还写了一部四册的关于家庭生活的意大利文著作；各种伦理的、哲学的和历史的著作以及许多演说词和诗篇，其中包括一篇对于他的狗的吊辞。尽管他欣赏拉丁语言，他仍用意大利文写作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自己是希腊学术的信徒，但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世界必将误入迷途。他的言论严肃而机智，一般认为有收集的价值，其中有些典型的句子，长达许多行，已经被引用到他的传记中了。他象天性纯厚的人所常做的那样，毫无保留地传授他所有的和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毫无代价地把他的主要发现公开出来。然而我们还没有谈到他天性中最深邃的源泉——他一生与人周旋中所带有的那种深厚的同情。他看到参天大树和波浪起伏的麦田就为之感动得落泪。他把慈祥而尊严的老人们当作“自然界赏心悦目之作”来尊敬并且百看不厌。他对形体完美的动物发生好感，因为它们特别受到了自然的宠爱；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色而霍然痊愈。无怪乎那些看到他和这个世界有如此亲切而神秘的灵感交流的人们都认为他有预言的能力。有人说他在事情发生的许多年以前就曾经预言过伊斯特家族中的一个流血惨剧、佛罗伦萨的命运和教皇们的死亡，并且善于观察人们的气色和内心。毋庸多说，一个铁一般的意志浸透着和支持着他的整个人格；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他说：“人们能够完戍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
列奥那多·达·芬奇和阿尔伯蒂相比，就像完成者和创始者，专长的大师和业余爱好者相比一样。如果瓦萨利的著作能够附有象这里关于阿尔伯蒂一样的一篇描写那有多好啊！我们永远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地看到列奥那多伟大人格的模模糊糊的轮廓。
第三章 声誉的近代概念
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上各阶级分开生活，每一个阶级各有本阶级的中世纪等级荣誉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级所特有的。但在意大利，在暴君政治或民主政治的时期以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平等。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一般社会的早期痕迹，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详加叙述的，它在拉丁和意大利文学上具有共同的基础；而这样一个基础是这个新的生活因素生长所需要的。此外，还必须加上：那些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当时都被人们热情地研究着，尤其西塞罗是所有作者中受人研读最多和最受赞扬的一个；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和渗透了荣誉的概念，而他们的主题本身——罗马大帝国——在意大利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恒的理想。从那时起，人民的一切愿望和成就都被一个道德上的要求支配着，而它是欧洲其他地方还没有了解的。
这里，象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一样，第一个召唤来的证人又是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也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但是，就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他也谈到了关于声誉的麻烦；他知道和有名人物的私人交往怎样常常使人失望，并说明这一部分是由于人们天真的幻想，一部分是由于嫉妒，而一部分也是由于那个英雄人物的本身的缺点。在他的伟大的诗篇里，他坚决认为声誉是空虚的，虽然从口气中仍可看出他内心里并没有摆脱掉对于声誉的渴望。在“天堂”里边，“水星天”是那些善人们的居处，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为荣誉而努力，因而射在他们身上的“真爱之光”也就暗淡了。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地狱”里边堕落的灵魂恳求但丁在现世上使人们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并保住他们的声誉；而那些在“炼狱”里边的人却只是恳求他和别人为解救他们而祈祷。在有名的一段中，渴求荣誉的热情——“想坐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受到了谴责，它的理由是：智力的荣誉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时代为转移的，并且可以为更伟大的后继者所超越和盖过。
在但丁以后不久崛起的新的诗人学者很快地就使他们自己成了这种新趋势的主人。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是意大利一致公认的名人，同时作为诗人和历史家，他们有意识地来评定别人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一个表面象征就是对诗人的加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但丁的一个同时代人，阿尔伯蒂·莫莎图，在帕多瓦被主教和教区长加冕为诗人；他所享受的荣誉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每一个圣诞节日，大学的两个学院的博士和学生们排着庄严的队伍、吹着喇叭并且好象是持着点燃起来的蜡烛、来到他的住宅前向他致敬并馈送礼品。他的盛名一直继续到1318年他失宠于卡拉拉家族的当权的暴君时为止。
这种新的崇拜过去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这时却大量地给与了佩脱拉克；他自己在晚年时确信这不过是一种愚蠢而讨厌的事情。他的《致后人书》是一个不得不满足群众好奇心的名高望重的老人的自白。他承认他宁愿名传后世而不愿声闻当时。在他的关于幸与不幸的对话中，那个主张光荣为无谓的对话人得到了胜利。但是，在这同时，佩脱拉克却以拜占廷的君主能够象查理四世一样地从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高兴。事实上，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声誉已经远及于意大利以外。当有一次他访问故乡阿利佐（1350年），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并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时，他的感情为之激动是很自然的。在从前，某些伟大圣者的住处都是这样受到妥善保存和尊敬的，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在那不勒斯的多密尼克修道院的住室和阿西西附近的圣芳济的小屋都是这样；有一两个法律学家也享受到了半神话式的称誉而得到了这种光荣。十四世纪末，佛罗伦萨附近的巴尼约洛的人把一个古老的建筑叫作亚克索（约生于1150年）的书斋；但后来又坐视它被毁掉。可能是某些法学家作为谘询律师所得到的巨大收入和政治势力，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除了对于有名人物出生地的崇拜外，还有对于墓地的崇拜，而对于佩脱拉克，还有对他逝世地点的崇拜。为了纪念他，阿尔夸成了帕多瓦人喜爱的游览胜地，那里点缀着许多美丽的小别墅。这时在北欧没有“圣地”，人们只瞻仰肖像和遗物。各个城市都以拥有它们自己的和外国名人的骨骸为光荣；最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四世纪，远在圣十字教堂建筑之前，佛罗伦萨人就何等郑重其事地使他们的教堂变成一个伟人祠。佛罗伦萨为阿克索、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和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修筑了壮丽的坟墓。在十五世纪后期，“豪华者”洛伦佐亲自到斯波莱托人那里，请求他们把画家菲利波·李比修士的遗体赠给这个教堂，他所得的回答是他们这个城市并没有多少纪念物，特别是属于有名人物这一类的，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恳求他把这个遗体留给他们；因此事实上他就不能不以建立一个纪念碑为满足。甚至但丁，尽管薄伽丘极其严厉地敦促佛罗伦萨人提出归还遗骨的请求，但他仍然在拉文纳安静地长眠在圣芳济教堂旁。他被葬在“古代帝王陵墓和圣者墓穴之间，啊！家乡！和您所能提供给他的更光荣的伴侣为伍了。”甚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有一次有一个人从上面立着十字架的祭坛上取走了烛灯，并把它们放在但丁的墓前说：“收下吧！你比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们！”而这个人并没有受到惩罚。
这时，意大利城市又开始记起他们的古代公民和居住者了。也许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忘掉过它的维吉尔的坟墓，因为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一种神话式的荣光，而留在这个城市里边的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恢复了对于这个名字的纪念。
甚至在十六世纪时，帕多瓦人坚决相信他们不仅拥有他们的创造者安特诺尔的而且还有历史家李维的真正遗骨。薄伽丘说：“苏尔莫纳以奥维德在流放中远葬异地而叹息悲伤；帕尔马以卡西乌斯能够长眠在它的城垣之内而欢欣鼓舞。”曼图亚人在十四世纪年铸造了一种上面刻有维吉尔半身像的纪念章并建立起了他的雕像。年青的责查加的保护人，卡洛·马拉泰斯达在1392年有一次犯了贵族的骄纵脾气，把它毁掉了，而在以后．当他发现这位老诗人过于名高望重时，他不得不又重新把它树立起来。甚至以后，一个离城二三里远的小山洞，传说维吉尔曾经在那里沉思构想过，也和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学校”一样，给外来的客人们参观。科摩认为两个普林尼都是属于它自己的，并且在十五世纪末，在大教堂正面华美的天盖下建立雕像以对他们表示尊敬。
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在同一时期，北方的历史家只是在列举教皇、皇帝、地震、彗星时，偶然插入一点说明，提到在这个时期有这个或那个有名人物“活跃”过。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表明，怎样主要在荣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一种优秀的传记文学。这里，我们只谈谈那些地志学家们的地方爱国主义，他们记载那些他们的出生地城市有名的人物。
在中世纪里，很多城市都以它们的圣徒和它们教堂里的遗骨和遗物而骄傲。1440年帕多瓦的颂词作者，米凯尔·萨沃那罗拉就以这些来开始他一系列的圣贤颂，并从这些谈到“那些名人，他们并非圣徒，但由于他们的大智大勇（德行）应该列入（adne－Cti）圣徒之列。——正象古典时代卓越的人物和英雄相近似一样。更详细的列举最能代表这个时代。首先是普里亚姆的兄弟安特诺尔，他带着一群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达尔达奴斯国王，他在尤干尼亚山战败了阿蒂拉，于是跟踪追赶，并在里米尼用棋盘将他打死；皇帝亨利四世，他建造了大教堂；一个叫做马尔库斯的国王，他的头被保存在蒙塞立斯山（燧寨山）上；其次还有两三个枢机主教和主教，他们是学院、教堂等等的创建人；著名的奥古斯丁会神学家弗拉·阿尔伯托；自保罗·维纳托和有名的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以下一系列的哲学家；法学家保罗·帕多万诺；其次还有李维和诗人佩脱拉克、莫莎图、洛瓦托。如果说这个名单里边缺少任何有名的军事家，那么诗人引以自慰的是他所提出来的博学之士的众多和学术上的光辉成就更能够名垂不朽，而军人的荣誉则是名随身灭，或者，即使传诸永久，也只是赖学者之笔以彰。虽然如此，但外国的名将自愿葬在这里对于这个城市依然是一种光荣，如帕尔马的彼埃特罗·德·罗西、皮亚琴察的菲利波·阿尔切利，特别是纳尔尼的加达美拉达（死于1442年），他的骑马铜像“象一个凯旋的凯撒”早已矗立在圣图教堂的旁边。这个作者然后又提出来一群法学家和医学家的名字，医学家中有佩脱拉克的两个朋友，约翰·阿布·霍罗洛吉奥和亚科伯·德·唐底斯，他们是贵族，“象许多其他贵族一样，不仅得到了而且应该得到骑士的光荣。”然后接着是一系列有名的工程家、画家和音乐家，最后是一个剑术家，米凯尔·罗索的名字，因为他是他那一行里边最卓越的人物，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他的画像。
在这些由神话、圣徒故事、民间颂赞、文学传说共同砌成的地方荣誉殿堂的旁边，诗人学者们又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万神殿。他们往往直接模仿科尔尼里乌斯·尼波斯、伪托的苏多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普鲁塔克（《妇女的美德》）、哲罗姆（《名人传》）等人的作品荟萃了很多男女名流。或者，他们象佩脱拉克在他的《荣誉的凯旋》里，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中那样，写想象中的凯旋式和奥林帕斯的群神大聚会，有上百人的名字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属于古代的，其余的是属于中世纪的。这种新的和比较近代的成分逐渐地得到更大的重视，历史家们开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写，从而产生了如菲利波·维兰尼、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巴尔托洛缪·法奇奥、保罗·科尔蒂斯以及保罗·乔维奥等人所写的很多当代名人传记。（注文见146页）
在北欧，直到意大利对它的作家们发生影响以前，——如特利特米乌斯就曾受到影响，他是第一个写名人传记的德国人——它所有的只是关于圣徒的传说或者关于君王和圣职人员的描写，具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使人看不出荣誉的观念的痕迹，也就是由于个人努力而获得的声誉。诗人的荣誉仍然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才能获得；而这时北方艺术家们的名字也只是在他们作为某些行会或社团的成员而提及时才为我们所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意大利的诗人学者最充分地意识到：他能使人获得荣誉和名垂不朽，或者（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也可以随意使人没世无闻，名随身灭。尽管佩脱拉克对于劳拉的爱情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仍透露着这种感情，那就是他的十四行待能使他的所爱和他自己一样地传堵不朽。薄伽丘曾经对一个美丽的女人表示不满，他曾经对她表示敬意，而她却一直是无动于中，目的是为了使他继续称赞她以使她名噪一时，但薄伽丘却暗示她，他将要试一试对她略作微词，看有什么效果。桑纳札罗以他的两篇辉煌的十四行诗，使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有遭永世遗忘的危险，因为他曾经在查理八世的面前怯懦地逃走。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严肃地劝告（1491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要及时地想到关于他在非洲新发现的不朽事业并把材料送到佛罗伦萨，由他加以整理（细加调色）；不然，他将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由于得不到学者文人的襄助，他们的事业“被埋没在人类的无常之中”。那个国王，或是他的人文主义的大臣，同意这个意见，并答应至少要把关于非洲事情的葡萄牙文记录译成意大利文，送到佛罗伦萨写成拉丁文著作。究竟这个诺言是否实现了不得而知。这些主张决不象它们初看来那样毫无根据；因为使一些事件，即使是最伟大的事件，传播于当代和流传后世的方式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以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拉丁风格，很早以来就完全掌握欧洲的读者，直到上一个世纪，意大利诗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都更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和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地球上的一个新发现的地区之所以以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由于他有一部游记——自然这是在把它译成拉丁文的德意志人，马丁·瓦尔德斯莫勒尔（希拉科米鲁斯）的提议之下作出的；保罗·乔维奥虽然充满肤浅之见和美丽的空想，但他自认为有希望成为不朽的人物，他的期待并没有完全落空。
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彰明较著的事迹，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的序言中，非难他的前辈列奥那多·阿富提诺和波吉奥，认为他们关于那个城市的党派问题过于慎重和沉默：“他们错误很大，并表明他们对于人们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那些作家们并没有想到：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严肃的作家们把不止一件惊人而可怕的事情的动机归之于一种要完成一些伟大而令人难忘的事情的迫切的欲望。这种动机不仅是一般极端的虚荣心，而是有些近乎着了魔，包括着意志的屈服，使用任何残暴手段乃至对成败本身的在所不计。例如，马基雅维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蒂法诺·波尔卡罗（见本书第122页）的性格的；关于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的谋杀者（见本书第77、78页），历史记载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况；而佛罗伦萨的阿利桑德罗大公的被刺（1537年），瓦尔奇本人也认为凶手洛伦奇诺·美第奇是因为受到了渴求声名的折磨（见本书第80页）。保罗·乔奥维更强调了这一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洛伦奇诺因为毁坏了一些罗马的古代雕像，曾经受到莫尔扎的一本小册子的嘲笑，因此他考虑做一件新奇的事情以使他的羞耻为人所忘，结果就产生了对于他的亲属和君主的谋杀。这些就是这个在感情和力量上极度紧张和绝望的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且使我们想起了在马其顿的菲力普时代焚烧埃菲萨斯的狄亚娜神庙的事件。
第四章 近代的机智与讽刺
嘲笑，尤其是当它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表达出来时，不仅是近代渴求荣誉的矫正剂，而且也是一切高度发展的个性的矫正剂。我们读到，中世纪里敌对的军队、君主和贵族们怎样互相以象征性的侮辱来激怒对方，而失败的一方又怎样地饱受这种侮辱。在古典文学的影响下，机智也到处开始被用作神学争论中的一种武器，而普罗旺斯的诗则产生了整个一类讽刺文学的文体。甚至“行吟诗人”，如他们的政治性的诗篇所表明的，在必要的时候也能采取这种口气。但是，机智有了它嘲笑的适当的对象，即有个人抱负的充分发展的个人时，才能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自此以后，它的武器就完全不限于口舌笔墨的运用，而是包括恶作剧和开玩笑在内——即所谓“burle”和“beffe”——它们构成了许多故事集的主题。
必定是在十三世纪末写成的《古代故事百篇》既没有以对比写法的产物“机智”也没有以“谐谑”作为它们的主题；它们的目的仅仅是简单而优美地表达富有智慧的格言、美丽的故事或寓言。但是，如果要找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一部作品的古老，那就恰好是它的缺乏讽刺。因为随着十四世纪的到来，出现了但丁，他在嘲笑的语言上把世界上所有其他诗人远远抛在了后边，而即使单就他对于欺诈者的巧妙的描写而言，他也可称为大喜剧的第一流大师而无愧。从佩脱拉克起才按照普鲁塔克的范例开始收集警句（《格言集》等）。
在这一个世纪中间，弗朗哥·萨克蒂的小说最典型地说明了佛罗伦萨对警句的收集是何等的丰富。这些小说，大部分并不是故事，而是在某种情况下所作的回答——是无知愚人、朝廷弄臣、恶棍和放荡的女人们用以进行反唇相讥的惊人质朴的语言。故事的喜剧成分就在于这种真正的或伪装的天真质朴与世上因袭的道德、通常的关系的惊人的对比——许多事情都被颠倒过来了。这里使用了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包括某些北意大利方言的应用。机智往往为单纯的傲慢态度、笨拙的圈套、亵渎和淫猥的话所代替；讲到佣兵队长的几则笑话是曾经记载过的故事中间最无情的和最恶毒的几则。有许多“恶作剧”是真正可笑的，但也有许多只是证明个人对别人取得了真正的或假想的优势和胜利而已。人们究竟愿意忍受它到什么程度，被伤害者究竟是否常常从一个报复性的恶作剧中得到发笑为满足是难说的；它整个换杂有很多无情的和无谓的恶毒，无疑地，佛罗伦萨的生活往往由于这个原因而弄得非常不愉快。那些笑话的发明者和到处讲说笑话的人不久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远比一切仅充当宫廷中的弄臣的优越得多，这些弄臣是得不到竞争、常常更换的公众、得到听众的迅速的了解等等佛罗伦萨生活的一切便利的。有一些佛罗伦萨的富有机智的人到伦巴第和罗马尼阿的暴君宫廷里去充当主要演员，并感到比在国内能够得到更好得多的报酬，因为在国内他们的这种才能不但不值钱而且比比皆是。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一类是逗笑的人（l’uomopiacevole），最坏的是演滑稽戏的丑角和庸俗的帮闲，他们不待邀请就出现在婚礼上和宴会上，理由是“如果我没有被邀请，那不是我的过错。”有时候，后两种人合起来骗取浪荡子的金钱，但一般他们是被当作帮闲，受到鄙视；而地位较高的戏谑家则伊然以王侯自居，并认为他们的才能是有些了不起的。查理四世曾经称多尔奇本是“意大利的滑稽家之王”，多尔奇本在费拉拉向他说：“您将征服这个世界，因为您是我和教皇的朋友；您用宝剑，教皇用诏书，而我用我的舌头来战斗。”这不仅是一句戏谑，而也是预示皮埃特罗·阿雷提诺的到来。
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的两个最有名的滑稽家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僧侣，较高雅的嘲讽者阿尔洛托（1483年）和费拉拉的宫廷弄臣，滑稽演员贡纳拉。我们不能拿他们的故事和《卡伦堡的教士》和《蒂尔·欧伊伦斯比格尔》的故事相比，因为后者是以一种不同的半神话方式，作为整个民族的幻想的产物而兴起的，它所涉及到的是一般的并为一切人所理解的东西；至于阿尔洛托和贡纳拉则是历史的人物，带有地方色彩和受着地方形式的影响。但是，如果允许我们把范围扩大到非意大利国家的嘲讽作一比较，我们一般地会看到：在法兰西的《寓言故事》里的笑话象在德意志人当中的一样，主要是用来取得某种利益或享乐；而阿尔洛托的讥讽和贡纳拉的恶作剧则是为玩笑而玩笑，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作品的胜利。（蒂尔·欧伊伦斯比格尔，作为特定阶级和特定职业的爱开玩笑的人的化身，是独成一格的。他的玩笑大多数没有什么意义）。伊斯特家族的宫廷弄臣不止一次地用他的尖锐的讽刺和高雅的报复方式挽救了他自己。“逗笑的人”和“滑稽戏演员”这一类型的人在佛罗伦萨失去自由很久以后还存在着。巴尔拉奇亚活跃在柯西莫公爵的时代，而在十七世纪初则有弗兰切斯科·拉斯波利和柯吉奥·马里尼约利。佛罗伦萨人对于滑稽家的真诚爱好明显地表现在教皇列奥十世身上。这位君主对于最风雅的精神享受百听不厌，他在平常吃饭的时候就容许而且希望有一些幽默的弄臣和丑角们陪伴着他，其中有两个僧侣和一个跛子；在公开的宴会上，他故意轻蔑地把他们当作帮闲看待，给他们面前摆上一些猴子和老鸦以替代美味的肉食。的确，列奥对于“谐谑”表现了一种特别的爱好；他的天性使他有时诙谐地处理自己最爱好的艺术——音乐和诗歌，并和他的一个秘书枢机主教贝比埃那一起写些这方面的滑稽作品。他们曾经愚弄一个城实的老秘书，直到使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音乐艺术的大师，而他们却谁也不觉得这样做不合他的身分。那个即兴诗人，加埃达的巴拉巴洛被列奥奉承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十分认真地请求在罗马加比托尔山上给他加上诗人的冠冕。在美第奇家族的保护圣者，圣柯斯马斯和圣达米安的节日上，他最初不得不戴着桂冠穿着紫袍以他的朗诵来娱悦教皇的客人，而最后，当所有的人都笑不可仰时，他又不得不在梵蒂冈的宫廷里边骑上了金鞍的大象（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送给罗马的礼物），这时教皇正在用他的眼镜凭高下望。但是，那只大象被喇叭声和铜鼓声以及群众的欢呼声所惊吓，使他根本没能超过圣安吉洛桥。
把严肃而崇高的事情滑稽化，如我们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所看到的，已经在诗歌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自然，它不能不于阿里斯托芬（他曾经把一个伟大的悲剧家写入他的剧作）的人物之外，另行物色讽刺的对象。但是文化的成熟，曾一度在希腊人中间产生过讽刺诗文而它在意大利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在十四世纪末的时候，佩脱拉克的十四行诗中失恋的悲叹和其他类似的诗被讽刺家们用来学样取笑；而这种诗体的庄严气氛也被人们以不可思议的废话连篇滑稽地模仿着。《神曲》也经常受到人们滑稽的模仿，“豪华者”洛伦佐仿效《地狱》的风格写了那篇最美妙的滑稽作品（《盛宴》或《酒会》）。卢吉·普尔奇显然是在他的《巨人传》诗中模仿即席诗人，而他和博亚尔多的诗，至少一部分是半自觉地对于中世纪骑士诗的滑稽模仿。伟大的滑稽诗文作者泰费洛·弗伦哥有意地采取了这种讽刺的体裁。他托名利墨尔诺·皮托科写成了《小奥兰多》这一篇滑稽诗，诗中骑士的豪侠仅仅是作为一群近代人物和近代观念的滑稽陪衬而出现。他又托名梅尔利奴斯·科加朱斯描写了他幻想中的流浪汉的旅行和探险（以同样的谐模精神）；这是半拉丁的六音步诗，虽然有当时熟悉的叙事诗的故作夸张之文（《混淆体诗集》）。从那以后，讽刺作品经常地而且常常是光辉地出现在意大利的诗坛上。
约在文艺复兴的中期，对于机智讽刺作了一次理论上的分析，而对它在上流社会里边的实际应用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个理论家是乔维诺·庞达诺。在他关于讲话的著作里边，特别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他试图用许多笑话或“滑稽故事”做比较来得出一个普遍的原则。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在他的《廷臣论》里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在有地位的人们中间运用机智。它的主要作用自然是用一些可笑的或优美的故事和谚语的复述使在场的人快活起来；相反地，拿个人来开玩笑是不应该给以鼓励的，理由是它使不幸的人们受到伤害，使加害于人的人洋洋自得，而且会结怨于权门贵族和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即使在复述的时候，也建议那位复述的绅士要尽量少用表演式的动作。他接着收集了大量的俏皮话和嘲讽的语言，并按照它们的种类把它们系统地排列起来，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供引用，而且是为未来的滑稽家提供典范；其中有一些是很优美的。约在二十年以后，乔万尼·德拉·卡萨在他的交际指南中的主张是更严格和更谨慎的；至于后果，他希望从笑话和诙谐中完全取消那种制胜他人的愿望。他是那时早晚必定出现的一种反倾向的先驱。
事实上，意大利已经成了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和它同样的学校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即使是在法兰西的伏尔泰时代也找不到。伏尔泰和他的同伴们，无疑地并不缺少这种否定精神；但在十八世纪，哪里去找大批适合于嘲讽的人物呢，那些无数的高度地和典型地发展了的人物，各种有名的人物，政治家、教士、发明家和发现者，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当时全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现机会；这一群人是存在于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当时的一般文化曾经同时培养出一伙恶毒又无能的机智嘲讽者，生来就是批评家和奚落人的人，他们的妒忌要求有上百嘲讽对象。于所有这些之外，还有名人自己中间的互相嫉视。在这类事情上边，声名狼藉地带了头的是那些文人，如费莱佛、波吉奥、洛伦佐·瓦拉之流，而十五世纪的艺术家们却是生活在彼此之间的和平和友好的竞争中的。艺术史可以注意这个事实。
佛罗伦萨这个巨大的声誉市场，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这一点上是走在其他城市前边的。“目光锐利、口舌刻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的描写。对每件事和每个人都随便加以蔑视大概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马基雅维里在他的《曼陀罗华毒草》的有名的序言中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提到了道德力量显而易见地堕落成为一般说坏话的习惯，并威胁他的诽谤者，告诉他们说，他能够象他们一样地说出尖刻的语言来。次于佛罗伦萨的是教廷，它很久以来就是最刻薄最机智的嘲讽者的荟萃之区。波吉奥的《滑稽故事》是从教廷显贵们的谎言（bugiale）之所开始的；只要想起有那么多失望的猎取官职者、没有希望的竞争者和嫉忌受宠者的敌人，以及集聚在那里的悠闲放荡的教士们时，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罗马变成了既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讽刺的故乡，又是野蛮的嘲笑的策源地。如果再加上人民对于教士们的普遍的仇恨，和人们所熟悉的群众把任何恐怖事件都归罪于大人物的本能，结果就产生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丑闻。那些最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对于错误的和正确的攻击都一律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以漂亮而快活的夸示来保护自己。天性更敏感的人，一旦感到自己深深地卷入犯罪行为中和更深地陷入丑闻中时，就完全跌入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时间的前进，诽谤愈来愈普遍，而最严格的道德也一定会挑起恶意的攻击。关于那个伟大的教坛演说家，维特尔博的伊吉底奥修士，教皇列奥曾经因为他的功绩而任命他为枢机主教，他自己也在1527年的灾难中表明他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和一个勇敢的僧侣。但乔维奥却告诉我们，伊吉底奥用一种湿草的烟和同一类的其他方法来保持他那苦行的苍白面色。乔维奥在这些事情上成了真正的教廷官员了。他一般地以叙述他的故事开始，然后加上去说他并不相信它，而在最后暗示说这里边也许有些道理。不过，罗马人嘲笑的真正的替罪羊却是那位虔诚有德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大家好象一致同意只看他那可笑的一面。阿德里安曾经轻蔑地把拉奥孔恩群像叫作“古人的偶像”，曾经关闭到贝尔维德尔望亭去的大门，曾经使拉斐尔的作品未能完成，曾经从教廷中放逐出去诗人和演员；人们甚至怕他会把古代的雕像烧成石灰用来建筑圣彼得新教堂。他从一开始就和可怕的弗兰切斯科·贝尔尼闹翻，他威胁着要把那讽刺作家们而不是如人们所说的，把巴斯奇诺的雕像投掷在台伯河里。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就是反对教皇阿德里安的有名的《加比托洛》，这并不完全是由怨恨激起的，而是由于对于这个可笑的荷兰蛮人的轻蔑；对于选举他的那些枢机主教则进行了最凶恶的威胁。当时在罗马流行的瘟疫病也归罪于他；贝尔尼等人以近代文艺小品作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手法来描写教皇的左右——支配他的那些德意志人。枢机主教托尔托萨委托保罗·乔维奥所写的应该是一部歌功颂德的颂辞，但对于任何一个会从字里行间读文章的人来说却是一篇前所未有的讽刺作品。它听起来是可笑的——至少对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如此——如说阿德里安怎样到萨拉戈萨的教士会那里请求圣兰伯尔特的下颚骨；那些虔诚的西班牙人怎样把他装扮起来直到他看来“象一个真正的衣冠楚楚的教皇”；他在一个混乱和粗俗的仪仗队中从奥斯蒂亚来到罗马，计划着要烧毁或沉溺巴斯奇诺雕像；一听说用饭的时间已到，他就突然把最重要的事情搁下不管；以及最后，在他的不幸的统治结尾的时候，他由于喝啤酒过多而死去，因此，他的医生的房子被半夜纵酒的人挂上了花环并饰以题词：“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献于祖国的拯救者。”诚然，乔维奥曾经在普遍没收公款中失掉了他的钱，并且仅仅从补偿的办法中得到一笔圣俸。这还因为他“非诗人”，也就是说，非异教徒。但阿德里安却被宣告为应该是最后一个伟大牺牲者。在1527年罗马陷入大灾难以后，诽谤中伤显然随着私生活的无限败坏而衰落了。
但是，当诽谤仍在流行的时候，皮埃特罗·阿雷提诺主要在罗马发展成一个近代最大的讽刺家。研究一下他的生活和性格，就可以免掉我们对于属于他一类而不甚出名的那些人物都予以注意的麻烦了。
我们了解他，主要是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1527－1557年），这一期间他是在他的唯一可能的避难所威尼斯度过的。从那时起，他使所有在意大利的有名人物都处于受围攻的状态，而那些需要或者害怕他那笔锋的外国君主们都向他送来礼物。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同时都给他以津贴，双方都希望阿雷提诺给对方以一些损害。阿雷提诺对他们双方都加以奉承，但自然和查理的关系更密切，因为他一直是意大利的主人。在这位皇帝于1535年在突尼斯胜利以后，这种谄媚的口吻变成了最可笑的崇拜。在谈到这一点时，必须不要忘记阿雷提诺经常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查理将帮助他获得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作为一个西班牙的代理人，他可能享受着特殊的保护，因为他的发言或者沉默不语的态度能够对于较小的意大利宫廷和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他假装着由于他对教廷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十分轻视教廷·而真正的理由则是因罗马既不能也不愿再继续给他钱了。他是很聪明的，所以对于保护他的威尼斯并不加以攻击。他和大人物的其他关系仅仅是一种乞求和卑鄙的敲诈。
阿雷提诺首先提供了为这类目的而滥行发表文章的重大先例。比他早一百年的波吉奥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所交换的那些论战的文章，其口气和目的上正是同样恶劣，但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一种私人之间的传阅而写的。阿雷提诺从完全公开发表上获得了他的一切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他的信件和各种杂文是在相当广泛的公众之间已经流传了之后，按期付印的。
和十八世纪的尖刻辛辣的作家们相比，阿雷提诺的有利条件是他不受原则之累，既不受自由主义、博爱主义或任何其他道德之累，甚至也不受科学之累；他的全部货色只有一句有名的格言，“直言招恨”。因此，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处在伏尔泰的作伪的地位，以至于象他那样不得不否认《处女》系他所写，并一生都隐匿他是其他作品的作者的身份。阿雷提诺在他的一切著作上都署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公然以他那臭名远扬的《论术》一书为光荣。他的文学天才，他的清新而才气焕发的风格，他对于人和事物的多方面的观察，将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一个可观的作家，虽然他缺少孕育一部真正艺术作品，如一部真正动人的喜剧那样的力量。无论他的攻评是非常粗暴还是非常文雅，它们都同样具有一种滑稽的机智，它的美妙程度有时并不亚于拉伯雷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这样的目的和手段，来动手攻击或陷害他的牺牲品。当这个被蹂躏了的城市的哭声上闻于教皇克莱门七世被囚于内的圣安吉洛的城堡时，他请求克莱门七世不要埋怨，不要报复，而要宽恕时，所用的语调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猴子的嘲笑语调。有时候，当他不得不放弃一切获得馈赠的希望时，他的愤怒就迸发为一种野蛮的咆哮，他在《加比托洛》里对待萨勒尔诺王子就是这样，因为王子在津贴他一个时期之后拒绝再继续津贴他了。另一方面，帕尔马大公，残暴的彼埃路吉·法尔纳斯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因为这位先生大概已经完全放弃了获得令名的兴趣，所以也就不容易引起他的任何烦恼；阿雷提诺曾经拿他的面貌同一个警察、一个磨坊主和一个面包师的面貌相比来试图达到惹恼他的目的。阿雷提诺的那一幅乞讨的可怜相，如在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加比托洛》中所表现的，是最可笑的；但这些由恐吓和阿谀构成的文章和诗篇，尽管他们里边的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却使人读起来仍不能不深感憎恶。象他在1545年11月写给米开朗琪罗的那一封信就全然是属于这一类的。虽然他对“最后的审判”表示称赞，但他同时却攻击他不信宗教；猥亵和在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继承人那里偷盗，并在带有和解口气的附言里边加上一句说：“我只是要向你表明，如果你是‘神圣的’，我也不是‘不值钱的’”。阿雷提诺非常强调——或者是由于狂妄或者是由于讽刺有名的人物的方式——他自己应该被称为神圣的，如同他的一个阿谀者已经开始这么称颂他；他自然也获得了个人的盛名，所以他在阿利佐的那间屋子被当作是当地的名胜之一。的确，他曾经有多少个月在威尼斯足不出户，害怕碰到象小斯特罗齐那样被激怒了的佛罗伦萨人。但他也难逃他的敌人的棍棒和刀剑，虽然他们并没有象贝尔尼在一篇有名的十四行诗里所预言的那样把他致于死命。阿雷提诺以中风病死在自己家里。
他在阿谀奉承的方式上的区别对待是值得注意的：对于非意大利人，他是非常讨厌的；对于象佛罗伦萨的柯西莫大公那样的人物他就另眼相看了。他赞扬这位当时还年轻的君主的美貌，这位君主也确实很不同一般，和奥古斯都很相像；他赞扬他的道德品质，并拐湾抹角地提到柯西莫的母亲，马利亚·萨尔维亚提在财政方面的活动，结尾是困难时期的乞求哀声等等。当柯西莫津贴他的时候——最后达到每年一百六十个金币，根据他平素的吝啬，他能这样做就是很大方的了——他无疑地是看到了阿雷提诺作为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危险性质。阿雷提诺能够嘲笑和诽谤柯西莫并在同时威胁佛罗伦萨的代表，说他将使大公立刻撤他的职；而如果这个美第奇君主最后认为他自己被查理五世看穿，他自然不用操心阿雷提诺那些反对他的笑话和诗歌是否在皇帝的宫廷中流传了。一篇措词奇怪的阿谀作品是写给声名狼藉的马里尼亚纳诸侯爵的，这位侯爵作为慕索的城主（见本书第44页）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阿雷提诺在感谢他赠给一百个银币的同时写道：“您具有一个君主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如果不是在整个事业的开始时那些必不可免的暴行使您显得有点粗野（严厉）的话。”
人们常常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情是：阿雷提诺只诽谤这个世界而不诽谤上帝。一个象他那样生活过来的人，宗教信仰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情；他为了他自己而写的那些垂训后人的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他凭什么应该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他不是一个教授或理论思想家或作家；而他也不能用威胁或者阿谀从上帝那里诈得金钱，因之他也就永不会由于遭到拒绝而被激成为亵渎神明的人。象他那样的人是不找无谓的麻烦的。
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象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经历，这是意大利现代精神的一个良好征象。可是，历史的批判将永远认为阿雷提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