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大林的方法
［第 117 页］我们已经强调指出，斯大林方法的核心在于侧重策略而非战略，甚至侧重策略而非人类的整个发展道路，而后者正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内容。但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并非斯大林一人独有。策略优先也不是俄国人或斯大林独有的问题。纵观 19 世纪后期以及 20 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主流趋势，并且这种霸权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这种趋势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中也很流行，这种方法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目标以及政治程序。在俄国共产主义内部采取策略霸权，并非独特的苏联现象，而是顺应了一种既存的、流行的时代潮流。无论是否有意，它都是资产阶级所谓“现实政治”的变种。对于建立在各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西欧各国，这种潮流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行为模式。整体上看，列宁的继任者们并不仅仅是西方同行的模仿者而已。例如，我们已经指出，布哈林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性的解释。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列宁去世很早以前，季诺维耶夫就用事实暴露了这种潮流，显示出在党内实施社会民主时具有操控性的倾向。
所有这些必须通过精确的历史研究予以具体的解释。这种决定性的概念主旨很容易察觉到：它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知完全不同。当时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广泛流传着一种强调经济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经济还原论。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就是知识的专门化导致各种科学之间相互分离。工人阶级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受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吸收了劳动分工和各门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原则。［第 118 页］马克思将经济定义为整个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但到了 20 世纪，经济学变成了几乎有精确定义的单独学科。因此，例如希法亭（ Hilferding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与其它任何一种世界观融洽相处。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已经丧失了它同人类的历史使命之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与其它社会决定因素有机地相互联系起来。因此，独立出来的学科不再同其它因素互相依赖，很容易变成纯粹的策略。在当时列宁众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只有列宁完全反对这一观点，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歪曲为纯粹的工业生产力。
将经济转变为孤立的科学，这一过程为其可操控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种发展并没有征服所有的政党或政治运动。操控经济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得以完全实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经济操控旨在调整资产阶级社会，并由此导致了修正主义，或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分裂。斯大林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歪曲了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这种歪曲就变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残暴操控。当他把经济学歪曲为专门的实证科学，把经济学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分离出来时，就可以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只集中在工业增长上面，而不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人们不应忘记布哈林早期的看法，他用实证主义机械简化的办法下过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 [HJ] 生产力就是技术。这个概念的理论错误不能从细节上处理。 [129] 我们只指出这种解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结果。布哈林认为，古代的奴隶制是技术发展低下的一个经济结果，而马克思本人则认为，技术落后是古代奴隶制基础的结果。很明显，布哈林的技术决定论之所以必然会陷入困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狭隘的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对马克思而言，经济并不仅仅是技术，也不完全是专门的独立科学，而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决定因素。马克思把社会整体的概念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到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在那些社会整体没有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领域，［第 119 页］技术成就确实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比如在武器领域。 [130] 我们只提到布哈林的方法论概念，是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主要的概念框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种方法论（即经济作为单独的科学，从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脱离出来）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官僚操控的体制建构工具。
这一点在斯大林身上比在布哈林及其他领导权的竞争者身上更为明显。直到 1952 年，当斯大林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所谓合法的继承人时，他才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长文。这篇文章主要的策略和宣传目的是为了解决“主观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产生的错误，并将其带回到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作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主观主义只能解释为对生产的官僚操控。官僚们操控经济数据，是为了把不可靠的发展（甚至是停滞）说成是进步，把采取的特别手段说成是快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并且禁止一切批评的观点。人们应当记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段时间内，禁止按人均计算生产数据，因为这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式的错误。禁止的目的在于不让人们知道苏联的生产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考虑到苏联幅员辽阔，把当年的产量同前几年相比，会对统计数字产生极为不同的解释。再加上禁止人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仔细地检查以及接触到这些真相，人们便无从得知经济发展的真实速度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其本身是正确的）就可以限制极端的官僚主义操控（主观主义歪曲了经济现实）。
这一点极为重要，但在当下的讨论中经常会被忽略掉。除掉许多个别因素之外，［第 134 页］尤其是如果人们就像我们现在所写的这样，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政治失败的角度批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话。同时，他们决不能忽视斯大林为社会主义奠定的经济基础及随后产生的世界历史后果。例如，人们应该能正确地认识斯大林在跟希特勒主义斗争时所犯下的过失，因为斯大林将德国共产党人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分离出来，阻碍了针对希特勒的左翼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应该铭记世界必须感谢苏联，起码它没有让希特勒的帝国吞并整个欧洲，如果忘记这一点，人们就会形成完全歪曲的判断。慕尼黑及其影响，法国官方战略的风格，显示出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反对希特勒主宰世界的计划。只有在苏联，希特勒才找到了敌人，只有苏联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最终完全消灭了希特勒。甚至除了对希特勒的胜利，苏联在我们的时代拯救、保护文明的例子也远不止这些。人们会想到原子弹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军事政治结果。当它投向日本的时候，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但广岛只是美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前奏。原子弹爆炸过后不久，一些远离政治但却久经世故的人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托马斯·曼，虽然并非社会主义者，却认为投下的原子弹针对的主要是苏联而非日本。苏联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制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由此带来的核僵持局面不仅意味着防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也阻止了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主宰。
斯大林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并非是如此巨大范围的世界事务的最终原因。他们个人的政治活动，促进了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必然生长出来的趋势的实现。苏联作为世界和平的保护者，作为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阻碍，由于其社会主义的结构只能不断地发挥这种功能。因为苏联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经济组织都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获利。消灭私有财产也就消除了战争的经济动机。生产资料社会化真正地为和平政策创造了动机。尽管在一些个案中出现了许多策略上的失误，但苏俄还是成功扮演了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资本主义国家对战争，甚至对世界大战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第 135 页］推动这些国家征服他国发动战争的驱动力无疑是出于部分工业的考虑，尤其是重工业，在这种冒险中有直接的利益。纵观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任何人无需费力思考就可以发现，现代工业发展最重要的进步是武器工业和战争自身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操控舆论，从意识形态上动员广大人民参加爱国战争，即使这有悖于民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无需担忧。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掌握在战争游说团体的手中，即使在面对多数的反对时，这种力量也强大到足以发动或者继续一场战争。
在生产资料从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手中充公后，苏联就不存在任何社会组织能从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由战争引发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任何战争只能产生纯粹的负面效应，例如降低劳动人民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生活水平。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生产资料社会化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经济后果是其自发追求和平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限制军事主义的发生仅限于指战争本身。武器——技术方面的战争准备另当别论。我们必须很快研究生产资料社会化是如何影响总生产的正常功能的问题。在仔细探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之前，先要明白每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包括被斯大林的方法所操控——过去、现在都能够从质和量两方面跟资本主义生产并驾齐驱，但仅限于军备领域。原因很明显，通过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的确有特定的局限性——能够持续地控制生产的质和量。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实现这些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在斯大林过度官僚化的计划形式下，并且在具体实行时面临困难。虽然不能在这里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指出一点，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军备工业——仅限于此——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机构来控制产品的质与量。军队通过让指挥官——仅仅是他——处于在生产过程中检验所需产品的位置来实现这一点。军队只允许实际生产那些通过了一定的功能和使用价值检测的产品。很显然，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会产生判断错误，但现实的消费者所实施的控制，［第 136 页］在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的质与量之间导致了差异。这并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案例，而是关乎社会主义生产本身的普遍客观的结构关系。只有放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问题的背境中，我们才能讨论个别案例的成与败。
纯粹从经济上讲，社会主义实现了两个主要目标。它为普遍的和平政策建立了物质基础。同时，它发展了工业—军事基础，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成为有效的力量。但是，官僚化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成就的操控极大削弱了这些政策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国际化的能力。特别是，纯策略式的决定和相应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将革命实践降低到了纯粹的国家权力政治层面上。在国际方面，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也清晰可见。当列宁支持凯末尔（ Kemal Pascha ）为解放土耳其，反抗获胜的帝国主义力量的独裁统治而领导的民族斗争时，支持背后的原则很明显：就每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抗争而言，工农国家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无论他们是以何种名义的社会制度来反抗帝国主义。这种支持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基于哲学上马克思和列宁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角色的正确理论。由于对所有重大的历史问题都采用了纯策略手段，斯大林无法在实施政策时摆出一副在精神和道德上无可争辩的脸孔。这一点在反抗希特勒时也是如此。例如，当斯大林的继任者成了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保护者时，这个决定就是照搬这位大人物的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按照这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原则，他们不得不使用策略式的社会主义口号来做决定。因为接受了斯大林的方法论，即使他们最终有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依据，他们的行为也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修饰的大国策略。这是一种革命原则和国家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回到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误解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这个问题上来，将说明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误解给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