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后世影响
据正史所载，公开承认申不害学说对政府机构有所作用的最后一个时期，应是汉宣帝时期。
这本名为《申子》的书之后仍存留于世，且在唐朝历代史书之经籍志或艺文志中均有提及。其引文至晚见于宋朝编撰的类书中，至1616年，《申子》仍列于一本藏书目录中。
在后世中，那些从事政府管理工作者是否有人认真研读？抑或该书是否影响政府的行为？这些问题都难以回答。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算皇帝或权臣们研究过申不害，也不可能广而告之。即便是最为“外儒”的汉武帝，也注重彰显其对儒学的推崇。尽管如此，仍可钩沉一些值得关注的史料。
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即俗称三国。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却独一无二、浪漫传奇地被传颂于文学著作、民间传说和戏剧艺术中。时代造就群雄豪杰，而其中最杰出的当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一位现代日本学者曾说：“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诸葛亮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仰慕的人物。”
作为蜀国丞相，诸葛亮为蜀汉组建政府。在蜀国第一任君主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不是名义上的），长达十一年。他的名望主要缘于其仁义精神（humanitarianism）和军事才能（后者有些言过其实）。而爱德华·布特（Edward L.Buote）在其对诸葛亮的研究中总结道，诸葛亮的声望主要基于内政与治国的成就：“诸葛亮以非凡的 政治家风范，赢得后世学者的敬重。” 布特还说，诸葛亮虽崇尚儒家道德，而于行政管理“显然是遵从韩非子和申不害的纪律性方法……诸葛亮并未否认这一点，还撰文对这些方法加以提倡。”
据传，蜀汉开国君主刘备病危之际嘱咐其继承人刘禅：“申（不害）、韩（非子）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他还说，诸葛亮已亲手抄写这些书，包括《申子》，让刘禅应求书研习。
可以发现，申不害首次明确而坚定地阐明，统治光靠道德是不够的，必须有了然于心、精心设计、炉火纯青的技术。这将是一场贯穿中国历史的争论。控制权是否应该掌握在那些仅是有德之人的手中，或者有能力的君主是否需要谙晓财政和职官，以及管理一个偌大帝国万千繁复的技术？是否应当只凭道德选任地方政府官员，进而，鉴于他们能基于特定风俗要求判断，就允许不受干涉地治理地方？还是应该以特定的规则作为指导，定期报告加以考核，外加监察官的监督巡察？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而且是一个存在着合理意见分歧的问题。如果每个官员都可以自由地依凭其道德判断行事，不受监督，不担心被要求对其行为负责，那么总的来说，忧患和不公就会变少吗？
在中国，人们早已选择了一种在许多方面都高度集权与严格控制的政府形式。在这一点上，申不害的思想发挥了颇为可观的作用。通过荀子和其他人，他的思想渗透到所谓“正统儒学”中。有理由相信，这与秦朝政府模式的发展密切关联，并成为中国帝制的基础。
但正如我们所见，在汉初时期，这一制度遭受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之所以被消除，主要是由于汉文帝、贾谊以及 晁错等人的努力，这些人习于申不害之学，受其关于应对这种威胁之方法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将面目大殊，绝不会作为人们所熟知的帝制大一统国家而延绵存续。
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是否有必要将大量人民凝聚一体，从而成就一个庞大统一、强权统治的国家。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然而，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中国经常遭受军事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每当中国处于薄弱状态，这些游牧民族就蠢蠢欲动，往往入侵中原奸淫掳掠。有时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定居。所以这对于延续中华文化，即“儒家”文化往往不啻灾祸。如果中国不像我们所知的那样，长时间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中华文化将难以为继。若谓延续斯文，善莫大焉，则申不害之行政哲学理应获得赞赏。
申不害坚持执政技术的举足轻重，乃至不可缺少，诚为确当之见。但只依靠技术人员操作的政府缺乏某种基本要素：愿景与奉献。有蔽于此，任何企业都无法长期生存。企业尚且步履维艰，况乎国家！申不害确实说过，君王必须认同公众利益，但这还远远不够。儒家坚持培养“道德”品格，将国家天下憧憬成“宇宙戏剧”（cosmic drama）中的意象，正是这些要素让中国享有如此绵长寿祚。儒家值得称道之义颇多，他们强调，非惟君王，大臣们也应参与对国家的控制。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有其无可置疑的魅力，只是历史也反复印证，从未有世袭血脉能如期待般代有明君，永无止境。
因而，儒家的德治之学无法造就一个政府，以操控一个庞大帝国而使之良性运转。儒家思想为中国赋予灵魂，导源于申不害思想的行政思想 则使之生机盎然。它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首开其端、至为持久、最擅集权之国，此诚非尺寸之功也。
在申不害思想的影响下，行政组织和人事管理的技术（最明显的是职官考试技术）勃兴于中国，而后远播世界，并持续在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这些技术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1] 他的第二条原则［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一），第2—3页］是“振纪纲”。他说，君王能够控制百姓的唯一手段就是“纪纲”。这与《申子》1（4）有一些相似：“名者，天地之纲……（若君王）张天地之纲，……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然而，张居正所说的控制似乎是法律的控制。
第三条原则［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一），第3—4页］是“重诏令”。张居正说：“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这让人想起《申子》7：“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然而，张居正于此所提观点有别；他关注的是诏令应迅速和充分地传达和执行。因此，其表述与申不害的言论存在相似之处，可能纯属巧合。
[2]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60—362页。关于他对申不害佚文怀疑的对错，参见本书第317页。
这不是胡适第一次评价申不害了。1928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开头没编码的一页中，有一个注释说该书写于1915到1917年间，未经修改。而且在该书中，他说申不害（名字注音为Sun Poh-hai）撰写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还说，他以申不害之书的佚文作为研究来源。参见《先秦名学史》，第172—173页。显然，胡适是在撰就《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改变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