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汉代以前的影响
没有任何确凿精准的方式能够衡量申不害之影响。我们可以窥见，申不害以特殊意义使用某些术语，如“正名”和“无为”，并在后来的思想中愈发彰显重要性，这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很难确定这种特殊的意义究竟是否为申不害所发明，而且更难以知道当别人使用这些术语时，是否借鉴于申子。也许我们可以穿梭于战国时期的文献，逐一展现与申子言说的相似点，但归根结底，仍不是很有说服力。
即便是孔子的影响也不易于确定地予以考量。在中国，诸多我们称之为儒学的态度与思想于孔子诞生前五百年即能寻见。 人们有时认为孔子未尝有任何创新，这显然不对，如果说孔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着实关注于其时世人所持之理念与态度，则无可置喙。孔子的确总结阐述当时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可行的思想体系，其展露的伟大人格也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中央集权的倾向以及行政技术的发展，显然于申不害时代之前就已步入正轨。申不害的贡献在于清楚地认识到中央集权倾向与行政技术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并创造出一种组织缜密的行政哲学。
然而，相比孔子，当我们试图挖掘申子影响力之时，这种相似性就变得扑朔迷离。在孔子方面，其学说的代代相传，以及其间赞成与反对其观点的诸多论述，都可以寻得一些详细记载。甚至这种思想体系中远早于孔子时代的某些方面，也已经与孔子及其学派思想等同视之，从而可以恰如其分地一并称之为儒学。
对于申不害，我们几乎不具有这些材料。 他的“学派”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甚至那些受其观点影响最明显的人物，也会反映出与申不害理念无关或者时常相左的其他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申不害提倡的政府方式后来愈发流行，但又难以确切地指出，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申不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圈定明确要点，这些可能容许我们推测，透过相似之表面，还有待阐幽抉微。
关于申不害之逸事流传其时，即本书“传记”一章所引，表明他享有一定的声誉。他以整饬韩国统治而闻名于世，使国家从内部强大起来，并以非军事非纵横之手段抵抗外来侵略。尽管可能因某些成就而受到赞赏，但有关其轶事之记述，通常弥漫着一种轻蔑的论调。无从表明申不害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从来没有被描绘成诸如《论语》中孔子（固然也有缺点和敌人，却是温文尔雅之人，非为刻意造作，便极富魅力，引人入胜）的形象。甚至也无从表明申不害拥有朋友，更不用说弟子了。
似乎也没有迹象表明，申不害在当时就被视为一位思想家。当然，他必定是一个日理万机、肩负韩国重任的角色，但肯定曾抽出时间来思考总体问题，甚至抽象概念，远远超越身为丞相之职责。诚然，倘若当时已有人意识到申不害是一位思想家的话，我们也看不到这番记录。
申不害思想对同时代人的影响，从著名大儒孟子的书中对话（实为独白）可以窥见。孟子在申不害时代还是年轻人， 居于魏国时间颇久，而魏国与韩国东北相临。 孟子从未提及申不害（或商鞅）， 这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孟子似乎不但没有表现出受申不害那般思想的影响，而且没有意识到整个政府的问题——申不害、商鞅和其他许多人当时正着力于此。孟子提到其他思想家，并予以有力攻讦。 在关于政府的意义上，这些论辩之点显得相对肤廓。孟子几乎未意识到，儒家的治国之道正遭受一种截然不同观点的挑战——这种观点将旋即成为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孟子看待政府的方式本质上与孔子相似。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周朝开国百年之理想观念的基础上。究其思想要义，乃君主近乎无所不能。 事实上，周朝的开国君主享有巨大的权力，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有一系列才干卓越的君王，且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天下福祉。进而，周王的权威还缘于某些地缘形势，包括边境戎狄的不断威胁，他们会进攻任何切断王室军队庇护的封建诸侯。最后，一般君主尤其是周王，都依凭自身属于贵族的观念而撑持维系，享有其强大祖先和其他神灵的保佑。
韩非子也告诉我们，申不害说君主应“操杀生之柄”。 秦始皇的确如此，施行大规模惩罚以形成恐怖统治。 这些惩罚并不仅仅针对普通百姓；当一名官员可能还更危险。 公元前213年，所有治狱吏不直者都遭秦始皇惩罚，要么修建长城，要么流放南越。 一位官员在公元前210年曾说，其二十年来未尝见离职的丞相或功臣可以寿终正寝免于死刑。
秦朝政府的整一行政模式为商鞅之学。主要依靠赏刑，尤其是刑。其中无法看到对心理的关注，以及对策略的洞识，这些均为申子之学的核心。秦始皇也谈不上符合申不害对君主的描述，即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的最高裁决者，既无为而不可或缺，且“身与公”，从而使“近者亲之”。
秦国政府的体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申不害的理念，然其精髓则丧失殆尽。如果是孔子，必然会对秦朝政府感到恐惧。申不害也许没有那么恐惧，但不会认同，而且不会认为它能够持久。
如果恐怖主义政治走向极端，必将暴露自身局限——这一点商鞅、韩非子或李斯未能意识到。且看粗人刘邦起义，可谓不言自明。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亭长，刘邦负责看管一些罪犯，押送他们赴骊山建造秦始皇陵墓。在路上，很多罪犯逃亡。由于刘邦要为此负责，在秦严酷的法律下不可能指望幸存。因此，刘邦把其余的犯人悉数释放，然后自己也逃成了一名匪徒。 始于土匪头子，后为起义将领，最终，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
[1] 《吕氏春秋·不苟论·博志》（24.7b—8a；卫礼贤译：《吕氏春秋》，第427—428页）讲述了农民甯越的故事。他苦于耕稼之劳，问朋友要如何解脱。这位朋友说：“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甯越说：“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年后，周威公师之。这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应有所本，若不是曾有农民有志于学，这个故事也很难撰就。
另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00—105页。顾立雅：《孔子》，伦敦版第63—74、230页；纽约版第72—83、250页。在《孟子·尽心下》［7（2）.30］中，我们发现孟子以心智而不按出身背景教授学生而受到指摘。译者注：《孟子·尽心下》：“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2] 参见《荀子·王制》（5.10b）、《荀子·君道》（8.4a、8.4b）、《荀子·大略》（19.1a；译者注：原书误作卷29，应为卷19《大略》篇）；德效骞译：《荀子》，第143—144、208页。这些段落中的第一处不是“天子”，而是“天王”，乃等同于“天子”的称谓。孔子只在《论语·八佾》讲到一次“天子”，引自《诗经》。谈及“诸侯”，只在《论语·先进》（11.25.12）、《论语·宪问》（14.17.2、14.18.2）几处。同时谈及“天子”与“诸侯”，只出现在《论语·季氏》（16.2）中，但这段话是后来窜入，必然不是孔子原话；参见顾立雅《论语选粹》，伦敦版第220—221页；纽约版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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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子·王霸》（7.12b）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申子》1（4）：“明君……治其要，臣行其详。”更多关于《荀子》该段理论的相似性，参见《申子》1（7）与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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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本作“此二家之言”。在汉代之前，思想学派意义上的“家”似乎比较少见，但在《庄子·则阳》（8.31b）中可见“二家之议”，华兹生（《庄子》，第292页）译为“两种学派的观点”。而且，在《庄子》中可见四处“百家”，字义为百种学派。参见《庄子·秋水》（6.13a）、《庄子·天下》（10.13b、10.14a）；华兹生译：《庄子》，第185、364页。因此在韩非子时代，“家”有作为一种思想学派的意义。
在《韩非子》这段文字中，廖文魁将“二家”译为两位大家，而非二家学派。“家”确实可以指涉个体，如人们称某人为哲学家。但是，我相信若“家”在这一意义上运用，意味着这一个体也是作为某一特定群体中的成员。因此，不管该段中的“二家”究竟是指二家学派还是仅指两位大家，都能清楚表明这二家学派的存在。
[5]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63.14）；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27页。同样在《史记》一书中，据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曾一再高度赞扬韩非子之学。参见《史记·李斯列传》（87.28—34），第28—34页；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38—43页。
李斯与韩非关系的疑问源于《史记》所载事实，即《韩非列传》中载李斯陷害韩非，据说因为李斯嫉妒韩非，担心韩非染指秦国大权，盖过自己。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63.28）及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27-29页。这听来不无可能，而卜德通过对史料的深入考证，得出“李斯应为韩非之死负责”的结论（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62—77页）。另一方面，钱穆对同样的史料予以考证，认为李斯该事未见其必信，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下），第477—480页。
《战国策》所载韩非子之死则未提及李斯，乃姚贾进言君主所害。参见《战国策·秦策五》（7.8a—9a；柯润璞译：《战国策》，第144—147页）。确如卜德所指出，这番记载难以处理。不过，《史记·韩非列传》中还有更为奇怪的记载。［63.14—28；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27—29页］
列传中记载韩非口吃，因而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其中两篇为秦王所见，秦王渴望得见作者，这时，“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如果李斯嫉妒韩非，这就很奇怪，还有更奇怪的。）“秦因急攻韩。”这番攻伐竟是为了将韩非子带到秦国，堪称最令人诧异的战略。（我的译文认同钱穆的解释及廖文魁的翻译，但卜德在《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63页的翻译不同，我确信其翻译有误。）韩非子此前在韩国并未担任官员，及至强秦进攻危急存亡之际，竟又谴口吃的韩非作为使者赴秦！韩非至秦国后，因姚贾与李斯陷害而下狱，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这些合起来构成一个荒诞的故事，钱穆认为乃汉人编造，李斯晚节不移，为世诟病，众恶皆归。其实，很难确定韩非子如何死亡，李斯可能有其责任。但探疑至此，我们也只能将此事搁置一旁了。
[6] 始皇宣布其后代只称为“二世”，以此类推，“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沙畹译：《史记》（二），第128页。］
关于秦二世继位的故事颇为可疑。李斯在其中无疑是一个反派角色，但反派角色并不总是真犯下归咎其身的所有罪行。在汉代，所有参与秦国政府的人都是卑鄙小人，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卜德在《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89—111页翔实地考证《史记·李斯列传》中的大量记载，充分说明这一情节在诸多方面都令人怀疑。
卜德恰当地指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李斯列传》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其中，我们看到了险恶的埃古（译者注：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反派人物）式太监赵高缓缓布局。李斯作为胁从者，徘徊于善恶之间，被卷入这场阴谋之中。秦始皇在临死之际，给长子扶苏写信，似乎希望扶苏登基。赵高、李斯与少子胡亥一起伪造信件，命令扶苏自杀。扶苏作为一个正直、孝顺的儿子遵旨而行，最终胡亥成为秦二世。李斯继续执政，但赵高逐渐削弱李斯的权力并最终将其腰斩。后来，赵高继续实施阴谋，迫使胡亥自杀。赵高试图自己称帝，但由于无人拥护而立子婴为帝。这位皇帝随后杀死赵高。因此，所有的反派角色都走向死亡的结局，还有，随着秦朝覆灭，仁孝之子扶苏至少可于汉人书史中得以平反。
这真是精彩绝伦的剧情，但它是真的吗？一方面，《史记》告诉我们，胡亥是秦始皇特别喜爱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6.61）、《史记·李斯列传》（87.15）；沙畹译：《史记》（二），第185页；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26页］。另一方面，长子扶苏屡次批评皇帝，且捍卫孔子之学，为此被流放到北方［《史记·秦始皇本纪》（6.58）、《史记·李斯列传》（87.15）；沙畹译：《史记》（二），第182页；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25页］。秦始皇显然不是一个宽和的人。在所谓的真信中，据称他希望长子继位，这看起来显然与他的个性不符。在所谓伪造的信件中，他命令长子自杀，反而正是在我们预料之中。时至今日仍无从确定真相，但该事情节不可毫无怀疑地接受。
[7] 李斯说了这么多赞美其同学韩非子的话，似乎颇为奇怪。但这一上书距韩非子之死已二十四年，这种情况往往会提高声誉。此外，《史记》载，同学之时，李斯自认为不及韩非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63.14）；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27页）。这被解释为表示嫉妒，但也可能表达真心赞赏。这两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韩非子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但李斯显然是同一理论更具卓效的实践者。
反之，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李斯对韩非子的钦佩与李斯造成韩非之死这一广泛流传的故事不相容。也未必如此，毕竟惺惺相惜者也可能为个人利益而残酷竞争。不过，也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故事，参见本书第216页注90。
[8] “督责”出现九次：《史记·李斯列传》（87.28、29、31、33）（参见前注103）。“独断”（比较《申子》19）出现两次：《史记·李斯列传》（87.31、33）。“独视听”（比较《申子》19）见于《史记·李斯列传》（87.33），“独”单独出现两次：《史记·李斯列传》（87.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