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汉代影响
衡量申不害思想对汉代 （始于公元前206年）以前的影响已属不易，在这之后，更是不太可能。申不害的很多理念或者类似的理念被其他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荀子所取代。我们发现汉人主张这些理念时，往往不可能辨别哪些是渊源于申不害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汉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秦代的政府架构，而这反映了申不害的思想。
在汉朝的前几十年，人们对秦朝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汉人几乎纷纷谴责秦朝，这种态度无疑发自内心。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总是将秦人视为蛮夷，而且秦朝在其短暂的执政时期所施加的暴政，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秦国给周朝致命一击后，中国从此形成庞大的帝国和统一的民族。而在许多方面，周朝早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几百年的华章和传统的积累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汉朝统治者们自然将自己塑造成拯救者，将中国文化和周朝机制从秦朝的统治中解救出来。他们自称很多治国方略乃周道复兴。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沿自周朝，而在一些方面则不是。不过，如此维系于传统，也是第一个由平民所建立的中国王朝所迫切需要的。
汉朝的开创者史称汉高祖 ，是一位精湛的政治家。当他还只是起义军将领时，领军深入秦都咸阳，召集秦地各县豪杰，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事实上，汉朝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尽可能地继承秦朝的行政体制。 这也是别无选择。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而秦朝的行政制度是自古以来唯一精心设计的，或者说是可以持久运作的制度，从而使偌大国家能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所掌控。
在给文帝提出的有关太子教育的建议中，晁错说皇帝应“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皇帝称善。
公元前165年，当文帝下诏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时，有上百人进京。这一盛况史无前例。皇帝亲自写了一个相当长的问题，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以书面形式回答如何应对治理。皇帝阅批回复，晁错为高第，迁中大夫。
申不害和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荣膺“考试之父”。然而，在促进这一技术发展方面，申不害的理念看来影响至深。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组织考试的皇帝和在此次考试中排名第一的大臣，都受到申不害学说的强烈影响。
在汉武帝的统治下，申不害的声誉遭受打击，自此从未恢复。
当汉武帝十五岁登基时，受到儒生大臣的影响。此前汉文帝曾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如今丞相上疏曰：
所举贤良，或治申、 商、韩非、苏秦、张仪 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于是，所奏之事被准许。 《史记》载，几年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鉴于公孙弘这一成功范例，司马迁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汉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从这一时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人数急剧增加，“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师从申不害及刑名之学的贤良来说，闭其出仕之门影响极大。其时中国社会除了政府官员，几乎没有其他途径，让人们既能获得经济上的满足，又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为学而学”是一种极其崇高的理想，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们当今的社会中，能致力于一门艰难的学习课程却无经济回报的人少之又少。在为学生谋职方面，孔子大体颇为成功，却仍不免叹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正是在武帝统治时期，申不害的学说与商鞅的学说相混淆。正如前文所述，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在早前已有辨识；例如，李斯曾明确予以区分。 如今这种混淆耐人寻味，毕竟有汉一代，被称为申不害学说的追随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强调严刑峻法的法家。甚至连晁错也批评秦朝滥用刑罚，赞扬文帝之宽仁。文帝之仁慈及其蠲除苛刑的尝试，其他人也都有专门提及。
可这却没能使申不害免于与商鞅、韩非子一道被归为“法家”。最早并称的著作似乎是《淮南子》，该书约成于公元前122年，乃淮南王生前主持撰成。其言曰：“今若夫申（不害）、韩（非子）、商鞅之为治也……凿五刑。” 又云，如果一个人遭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
司马迁似乎也等同视之，目贾谊为申不害和商鞅学说的传承者，但事实上非常明显，贾谊绝非商鞅的追随者。 这个联系也被“法家”一词的创造者司马谈所强化，该词后来指向“重法派”（Legalist School），最终成为定论。司马谈并未将申不害（或任何人）称为法家的一员，但正如前述，他指出法家学说强调刑法和 治术。后者似乎指向申不害，从而古往今来，申不害一直被视为“法家”（Fa-chia）的一员。
在汉武帝统治时，我们发现儒家的董仲舒说“秦师申商之法”。 在武帝时代后不久的一场朝堂辩论中，有人说“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申商”一词成为一个套语，这表明二子之学已经混为一谈。
汉武帝以专制著称，其强化中央集权为汉朝其他皇帝所不能及。 武帝统治的公元前121到前88年间，有七任丞相，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他人都因为被指控犯某种罪而丧生。 因此有人可能会猜测，武帝或许受到申不害的主张所影响，即君王必须亲自掌控政府，并将“生杀之柄”操于己手。但实际上，似乎没有迹象表明武帝对申不害有任何兴趣。显然，武帝一朝的大臣们也没有，除了早已在文帝时就已任职的张叔。
汉武帝对申不害的学说并不感冒，可能是因为二者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贾谊所欣赏的，申不害关心的是将一种治理政府的技术和机制付诸实践，无论皇帝能力如何，政府都能够持续运转。 他还说，君主必须“身与公无事”。但汉武帝对百姓利益与 政府组织都漠不关心。他利用政府机制实现一己之欲，一旦不符合意愿就随意改变，不太考虑对未来的影响。
人们常说，虽然武帝极大推崇儒术，但他的政策与宠信的大臣们却表现出强烈的“法家学说”（legalism）倾向。 不过，在他统治时期，盛行的“法家学说”（legalism）实为“法家”（Fa-chia）的一支——商鞅学说。德效骞指出，武帝似乎引用李斯的话，亦引用孔子的话，有如《韩非子》引用孔子。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汉武帝之喜好与法家相同。 在关于盐铁官营的著名论战中，在武帝朝已身居高位的官员桑弘羊谴责孔子，并赞扬秦朝、李斯和商鞅。
这场辩论发生在公元前81年，虽然商鞅被提到29次，但申不害只被提到一次，于“申、商以法强秦、韩也”一语与商鞅并称。 “刑名”一词出现一次，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出处也表明，即使早在这个时期，参加这场辩论的人都未能洞悉该词的含义。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申不害的理念在汉武帝期间销声匿迹。它们 确实有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并不总被归功于他。比如，我们发现，汉代最有名望的大儒董仲舒反复论述的内容，听起来非常像申不害之说，有时甚至表述相同。 但董仲舒是否知道这些理念的渊源，抑或是否深谙申不害之学，颇成疑问。
根据历史记载，在汉武帝之后，只有一段时间，申不害学说有所凸显。那是汉宣帝时期，即公元前73—前49年。这是一个重要的统治时期，有意思的是也与文帝时期非常相似。表明汉宣帝受申不害学说影响的证据并不起眼，却非常有力。《汉书》载汉宣帝“以刑名绳下”。 [2] 且刘向也说：“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 张子乔正其字。”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 即戾太子之孙。当太子因巫蛊之祸随后自杀时，未来的汉宣帝尚在襁褓之中，幸运逃过一劫存活下来，并在艰难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就有汉武帝的三个后代有资格继承王位。大臣们首先选择武帝之孙刘贺。刘贺当了27天皇帝，在此期间表现荒唐至极，最后被大臣们废黜。
进而大臣们选择了刘询，是为汉宣帝。就像文帝的情况一样，大臣庆幸宣帝性格谦逊温和。多年来，他不曾有违于此，亦不可能。在执政初期，汉宣帝甚至比汉文帝更无助。
长年以来，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霍光。 霍光出身平民，与汉武帝的皇后有些许沾亲，并以此成为武帝的一名贴身侍从。在武帝去世时，太子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年仅8岁。武帝临终时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命他“辅佐”幼帝。除了这个军衔，他还担任领尚书事，从而真正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权。因此，霍光是整个汉昭帝时期真正的统治者。
霍光俨然是一位卓越的统治者，他试图缓和因武帝统治而造成的弊病，从而巩固政权。其间霍光也因此树敌不少，这些权贵精心策划谋害计划，顺便废立皇帝。但计划败露，霍光也愈发权势熏天。
毕竟霍光身为那个废黜刘贺、选立刘询的权臣。对宣帝而言，试图罢免霍光或者接管政府都可谓愚蠢至极，而宣帝自非愚者。霍光正式提出辞职，并将朝政大权交还给皇帝时，宣帝还请他继续掌权。宣帝似乎也未试图行使权力，就这样过了五年多，直到霍光在公元前68年去世。
由于霍光控制朝堂时间如此之长，霍氏家族的权势自然也是树大根深，一如常见的模式。太后即汉昭帝之遗孀，正是出于霍氏家族。而霍光之妻曾为婢，后愈发骄奢，意图让女儿成君成为皇后，竟毒害汉宣帝的皇后。一年后，不知情的汉宣帝册立霍成君为皇后，宠爱有加。
在这其中，霍光似乎对家人有所包庇。霍光死后，家人害怕失去权力，但汉宣帝仍然尊隆如旧，委以权力。然而很快，汉宣帝就得知毒害皇后一事，但仍未草率行事。那些掌控军队的霍派成员被移任民政职位，一些则被远调离京。他提拔了霍光的儿子任大司马，但没有授予控制军队之印绶。这些事情让霍氏集团全然警觉，他们准备一个周全详密、殊死一搏的谋反计划，企图废宣帝，自立霍氏。但这一阴谋败露，整个霍氏家族（除了太后和皇后）及其党羽都被诛灭；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皇后也被废黜。 霍光死后两年多，这个曾完全把持朝政的家族被摧毁殆尽。德效骞评论道：
这是一次难以想象、更为彻底的颠覆。当这个家族即将一网打尽之际，汉宣帝没有试图揭发罪行，从而舒缓其狐疑不安，以逐渐剥夺派系权力，这是一种叹为观止的能力。 很少有如此大权能够被如此成功地一举夺回。
诚如申不害云：“故善为主者，藏於无事，窜端匿疏。”
汉宣帝十七岁就登基。如前所述，在此后5年霍光在世时，他似乎都没有积极参与朝政。但很明显，他一直殚精竭虑。《汉书》载霍光死后：
上始亲政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 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 。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 枢机周密，品式备具， [3]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这段文字透露出诸多信息。在此之前，呈递给皇帝的奏折首先由领尚书事审阅，由其先予筛除，让其忌视之言无法上达天听。现在，则都要封事以奏。当然，这与申不害的理念相一致，即任何大臣的权力都莫得专君，塞君之听。
让所有的大臣以书面形式汇报工作，以便让皇帝来评判他们的做法，不免让我们想到申不害的理念，即君王应“课群臣之能者”。 定期考课（显然是一个创新），信赏勤事官吏，以及建立各种政事通畅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努力创建一个政府的表现，即君主支配下，一个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真知灼见，只需在“术”的基础上运转的政府。
汉宣帝密切关注政府的施行。他下令认真审查郡中计簿，以消除假账。公元前59年，诏曰：“吏不廉平则制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于是吏的收入增加50%。 有些清贫贤官死后，宣帝还授予其子大量黄金。
汉宣帝还关心农业问题，着力于此，显然颇有成效。公元前54年，他首次建立了闻名的常平仓制度，即政府在丰产时期 以更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并储存，在粮食短缺时以低价出售。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或许是汉宣帝为提高司法质量所做的努力。在汉武帝时期，盛行严刑峻法，日益刻深。《汉书》解释道，因为在登基之前，“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所以试图匡正。 德效骞说道：
汉宣帝对案件颇感兴趣。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必须奏报经其同意才可以执行……很少有皇帝会花那么多时间来审查法律案件；宣帝注意到官吏通过法律手段对百姓施行苛政后，要求衙门要向上呈报重要的法律决定以待御批，为此殚精竭虑。通过各种方式，宣帝改革了法律程序。
诸如此类法律制度改革，还有很多细节。
《汉书》作者说，汉宣帝之治可谓“中兴”汉室，功德可媲美周宣王（前827—前782），即被誉为力挽衰颓、重振周朝的天子。 生于公元27年的王充，将汉宣帝之治与传说中尧舜帝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赞誉无以复加。 德效骞写道：
汉宣帝的统治……标志着西汉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达到顶峰。在政治、经济、艺术和压制夷狄的军力各方面，这一统治时期都登峰造极。
以往的政府从未如此良性运转，或者如此仁厚地对待百姓。……宣帝朝以后，朝政开始衰落，直至王朝结束在王莽政权下全面崩塌。
汉宣帝的太子十分热衷儒家思想。据记载，汉宣帝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在这番谈话中，汉宣帝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毋庸置疑，汉宣帝对政府机制的发展功莫大焉，于是，这一机制终究历尽沧桑，延续两千余年。
[1] 我们似乎没有具体的词，以区分学校、政府、工厂选拔人员的“考试”（examinations）与诸如医生或海关人员所做的“检查”（examinations）。因此我用“考试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examination）一词，并定义如下：考试制度是周期性和系统性的提问活动，而所提的问题对每个人都相同，或设想的难度同等，通过才识高低和回答水准予以评定，从而真正显现参与考试者的造诣。
对考试制度及其重要性的进一步论述，参见顾立雅《中国治道之源》（一），第15—16页。
[2] 《汉书·宣帝纪》（9.1a）；德效骞译：《汉书》（二），第299—300页。汉字“绳”的字面含义是“绳索”（a cord），我译为“控制”（control）。这是表示木匠用来标记切割线的绳子。因此，这句话的字面含义是“他用刑名来将臣属约束在线内”，这与“刑名”的基本含义非常接近。
我们还发现汉宣帝曾用“名实”一词，或者与“名实”有关。这让我们回想到该词与“刑名”的相同含义（见本书第123页）。汉宣帝曾对太子说：“俗儒……使人眩于名实。”而且班固称赞汉宣帝说：“孝先之治，综核名实。”参见《汉书·宣帝纪》（8.25a）、《汉书·元帝纪》（9.1b）；德效骞译：《汉书》（二），第265、301页。
[3] 这是意译。（The machinery［of government］was in perfect order and complete.）德效骞译文之意为：“枢轴销和（十字弓）触发机制（杆）的每个地方都相互配合；器械及其结构完整而浑为一体。”（The pivot-pins and［crossbow］trigger mechanism［levers］everywhere fitted each other；the instrument and its form was complete and ent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