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
第一章 引言
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来从事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信心，也还不能因此就敢保证它们能得到识者的赞许。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的确，这个题目是如此地重要，甚至现在仍有必要对它做新的探讨，并且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有利的研究。与此同时，只要人们能耐心地倾听我们的意见并对本书作一个全面理解和评价，我们就很满足了。写文化史的一个最严重的困难就是为了无论如何要使人理解而必须把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的，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我们以前曾有意写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的专著来弥补本书的缺陷，但这个意图我们仅仅能够实现一部分。
历代教皇与霍亨斯陶棻王朝之间的斗争使得意大利的政治情况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其他国家。在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封建制度因为非常有组织，所以在解体时，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在德意志，封建制度至少在表面上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统一；而在意大利此时则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十四世纪的皇帝们，即使是在最得志的时候，人们也不再承认和尊敬他们是封建君主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既存诸势力的可能的领袖和支柱；同时，教皇政权及其傀儡与同盟，虽然有充分力量阻碍国家未来的统一，然而它本身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种统一。在这二者之间，有许多政治单位——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其中一部分历史较久，一部分是新兴的，而它们都只是依靠着它们的实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发见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随心所欲，常常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哪里只要这种邪恶的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补救，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生活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在共和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边表现了出来，并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内部组织和外交政策。以下我们仅就暴君专制国家所体现的那种更为完全和更为明确的国家类型来加以考察。
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帝国经过弗里德利希二世改革之后，为暴君统治下的国家的内部情况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近似的写照。在邻邦萨拉森人的叛乱和危险中成长起来的弗里德利希是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个近代型的统治者。他很早就养成了在判断和行动上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事务的习惯。他对于萨拉森国家的内部状况和治理情形有深刻的认识，他同教皇所进行的生死斗争迫使他和他的敌手一样，不能不拿出他所有的全副力量来应付。弗里德利希的措施（特别是在1231年以后），目的在于彻底地摧毁封建国家，把人民变成为缺乏意志，没有抵抗能力，而极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广大群众。他以西方国家未之前闻的方式，以规定由他并未加以废除的封建法庭向帝国法官起诉的权利来实行整个司法和行政的中央集权。从此以后，没有一官半职可以由人民选举来充任，违则严惩不贷，地区要遭到蹂躏，居民要遭受奴役。他实行了国内税收制度；税收是根据综合的估定，并按照伊斯兰教国的惯例来摊派的；征税的方法十分残酷而恼人，如果没有这些方法，要想从东方人那里得到任何金钱的确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人民，而仅仅是一大群唯命是从的百姓；例如，不经特别许可不准和外国人通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准他们到国外去留学。那不勒斯大学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所限制研究自由的学校，而东方各国，在这些方面无论如何是不限制它的青年的。弗里德利希模仿伊斯兰教国的统洽者，在地中海各地进行贸易以逐利，把许多商品垄断在自己手中，并想尽方法限制臣民的商业。那些法提玛朝的哈利发们尽管对秘教有种种怀疑，但至少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对于他们人民的不同信仰还是容忍的；而弗里德利希却反是，他靠宗教裁判来完成他的统治制度。当我们想到他以迫害异教徒为名，而实行迫害自由城市生活的代表人物时，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到这种宗教裁判的应予谴责。最后，国内警察和对外作战的军队的核心是由从西西里移到诺切拉和卢切拉的萨拉森人组织起来的；这些人根本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教会的禁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他的臣民因为长期不习武备，所以只有束手坐视曼弗雷的灭亡，坐视政权被安茹的查理夺取而不救。安茹朝的查理继续采用了这个地发现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政治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最特殊的篡夺者，即他的代理人，埃兹利诺·达·罗曼诺驸马。他并不是某种政治制度或治理方式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全部活动不过是在北意大利东部进行无益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但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典型人物来看，他对于将来的重要性却并不减于他的保护者弗里德利希皇帝。在中世纪，前此所发生的一切征服和篡夺，不是以真正的或伪托的继承权等类理由为借口，就是以反对不信宗教和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口实。这里，他却第一次地公开使用大规模的谋杀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来建立王位，总而言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后继者，连凯撒·波几亚也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的犯罪之大相比拟；不过，先例一开就会有人效尤，所以他的灭亡并没有在许多国家中间恢复正气，而后来的篡夺者也并没有引为鉴戒。
生逢弗里德利希时代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只是徒劳地创立了君主立宪的学说，主张君主应该得到自己任命的上议院和人民选举的下议院的支持，他枉自主张给人民以革命的权利。这些学说不能在讲堂外边得到反响，而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却落得成为意大利十三世纪时非凡的伟大政治人物而名垂后世。他们那种已经成为半传说中的人物性格构成了《古代故事百篇》的最重要的题材；这部书的原稿无疑是在这一个世纪里写成的。在这些故事里边，弗里德利希已经被表现为有权来随意处理臣民的财产，并以他的人格的力量对于一切人，甚至对于罪犯都发生有深远影响的人物。而故事中谈起埃兹利诺时则由于他留给人的无所不能的印象使人凛然生畏。他成了从目击者的编年史记载到以后诗人半神话式悲剧创作的全部作品的中心人物。
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灭亡以后，立即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暴君。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一般都是以吉伯林派的领袖身份出现的，但时代和处境却如此不同，因而不能不使我们就此认识到一条高出一切的普遍的势所必然的规律。他们所用的手段是过去党争中司空见惯的，即放逐或消灭敌人及其家庭的手段。
第二章 十四世纪的暴君专制
十四世纪的大小暴君专制充分证明，象这样的事例在这一世纪犹未消灭。它们的恶行十分昭著，历史家曾经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并为此目的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它们比那纯属历史故事的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还更大。
由于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象不到的手段，加上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所掌握的洽理要诀是尽可能地把征税的范围固定在原有的或者他最初所规定的项目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过估定税额的土地税，一定种类的消费品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以及统治家族的私有财产。唯一增加税收的可能要靠商业发达和普遍的繁荣发展。象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城市里的公债在这里是没有的；只要公众的信用不至于受到动摇，有周密计划的没收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可取筹款方法——例如用罢免和夺取财政监督官财产的地道的东方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从这笔收入中支出小朝廷的费用，卫士和雇佣兵、公共建筑工程，以及侍奉在君主个人左右的弄臣和才人的费用。暴君统治的不合法使暴君陷于孤立并经常处在危险的包围之中；他所能结成的最光荣的同盟就是和聪明才智之士交往而不考虑其出身如何。十三世纪北方君主的豪爽大方只限于对待那些武士和侍从左右歌功颂德的贵族。意大利的暴君却与此不同。他渴求声誉和热中于不朽的事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的确，他感到自己几乎有了一个新的合法的根据。
在这一方面最出名的是维罗纳的统治者斯卡拉。他的宫廷所接待的著名亡命者中间有全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人学士并非不感恩戴德。佩脱拉克曾经访谒这些人的宫廷并且曾因此而遭到严厉的谴责；他描写出了十四世纪的一个君主的典型的形象。他对他的保护人，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极大的希望，但采取的方式是表示认为君主是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您必须做您臣民的父亲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必须爱他们如您自己的儿女，如您自己的手足。武器、卫士、军队，可用来对付敌人——对于您的臣民，善意就足够了。我所说的人民自然是指那些热爱现存制度的人说的；那些每天都希望变革的人们是反叛者和叛徒，对于他们要用严峻的法律加以制裁。”
文章接着详细地叙述了纯属近代关于国家的无限权力的想象。国君应该完全不依靠廷臣而能同时简朴地治理好国家。他将亲自掌管一切事情，维持和恢复教堂和公共建筑，保持城市警察，疏导沼泽，监督酒类和谷物的供应。他将实行严厉的法律，摊派捐税时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收税的必要和君主的不得不伸手向人民要钱的苦衷。帮助那些疾病无告之辈，给予那些著名学者以保护和接待，这些人关系到他今后久远的声名。
尽管当时这种政治制度可能有许多较光明的方面和个别统治者有许多优点，但十四世纪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暴君专制的政权大多数是短促而靠不住的。这样一些政治机构，其安全的程度自然是与他们立国的领土面积的大小成正比例的，所以，较大的城市国家经常想要吞并那些较小的国家。当时，单是牺牲在维斯康提家族手中的就有上百个这种小君主。由于这种外部的危险，也就不断发生内部的骚乱，这种处境对于统治者的性格一般地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掌握绝对的权力，沉溺于奢靡和放纵自私、有遭受敌人和谋叛者方面攻击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把他变成了最坏的名实相符的暴君。如果他能信任他最近的亲属那就好了。但在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情形之下，无论是君位的接替或统治者的财产的分配，都不可能有正规的继承法律；所以，如遇继承人能力薄弱或者是一个未成年的人，为了家族本身的利益就不免要由一个比较具有坚强性格的伯叔或从兄弟来取而代之。庶出子的承认或驱逐成了斗争的根源。结果这些家族大多数就为一群互相不满和互相仇视的亲族所困扰。这种情况不断地引起叛乱的爆发和酿成可怕的家庭流血的惨剧。有时，觊觎王位的人在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如在加达湖上以打鱼为生的维斯康提家族的废主，即曾以冷静耐心的态度观察着当时的局势。当他的敌手的使者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和怎样再回到米兰时，他回答说：“只有用和放逐我时所用的同样手段，才能使我回去，但必须等到他的罪恶超出我的罪恶的时候。”也有时，为了保全整个家族，暴君为他的亲属所弑，以平息他的暴行所引起的公愤。在少数的情形下、统治权掌握在整个家族手中，或者至少统治者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财产和权势的分配也时常引起激烈的争哄。
这整个政治制度引起了当时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即使暴君是为了使人民有更深的印象，而不是为了渴望满足自己的虚荣，他的炫耀夸示的排场也引起了他们最尖锐的嘲讽。一个冒险家如果落到他们手中就要倒霉，如比萨-跃崛起的阿盖罗总督（1364年），他常常手持金王杖出游，并在他住房的窗口出现，象“圣骨被供陈一样”，偃卧在锦衾绣榻之上，由膝行的侍从把他当作教皇或皇帝一样地侍奉。但是佛罗伦萨的老作家们却往往用一种高傲严肃的口气来谈这个问题。但丁看出了显示新国君野心的那些鄙俗与平凡的东西，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描绘：“他们的号角和钟铃，他们的喇叭和长笛有些什么意义呢，不过是报告‘一个绞刑吏来了，一群兀鹰来了’而已！”人民心目中所描绘的暴君的城堡是一所高耸的孤零零的建筑物，里边充满了地牢和偷听管，是一切残酷暴虐和悲惨痛苦的根源。凡是为暴君服务的人都被警告要遭到不幸，而暴君自己最后也甚至于成为一个可怜的对象：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切善良而诚实的人们的仇敌；他不能信任任何人，并且可以在臣民的脸上看到大家都在盼望他的灭亡。“随着暴君专制的兴起，发展和巩固，其中也就开始滋长着必给它们带来解体和灭亡的潜伏因素。”但我们还没有谈到人们对于这些暴君不满的最深刻的原因；佛罗伦萨在当时是人类的个性发展得最为丰富多采的地方，而那些暴君们却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最亲信的人们的个性以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个性存在和发展。他们对于个人实行最有力的控制，甚至于建立了护照制度。
许多暴君迷信占星术和不信宗教，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目中，给这种被上帝舍弃了的可怕的生活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当卡拉拉家族的最后一个君主不能再保卫为瘟疫所袭击的帕多瓦的城墙和城门，而被威尼斯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时，守卫的士兵们听他在向魔鬼喊叫，要魔鬼“来杀死他”。
十四世纪的最完全的和最富于启示性的暴君专制的典型，毫无问题地是从乔万尼大主教去世（1354）以后米兰维斯康提家族的专制。这个家族的贝尔那搏和罗马最坏的皇帝相像是没有疑问的；他狩猎野猪竟成了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谁要是妨碍了这种狩猎，就要受到酷刑致死；战战兢兢的人民被迫饲养五千头猪犬，并对于它们的健康和安全负绝对的责任。他想尽办法横征暴敛；他的七个女儿每人得到十万金币的妆奁并收集了大量的珠宝。在他的妻子死的时候（1384年），他发布“告臣民书”，要他们象过去共欢乐一样地同申哀悼，并服丧一年。1385年他的侄子吉安加利佐对他发动奇袭，使他一举就擒。这一著名的阴谋事件甚至使后代的历史家们都不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并且最清楚地说明了吉安加利佐的特性。吉安加利佐由于信教和热爱学问为亲属所轻视，他决心复仇，并以参拜圣地为借口，离开了米兰城，在路上攻击他的毫无戒心的叔父，俘获了他，率领一支武装部队回师攻入城内，夺取了政权，并任凭人们大肆掠夺贝尔那博的宫殿。
大多数暴君所共有的好大喜功的欲望最大规模地表现在吉安加利佐的身上。他用三十万金币的代价从事修筑巨大的沟渠，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把明乔河水引离曼图亚，把布莱塔河水引离帕多瓦，借此使这两个城市陷于无防卫状态。实在说来，他也很可能想放干威尼斯的湖水。他修建了一切修道院中最辉煌的帕维亚的切尔托莎修道院，以及“雄伟壮丽，冠绝基督教界一切教堂的”米兰大教堂。他父亲加利佐开始建筑而在他手内完成的帕维亚宫殿大概是欧洲王宫中最宏伟的宫室；他把他有名的藏书和收藏的大批圣贤遗物移置该处，他对于这些遗物有着特别的信仰。温切斯劳斯国王封他为大公（1395年），当他在1402年患病和逝世的时候，还念念不能忘情于意大利王国或那顶帝王的冠冕。据说他的整个国土一年的收入，除了正规的贡赋一百二十万金币外，还有不下于八十万金币的特别补助收入。在他死后，他用各种暴力统一起来的领土四分五裂；有一个时期，他的继承者甚至于要维持原来的统治核心都有困难。他的儿子乔万尼·马利亚（死于1412年）和菲利波·马利亚（死于1417年）如果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接受其他传统将会变作什么样的人是很难说的；但作为他们这个家族的后嗣，他们就继承了历代相传和积累的残酷而怯懦的可怕资产。
乔万尼·马利亚也以他的狗出名，但它们却不再被用来打猎而是用来撕毁人体。它们的名字和罗马皇帝瓦伦廷尼安一世的熊一样，都—一流传了下来。当1409年5月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饥饿的小民在街上向他喊叫：和平；和平；他派出雇佣兵去镇压，结果有二百人被杀死。人们被禁止说“和平”和“战争”二字，违者处以绞刑，并命令僧侣们唱“赐给我们安宁”以代替原文“赐给我们和平”最后，一群密谋者利用这个疯狂的统治者的主要雇佣兵队长法西诺·凯内在帕维亚患病的机会，在米兰的圣哥达多礼拜堂里杀死了乔万尼·马利亚。在同一天，垂死的法西诺命令他的部下宣誓支持继位的菲利波·马利亚，同时他还亲自劝告他的妻子嫁给菲利波·马利亚。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第·丹达听从了他的意见。关于菲利波·马利亚，以后再谈。
在象这样的时期里，柯拉·第·利恩济梦想要凭着不可靠的罗马居民的软弱无力的热情来建立一个拥有意大利全土的新国家。他和我们已经描绘过的那些统治者相比，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被蒙骗的痴人而已。
第三章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
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表现出它的性质已有所变化。许多不太重要的和少数较大的暴君如斯卡拉和卡拉拉等都已经消逝；同时，由于征服别人而强大起来的较有势力的暴君们却使他们的制度各有特殊的发展。例如，那不勒斯就从新的阿拉贡王朝那里得到了新的强大的动力。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许多雇佣兵队长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王朝，人们不管传统的评价而只注意事实和事物的真正利害关系。才干和大胆极受重视。那些小暴君们为了得到可靠的支持，开始为较大的国家服务，他们自己成了雇佣兵队长，而他们效劳所得的报酬，即使不是领土的增加，也是金钱和可以实行虐政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一切暴君，无论大小，必须加倍努力，必须特别谨慎行事和工于心计，必须学会避免使用大规模的野蛮手段，因为舆论所能容许的只是那种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不得不有的过错，公正的旁观者对于这种过错自然是不加责备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用来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种半宗教的忠诚的痕迹；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似的，是个人的声望。才能和心机是获得飞黄腾达的唯一手段。象大胆查理那样的性格，在热中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目的中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情。
瑞士人不过是些农民，如果把他们都杀了，对于有可能阵亡的勃艮第贵族们也不见得是一种补偿。如果勃艮第大公不经过斗争而占领了整个瑞士，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增五千金币。”查理性格上的中世纪特征，他的骑士抱负和理想，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很久就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南方的外交家们看到查理敲打他的军官，可是还让他们继续为他服役，看到他虐待他的军队，由于打败仗而惩罚他们，然后又在这同一军队的面前责备他的参议官时，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完了。另一方面，路易十一，虽然他的政策高出于意大利君主们所实行的那一套，并且公然以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崇拜者自居，但在文化教养各个方面较之这些统治者还相差很远。
美德与恶行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诸国家中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统治者的个性是如此地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往往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并代表着那一时代的情况和需要，因之要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暴君专制制度的基础过去是，而且仍然是不合法的，没有东西能够消除它所带来的灾祸。皇帝的批准和授爵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人民对于暴君或是从外国某处买来或是从某些过境的陌生人手里买来一张羊皮纸文书这一事实是并不重视的。他们不加分析地按照常识这样推论说：如果皇帝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就根本不会让暴君兴起。自查理四世的远征罗马以来，皇帝们在意大利除了批准那些没有靠他们的帮助而兴起的暴君政权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除了凭一纸皇帝诏书所能给予的那些东西外，不能给与暴君专制以任何其他实际权威。查理在意大利的整个行为是一幕可耻的政治喜剧。马提奥·维兰尼叙述查理怎样在维斯康提家族护卫下周游他们的辖区和最后被护送出境，叙述他怎样象一个小贩到各处出卖地的货物（君主特权等等）来换钱；他在罗马的表现是多么丑恶，以及怎样在最后连刀都没有出鞘就带着装满了金银的箱子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他的国内。仍然向往过去的伟大光荣的热情的爱国者和诗人，对于他的来到意大利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只是到后来，这种希望才由于他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行为而消散了。佩脱拉克曾经屡次写信给这个皇帝，鼓励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恢复罗马过去的光荣和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帝国；现在，这个皇帝终于来了，但并没注意这些远大的计划，可是佩脱拉克仍然希望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孜孜不倦地从口头上和书面上力图以此来打动皇帝；但最后当他看到查理屈服于教皇，给皇帝的威权带来了耻辱时，他终于不能不怀着厌恶的心情离他而去。而西吉斯蒙多在1414年的第一次来到意大利时，最少是抱着劝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他的宗教会议的好意的。在这一次旅行当中，当教皇和皇帝站在克雷莫纳的高塔上眺望伦巴第的全景时，他们的东道主，加比诺·丰多洛暴君曾经想把他们两个人都从高塔上推下。在西吉斯蒙多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时，他仅仅是一个冒险家，除了授给贝卡德里以诗人的桂冠外，一点也不能证明他有什么皇帝的特权。有半年以上，他一直在锡耶纳闭门不出，象一个债务者被关闭在监狱里一样，直到后期经过周折才在罗马举行了加冕礼。再想一想弗里德利希三世又能怎么样呢？他到意大利来好象是在作假期旅行或漫游；供给他费用的那些人是为了要他确认他们的特权或者为了满足他们曾经招待过皇帝的虚荣。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就是后一种例子，他曾经为了获得皇帝访问的光荣而付出十五万金币。弗里德利希第二次从罗马回来的时候（1469年），在费拉拉一整天没离开屋子，颁发了不下于八十个爵位，他授封了骑士、伯爵、博士、公证人——伯爵分有不同等级，如宫廷伯爵、有权授封博士到五人的伯爵、有权给私生子以合法地位的伯爵，有权派定公证人的伯爵等等。可是，当时的掌玺官希望从这些封赠中得到一些报酬，而这在费拉拉被认为是过多了。博尔索也在他的帝室保护人给所有小朝廷分封爵位和令状的同时被册封为摩德纳和勒佐大公，但他每年必须缴纳四千金币作为谢礼。博尔索对于此事有何意见不见记载。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言人，人文主义者，对于此事随着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而有不同的意见，其中有几个人以首都罗马诗人们的照例的歌颂对皇帝表示欢迎。波吉奥曾经坦白地说，他不知道加冕有什么意义；在古代，只有打了胜仗的大将军才被加冕，而在那时是用桂冠来给他加冕的。
随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即位，不仅开始了外国的一般干涉而且也开始了对于意大利的新的帝国政策。它的第一步——授封洛多维科·摩罗为米兰大公和排除掉他的不幸的侄子——就不是一个效果良好的措施。按照近代干涉的理论，当双方相持不下，使国家陷于分裂的时候，第三者可以插手进来从中取利，帝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的；但公理和正义却被抛弃在一边了。当路易十二将要到热那亚时（1502年），帝国之鹰从公爵的宫殿上被取下而代之以彩绘的百合花徽，历史家塞纳雷加问道：经过多少次变乱而保存下来的鹰徽到底有什么意义，帝国对于热那亚到底有什么权利。除了“热那亚是帝国的账房”这句老话外，没有人再知道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在意大利没有人能对于任何这样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当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帝国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借用西班牙的力量实现帝国的权利，但人所共知的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西班牙的君主国而不是对于帝国有利。
与十五世纪各朝代政治上的不合法有密切关系的是社会上对于嫡系继承的不加重视，而这在外国人——例如科米斯——看来尤为显著。这二者自然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的国家，象勃艮第，没有给庶出的后裔以有明显附属意义的封地，如主教管区之类；在葡萄牙，一个没有合法地位的世系只能以不断的兢兢业业的努力来保持住王位；与此相反，在意大利即使是在直系子嗣中，也没有一个王室的家族是不容许私生子存在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世系君主就是属于庶出的世系，而阿拉贡主王国本身落到了阿尔方索一世的兄弟的身上。乌尔比诺的大弗里德利希也许根本就不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后代。教皇庇护二世在去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途中，受到伊斯特家族的八个私生子在费拉拉并辔出迎，其中有在位的博尔索大公本人及其庶出兄弟前任大公利奥纳洛的两个庶子。利奥纳洛曾经有一个明文正娶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一世和一个非洲女人的私生女。在合法的子女未成年，和发生安危存亡的紧急关头，私生子往往得继承君位，而年长者的继承统治就获承认而不再计及出身的嫡庶了。个人的才具、身价和能力比当时在西方其他各地通行的一切法律和习惯都更为重要。的确，这是一个教皇的儿子们建立王朝的时代。在十六世纪，由于外来思想和当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整个问题才受到了更严格的考虑。瓦尔奇发现：嫡出子的继承是“理智所判定的，从来就是上帝的意旨”。美第奇家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认为他应该做佛罗伦萨的君主，因为他也许是一个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并且无论如何是一个贵族淑女的儿子，而不是象阿利桑德罗大公，是一个使女的儿子。现时开始的对贵人娶贱女为妻不得有继承权的恋爱婚姻的看法，在十五世纪，无论从政治的或道德的理由来看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在十五世纪中，最高的和最受赞扬的不合法形式是由雇佣兵队长提供的。一个雇佣兵队长，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以取得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的地位。实际说来，诺曼人在十一世纪占领南意大利就是属于这一性质。那时这一类企图开始把这个半岛投入到经常的纷扰之中。
一个雇佣兵队长在他的主人由于缺少金钱或者军队而给他做了这种准备时，即使不用篡夺也有可能取得一个地方的君主的身分。在任何情形下，即使雇佣兵队长暂时解散了他的大部分军队，他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建立他的冬营并储藏他的军需给养等物品。第一个这样得到封地的队长是约翰·霍克伍德，教皇格雷戈里十一世曾经给他以巴尼亚那卡瓦洛和科蒂尼约拉地方的君主身分。当意大利的军队和领袖们与阿伯利哥·达·巴比亚诺一起登场时，建成一个国家或者扩大一个已经得到的国土的机会就更多。在吉安加利佐死后（1402年），米兰公园头一次发生了这种重大的疯狂的军事暴乱。他的两个儿子的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消灭雇佣兵队长们所建立的新专制政权；而维斯康提家族从最大的雇佣兵队长法西诺那里继承了很多的城市和四十万金币，不消说还有寡妇比阿特丽斯·第·丹达所带来的她的前夫的兵士。从那时以后，十五世纪所特有的统治政权和它们的雇佣兵队长之间的彻头彻尾的不道德的关系越来越普遍了。一个老的似真似假，或有或无的故事对此有如下的描绘：某城市（似乎说的是锡耶纳）的市民们有一个为他们服役的军官曾从外国人的侵略中把他们解放出来。这些市民每天商议怎样酬报他，结论是，他们的能力太小，即使立他为那个城市的君主，也都不足以酬报他的大恩。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让我们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当作我们的保护圣徒来崇拜吧！”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按照罗马元老院处理罗慕路斯的先例。事实上，雇佣兵队长们对他们的主人极其畏惧是有理由的：如果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就成了危险人物，就会象罗伯托·马拉泰斯达一样，给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打完了胜仗就被处死（1482）；如果他们打了败仗，威尼斯人对于卡马尼约拉的复仇就说明了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1432年）。最能表明这种处境的精神状态的就是雇佣兵队长常常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献出来作为人质，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不能感到或者引起人家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必须是十分克己的英雄，有象贝利撒留将军那样的性格，不为仇恨和怨毒所苦恼；只有最完美的品质才能使他们免于变成罪大恶极的人。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蔑视一切神圣的东西，对他们的同胞——那些不关心他们会不会被教会禁令处死的人——残酷而狡诈，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同时，由于这种形势的逼迫，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天才和能力得到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度的发展，并使他们赢得了部下的忠诚和爱戴。他们的军队也是近代历史上最早以领袖的个人威信为唯一动力的军队。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当他需要的时候，他能从他所共事的每一个人那里得到无限的忠诚并加以利用，并不因为对他的出身有什么成见而受影响；曾经不止一次地，他的敌人望风归降，向他脱帽致敬，表示欢迎，尊敬他为“一切军人之公父”。从斯福查的历史一开始，我们似乎就能看到斯福查家族有这种特别的兴趣，即它追求王冠的努力。这个家族的幸运的基础建立在它的家族成员的众多上，弗兰切斯科的父亲亚科波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有兄弟姊妹二十人都是在法恩扎附近的科蒂尼约拉地方被胡乱地扶养大的。他们处在他们的家族和帕索利尼家族之间在罗马尼约尔的没完没了的“族间仇杀”的危险之中，全家的住处简直是一个军械库和要塞，母亲和女儿们都和家中男子一样地好战。亚科波在十三岁的时候，逃到班尼加尔的教皇雇佣兵队长博尔德利诺那里。博尔德利诺这个人死后还在继续统帅他的军队；涂有香膏的遗体停在飘着旗帜的营帐中，从那里以他的名义发出命令，直至最后找到一个合适的领袖来接替他时为止。当亚科波最后在为不同的雇佣兵队长服务中获得声誉时，他把他的亲属找到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如同一个君主从人数众多的朝代那里所能得到的同样多的好处。当他被俘在那不勒斯的乌奥沃城堡里作阶下囚时，他的亲属维持住了他的军队免于溃散；他的妹妹亲手拘捕王使，加以囚禁，并以这种报复手段挽救了他的生命。亚科波在金钱问题上信用卓著，说明他志不在小；所以甚至在他失败的时候，他都能从银行家那里得到贷款。他经常禁止他的军队骚扰农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毁坏或损害一个被征服了的城市。他为了不被王室的姻亲关系所拘束，使他的有名的情妇，即弗兰切斯科的母亲露西亚，和另外的人结婚。即使他的亲属的婚姻也都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来安排的。他对于他同时代人的邪恶放纵的生活避之唯恐不及。并教训他的儿子弗兰切斯科要遵守三条诫律：“不要玷污别人的妻子；不要责打部下，责打了，就要驱而远之；不要骑难驾驭的或脱落了蹄铁的马。”但他的力量的主要源泉还在于他即使不具有一个伟大将军的至少也具有一个伟大军人的品质。他的体格健壮，从各种锻炼中得到了发展；他的农民面貌和坦率的态度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经过多年之后还能记得部下的姓名、他们的马匹的数目和他们待遇的多寡。他受的纯粹是意大利的教育：有暇即研读历史并令人翻译了许多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以供参考。他的儿子，弗兰切斯科声誉尤高。从一开始，他就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由于他的光辉的统率才能和不厌欺诈，终于占领了伟大的米兰城（1447－1450年）。
他的榜样传扬开来了。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关于这个时代曾经写道：“在我们这喜好变革的意大利，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固的，古代的王朝已不存在，一个佣人可以很容易地当上国王。”特别是那个自称为“幸运儿”的尼科洛的儿子亚科波·皮奇尼诺，曾经引起全意大利的猜想。他是否也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室，是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比较大的国家显然是要对他的抬头加以阻挠的，就是弗兰切斯科·斯福查也认为那些自立为君的人最好不要再增加了。但是，例如，在皮奇尼诺想要做锡耶纳的君主时，被派去攻打他的军队和队长们却认为拥护他于他们有利。“如果他要整个地完了，我们将不能不回家种地去。”甚至把他包围在奥贝泰罗的肘候，他们还供给他给养，因而他光荣地脱离了困境。但最后受到了命运的袭击。当他（1465年）于访问米兰的斯福查之后，到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那里去的时候，全意大利都在猜测他的结果。尽管人们对他做了保证，尽管他和权贵有关系，他还是在乌奥沃城堡里被谋杀了。就是由于继承而得到领土的雇佣兵队长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是安全的。当罗伯特·马拉泰斯达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波洛尼亚，同一天逝世的时候（1482年），我们发现他们彼此互相委托对方照顾自己的国家。反对一群无所顾忌的人，怎么干都被认为是可以的。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在年青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富有的卡拉布里亚女继承人，蒙达多女伯爵，波丽森娜·露莎结过婚，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姑母毒死了她们母女二人，并且夺去了继承权。
自皮奇尼诺死后，由雇佣兵队长来建立新国家成了一件使人不能容忍的丑事。当时四个强大政权，那不勒斯、米兰、教皇政权和威尼斯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均势，不容许任何扰乱。在教皇属邦里，过去一部分是、或者曾经是雇佣兵队长的小僭主比比皆是，自教皇西克塔斯四世的时代以来就由教皇的侄子们独占了这些行当的权利。但当政治上一有发生危机的苗头时，那些际会风云的军人就又登上舞台了。在教皇英诺森八世的恶政之下，一个以前曾在劫艮第军队中服过役叫作博卡利诺的人几乎要投降土耳其军队并将其辖下的奥西莫镇拱手献给他们；幸而由于“豪华者”洛伦佐的干涉，他才愿意于得到一笔钱之后引军而去。1495年，当查理八世的战争把意大利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布雷西亚的雇佣兵队长维多韦罗试了一试他的力量。他已经夺取了切泽纳市镇并屠杀了很多贵族和市民；但城堡却坚持不屈，因而他被迫撤退。接着他又从另外一个恶棍，我们已经说过的罗伯托的儿子，威尼斯的雇佣兵队长，里米尼的潘多福·马拉泰斯达那里借到了一队人马，并率领着他们从拉文纳的大主教那里夺得了努奥佛城镇。威尼斯人恐怕他更为猖獗，一方面也是受教皇的催促，所以命令潘多福，利用一个机会“最善意地”把他的好朋友逮捕起来。潘多福“非常遗憾地”逮捕了他，接着又来了把他送到绞刑架上的命令。潘多福煞费苦心地在监狱里把他勒死然后陈尸于市。最后一个这种篡夺者的突出的例子是慕索的有名的卡斯特兰。他在帕维亚战争（1525年）以后米兰地区的混乱中，在科莫湖畔仓卒成立了一个王国。
第四章 小暴君
关于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一般地可以这样说，那就是在最小的国家里最常发生最大的罪恶。在这些国家里边，家族的人数是多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想过一种适合他们身分的生活，因此关于继承的争端是不可避免的。加米里诺的伯尔那多·瓦拉诺杀死了他的两个弟兄（1434年），希望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他的儿子们。哪儿要是有一个个别小城镇的君主能够以明智、温和、人道的政治以及热心学术文化事业著称，他通常要不是某一个大家族的一员就是在政治上依存于那个大家族。例如佩扎罗的国君，伟大的弗兰切斯科的兄弟，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的继父阿利桑德罗·斯福查（死于1473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行政管理上周详谨慎，在治理人民上公正谦虚，所以在许多年战乱之后，能享有一个时期的安定统治；他收集了名贵的图书，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于学术或宗教问题的研讨。和他属于同一类的人还有乔万尼第二，波洛尼亚的本蒂伏利奥（1462－1506年）；他的政策是由伊斯特和斯福查两个家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加米里诺的瓦拉诺、里米尼的马拉泰斯达、法恩扎的曼弗雷等家族中间，尤其是在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中间，我们却看到了残忍和血腥的统治。我们可以在格拉齐亚诺和马达拉佐的非凡的历史记载中，看到上述最后一个家族在十五世纪末的许多事件的鲜明写照。
有许多家族的统治从来也没有采取公开的暴君专制的形式，巴利奥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多少有些依靠它的巨大财富和在选择官吏上的实力来行使它的领导权。在这个家族的内部有一个人被承认为首领，但在不同各派系的成员中间却都隐怀着深深的嫉妒。和巴利奥家族敌对的是由奥地家族领导的另一个贵族党派。在1487年，这佩鲁贾变成了兵营，许多豪族大家的住宅里边挤满了勇士，暴乱事件日有发生。在一个被刺身死的德意志学生的葬礼上，两个学院的学生彼此以兵戎相见；有时各家族的勇士甚至在广场上对打起来。对商人和工人的嗟怨置若罔闻；教皇派来的长官和“亲族”闭口无言，或者抓住最早的机会逃走。最后奥地家族被迫放弃了佩鲁贾，于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在巴利奥家族绝对专制统治之下的被包围的要塞，他们甚至于把教堂当作兵营。反抗的密谋和偷袭都遭到残酷的报复；1491年，一百三十名冲入城内的谋叛者被杀害并被悬尸于市政厅前，事后在那个广场上建立了三十五个祭坛，举行了三天的弥撒和宗教游行为那个地方消除罪愆。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侄子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刺杀。被派遣来此地平息事端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侄子，被公然蔑视斥退。在这同时，统治家族的两个领袖，圭多和利都弗，都时常和一个享有圣洁之名和能显奇迹的多密尼克会修女，里埃蒂的科伦芭会见。她以将受到重大灾异的惩罚来劝令他们讲和修好，这自然是无效的。可是，编年史却顺便指出了在此恐怖统治时代佩鲁贾上流人士的虔诚和信仰。当1494年，查理八世率兵迫近时，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和扎营在阿西西城内及其附近的逃亡者进行了如此残酷的战争，以至这块盆地的每一间房子都被夷为平地。田园荒废，无人耕种，农民流为杀人越货的野人，蓬蒿满眼，狼鹿成群，遗尸遍地，野兽食人尸而肥，被吃的尸体名之为“基督徒肉”。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从那不勒斯还军的查理八世面前撤退（1495年）到翁布里亚的时候，他在佩鲁贾发现他这时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把巴利奥家族除掉。他建议圭多举行一个庆典或一个比赛会，或者其他类似的集会以便把整个家族聚在一起。但是圭多的意见认为“最动人的场面应该是把佩鲁贾的全部武装力量集合到一起而加以检阅”，于是教皇放弃了他的计划。不久以后，逃亡者进行了第二次攻击，但此次巴利奥家族却只有靠着个人的勇武取得了胜利。当时一个将满十八岁的小伙子，西蒙那多·巴利奥带着少数几个部下在广场上和数百敌人作战，身受二十余创，最后倒地，但当阿斯多利·巴利奥来援助他的时候；他一跃而起，骑上马背，穿着金色铠甲，戴着鹰盔，“风姿动作，伊如战神，投入到战斗之中。”
这时，拉斐尔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正在彼埃特罗·佩路基诺先生门下学习。这些日子的印象大多可能通过他的早期所画的圣米凯尔和圣乔治的许多小型画幅而永留人世；其中某些印象也可能永远保持在他关于圣米凯尔的大型画幅中。如果说阿斯多利·巴利奥曾经在任何地方被尊为神，那就是在赫利奥多路斯那幅壁画里边的天廷骑士的形象之中。
巴利奥家族的反对者一部分被毁灭，一部分在恐怖中逃散，因此没有力量再作这种冒险。过了一个时期以后，达成了部分的和解，有一些亡命者被准许回到本地。但佩鲁贾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平静。统治家族的内部发生了极为可怕的纷争。圭多和利都弗以及他们的儿子，吉安保罗、西蒙那多、阿斯多利、吉斯蒙多、贞提尔、马堪托尼奥和其他的人都遭到了反对。反对他们的人是圭多和利都弗的两个侄孙，格里丰和卡洛·巴奇格利亚，后者是加来里诺君主瓦拉诺的侄子和以前的一个亡命者，耶罗尼莫·德拉·潘那的兄弟。西蒙那多为一种不祥的预感所警觉，曾经跪请他的叔父准许他把潘那杀死，但是无效，圭多拒绝了他的请求。在1500年仲夏，在阿斯多利和拉维尼亚·柯伦纳的婚礼上，阴谋突然酝酿成熟。结婚庆典开始了，并且在阴暗的预兆中延长了好几天，历史家马达拉佐曾经对这些预兆的越来越深的影响作过很好的描写。瓦拉诺以穷凶极恶的巧计怂恿并鼓励了叛乱者。他以将来独掌大权的前景和捏造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与吉安保罗通奸的事来说动格里丰。最后，每一个叛乱者都选定了自己的牺牲对象。（巴利奥家族全都是各自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大部分都在现在的城堡旧址上）每一个人随身带领十五名勇士，其余的人则被派去了望。在7月15日夜间，他们夺门而入，杀害了圭多、阿斯多利、西蒙那多和吉斯蒙多；其余的人逃掉了。
当阿斯多利和西蒙那多的尸体并排着陈列在街市上时，观看的人，“特别是外国学生”因为阿斯多利看来是如此高贵庄严，竟把他比作古代的罗马人。在西蒙那多的面容上仍然可以看到他那虽死不屈的勇敢和蔑视一切的精神。当时的胜利者遍访这个家族的朋友并极力拢络他们，可是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流泪并且准备到乡间去。同时，逃掉的巴利奥家族在城外收集了兵力，第二天就由吉安保罗率领攻入城内，并且很快地在受到巴奇格利亚以处死相威胁的那些人们中间找到了拥护者。当格里丰在圣艾科罗诺教堂附近就擒的时候，吉安保罗把他交给了他的部下去执行死刑。巴奇格利亚和潘那逃到加米里诺去投奔瓦拉诺，这个悲剧的主要制造者那里去了。吉安保罗在顷刻之间，几乎没有损失地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
格里丰的仍然年轻而美丽的母亲阿塔兰达在前一天偕同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和吉安保罗的两个孩子退居乡间住宅。她曾经不止一次地以母亲的责骂来斥责她的儿子。现在，她和她的媳妇回到城里来寻找那个垂死的人。当这两个女人走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开了，每人都向后退缩，惟恐被认出来是杀害格里丰的凶手，都怕受到这个母亲的诅咒。但是他们想错了；她自己在恳求她的儿子饶恕那个给他致命一击的人，于是她的儿子在她的祝福中死去了。当这两个女人穿着血污的衣裙越过广场时，群众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她们离去。拉斐尔后来画的世界闻名的“耶稣圣尸降架”图即为阿塔兰达而作，在此画中她把母亲的哀思献在一个更崇高更圣洁的受难者的脚下。
和大部分悲剧发生地点为毗邻的礼拜堂用酒冲洗过并重新净化。为婚礼而建立起来的凯旋门仍然继续矗立在那里，门的上边绘有阿斯多利的事迹，并题着这些事件的记述者可尊敬的诗人马达拉佐的赞美的诗句。
从巴利奥家族的早期历史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它不过是这些残暴行为的反映。据说，所有这个家族的成员从一开始就都不幸地死去——一次就一起死了二十七人，说他们的房子在以前曾经一度被夷为平地，并用拆下来的砖修筑了佩鲁贾的街道——以及更多的这一类的说法。教皇保罗三世在位时，他们的宫殿真的遭到了毁灭。
有一个时期，他们似乎已经决心向善，已经整顿好他们自己的党派，并已经保护官吏们抵制贵族的作威作福。但旧的诅咒象郁积的怒火一样又复燃了。吉安保罗被教皇列奥十世诱入罗马砍去了脑袋；他的一个儿子，欧拉齐奥，仅仅在佩鲁贾统治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并作为乌尔比诺大公（大公本人也受到了教皇的威胁）的同党，用最暴烈的手段又一次地在他自己的家族中重演了以前的惨剧。他谋杀了他的叔父和三个堂兄弟，以至于大公给他带话来说他做得有些过火了。他的弟兄，佛罗伦萨的将军马拉泰斯达·巴利奥，以1530年的叛卖闻名后世；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马拉泰斯达的儿子利都弗，由于在1534年谋杀了教皇的使节和官吏而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但却是血腥的统治。
我们到处都遇到里米尼的统治者的名字。很少有一个人能够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死于1467年）那样，此人一向无所顾忌，无所信仰，又具有军事才能和高度文化。但这样一个家族的多行不义最后必将使这个暴君坠入深渊之中；才能再大，也无用处。上述西吉斯蒙多的侄子，潘多福成功地保持了他的地位，惟一的原因是：威尼斯人拒绝放弃他们的雇佣兵队长，无论他将被控以什么样的罪名。当他的臣民（1497年）由于深感愤怒，而轰击他在里米尼的宫城，后来又让他逃掉的时候，尽管他已因杀害弟兄妹妹和其他罪恶而罪行累累，一个威尼斯的长官又把他送了回来。三十年以后，马拉泰斯达家族中人成了穷困不堪的流亡者。1527年，象在凯撒·波几亚的时代那样，一种传染病传染到这些小暴君那里，他们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活下来，而且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好结果。1533年，在皮科家族的弱小君主统治之下的米朗多拉住着一个贫穷的学者，利略·格雷戈里·吉拉尔第。他因避罗马劫掠之难，来到了名人乔万尼的侄子，乔万尼·弗兰切斯科·皮科老人好客的家庭里。他参加了这个君主正在为自己建立的墓碑的讨论，并且写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题献的日期是这一年的4月。它的后边加上的跋语是非常沉痛的——“本年10月，这位不幸的君主在夜间遭到侄儿的弑逆，君位亦被篡夺；而我仅以身免，刻正处在苦难的深渊中。”
象潘多福·佩特路奇从1490年起在锡耶纳所实行、后来由于派系之争而陷于分裂的那种不具有典型特征的类似的暴君专制是不值得详述的。他微不足道，又心地不正，靠着一个法学教授和占星家的帮助来进行统治，并不时进行杀戮以威吓人民。他使人从阿绵达的峰顶向下滚大石块，砸坏什么东西或什么人都在所不计，以为夏日的消遣。他在成功地逃脱了凯撒·波几亚所设的最有智谋的人都难于幸免的阴谋手段之后，最后死时受人轻蔑和唾弃。他的儿子们在以后许多年内维持着一个有限的统治权。
第五章 大王朝
在讨论到意大利的主要王朝时，由于阿拉贡王朝的特殊性质，把它从其余各王朝分开来谈较为方便。从诺曼人时代起以地方贵族占优势的形式残存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同时在意大利其他各地，只除了教皇属邦的南部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盛行着土地直接使用权，而继承权则不为法律所承认。从1435年以后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是一个不同于其真正的或假托的后代子孙的人。他有着光辉的一生，不怕和人民接触，对敌人温和宽大，与人交往时庄重和蔼，虽系王室嫡系却十分谦虚，即晚年对于雷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不是受到非难的。不过，他有一种奢侈浪费的坏品质，因而给他带来了必然的后果。无所顾忌的财政官们长期在宫廷里边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直至国王破产没收了他们的赃款为止；他鼓吹来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借以向教士们征税，犹太人则被迫以馈送礼物和交纳正规税款来使自己免遭改变信仰和其他压迫性措施的厄运。当阿布鲁齐地方发生大地震时，活下来的人们被迫代替死者完税。另一方面，阿尔方索却废除了如赌博税等不合理的捐税，以便比较穷苦的小民能从捐税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阿尔方索靠这些方法能够以无比的豪华的排场来招待显贵的客人；甚至招待敌人时他也喜欢挥霍无度，至于对文学作品的奖励更是没有分寸。波吉奥因为翻译了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币。
人们认为继承他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庶子，但他很可能是瓦伦西亚地方一个杂种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不是由于他的血统还是由于贵族们阴谋要害他的生命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总之，他的残暴凶狠是当时任何君主所不能比拟的。他不断施展威风，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事淫佚，集中全力（其中包括深谋远虑的伪善和一种不可调合的复仇精神）来毁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一个君主所能受到的种种攻击的伤害，因为那些贵族领袖们虽然和他有婚姻关系，然而却成了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他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和贵族进行斗争以及对外战争所需的金钱是沿用弗里德利希二世曾经采用过的伊斯兰教国方式聚敛来的，即：油酒归政府专卖；他把国家的全部商业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整个统制了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的亏欠则用强迫贷款、强制让渡和没收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人民的一切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他还有两种消遣：他喜欢将敌人置于靠近自己的地方，即或者把他们活活地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或者待他们死后做成木乃伊，叫他们穿上他们生前所穿的衣服。他和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声来，并且一点也不隐讳他的木乃伊博物馆。他的被害者大多是被骗就擒的人，有的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的行径简直很可怕，佩特路奇由于为他效劳而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遭不测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但由于参加贵族们最后一次叛变的嫌疑而被捕并被处极刑。和他一起同遭不测的还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这些事情的全部记载使人读了为之毛发悚然。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国王晚年时曾和他共掌国政。他是一个粗野残暴的荡子——被科米斯描写成为“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只是在坦率这一点上比费兰特略胜一筹。他公开承认他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专制统治的较好的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时代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不过是为了享乐和炫耀而已。即使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看来也几乎总是要在意大利堕落下去；不过这个杂种王室（1494－1503）的结局清楚地证明了缺乏一种良好的血统。费兰特死于思虑过度和忧患。阿尔方索的弟弟菲德利哥是这个家族里边唯一诚实的人，但阿尔方索却控以叛国罪名并以最卑鄙的方式对他进行侮辱。虽然阿尔方索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干材的将军之一，但最后他慌张地逃到了西西里，留下他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乱者的俘虏。象一个曾经这样统治过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也必须和敌人作一番拼死的斗争。不过，正如科米斯在这里片面地然而大体上却是正确地说的那样：“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
米兰大公的专制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绝对君主的专制；它表现了十五世纪的真正的意大利性格。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幸而关于他有一些美妙的描写留给我们。恐惧的心情会使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可以得到最确切最充分的说明。国家的全部力量都用于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这一目的，虽然幸而他的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酷嗜杀人流血的地步。他住在米兰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林荫路和草地。他多少年来从不涉足城内，只在他几处豪华宫殿所在的乡间盘桓。用骏马牵引，使他可以沿着特筑的运河到各宫殿去游览的船队布置得体，适于最庄严的宫廷议节。无论谁进入城堡都要受到最严密的监视；甚至被禁止在窗前站立，以免向外边的人传递暗号。所有被录用的君主侍从都必须受到一系列的严格检查；一经录用随即委以最高级的外交职衔和最卑微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廷里都是光荣的显职。就是这个人，他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惯常处理头等重要政治事务和经常派遣全权使节到意大利各处去。他的安全就在于：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雇佣兵队长受到间谍的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特意培养起来的妒忌之情，特别是由于把好人和坏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伤，互相排挤。他的内心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之上；他盲目相信命运，相信星宿对人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嗜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嗜该法国骑士小说。他从来不准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二字，他命令将濒死的宠臣送出宫廷，以免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就是这同一个人物故意封盖其伤口，拒绝放血，自促死期，终致不失其尊严，从容不迫地死去。
他的继子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年，见第42页）可能是十五世纪一切意大利人中最为他们那个时代所爱戴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象他那样光辉地表现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不肯承认他的优点的人至少也不能不为他是一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异。米兰人公开声称受治于这样一个卓越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拥挤着的群众不给他下马的机会就在马背上把他拥到大教堂里去了。我们可以听一听对他一生的评价；据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一类事情上的公平的评判者）对他的估价是：“在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到曼图亚参加会议时，他已经是六十岁了（实际是五十八岁）。他骑在马背上看起来很象一位青年，体态雄伟，容貌严肃，和人谈话安详而和蔼，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盖世无双，转战沙场，未尝败北——这就是那个自己从卑微的地位上升到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淑，他的子女有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他的一切主要愿望，无不悉偿。但他也并不是没有不幸。他的妻子由于妒忌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舍弃了他而投向阿尔方索国王；另外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由于谋反使他不得不处以绞刑；他不能不忍受他的弟弟，阿利桑德罗勾引法国人来攻击他的苦恼；他的一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而被监势；他在战争中赢得的‘安科纳边境地区’又在战争中失去。象他这样享受完满无缺的幸运，无须和逆境作斗争的人是没有的。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在从反面给幸福下过定义之后就和读者告别了。如果他能看到将来，如果他愿意停留一下来讨论不受拘束的暴君专制的后果，他必将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对于未来缺乏保障。那些子女们虽然美如天使，受到过完美细致的教育，但在长大成人之后，却堕落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只崇尚虚荣，他以有美丽的双手、以他所付出的高额的薪俸、以他在财政上所享有的信用、和他所储藏的二百万金币、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知名之士和他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欢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谈吐也确实不坏，在他有机会侮辱威尼斯大使时，他可能说得非常流畅。他常常任性而为，例如他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子画满了图画；更坏的是他常常发作发疯般的淫乱和对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肆行残暴。以乔万尼·安德烈·第·兰普尼亚诺为首的一群热心家们认为这个暴君太坏，不应该让他再活下去；于是谋杀了他，并把国家交由他的弟兄们管理。他的弟兄之一，洛德维科·摩尔把侄子关进了监狱，而掌握了政权。从这次篡夺之后，就引来了法国的干涉和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这个摩尔是当时暴君的最完整的典型，并且作为一种生就的人来看，他几乎解除了我们道德判断的武装。尽管他所用的手段非常不道德，但他使用它们的时候却非常坦率。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目的上而且在选择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任时，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感到惊异的了；他一定还会认为他曾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过于任意地使用死刑的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对他的政治天才所表现的几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尊敬。在1496年，他曾吹牛说，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也泰然自若地来考虑一切可能的逃避方法，并在最后光荣地决定把一切信托给人类善良的天性。他拒绝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希望留在米兰城堡里边的请求，理由是以前他们发生过争吵：“主教，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相信你，虽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委任了一个一贯受他恩遇的人来守卫宫城，“作为他将来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仍然背叛了他，摩尔对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而且直到最后，他还想倚仗他在米兰和在科莫的人望。在前些年里（1496年以后）他过分地耗费了国家资源并曾在克雷莫纳地方完全为了权宜之计而命令把一个出言反对新税的可敬的公民秘密地绞死。从那时以后，他在接见宾客的时候，就用一个栅栏把来访者和他自己远远地隔开，因而那些人和他讲话时，必须提高嗓门。他的宫廷是勃艮第王朝消灭以来欧洲最显赫的一个，然而在那里却充满了最不道德的事情：父亲出卖女儿，丈夫出卖妻子，弟兄出卖姊妹。他本人无时或息地在活动，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样靠个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学者、诗人、艺术家、音乐家，都建立联系。他所创造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际和效劳。可以肯定，他对布拉曼特的待遇最初是微薄的；另一方面，列奥那多·达·芬奇则到1496年为止一定得到了适当的报酬——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还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这个宫廷里呢，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列奥那多有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洛德维科·摩尔的性格里边的较高贵的成分缺少证明，那么它这位令人莫测的大师在他的宫廷中的长期停留就是个证明。列奥那多以后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劳，大概是由于他对于这两个人的不寻常的和动人的性格感兴趣。
摩尔垮台之后——他于1500年逃亡德意志归来后为法兰西人所俘——他的儿子们是在外国人中间受到粗劣的教养长大的，因之没有能力来实现他的政治遗嘱。长子马西米利亚诺一点也不象他，次子弗兰切斯科无论如何还有那么一点精神。在那些年代里，米兰屡易其主，并且在每一次易主时都遭到难言的灾难，因此就力求确保自己的安全，使不遭反复易手的荼毒。1512年，法兰西人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力压迫面前撤退时，被劝导做了一项声明，声明米兰人并没有参加驱逐他们，没有叛变之罪，因而他们可以向一个新的征服者投降。一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很容易象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级贵族）的掠夺品。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十五世纪后半期许多家族中间是整齐严肃，人才辈出的。贡查加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家族；很长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没有听说过谋杀事件，他们的死者的遗体可以公诸于众，而无所顾虑。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尽管行为有些不检，然而却是一对团结一致的好夫妻；他们在他们疆土虽小而却地位重要的国家不断面临危机的时候，把他们的儿子们教养成为非凡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是作为一个军人，竟会采取一种特别真诚的政策，这是皇帝、威尼斯或法兰西国王未能想到或希望的；但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一个军人的荣誉而论，他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是与一个意大利爱国者相符合的，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给了他的妻子。对于每一项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保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于她的评价并不需要根据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厚报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的保护所做的歌颂，她自己的书信就告诉了我们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妇女，富有仁爱和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这个宫廷里来，虽然它很小而又没有势力，并且他们知道它的国库是空虚的。自乌尔比诺旧宫廷解体（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过比这个更光辉更可喜的宫廷，并且在某一方面，即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不如曼图亚宫廷。在艺术问题上，伊莎贝拉具有精确的知识，任何一个美术爱好者看了她那为数无多，但经过精选的艺术品的目录都不能不为之叹羡。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乌尔比诺所拥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辉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在成为君主之后，以这种身分为国王和教皇服务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风云人物们同样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他的狭小的领土的统治者，他采取了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的计划，并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使很多人就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宫廷也是一件结构完美的艺术品，而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为他服务，宫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样完善，但没有任何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顾着和管理着。宫廷里边没有不道德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它是一个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与他的荣誉有关的。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使不是一个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宝藏和有名的藏书都放在那里。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护从；当时的君主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和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边简单用食。他使人为他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期间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听人们做关于某些经典问题的讲演，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论究某些宗教上的问题。在晚间他往往在以景色壮丽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官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注意使一切技艺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访问那在工场里为他工作的工匠时，在时常接见来客并注意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时，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
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有才气，虽然遭到各种病魔和不幸的侵袭，但能在最后（1508年）把国家交给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来掌握。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领土免于被任何外国人的永久占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和当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时候，他们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效果的抵抗中牺牲得越少，恢复旧业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忘记了存在有许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誉为讲究修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论》的对话的地点就假设是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各地的统治表现了暴行和拢络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宫城之内永远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一个公爵夫人因为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砍了头（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国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外部的阴谋不断产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于企图从合法的继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里抢夺君位。据说后者在以后（1493年）曾经毒死他的妻子，因为发现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煽动要毒死他自己。这一系列的悲剧的最后一件是两个私生子阴谋反对他们的弟兄，掌握政权的大公阿尔方索一世利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地发现了并将他们判处终身监禁。
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它这样面临危险并经常需要武备和防守的。统治者们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够跟得上赋税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经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实际达到的繁荣的尺度，那么在1497年，尽管首都作了惊人的扩大而仍没有房子出租就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统治者的命令之下，兴建了许多建筑完善的规模宏大的市区。这里，由于官吏阶级的集中和对商业的积极奖励，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逃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们的宅第。但无论如何，间接税一定是已经高到只能勉强负担的地步。不错，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暴君所采取过的减轻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在荒年的时候曾从远地运来谷物，井似乎是无偿分配给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实行垄断捞回损失，即使不是垄断谷物，也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鱼、咸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墙及其附近精心种植的。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的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知道得更为确切。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的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他们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官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都包括在内。在用高价得到官职，“坏得比魔鬼还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间，曾提到蒂托·斯特罗齐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诗人。大约就在每年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习惯于每年在费拉拉去作所谓“不时的巡视”，总而言之是在访问中间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产品。
费拉拉大公引为骄傲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们都能够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饷和薪金；军人从来也不敢任意压迫市民和农民；这个城市难于攻下；在城堡中储藏有大量的金币。设立两套帐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为止）和阿尔方索一世（到1534年为止）所建造的建筑物很多，但规模不大：它们说明了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来都是绵绣被体，珠宝满身——但并没有任意挥霍。阿尔方索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等待着他那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别墅的命运，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达那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君主们经常易遇危险，所以在他们身上都发展了一种过人的能力。在如此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十分灵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个想超群出众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个人才能来实现他的愿望，并证明他自己与他所寻求的君主地位相称。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全都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性。当时欧洲的哪一个君主曾经象例如阿尔方索一世那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旅行都是为了研究的目的，用这种办法，他得到了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责备他在闲暇的时候从事干似乎和他善于铸炮有关的鏇工工作和责备他毫无成见地让擅长各种技艺的人环绕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不象他们同时代的北方君主那样依靠贵族社会的人士，这些人士认为只有它自己那个阶级值得尊重，并把这种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在意大利，一个君主是被允许并且也不能不去结识和任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的；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殊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只有依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做更详尽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恐惧和真正意大利人善于权衡利害的意识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个人的崇拜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责任感。费拉拉城于1451年给他们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个骑马的铜像；博尔索（1454年）也毫不迟疑地在紧靠市场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铜像，不过是一种坐式的；此外，这个城市还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大理石凯旋纪念柱”。当他死了下葬的时候，全体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样。从威尼斯到外国去的一个市民曾经公开说过博尔索的坏话，归国后被告发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资财；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在审判那个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这个触犯者也以绳索系颈走到大公处求彻底宽恕。政府用了很多侦探，并严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由大公本人亲自审查。博尔索希望每一个著名的客人都无不受其礼遇而去。所以在他统治的时候，这种规定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而设；赫克里斯第一却仅仅用它作为一种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亚，乔万尼二世·本蒂伐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就是每一个过往旅客从一个城门进来必须领取一纸证明以便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立即撤办压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项确实受到欢迎的措施。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赫克里斯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了鞭炮，响起了钟声，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斯对于他的一个部下却是宽容得过分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个警察长官，或者我们随便愿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他是一个和这种职务不相称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儿子和弟兄们也不免在这个人面前战战兢兢；他所判处的罚金高达几百几千金币，甚至案件未加审理即施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大公的命令来赦免他。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赫克里斯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使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饲养的鸽子，没有射手和勇士们的保护，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时候到了；1490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犹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了的马驰过城内，高呼“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赶者来得太迟了，发现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自然由于这件事就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谣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据这种制度的精神对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德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法庭、城内的市场和大学的讲堂都一律关闭，一切人都必须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大公本人要亲自到场。事实上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一个人民的葬仪”，他穿着丧服，步行在棺材后边，哭泣着，在他后边是卡塞拉的亲属，每一个人由一个廷臣扶持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被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确，这是在意大利国家中间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对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这种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种人类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间，但这种感情的流露，特别是在诗人的笔下，它的真挚性则大抵可疑。在阿里奥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的挽诗中，除了散见于一切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铭词藻以外，还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这个死亡给予费拉拉一个多年难忘的打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天上的保护人，因为地上已经不值得她居住；的确，死亡的天使并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象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地来到她那里，而只是赏心悦目地带着消除一切恐惧的和善面容。”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们保护人的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恋爱故事告诉了我们，这种写法在后人看来会是极端的轻率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赞颂。抒情的诗人甚至歌颂他们已经正式结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豪华者”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来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我们所说的这后一篇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贡的统治者的丑恶的性格；在这些事情上，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难；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还得为他们保护人的情妇绘画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以别人的称赞为满足；它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廷里边，博尔索使人绘画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则以足以和耶稣圣体节相比拟的游行仪式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象礼拜天一样商店都要关门；在队伍的中心行列定着君主家族身着绣服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只能来自他一人，这久已表现在金马刺勋章上——这种勋章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赫克里斯一世于马制之外加上一把宝剑、一件绣金斗篷和一笔赏金。无疑地，给了这些是要求受勋的人规规矩矩地服务的。
这个宫廷以保护提倡文学艺术事业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来体现，并通过赏赐官职于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人来实行的，因之并不需要另外一笔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宫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宫廷存在了，不久以后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家中取得一席地位为满足，一直到阿尔方索将他引为己用的时候。以后托尔夸托·塔索就与此不同了，人们争相争取他在宫廷里出现。
第六章 暴君专制的反对者
面对这种集权政治，一切在国境以内的合法反对行动都徒劳无益。恢复一个共和国所需要的种种因素已被永远毁弃，而所准备下的是一个暴力和专制的场所。贵族们，即使他们仍然保有封建产业，但却没有政洽权利；他们可以随意地称自己为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填充起来的长简袜和羽毛高冠或者他们所喜欢的别的形式来装饰他们的勇士，可是象马基雅维里那样有头脑的人却很了解，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腐败”到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地步。一些奇怪的批判落到了这两个所谓政党的头上，它们现在仅仅是被用来给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争端以正式支持的团体了。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经劝告一个意大利的君主把它们压服下去，而这个君主的回答是，他们的争论可以使他每年收入共计一万二千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摩尔归国后的短暂时期里，托尔托纳地方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一切反对者，曾经把一部分比邻的法兰西军队召引到城内来，法国人开始时自然是掠夺和破坏了吉伯林党人，但最后对于他们的主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完全成为废墟为止。在罗马尼阿这个种种可怕的过激行动的温床，这两个党派的名字很久就失去了一切政治意义。它代表着人民的一种政治上的错觉，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圭尔夫派是法兰西人的自然同盟者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者。我们看不出来那些想利用这种错误认识的人能得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她的一切干涉之后，最终仍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至于西班牙，在她破坏了意大利之后怎么样，已为每一个读者所熟知。
但是，应该转回来谈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了，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也许会争辩说：既然一切权能来自上帝，如果这些君主们得到全体臣民忠诚的拥护，那么，他们自己早晚一定会有所改进，从而消除他们以暴力起家的一切痕迹。但是我们不能期待那些感情激动雄心勃勃而又富于幻想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象庸医一样。想用消除表面征象的办法来治疗疾病。他们幻想如果杀死暴君，自由就自然会随之而来，或者就连这些也没想到，而只是为群众泄愤或为一个不幸的家庭或为一个被伤害的个人复仇。因为统治是绝对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它的反对者也就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它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地宣称：“我将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而把他当作我的国君来忠诚地服从么？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力、阴谋、密探、埋伏和欺骗等等手段来反对他；这样做是一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最嘉纳的。”我们不必在个别的例子上多费时间；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史论集》的有名的一章中曾经谈到从希腊潜主时代以来的许多古今谋叛事件，并按照它们的不同的计划和结果而冷静地加以分类。我们只需要提到两种：首先是在教堂里实行的谋杀，其次是古代谋杀的影响。暴君得到严密的保卫，除了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上而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对他下手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族集合在一起。因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当中听唱到作为暗号的信经中“圣神降孕”那句话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1435年）。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大公是在圣格达多教堂的入口处被刺死的（1412年），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是在圣斯蒂芬教堂被刺死的（1476年），而洛德维科·摩尔因为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时，不是进的人们指望他进的那个门口才得幸免于大公的孀妇波娜的党徒的利刃（1484年）。这种行为并不是有意地亵渎神明；加利佐的刺杀者们在谋杀之前还曾经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地静听了第一台弥撒。但是帕齐家族对于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美第奇弟兄的谋叛（1478年）却遭到了部分的失败，原因是那个约好在一个宴会上进行谋杀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礼拜堂里动手。某一个“熟悉那个神圣地方因而无所畏惧”的教士被劝诱替他干了那件事。
对于古代谋杀的仿效（我们将常常提到它对于道德，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留下了榜样，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概念上和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都明言以古代罗马帝国为他们的模范。他们的反对者，当有意地用一种理论来开始活动时，就同样地以古代的诛戮暴君作为典型。要在主要问题上——在这种决定的本身上——证明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先例也许是困难的；但向古代求助却决不是仅仅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最明显的例证。虽然这三个人全都有他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冒险的事业部分可以归之于一个更为普通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文主义者修辞学教授柯拉·德·蒙泰尼在米兰的青年贵族中间已经唤起了一种对于光荣和爱国行为的模糊的感情，并且曾经对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谈到了他拯救米兰的愿望。不久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疑心；他被驱逐出这个城市，他的学生遂被卷入他所煽起的热狂中。约在举事的十天之前，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聚会并庄严宣誓。奥尔加提说：“那时我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仰视着守护圣徒的画像为我们自己和为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他们祈求这个城市在天上的保护者保佑他们的举事，然后又向举事教堂的本名圣者圣斯蒂芬祈求，这时他们的许多同志们都知道了这个计划，每夜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集会，并用他们的剑鞘来练习杀人。这个袭击成功了，但兰普尼亚诺被大公的随从当场杀死，其他的人被逮捕。维斯康提忏悔了；但奥尔加提在各种酷刑拷打中始终认为这个举动是上帝所嘉许的，并在行刑者折断他的肋骨时，高呼：“拿出勇气来，吉罗拉谟！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荣是永存的。”
这种阴谋叛变的目的和意图虽似理想主义的，但进行这些谋叛所采取的方式却透露出有最坏的阴谋叛变者卡提利那的影响；卡提利那这个人的思想中毫无自由精神之可言。锡耶纳的年代记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谋叛者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而这一事实亦为奥尔加提的自白所间接证实。在其他地方，我们也遇到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开他所追求的目的而外，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比他更有吸引力的典型的谋叛人物。
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每当他们驱逐或者试图驱逐美第奇家族时，他们普通同意采取的办法就是诛戮暴君的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走之后，从他们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取出了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即朱迪思和被杀死的霍洛芬斯的铜像——并把它们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竖立米开朗琪罗所作“大卫”雕像的地方；并刻上“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的字样。最受欢迎的是小布鲁图斯的榜样。他在但丁的《神曲》中和卡西乌斯以及卖主的犹大一起处在地狱的最下层，因为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的阴谋中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热情崇拜者，为了学他的榜样，专门等待着寻找一个卡西乌斯。他在阿古斯丁诺·卡伯尼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当时的一种宗教感情的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为了要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要排除那些对于古代的幻想是如何的困难。一个朋友和听忏悔的神甫都不得不向他断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不同意那些叛变者；但这个听忏悔的神甫以后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对于叛变者是做了区别的，阴谋反抗那些违反人民意志强行压在他们头上的暴君是被准许的。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大公（1537年）逃走之后，出现了一篇对于这一行为的辩解，大概是他自己的手笔，肯定也是替他说话的。在这篇辩解词中，他称赞诛戮暴君为一种崇高的行为；假定阿利桑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嫡系因而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属也好，那么他就勇敢地把自己比作为国家而杀死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其他的人，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米开朗琪罗自己虽然已到晚年，但从乌菲齐美术馆里他雕刻的布鲁图斯的半身像上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理想是并不反对的。象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完成它；但如雕像下边的诗句所表明的，这自然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这件事和他的感情有什么抵触。
近代时期反对君主专制中出现的那种人民激进主义的形式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专制国家里边是找不到的。每一个个人在内心里边都反对暴君专制，但都打算去和它做可以容忍的或有利的妥协而不去联合别人来消灭它。事情必须象在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那样的坏，然后民众才能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那个统治的家族。他们在大多数情形下知道得很清楚，这样做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肯定地说，共和国的气数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第七章 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在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已显示出它们有把城市转变成为国家的力量。所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怎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联邦，而这种理想是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所经常考虑的，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时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斗争中，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强大的联盟。西斯蒙第（见《意大利共和国史》第二卷第174页）的意见认为：在伦巴第同盟最后武装起来反抗红胡子弗里德利希一世的时候，意大利就有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但是那些更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典型特征，使任何这种计划不能实行。它们在商业交往上，不惜采取一切极端的措施来破坏它们的竞争者；它们使它们的较弱的邻邦处于无助的从属地位——总而言之每一个国家都幻想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而不需要其余国家的帮助，这样就给未来的篡夺铺平了道路。当贵族和人民之间和贵族各党派之间的长期冲突使人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当党派领袖们这时发现一般征募来的市民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转而代之以那些准备和愿意把他们的帮助卖给出价最高的收买者的雇佣兵队伍，篡夺者就出现了。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被驱逐，但并不彻底而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能够卷土重来，因为内部条件对于他们有利，而反对他们的势力已经筋疲力尽。
在那些保持它们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在变动中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三个世纪以来参加这个变动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的记录；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在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城市。我们不能想象出有一种能够比这两个城市所给我们的更鲜明的对照，而前此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的任何一个相比。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承认它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产物——一种高出于人类天才的力量的成果。这个城市的庄严的奠基是一个圣徒故事的主题。在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从帕多瓦来的移民在利亚尔图地方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人的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认为它的建立者已经预感到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伟大。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的高贵而流畅的六音步的诗篇里边，歌颂了这件事情，并使主持那个供献礼的僧侣向天高呼：“在我们今后要完成伟大事业的时候，愿赐给我们成功！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在十五世纪末，这个岛城是世界的珍宝箱。它是被同一个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屋、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的哼哼声中进行；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百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店铺和批发栈。他描写了远在桥那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边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货栈前边有他们的船舶并排地停泊在运河内，再往上一点是载满了油酒的全部船队，和它平行着，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而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则有很多客栈和香料店。作者就这样带领读者一个市区一个市区地巡礼直至最后来到了属于公共福利机关的两座医院。威尼斯公用事业机关之多，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在平时和战时对于人民的照顾是这个政府的特点，而它对于伤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敌人的伤员在内，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赞赏。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范；对于退休的公务人员实行着规定的年金制度，包括对于孤寡的照顾在内。宫庶、政情安定和熟悉外国情况，使它对于这类问题的考虑臻于成熟。这些苗条的金发白脸的人们，走路安详而谨慎，说话不慌不忙，在穿的衣服和举止上没有多大分别；装饰品，特别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用。在那个时代里，它尽管从土耳其人那里受到了些损失，然而仍保有令人眼花撩乱的一般的兴盛繁荣的景象；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潜力和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很久以后能够经得起到印度去的海道的发现、在埃及的马穆卢克人的灭亡以及坎姆布雷同盟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
萨伯利科出生于蒂沃利附近，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肆言无忌的习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些惊异地说，那些青年贵族们有一天早晨来听他的讲演，但他不能说服他们，使他们进入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在意大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运动怎么想，说些什么和期待着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尽管这个国家有严密的检查制度，但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们仍然可以从贵族中的更堕落的分子那里得到不少的情报。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有叛徒；那些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为政府服役的二等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雇用的情报员，有时还给他们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十人会议发现为了慎重，不得不把重要的政治消息对大议会隐秘起来，甚至于认为洛德维科·摩尔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目的选票。对于个别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和给告发者以高额的赏金——例如给告发犯罪者六十个金币的终身年金——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这种弊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贵族的贫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在1492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国家应该每年用七万金币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这件事情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它很可能获得多数，但十人会议及时地干预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放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约在这个时候，一个索伦佐家族的人因窃取圣物而被绞死（虽然不是在威尼斯本城），而康达利尼家族也有一个人因夜盗罪而被拘系；另一个同一家族的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诉苦，说他很多年来没有官职，他有九个孩子但每年只有十六个金币的收人，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六十个金币，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最近已经流落街头。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殷实的贵族们有时建造整列的房子供他们贫苦的同伙们居住。这一类工作有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在遗嘱中提出。
但是，威尼斯的敌人如果把希望认真地建筑在这一类的弊端上，他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人们或者会这样想，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动能够使最贫贱的人得到丰富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在地中海东岸的殖民地，这些将使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再注意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尽管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不也是变动最激烈的么？威尼斯稳定的原因毋宁是由于它具有其他地方所无的许多情况的结合。它处于不容易被攻击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能够对外交问题作周密而冷静的考虑，使意大利其余各地陷于分裂的党派之争，它几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它可以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并对于它认为值得缔结的那些联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的基调是一种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感到遭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加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种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和殖民地还是在本土上的领地进行交易时，被一种最有力量的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本土领地贸易中，迫使直到贝尔加莫为止的所有各城镇的居民们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建立在这种人为的手段上的强国，只能靠内部的谐和一致和团结来维持下去，而这种信念如此广泛地流传在市民中间，从而使阴谋者找不到几个他们可以煽动的分子。即有不满之徒，也由于贵族和市民有所区别而被远远地隔离开，使得他们不容易有一种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旅行、经商和不断对土耳其人作战，使贵族内部的富贵人家和危险人物消除了进行阴谋的有效根源，即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受到统率军队的将领宽纵，往往到了犯罪的程度；威尼斯的一个象加图那样的人曾经预言，如果那些贵族们仍然为了害怕“互相给予痛苦”而不惜损害正义，这个城市就要灭亡。虽然这样，但这种光天化日下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作为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妒忌和野心要求得到满足时，就出现了一个官方的牺牲者，而合法的手段和权力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少年来在全体威尼斯人面前所受的精神折磨，就是一个只有在贵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的例子。“十人会议”可以干涉一切事情，有处理生死问题和处理财政事务和军事任命的最后权限；在它的成员当中包括审判官在内；它推翻了福斯卡里，象它以前曾经推翻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这个会议是每年从整个的统治机构，大议会中新选出来的，因而它就最直接地代表着它的意志。在这些选举中发生严重的密谋事件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它的任期很短，而所负的责任又很大，所以并不是人们极想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会议和其他政权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激烈和令人难测的，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宁肯求得它们的审判而不加以逃避；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力量无远弗届，在抓不到他的时候可能惩罚他的家属，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根据合理的动机行事而不是要杀人流血。的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它对它的国内外属民行使过更大的道德权威。如果在元老院中发现叛徒也有一种相当的补救办法，因为每一个在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他的政府的天然的侦探。威尼斯在罗马的枢机主教把枢机主教秘密会议的活动消息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曾在罗马附近把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摩尔的文件截留下来，转送到威尼斯；当时他的正在遭受严重控诉的父亲在大议会面前，换一句话说，在全世界面前，自以为由于他儿子的这个贡献使他于国家有功。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对于它雇用的雇佣兵队长的领导。惟一能够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忠诚的保证就在于他们数目的众多，因而他们的叛变非常困难，而叛变的发现却非常容易。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不能不惊讶，如此种种不同的军队编制怎么有可能采取任何共同的行动。在1495年之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骑兵，分成许多小队。只是曼图亚的贡查加就有一千二百名，而乔佛里多·波几亚有七百四十名；然后还有六个分遣队长，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十二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个左右的分遣队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个各有八十名，六个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这些军队一部分是由旧的威尼斯军队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或者乡间贵族所领导的老战士组成的；不过，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这些军队之外还有两万四千名步兵——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招募和指挥的——和另外的大概属于特殊任务的三千三百名附属军队。在和平时期，本土的各城市完全不设防或由很少的军队驻守。威尼斯即使不是完全依靠它的人民的忠诚，也是依靠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如所周知，它解除了他们的忠顺的誓言，让他们把外国占领的滋味和他们所已习惯了的温和政治做一比较。他们背弃了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因而也就不必害怕惩罚，所以他们极其迫切地回到了他们旧主人的身边。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这个战争是一个世纪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叫嚷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犯了那些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不合理和轻率的举动。他们为这种也许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弱点，即乐观主义所迷惑，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甚至也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整顿军备，直至最后受到意外的打击。坎姆布雷同盟，就它显然与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不相合的情况而言，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对这个胜利的城市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在这个教皇的心里，使他看不到外国人干涉的弊害；至于法国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含有愚蠢的敌意而早应充分警戒。其他成员参加这个同盟是由于妒忌，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卑鄙的感情。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并不是没有受到永久性的损失。
一个强国，它的基础是如此地复杂，它的活动和利益的范围是如此地广泛，我们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对于全局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一种对于资产和负债、利润和损失的常规的估计。威尼斯可以很恰当地说，或者和佛罗伦萨一起说，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为其他比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模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的权利和财产的编目外，不知其它；它把生产的数量看作是固定的，实际上只有涉及土地生产方面，才大体上是那样的。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的生产完全依靠着工商业，所以这些城镇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定把生产看作是变化很大的了。但是，即使是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的时代，它们所有的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的借贷对照表。舰队、军队、政治力量和影响都记入一个商业总帐的借贷两方。在意大利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长期的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等等合在一起就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弗里德利希二世在南意大利所组织的君主专制国家，其惟一的目的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获得集中的权力。而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则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继承下来的利益的增加、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新的商业途径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们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422年达到十九万；意大利人也许是首先不按照炉灶、或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或能够走路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因而能为进一步的计算得到最恰当的根据。约在这时，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来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他们当时遭到拒绝；威尼斯站在可靠的商业利润的立场上认为：威尼斯和米兰战争，就是卖主和买主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大公仅仅增加他的军队，米兰人也将由于他们必须缴纳较重的捐税，而要成为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吃个败仗，这样，他们习惯于自由城市的生活，就要象卢卡人在他们的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丝织和毛织产品来和我们妥协。”莫森尼哥总督临死时（1423年）对召集到他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包括着威尼斯整个财政来源的统计数字的主要项目。我不能说这个混乱的文件是不是或者在哪里还有详细的说明；作为举例，我们可以引用下列的事实。在偿还了四百万金币战债之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六百万金币；商业往来达到（大概是这样）一千万，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它可以获利四百万。三千只“小船”，三百只大船，和四十五只战舰的各自人员配备是一万七千，八千乃至一万一千名海员（每一只战舰有二百多人）。于此之外，还有一万六千名造船工。威尼斯的房屋估价为七百万，可以收租五十万。有一千名贵族的收入从七十到四千金币。另外一段记载着这个国家在同一年的常规收入为一百一十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商业上的不稳定，它在这一个世纪的中叶降低到八十万金币。
威尼斯虽然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及其实际应用，首先圆满地表现了近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意大利当时所最珍视的文化方面，却并没有站在前列。对文学活动的推动总的说来，在这里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尤其缺乏。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在哲学和修辞学上才能的显著本来不减于他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但这种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象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费莱佛不是被国家召请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的，并且他不久就发现他的期待落了空；特列比松的乔治在1459年曾经把柏拉图的《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并被任命为年薪一百五十金币的语言学教授，最后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事实上，文学艺术在威尼斯，象其余的东西一样，大都带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于其名著后边的威尼斯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在十四世纪里，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律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在十五世纪里，直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以前，对于如此一个重要城市来说，人文主义的文化是表现得很少的。同样，象其他地方那种搜集书籍和手稿的十分热情的反映也比较少见，而构成佩脱拉克一部分遗著的重要的原稿也保存得很不好以至于不久就全部散失了。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国家的藏书（1468年）也几乎遭到散失和破坏。帕多瓦大学自然是提倡学术的，然而在那里，医学家和法学家——后者被看作是提出合法意见的人——还是得到了远为优厚的待遇。在意大利的诗的创作上，威尼斯很久以来就微不足道，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也是从外部输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的，十五世纪末，她才在这个领域里开始以独创的自由精神和力量来活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知识落后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如此全面控制着教士，把一切重要教职的任命权保留在它自己的手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向罗马教廷挑战，但却表现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在希腊被土耳其征服以后，它不惜以最大的代价来购买从那里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并由总督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一件无缝的僧饱，曾决定（1455年）出价一万金币，但终于没有得到手。这些措施并不是由于什么群众情绪激昂而采取的，而是出于政府首脑们的冷静决定，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批评；在同样的情形下佛罗伦萨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举动。我们将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并吞教会达到其他地方未之前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组成上确实有着某种宗教的成分；这个国家的代表，总督，出现在十二次重大的半宗教性质的游行仪式（andate）上。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在辉煌壮丽上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个，有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日举行的。
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们所勤奋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象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对古代罗马的憧憬和对于它的主要作家的熟悉是有很大影响的。乔万尼·维兰尼承认他的巨著的最早的动力是他在罗马的一千三百年纪念节日上得到的，回来之后就立刻开始了它的写作。可是那一年二十万参拜圣地的人们中间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样的才能和向往啊，然而还是没有写出他们本城的历史来！因为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种思想来鼓舞自己：“罗马在衰落，我出生的城市正在兴起，并准备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我要叙述它的过去历史并希望继续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它的历史家们除了证明它的过去的历史外，还得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即声名洋溢，为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写这座著名的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对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做一些说明。
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党派之争也不象此地这样激烈和起源之早、持续之久。关于这些党争的叙述固为时较晚，但很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的一个最大牺牲者，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阿利基里·但丁，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以坚定的诗句表露了他对于故乡政治上的不断的变化和实验的轻蔑；这些诗句只要有同样的政治事件反复出现，就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说他对于帝国所怀抱的热情不过是一种幻影，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象他那种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梦并不是没有诗的华美壮观的。他以作为首先走这条道路的人而骄傲，这自然是沿着亚理士多德的足迹。但却有他自己的独立方式。他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于上帝，是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罗马世界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而上帝对这个帝国是嘉许的，因为在它的统治之下，他降生为人，诞生时服从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调查，绝命时甘受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我们可能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这一类的理由，可是但丁的热情总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书信中，他以最早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并且也许是用这种形式发表政治短论的第一个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的被放逐时起，以后许多年公开发表的言论也都是给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的。在这些书信和在他的著作《俗语论》中，经常索回着一种极端的痛苦所换来的感情，使这个被放逐者想起他只可以在他的故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根据地，不能再从他那里夺走的根据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要详述。
我们得之于维兰尼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在新颖的实际观察以及佛罗伦萨统计的基本材料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评论等方面比在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为多。这里工商业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所促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准确的关于财政情况的报告。阿维尼翁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死时达到二千五百万金币，如果根据不足，殊难使人相信。只有在佛罗伦萨，我们才能看到象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借到的那样巨额的款项；这两个家族在英格兰国王身上损失了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币（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的和他们的合伙人的钱——但是他们还是从这次损失中恢复过来了。关于佛罗伦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里记载有许多极重要的事实：国家的收入（在三十万金币以上）和支出；这个城市的人口数目（这里仅仅按照面包的消费量，按照每人的口粮作大概的估计定为九万人）和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目；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人到六千人中间，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三百到五百人；在学的儿童数八千到一万人学习诵读，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在六个学校里学算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六百个学生在四个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其次有教会和修道院的统计；医院的统计，那里有一千多个床位；毛织工业的统计，附有最有价值的详细材料；还有关于铸币，城市粮食供应，公务人员等等的统计。附带着我们知道了许多稀奇的事情；例如在1353年，当第一次确定发行公债（“monte”）时，圣芳济会士怎样在教坛上赞成这个措施，多密尼克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怎样反对它。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象这个城市这样对于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做过观察和叙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能够把当时的情况记载下来：人们怎样期待着人口减少会使各种物价低廉；这种想法不但没有能实现，而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反而涨了一倍；普通的人民怎样在最初完全不愿意做工作而只耽溺于享乐；在这个城市里边必须出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怎样只耕种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的土地荒废，在发生瘟疫的当时赠给穷人的巨大遗产怎样在以后看来毫无用处，因为穷人不是已经死掉就是不再穷了。最后，人们利用一个没有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里边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的巨大遗赠的机会，曾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以后在佛罗伦萨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它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能够一般地看到它与更高的历史形势、艺术和一般文化的联系。在这个同一部著作中，一篇1422年的清单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七十二个交换所；铸币流通的数量（二百万金币）；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而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则致力于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的工作；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述约于同年开始的威尼斯的统计肯定证明了它有更大的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派出第一批舰队（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久已称霸海上。但每一个读者都会承认：佛罗伦萨的记载有更高的水平。这些以及同样的统计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都是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列表，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也只能看到偶然的介绍。我们能够对于占首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营业做出一个大概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干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金币，只是柯西莫一个人负担的就有四十多万，而“豪华者”洛伦佐却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钱财。我们又在1472年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工商业的最重要的和比较是完全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归入美术品项下——象那些关于锦缎和金银刺绣，关于木雕和镶嵌，关于在大理石和沙石上雕刻蔓藤花纹，关于腊像，和关于珠宝和金制品等等工商业。佛罗伦萨人把外部生活系统化的天赋才能表现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然是优于十五世纪期间的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决定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非常正确的，虽然要想从它们里边得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还要做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是不难认识这个城市的，因为在这里，父母弥留之际往往在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不务正业就罚款一千金币。
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象瓦尔奇描写佛罗伦萨那样的辉煌的著作。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消逝以前，在叙述性的统计学上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典范。
不过，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性的估计都夹杂着上述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所依以存在的政体，较之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于它们还发生了远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和阶级对于一个变化不定的整体的关系。象弗鲁瓦沙尔所描画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和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发展上，没有一部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贵族的统治、暴君专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叙，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最后，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判断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不是歪曲了历史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象他所写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图画——那样，不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可能从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啊！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故事啊，这里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性事件，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溃。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对于有的人也许象是一堆瑰宝藏珍，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的覆灭的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象一个最后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的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对于象比萨那样的曾经一度是强大而现在被它征服了的对手的统治，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及时把托斯卡纳变作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这自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也是除了萨沃那罗拉外，没有人能够说服佛罗伦萨采用的办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后一个阶段，这种在当时无非是梦想过去的计划曾经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架（1548年）。由于这个祸端并由于佛罗伦萨不幸的圭尔夫派同情外国君主，造成不断对它进行干涉，终于产生以后的一切灾难。虽然它的整个过去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它的令人尊敬的传教师却在人民中间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了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人民谁能不敬服呢？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溶合为一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似乎是一闪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却在令人难忘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那些对佛罗伦萨发动这一袭击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当他宣称聪明的人民必将逃脱这个危险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佛罗伦萨应该沉默地和不光荣地在敌人手里投降。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一般是意大利人和近代欧洲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时，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是马基雅维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艺术家，他们想要用一种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权的方法，用一种最复杂的间接选举的方法，用设立名义职务的方法来建立事物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和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地予以满足或欺骗。他们天真地模仿古代并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而不以为怪。从那时起人们就听惯了这种叫法，并给它们以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党派名称则纯属于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张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增加或减少一个政治主张的色彩是多么有关系！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误，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于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词句外完全缺乏热情，虽然佛罗伦萨人自己最后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上教皇列奥十世的陈情书中提出来的；这篇陈情书是在乌尔比诺大公，小洛伦佐·美第奇（死于1519年）死后写成的；他曾经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大公。那时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中，而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但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第奇家族之续。我们不能想象出一个对教皇及其许多依附者和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做出让步的比这更巧妙的计划；我们也许以为是在看一个钟表的装置。在他的著作《史论集》中，原则、评论、对照、政治预测等等，比比皆是，其中闪耀着惊人的识见。例如，他承认共和制度的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地但却是不断地发展的规律，并要求一种可以通融变化的宪法以作为避免流血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防止私人暴力和外来干涉——“一切自由的死亡”——他希望看到采取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对待被憎恨的市民，过去佛罗伦萨在这方面，除了审理诬陷罪的法庭外是一无所有的。他巧妙地描述了迟延判决和无意判决，这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危急时期将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错，他曾经一度被他的想象和形势的压力所迷惑，不适当地称赞人民，说人民能够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选择他们的官吏并且可以用“善意的劝告”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关于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他相信应该属于他出生的城市，并在一篇特别“论文”中主张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哀叹阿雷佐在1502年叛变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总的认为，应允许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自由扩展和开疆拓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和免于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和比萨、卢卡和锡耶纳成为死敌，而皮斯托亚则因为“被待如手足”自动悦服于它。
将十五世纪仍然存在的少数其他共和国同这个意大利的、而且确实也属于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发源地的独一无二的城市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本身弊端重重，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技艺上和在生产上比较繁荣，而有所迷惑。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出生的市镇向往地望着“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因为在那里没有使生活变得痛苦的土地和货物的没收、专横的官吏和政治党派。热那亚几乎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以前，它几乎没有参加文艺复兴。的确，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是以轻视一切较高的文化著称的。党派之争在这里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性质，并且如此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使我们难于理解：热那亚人在这么多的内部革命和对外侵略之后，怎么总能想出办法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步。它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参加政务的人同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积极经营商业的人。热那亚的例子显著地证明了财富和巨大的商业与不安全感，在远方拥有殖民地与内部骚乱，是可以相容并处的。
卢卡在十五世纪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第八章 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对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策略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从篡夺产生的这一个事实，对于他们的内外政策同样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风云际会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同样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究竟能否保持异乎，未必可以尽由暴君抉择。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象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逐渐地取得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国际公法的地位。它对于国际事务做纯客观的处理，既不受成见的影响也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它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伟大之处的，但整个说来，它却给予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特别是威尼斯很久以来成了众怨之的，认为它想要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它的力量以便——加以并吞。但更仔细地观察起来，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怨言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宫廷和统治阶级；它们通常为它们的人民所厌弃，而威尼斯的温和统治却为自己取得了普遍的信任。就是佛罗伦萨，尽管有它的难以驾驭的从属城市，也发现它自己和威尼斯处于一种虚与委蛇的地位，更不用说对它的一切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尼阿的发展了。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真正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来支持的国家一个严重的打击（见前第91页）。
其他的国家也被一种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来互相对待。洛德维科·摩尔、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国王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更不必说那些较小的国家——使意大利一直处于一种经常的危险的骚乱状况之中。如果这种残暴的逐鹿仅限于意大利境内还好一些；但由于这种逐鹿的性质最后势必导致向外国——特别是向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要求援助和干涉。
一般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兰西一边的。佛罗伦萨一直以惊人的天真承认它对于法兰西人有着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亲幸阿尔卑斯山以南时，全意大利以一种国王本人及其从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诚欢迎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是活着的，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幻想破灭了；但在很久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样歪曲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带着如何卑劣的动机。那些意大利君主们，则试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英法战争告一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在各方面撒下他的外交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从事于他的愚蠢的冒险时，意大利的各国政府准备各方面应付他们。很清楚的是：即使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米兰根本没有提什么要求，它的干涉也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过去对于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就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事实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已经等待着它的到来。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查理的同盟者又是路易的同盟者，结果他就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这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书信里边。“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四个主要意大利国家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快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之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继续往最好处想。当他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但愿法兰西的国王们永远不打算对此国土动用武力；如果他们要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的君主来说，法兰西国王被他们交替用来作为恐吓自家和敌人的妖怪，每当他们看到没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唤进来。至于教皇们那一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不致对他们自己有任何危险，英诺森八世也曾想象他可以不愉快地撤退到北方，但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胜利地回到意大利。
的确，有头脑的人远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就预见到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一个人都看清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灾难接踵而至，法兰西和西班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国家，他们已不再以口头上的服从为满足，而要拚死地在意大利争夺势力和土地，关于这些已经了解得太迟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类似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实在也就是抄袭它们，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抄袭。吞并或者以领土做交易的计划一时接连不断。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的，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并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后盾，使教廷长期沦为其附庸。如同其它属国一样。哲学家们悲伤的感叹只能告诉他们，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这同时，还毫无顾忌或毫无掩饰地和土耳其人结成了联盟；人们认为这样做法也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权宜之计更坏。西方基督教界应该团结起来的那种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动摇，而弗里德利希二世大概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民族的新的兴起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覆亡又在整个西欧恢复了这种旧日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不过，意大利却显然是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虽然意大利各国对于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真正危险感到极大的恐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即使有时没有这样做，人们也认为它们这样做了；并且这样做也并不比派遣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放毒更坏，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国王的继承者们就曾因此而受到指控。象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我们不能期待他会做出比召唤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曾在其他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威尼斯的煽动下，一度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君主们手里夺去了奥特朗托，这些君主们后来也嗾使苏丹巴雅泽特二世来反对威尼斯人。洛德维科·摩尔也受到过同样的责难。国史家说：“被杀害者的鲜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惨遭遇，都在呼吁上帝为其复仇。”在政府能够获得种种消息的威尼斯，人们获悉摩尔的表兄弟，佩札罗的统治者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在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十五世纪最受尊敬的两位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扩展感到深切悲痛而死，而后者确实是在准备率领十字军御驾东征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为这一目的而送来的捐输，并把为回报各国而颁发的赦罪券化为私人的商业投机。英诺森八世为了得到逃亡的迪姆王子的弟兄巴雅泽特二世所付出的一笔报酬，同意囚禁迪姆王子，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德维科·摩尔在君士坦丁堡所采取的促成土耳其对威尼斯的袭击的步骤（1498年），因此威尼斯威胁他要召开宗教会议。很显然，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的臭名远扬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全体居民认为归顺土耳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这种想法即使仅仅是作为对于专制政府的一种威胁而提出的，但至少也足以证明具有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已经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亚德里亚海岸的居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情，而安科那尤其盼望这件事。当罗马尼阿遭到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一个拉文纳的代表公开地对罗马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可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会接受我们，因为怕和教皇引起争端；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了腊古扎，我们将投向他们。”
这时意大利已开始受到西班牙人的奴役，这是一种可怜的而却并非毫无理由的慰藉，因为这个地区至少得以免于因受土耳其统治而命定要堕入的野蛮状态。象意大利那样四分五裂，靠它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
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策略虽然具有这一切缺点，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并不受恐惧、激动或恶意的影响。这里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为的各种权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来在君主心里培育中世纪的荣誉感，和随之而来的奇奇怪怪的后果；有的只是君主们和参议官们按着特殊情形的需要和他们所怀抱的目的所采取的一致的行动。对待可引为己用的人和不论来自何方的同盟者都不使人感到盛气凌人，因为这种态度可能疏远了一个支持者；在雇佣兵队长这一个阶级里边，出身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样的人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最后，开明的专制君主所掌握的政府，对本国和邻邦的确切了解，远非当时北方诸国所可比拟，而对于友邦和敌国的经济能力和道义精神也有最精密的估计。那些统治者尽管有严重错误，但生来都是统计科学的能手。和这些人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只要把实际理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并改变主张的。当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得监禁他的人确信；安茹朝在那不勒斯代替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大概是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肯定没有一个人具有类似维斯康提君主过去所有的道德观念。对于利己主义的力量的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无信的费兰特所作的有名访问中，这使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惊愕；费兰特当时很有可能被人怂恿把他囚禁起来，并且这样做完全不算是过分认真。但是因为拘捕一个有力量的君主，在勒令他签字并用其他方法加以侮辱之后再予释放，如大胆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之所为（1468年），在意大利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卤莽的事情；所以人们认为洛伦佐不是载誉归来就是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政治说服的艺术已经被提高——特别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北方国家是第一次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这种概念，而正式的演说所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观念。这些演说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而已。在外交往来上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语言。象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可怜的样子出现的。他所得到的指示很有限，装备很寒酸，被人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永远没有失掉他的不受拘束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对于生动逼真的描叙的爱好。从那时起，意大利就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指示”和政治“报告”的国土。无疑地，其他国家也具有丰富的外交才能，但只有意大利，在这样早的时代里就保存了与之有关的大量记载。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晚年时（1494年1月17日），由庞达诺写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内阁的一封很长的公函，使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政治文件有最高的评价，虽然它不过是许多文件中偶然被引用的一个文件。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外交来往中，有多少同样重要和同样写得生动有力的其他文件，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没有予以编辑出版啊！
本书将有一个专编来研究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这种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的外部生活情况的研究齐头并进的。
第九章 战争艺术
这里必须简要地加以指出，战争的艺术以什么步骤而带有深思熟虑的成果的特点。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国家，在当时流行的攻守方法的范围以内，对个别兵士的教育是很完善的。在围攻和筑堡垒技术上，这里也并不缺少任何机巧的创造发明家。但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却受到了军事服役的性质和服役期限的阻碍，也受到了贵族们野心的阻碍；他们在敌人面前争论孰先孰后的问题，就象克雷西和莫佩提乌斯那样大的战役，就只是由于缺乏纪律而招致失败。相反地，意大利是第一个采取雇佣兵制度的国家，这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而火器的最早采用也有助于使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这不仅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不能抵御轰击，而且也因为属于贵族以外的另一个阶级的工程师、枪炮铸造师和炮手们的技术当时在战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们遗憾地感觉到：个人过去曾经是一个小而组织良好的雇佣兵队的灵魂，他的价值将要因这些在远处打过来的新破坏手段而受到损害。有些雇佣兵队长至少是极端反对使用最近在德意志发明的步枪的。我们知道，保罗·维特利在承认并自己采用大炮的同时，挖掉敌俘“火枪手”的眼睛，砍掉他们的手，因为他认为：一个勇敢的，也许是贵族的骑士，不应该被一个平凡卑贱的步卒所杀伤。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新发现的被接受和采用，是直到意大利人在建筑和进攻堡垒方面成为全欧洲的教师时才开始的。象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和费拉拉的阿尔方索那样的君主都精通这一门技术；这一比起来，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知识也显得肤浅了。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意大利早就有广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这里，人们第一次对于能干的将才本身产生不带偏见的喜爱，的确，这可能由于党派的时常变换和雇佣兵队长的完全不顾情面的行动而引起的。1451和1452年，在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和亚科波·皮奇尼诺之间发生米兰－威尼斯战争时，学者吉安·安托尼奥·波尔切洛·德·潘多尼参加了后者的司令部，并奉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的命撰写关于这个战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用拉丁文写的，文字虽不精粹，但不失为流畅，很有点当时人文主义的夸张风格，并且是以凯撒的《高卢战记》为蓝本，穿插着演说词、奇闻怪事之类。过去一百年以来，人们曾经认真地争论着：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汉尼拔究竟谁更伟大一些，皮奇尼诺在全书中必须被称为西庇阿，而斯福查必须被称为汉尼拔。但关于米兰的军队也必须说些称赞的话；这位诡辩家访晤了斯福查；被领去检视了军队，高度称赞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答应把它写下传堵后代。除了他的写作之外，当时意大利的文献中也有关于战争和战略计划的丰富记载，它是为了满足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和专门家的需要而写作的；而同时代的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所写的《勃艮第战争》则犹未脱纯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枯燥无味之病。以爱好者身分讨论军事问题的最伟大的“业余军事家马基雅维里”当时正忙于写他的《战争艺术》。但是，士兵个人的发展已在一对或者许多对战斗员的公开严肃的决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种决斗在有名的《巴尔莱达挑战》（1503年）很久以前就已经实行了。胜利者肯定能够得到北方的武士们所不能得到的诗人们和学者们的称赞。这些决斗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天的判断，而被认为是个人能力的胜利，而在旁观者看来，它似乎既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判定也是使军队或国家荣誉得到增光。
很显然，这种纯理智地对待战争问题，即使并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准许军队对一个城市实行劫掠时，就会产生最残暴的行为。斯福查曾经被迫准许他的士兵对皮亚琴察大掠四天（1447年），结果这个城市长期空无一人，因而最后不得不强迫人民迁来居住。但是，象这样的暴行，和后来的外国军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所给予意大利的痛苦比起来仍旧算不了什么；这些西班牙人或许是因为有一点东方人的血液，或者是因为看惯了异端裁判所的景象，竟使人类天性中穷凶极恶的成分大为放肆。看到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和其他地方的行为之后，人们很难关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会有任何更高的态度，他们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劫掠者，而竟不加以约束。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里逐渐发现的大批文件将永远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但却不能希望从这样的人们身上得到效果良好的政治观念。
第十章 教皇政府和它所遭到的危险
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此以前，在确定意大利国家的一般性质时，只是偶然地提到过它们。对于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其他国家极感兴趣，在罗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精神权力可以经常掩盖或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开头，当教皇被诱到阿维尼翁囚禁起来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多么猛烈的火的考验啊！最初，一切都陷于混乱中；但教皇有钱，有军队还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军事将领，即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重新使这个教皇国完全服从领导。在教会分裂时期，最后瓦解的危险更甚于前，当时无论罗马教皇或法国教皇都没有充分财力恢复新丢掉的国家；但这在教会恢复了统一之后，在马丁五世时，终于做到了，而在重新遭到这种危险时，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时代做到了，但这个教皇国在意大利的各国当中一直是一个完全不同一般的国家；在罗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政府遭到科伦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蔑视；在翁布里亚，在边境地带，在罗马尼阿，那些市民共和国所表现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教皇政府多大的感激，这些共和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它们的地位已经为一群君主专制的大小王朝所代替，而它们所表示的忠诚和服从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依靠自力而独立自主的国家，各自关心自身的利害，我们已经根据这一观点对它们之中最重要的王朝做过讨论（见本书第45页以后和第60页以后）。
然而对于教皇政府做一些一般的评述仍然是需要的。在十五世纪的过程中，它遭遇到新的意外的危险和考验，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支配了它，并且把它吸引进它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些危险从人民或者从外国来的很少；而来自教皇本身性格的却最为严重。
在阿尔卑斯山彼麓的那些国家姑置不论；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危险时，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在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或者从苦于玫瑰战争的英格兰，或者从当时秩序紊乱的西班牙王国，或者从不久前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得到微小的帮助。在意大利本身，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和没受教育的人有民族虚荣心，他们因为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骄傲；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就系于它具有和保持这种性质；而广大的人民仍然相信教皇赐福和授任圣职的能力；其中象维特洛佐·维特利那样的有名的犯罪者，他在教皇的儿子命令把他杀了的时候还在祈求亚历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恶。但是，所有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把教皇政府从它的敌人手中保全下来，如果后者真正认真起来，并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话。
正当从外部得到援助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时，在教皇政府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征象。象它此时这样地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它就不能不象它们那样有着同样阴暗的经历，但是，它自己的异常的性质给了这些暗影以一种特殊的色彩。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论，关于它的内部骚动是不必重视的。有许多教皇在被人民的暴动驱逐以后又回到了罗马，罗马人民对于教皇的驻在罗马也感到有极大的好处。但是，罗马有时候不仅表现了一种特别的反教皇的急进主义，而且在当时所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当中，证明有来自外部的秘密干涉在起着作用。斯蒂法诺·波尔卡罗反对尼古拉五世的阴谋就是如此。正是这位对于这个城市的繁荣贡献很大的教皇，由于使枢机主教们致富和把罗马变为教皇的堡垒而引起人民的不满。波尔卡罗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的同谋者中颇多有名人物；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一定是可以在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国家政府里找得到的。就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的有名的反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的演讲词的结论是希望教皇属邦迅速世俗化的。
教皇庇护二世不能不与之做斗争的卡提里那式的阴谋集团（1460年）以同样的坦率声言，他们决心推翻僧侣政府；他们的领袖，提伯吉奥，把责任推到了占卜者身上，他们认为那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愿望。几个罗马的主要人物，塔伦特王子、亚科波·皮奇尼诺雇佣兵队长，都是提伯吉奥的同谋和支持者。的确，当我们想到在富有的高级教士的官室里积聚起来的财物——阴谋者特别注意的是阿奎莱雅枢机主教——在一个几乎没有防守的城市里，这样的窥伺夺取的事竟没有更多地发生和获得更多的成功，真使我们惊讶。庇护二世宁肯住在任何地方也不愿住在罗马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保罗二世也由于一些被撤职的高级教廷官员所进行的阴谋而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些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挥下，曾经把梵蒂冈包围了二十天。如果教皇政权不是根除了那些贵族集团，它早晚必成为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些贵族集团的保护之下，这些匪帮们才出头肇事的。
这一任务由厉害的西克塔斯四世担负起来了。他是第一个把罗马和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击败了科伦纳家族以后，因此无论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和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敢于以旁若无人的蔑视态度来行事，并无视从欧洲各地发出来的不平之鸣，和要召集一个宗教会议的威胁。他用买卖圣职的办法来供应他自己必需的用款，这种买卖突然增加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并且从枢机主教的任命一直到最小的恩惠的赐与无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才得到了教皇的地位的。
如此普遍的腐败风气早晚会给教皇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不过，这还是未可知的将来的事。可是产生“族阀主义”就不然了，它曾一度有完全毁灭教皇政权的危险。在所有的“亲族”中，枢机主教彼埃得罗·利阿里奥首先最受西克塔斯的宠爱，几乎是专宠。他不久就引起了全意大利对他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的使人难以相信的奢侈的生活，部分是由于当时流传的关于他轻视宗教和他的政治谋略的传说。他和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约定（1473年），使后者成为伦巴第国王，然后由后者用金钱和军队帮助他回到罗马即教皇位；西克塔斯似乎要自愿地让位给他。这个计划要使教皇的职位成为世袭的，结果必将使教皇国家世俗化，但它因为彼埃得罗的突然死亡而失败。第二个“亲族”，吉罗拉谟·利阿里奥，终其生为世俗中人，未尝觊觎教皇职位。从这时起，这些“亲族”们，由于他们力图为自己建立公国，就成了意大利混乱的一个新祸源。曾发生过教皇们试图支持他们的亲族在那不勒斯提出封建权益要求作为报偿之事；但是，白卡利克塔斯三世失败以后，这样的计划不再是实际可行的了；而吉罗拉谟·利阿里奥，在企图征服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失败以后，也不得不在教皇领土的范围以内建立一个国家来聊以自慰。在罗马尼阿的贵族以及城市暴君们威胁着要完全摆脱教皇的无上权力，而罗马出面阻挠，有在短期内被斯福查或威尼斯人侵夺之虞的时候，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但是，在象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亲族”及其后人一旦变成为君主和教皇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们对于教皇能够继续服从呢。就是在教皇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永远认为自己的子侄是可靠的，驱逐前任教皇的“亲族”而用自己的一个“亲族”来代替他的诱惑是强烈的。整个制度对于教皇政权本身的影响，性质极为严重；人们为了最可疑的目的而毫无顾忌地使用着无论是宗教的或者是世俗的一切强制手段；教皇的其他一切目标对于这些目的来说都被看作是次要的。当这些目的以革命和放逐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达到以后，一个纯以毁灭教皇政权为其最大利益的朝代就建立起来了。
在西克塔斯死的时候，吉罗拉谟仅仅能够靠他自己的竭尽全力和斯福查家族的帮助维持住他篡夺来的弗尔利和伊摩拉的君位。他在1488年被谋杀了。在西克塔斯死后的教皇选举会议上（1484年）
——英诺森八世当选的那一次会议——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似乎给教皇政权提供了一个新的外部的保障。两个枢机主教—一他们同是统治家族的王子——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拉贡的乔万尼，和摩尔的兄弟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极端厚颜无耻地出售了他们的选票；所以，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由于维持教皇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使他们能参加分赃，无论如何也感到兴趣了。在下次教皇选举会议上，当所有的枢机主教除了五个人之外都出卖了他们自己的选票时，阿斯卡尼奥又一次地获得了巨大数目的贿赂，并期望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成为有希望的候选人。
“豪华者”洛伦佐，则惟恐美第奇家族空手而归。他把他的女儿玛达丽娜嫁给新教皇——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女的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克托·奇博，不仅希望他自己的儿子（即枢机主教乔万尼，亦即以后的列奥十世）得到种种好处，而且希望他的女婿得到很快的升迁。但关于后者，他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英诺森八世在位时，那种曾经被用来建立许多国家的无耻的族阀主义已无机可趁了，因为弗兰切斯克托自己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他象他的教皇父亲一样，寻求权力仅仅是为了取得和积累财富这个最卑贱的目的。然而，他们父子从事这种勾当的行径早晚必招致最后的灾祸，即教皇国家的解体。如果说西克塔斯是用支配宗教上的高官显位和恩典的办法来充实他的财库，那么英诺森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出卖世俗恩典的官署，在那里可用大量金钱买到对谋杀罪和屠杀罪的赦免。每一笔罚款中有一百五十个金币归入教皇的国库，其余多出来的归弗兰切斯克托所有。这位教皇在位的后半期，罗马充满了有执照的和没有执照的刺客；西克塔斯曾经开始平服的一些集团又和以前一样地活跃起来了；在梵蒂冈里受到警卫森严的保卫的教皇，以时时设立一个陷阱，偶然捕获一个富有的犯罪者为乐事。对于弗兰切斯克托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教皇死后他能够用什么方法携带着装得满满的财宝箱逃跑。他终于在听到他父亲死亡的一个假报告时（1490年），不自觉地暴露出了本心；企图把教皇金库里所有的金钱都带走，而当这事显然不可能时，他坚持无论如何那个土耳其的王子迪姆必须和他一起走，把他作为一个活的资本，以备有利地出卖，也许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推测遥远的过去时期的政治可能性是困难的，但我们不禁要自问，经过这样的两三任教皇之后，罗马是否还能残存下去。就是对于欧洲信仰宗教的国家来说，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是非常轻率的。当时不仅旅客和朝圣者，就是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人员也都在罗马的邻近被剥得只剩下了衬衫，而使节们经常地还没有涉足城内就被迫转回去了。
这样的情况是与有才能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关于权力的概念和对权力的喜爱不相容的，所以他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公共秩序——至少是暂时恢复——和如期支付一切薪金。
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意大利的文化的状况，既然波几亚家族和在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样都不是意大利人，所以这一任教皇可以略过去不谈。亚历山大当众和凯撒·波几亚说西班牙语；露克瑞佳在进入费拉拉时身着西班牙服装并受到西班牙优伶们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象在1500年战争中凯撒的最不名誉的一连军队一样是西班牙人；甚至他的绞刑吏，唐·米切莱托和他的毒杀者，塞瓦斯蒂安·平松也似乎是西班牙籍。凯撒的成就之一，是他曾以地道的西班牙方式，在一个圈起来的场子里边，按照斗牛技术的规矩杀死了六条野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似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罗马式的腐化堕落，早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
人们常常详尽地叙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和做了些什么样的事。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完全征服教皇国，事实上，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所有那些小暴君们都被驱逐或者毁灭了，他们大部分或多或少地是教会的不听话的臣属。在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派奥尔西尼和所谓的吉伯林派科伦纳这两个大集团被消灭了。但是，所用的手段是如此可怕，如果不是父亲和儿子同时中毒这件事突然发生，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貌，这些手段最终必将使教皇政权遭到毁灭。基督教世界的义愤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自然不是巨大的危险的根源；在国内，他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们恐惧和服从，外国的统治者已被争取到他那一边来了，而路易十二甚至于以全力来支持他。整个欧洲的广大人民几乎难以设想在中部意大利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惟一真正充满了危险的时刻是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时候，但却意外幸运地度过去了，而且就是在那时候，也不是教皇政权有什么危除，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可尊敬的教皇所代替的危险。教皇政权的最大的、经常存在和日益增长的危险来自亚历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的儿子凯撒·波几亚身上。
那个父亲的天性，是奢望、贪心和肉欲与坚强而有才华的品质相结合。从他开始任教皇的第一天起，就尽情沉湎于权力和奢侈的享受。在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上，他是肆无忌惮的，人们立刻知道了他将为他选举时所遭受的金钱牺牲取得更多的补偿，而他出卖圣职的罪要远远超过他购买圣职的罪。必须记住，亚历山大以前担任过的副财政大臣和其他职务使他对于各种收入来源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员都知道得更清楚，更能实际地加以利用。早在1494年，人们发现一个曾经在罗马讲道攻击买卖圣职的白袍僧，热那亚的亚当，被杀死在床上，受伤二十处。几乎没有一个枢机主教不是付出大量款项而被任命的。
但是，这个教皇逐渐受到儿子凯撒·波几亚的影响，这时他的暴烈的措施就具有一种穷凶极恶的不道德性质，这必然反映在他所追求的目的上。在同罗马贵族和罗马尼阿暴君的斗争中，他的所作所为，其不信不义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世所熟知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措施；而他那种欺诈的天才也较高。凯撒用来孤立父亲，谋杀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的方式至足惊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教皇对他们的庞幸或者他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于他不利时，他就这样干。亚历山大曾被迫默许刺杀他最爱的儿子甘底亚大公，因为他自己也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凯撒的恐怖中。
凯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甚至于在他的暴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和实际上已成为教皇国的主人时（1503年），他的左右给人以谦虚的回答是：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罗马尼阿的君主身分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以后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伦纳两大家族，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感激。但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谈话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来保护时，他所说的话就超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将设法使教皇政府将来有一天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
”凯撒当然也附加一句说，没有威尼斯的同意，谁也不能做教皇，为了这个目的，威尼斯的枢机主教们不能不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究竟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们不能说；无论如何，他父亲的话就足以证明他对于教皇宝座的垂涎。此外，我们还从露克瑞佳·波几亚那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间接证据；这是就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篇中的某些段很可能反映了她作为费拉拉的女大公可以自由使用的语言而言。其中也主要谈到了凯撒对于教皇宝座的期望，但是有时也暗示他对全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的属望，而最后使我们了解到的是：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凯撒有最远大的计划，为了这些计划，他以前才放弃了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事实上是：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凯撒是否被选为教皇，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家，而在他犯了种种重大罪行之后，即使他作为教皇也不能永远这样占有下去却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有任何人能够使教皇属邦世俗化，则他正是此人，而为了保持住这些属邦，他必将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深受欺骗，那么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对于这个重大的罪犯抱有隐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凯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从伤口里抽出刀来”，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希望消灭这个教皇政权，这是一切外国干涉和所有使意大利分裂的根源。那些想揣测凯撒的目的的阴谋家们，当对凯撒提出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似乎就被轻蔑地斥退了。
但是，从凯撒所具有的前提中得出来的一切必然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这并不是由于他有莫名其妙的天才，事实上他所赋有的天才之少，和弗里德兰大公正相同，而是由于他所用的手段与他的任何巨大而前后一贯的行动方针不相符合。的确，即使没有结束他的统治的意外事件，也许在他的极端不道德中存在着教皇政权得救的希望。
即使我们认为他在教皇国中消灭那些小暴君使他得到的完全是同情，即使我们认为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所组成、有列奥那多·达·芬奇作总机械设计师，在1503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的远大计划的证明，可是其他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的性质，因而我们的判断和当时的观察家们的判断同样地完全不能解释它们。这类事实之一就是凯撒对于新得到的国家虽仍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教皇在位的最后几年的罗马和教廷的情况。无论他们父子曾否开列出一个要处死的人们的正式名单来，或者是那些谋杀是一个一个地决定的，任一情形都说明波几亚父子一心要秘密消灭那些妨碍他们、或遗产为他们所垂涎的人。现金和动产只是这笔遗产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尤为巨大的收益来源是：对那些被处死的教会高级僧侣停发薪俸，在职位虚悬期间，该项薪俸归教皇所有，而且当有人接替这些被害者的职位时，教皇还可以得到一笔代价。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俱遭公爵（凯撒）毒手。
”他自己也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市内蹓跶，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象提贝留那样害怕在白天显露出他此时已经成为可憎的面目，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的疯狂的杀人喋血的嗜好，他甚至于也许把不认识的人给杀掉。
早在1499年，失望就已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卫士们都受到伏击和杀戮。而那些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人，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毒杀。有时需要注意一定程度的慎重，他们便使用了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生效，而是缓慢地逐渐地致人于死，并且可以搀到任何菜肴或酒类里边而不被发现。迪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以前，曾经在一杯甜酒中吃了一些，而在他们一生事业的末期，波几亚父子由于偶然地吃了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科尔内多的阿德里安——准备的蜜饯，自毙于这种毒药。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刮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被亚历山大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凯撒准备自己下毒手的乔万尼·波几亚——当时富有的高级教士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很少。甚至退居到某些地方市镇的安静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稳秘的恐怖似乎笼罩在教皇的周围；最初，宫墙之内，卧房之中，时常遭到霹雳风暴的侵袭使他受到惊吓；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时，人们就认为那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传说似乎最后通过有1500年大赦年纪念盛典而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去，不必谈别的，单是那不名誉的赦罪券交易也就很足以引起全欧洲对罗马的注意了。除了参拜圣地归来的人以外，还有奇怪的白衣忏悔者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伪装的从教皇国逃出的亡命者，而他们是不会缄口不言的。在基督教界的这种愤慨和恼怒变成亚历山大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根源以前，还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它们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潘维尼奥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要是他不是在为儿子进行巨大谋划的中途死亡的话，他必将除掉其他一切有钱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并夺取其财产。
”如果凯撒在他父亲死时不是卧病在床，有什么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当时没有法国军队在旁边，而他拥有一切手段，可以勒令被他毒杀而适当地减少了人数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选举会呢！在做这样一种假定时，情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替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选举会议，而在他很快逝世之后，就是选举优里乌斯二世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一种普遍反动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的私人道德怎么样，但在一切主要方面他是教皇政权的救星。他熟悉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事变过程，这使得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他自己的政策建筑在这上边，并以他的不可动摇的气魄全力地和热情地乘专心从事。他登上教皇宝座，并没有用贿买圣职的办法，而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总之，教会最高职位的公开买卖是随着他而终止了。优里乌斯有他的亲信，其中也有几个是不足取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没有受到“族阀主义”的诱惑。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的丈夫，女继承人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的继承人。凡是优里乌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使用外交手段得到的，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赠给他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已濒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士，把它遗留给他的后任，并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会版图并不是他的过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藏的七十万金币将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一切枢机主教的，实际也是一切死在罗马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用的是最专制的手段，但他并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人。当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处在不为刀俎则为鱼肉的时代，当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利更有力量的时代，他必须率军亲征一事对他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自然是只有好处。如果说他曾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
”但他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帮助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基础，那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或者甚至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一心策划亵渎神圣反对教会的时代里，教会呢？虽然这样，能够希望从谁的身上比从西班牙更快地得到真诚的和持久的尊敬但他那种喜怒好恶不隐藏的强有力的独特性格，整个给人一个对于他的地位最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问心无愧地敢于在罗马召集一个宗教会议，以蔑视全欧洲反对他的人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喧嚷。一个这种性格的统治者需要伟大的外部征象来表现他的概念，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这个征象。它的设计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表现的，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统一权力的最伟大的表现。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方面，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当时的拉丁文诗篇里对于优里乌斯也表现了一种迥不同于对其前任的热情，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在他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所描写的波洛尼亚入城式有其辉煌壮丽之处，而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中曾要求这位教皇发扬他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拉特兰会议的一篇谕令中。优里乌斯痛斥教皇选举中的贿买圣职之非。在他1513年死后，那些爱财的枢机主教们企图逃避这个禁令，他们建议，候选人被选后，其以前所拥有的收入和职位应该在他们中间平分，在这种主张下，他们将选举那产权最多而没有才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主要由于选举团的少壮分子起而反对，他们首先要选举出一位宽宏豁达的教皇，因而使得这个卑鄙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乔万尼·德·美第奇——有名的列奥十世当选了。
我们在讨论到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时将常常谈到这位教皇，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他任教皇时期，教皇政权再度遭到很大的内外危险的威胁。在这些危险当中，我们并没有把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的阴谋算在内。这些阴谋最多也不过引起人事的变化，而列奥以前所未闻的任命三十九个新枢机主教的真正对策予以对付。这个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奖赏真正有功者的附带优点。
但是，在他任职期间的头两年，列奥所走的某些道路达到了最危险的程度。他认真地想要用谈判的方法为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为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包括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在内。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在各方面被包围起来，必将成为仅仅是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属国，事实上也就没有再进一步把它世俗化的必要了。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遇到了一个难于排除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就死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要从乌尔比诺赶走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里所得到的只是仇恨和贫困。当洛伦佐在1519年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得之不易的征服地交给了教会。他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谈不到是优点；倘要是他自愿地这样做，他必将得到不朽的荣誉。一部分靠他自己的力量，一部分通过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交替谈判，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实际上只达到攻击少数的小暴君与雇佣兵队长们，这肯定地说都不是那种能够抬高他的身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好发生在西方国家君主年复一年愈来愈多地习惯于以意大利这一省或那一省作为赌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赌博的时候。最后几十年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既已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不扩展到教皇属邦里来呢，列奥亲眼看到了在1527年实现的那些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有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似乎是他们自己作主干的，目的是强制教皇捐献，但被教皇的武力赶回去了。公众反对腐败的教士政治的情绪也在最近几年内很快地达于极点，象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地要求改革，同时，路德也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出现。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时期，在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面前所实行的少数胆怯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前此所发生的事态，如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抢劫掠夺，放荡堕落等，除宣示其厌恶心情外，殆一无所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决不是最大的；威尼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对于一个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本城的恐惧。
克莱门七世时代，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烟雾迷漫，好象非洲热风阴郁地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上空，使得每年夏末月份窒人欲死一样。教皇在国内外道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隐忧，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科伦纳集团以挑战的姿态重新抬头；那个不屈不挠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仅仅他的存在就是教皇政府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他在1526年冒险突袭罗马，希望靠查理五世的帮助在克莱门被杀或被俘虏后，立刻成为那里的教皇。后者得以逃到圣安吉洛城堡里边，并非罗马之福，而他为他自己保留的命运也可以说比死亡还坏。
克莱门由于一系列的谎话——这些谎话只有强者敢于冒险一试，必给弱者带来灭亡——招来了在波旁王室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肯定地说，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并且在事前也不能估计出它的不领薪饷的大群劫掠者的热狂会把这个惩罚实行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征的目标是罗马，要想在德意志招募军队而不给以饷金是办不到的。给与波旁的书面命令可能有一天被发现，也很可能证明它们的措词是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是不能被它引入迷途的。只是由于这个奉教国王和皇帝的幸运，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才没被他的军队杀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世界上的任何诡辩也不能解脱他这次犯罪的责任。无数普通人民被屠杀，其余的人们被抢劫，以及一切酷刑拷打，并买卖人身的恐怖很清楚地证明了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查理似乎想要在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勒索一大笔钱财之后，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而克莱门的逃到奥尔维多一定是在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究竟这个皇帝是否曾经认真地想要把教皇属邦世俗化（对此每个人都完全做好了准备），和他是否真正由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劝阻而没有这样做，大概是永远弄不清的。
但是，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也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因为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和国家的新精神。人们立即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伯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
事实上，这个生死关头的一年，1527年，到底是有收获的。正直严肃的人们的声音重新得到了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罗三世时代，也没有再回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堕落中去。
教皇政府也在它遭到如此巨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引起了一种半宗教的和半政治的同情。那些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之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利霸占在自己手里，因而缔结了（1527年8月18日）亚眠条约，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营救克莱门。因此，他们不管怎样也要利用帝国军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反感。同时，那个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见他的面就提出最迫切的劝告。当计划着要成立一个僧俗人等全体服丧的总代表团时，查理恐怕它会象几年以前平息下去的叛乱一样产生麻烦，因而禁止了这个计划。他不仅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说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得不和他曾经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采取了讲和的态度。因为那肯定是与他相背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格，在他看来象一般的德意志的事情一样，是不能作为一项政策的基础的。如同一个威尼斯人所说的，还有一个可能是：罗马劫掠的记忆使他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他因而急于赎罪；他使佛罗伦萨人永久屈服于美第奇家族就是这种赎罪的表现，教皇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之一。教皇的“亲族”，新继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和这个皇帝的私生女结了婚。
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宗教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它又压迫它。从教皇政府内部、从教皇们本身及其“亲族们”产生的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即世俗化，由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延迟了许多世纪。正象这个运动本身曾经使出征罗马（1527年）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它也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蹶起，并从而领导这个改革运动的一切反对者在。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它只是在反对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变得十分稳固，虽然它必须在西班牙的永久保护之下；在它的属国消灭时，它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的正统世系，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的手中去了。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考虑一下这些政治情况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响。
显然，十四和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一般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当时的优秀人物一种出于爱国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佩脱拉克在当时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的所有儿女们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这仅仅是少数受过高度教养的人们的热情，和广大人民无关。但是，就是在德意志也是这样，虽然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并承认皇帝为最高元首。如果我们把“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除外，则德意志文学的最早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里，这些作品读起来象意大利种种演说、辩论的回响，或者象对意大利批评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的回答。不过，事实上自罗马时代以来，德意志就比意大利更早地是一个具有较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的意识是从和英吉利人的冲突中得来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的问题上，始终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的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室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望消除。所以，在十五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地提出来时，它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会引起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的烦恼的。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也即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的年代，对于爱国主义的复活是不利的；文学艺术乐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以及对于自我发展的无上兴趣破坏了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直到后来，那时统一的时机已成为过去，这个国家里充满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后来德意志的军队又征服了罗马，人们才又听到了对于民族感情的十分严肃、十分悲哀的呼吁。这种感情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所代替，虽然这种感情是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