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
［第 137 页］迄今为止，我们设法从大体上弄清楚没收私有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种没收成为生产的最终基础，但是，我们并没有关心在没收实施过程中采取了哪些具体手段。当然，要从深入广泛的层面上科学地讨论这件复杂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大致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根据约内什（ F . Jánossy ）的杰出分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重要阶段—— 30 年代经济重建阶段和二战后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的辩证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固有趋势，它不仅使生产水平再次达到了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倒退之前的水平，而且还使生产水平达到了在不受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正常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因此，这种辩证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下的积累毫无疑问要超过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在联邦德国，人们称这种经济发展为“经济奇迹”。）根据这种推理，在这种经济重建时期，因为个人投资获利的积累根本不存在，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体系相比，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计划经济能够仅仅根据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入手来开发这些投资。 [140]
斯大林主义并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真正设想和推动力的真实观点。斯大林本身的操控作风阻碍了他真正掌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使他无法看清自己行为的后果。为了保证斯大林的独裁的经济政策，党内机构创造了一套辩护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将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更快。［第 138 页］由于客观经济原因的影响，当苏联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的时候，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也困惑了。这不能解释客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操控下的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理论同样也是为政治需求服务的。它用来为那些强制手段做辩护，因为那些被污蔑为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人被定罪为苏共的敌人。尽管如此，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被称为 20 世纪 20 年代“原始积累”的共产主义革命非经典开端的超越已经接近完成了。尽管受到斯大林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歪曲，但是苏联经济水平在二战前已经达到了工业化进程的顶峰，甚至超过了打败希特勒之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水平。因而，为什么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进程被称为“原始积累”，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是一个马克思在他所在的时代所描述的进程，是马克思揭露那个年代的决定性法则的进程。如果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我们会特意这样做，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根本区别。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是一段以血腥和暴力手段达到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再分配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只有完成了这种人口革命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将此描述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永恒法则”。 [141] 只有在这次经济飞跃之后，资本主义正常的生产和再生产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就把“平常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自然的生产法则。” [142]
这些扭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事例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但是本文不能从事这种进一步的列举。［第 161 页］因为它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着极其深厚的联系，因为它站在一个与斯大林主义的策略控制相对立的立场上，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提及列宁的观点，那就是作为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直接延续的国家自决的观点。 1917 年，列宁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权利，去宣告自身的自由解放，并且极力反对任何使这种权利失效的企图。 [151] 甚至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他把否定国家自决权的行为称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没有任何官僚式的诡辩能够消除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列宁在晚年时期激烈地反对对它的破坏。 [152] 任何策略控制都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列宁和马克思一样，把国家自决权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建。这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陈述。相反，马克思主义重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重大问题。澄清历史记录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最终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要具体把握所有的问题和事例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很多问题还隐藏在未经核实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因为过去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因而要正确把握当今的真实问题或者形成一种合理的当下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用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装饰清理历史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的疏忽、困惑和扭曲，只有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理论和历史主要事件的实际讨论才能被澄清。实际上，对历史的澄清也会给其自身带来扭曲。政党组织和自由评论家们都提出观点多元化的需求作为避免歪曲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骗局。多元化也可以成为新实证主义思想控制的基础。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多元化的优先权。当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结果不是能够武断地或随意地达到的。结果是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以及其他方式得来的，而且必须经受批判性讨论的检验。因为验证过程是如此漫长，一个真理被科学地验证之前总是要花很长时间。然而，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必须选择自我修正的方法。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将会从自我修正和自我批评中萌发。这是一个必须选择和发起的过程，因为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获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政治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需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第 162 页］社会主义民主的苏醒会给这项运动提供精神推动力。但是，当我们涉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在这里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指导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都已经逝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清晰大纲。尽管我们处于困惑之中，但是据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了解，在当前形势下它的自发产生根本不可能。相反，需要无条件的艰苦的、有目的的努力去引起它的苏醒，把社会主义民主推向生成之路。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们关于列宁对政治意识定义的讨论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点。根据列宁的表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运动只能从外部激发，因为它无法在人们意识中自发地产生。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当今广大劳动人民极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过外在力量给其提供目标，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活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对这些极少的却是基本的事实非常清楚，建立这种目标取向的天生领袖和推动力必须是共产党。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动员和接管私人的、主体间的、地下的运动，并且在实际生活中组织它们成为面向目标的和解放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复苏需要自觉地致力于它所引发的重大的、一般的社会任务的正确性。《共产党宣言》已经明确了共产党人的特殊任务，就是他们“代表了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153] 半个世纪后，列宁继续执行和完善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对阶级意识的准确定义，列宁认识到共产党具有对社会动态的总体性的敏锐的洞察力。共产党代表着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伟大事业，如果需要的话，还代表着超越现实的斗争。列宁从来不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共产党必须接触并且善于表达秘密文化的地下世界的种种欲望。
在斯大林时期的实践中，共产党也不得不屈服于策略上的官僚主义。对于共产党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讨论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可能的一些要点。最根本的是，共产党那些成功的活动以及它们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从使共产党重新恢复活力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因素异常重要：那就是党内民主。［第 163 页］在东欧世界，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观念，寻求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对现有的社会主义进行内部改革。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批判。由于无法深入探讨这些复杂问题，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世界拥有有效的党内民主。我们完全明白，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制度下，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实践了党内民主。
从共产党存在的问题的观点来说，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在国家和党之间实行真正的劳动分工。社会主义民主重大的新任务是把日常生活从那些来自于阶级社会的现有的和有效的残余当中净化出来。现有的社会主义仍然受到阶级社会残余的毒害，尤其是以信用消费的形式。经济的正常改善，而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凸显了信用消费的问题。不管是官僚控制还是靠新的宣传，都无法消除这种庸俗的消费主义。从这点上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列宁对习惯的深刻定义联系起来。只有习惯了将那些低于人类尊严的行为方式诸如自我毁灭和反人类动机抛在一边，这种习惯的实践才会卓有成效。习惯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放弃对别人以及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冒犯态度的社会存在（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一个在内容上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存在的创造是习惯逐渐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没有人类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重建，这样一场人类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实现。不管物质生产有没有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除非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但变成政治决策的场所而且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否则都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社会。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幸存的问题。人们批判它、谴责它甚至宣告它会垮台。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过于简单了。每一个社会都是个别的例外和未来的预测的合成物，是朝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发展的许多相互矛盾和不对称的力量的混合。假定根据重要性等级的重大差异，每个人仅仅靠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克服与人的类存在的异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进程是从对此一异化的某种特定形式进行批评或者自我批评开始的。然而，人类的真正解放是从人周围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开始的。［第 164 页］从此一起源于社会的社会存在的观点来说，当那些能够把过去的观念与现在的有意识的行为分开来的新的生活条件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的典型态度被实际上超越了（同类相食和互相仇杀就是社会如何适应人类行为的例子）。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个人试图变革意识形态和伦理背景，自然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考虑他们的动机，就上述意义而言，这些类型的个人行为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普遍性。要改变人首先要改变社会。这里我们涉及到了整个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变革，不仅仅是在单一、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对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恶习的超越。作者并不想低估个人变革的价值。相反，他深信，在人类历史过去的纪元里的个人和社会的反抗创造了社会超越的可能性。如果在过去个人的和集体的反抗不存在，如果没有与当时时代的残暴以及否定人类尊严的行为作斗争，那么历史就毫无希望了。尽管这些斗争是在错误的意识下进行的，尽管这些斗争可能是纯粹乌托邦式的尝试，但是他们帮助创造了历史的可能性和未来。
作者也不认为单凭他们直接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他们的这些尝试超越对人类的侮辱是可能的。人类发展的先前的历史——马克思根据深刻的逻辑称之为人类的史前史——仅仅为那些对社会变革做出很大贡献的主观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分散的、相互矛盾的论断。必须审慎地估量这些尝试的价值，并且人们必须从这些考察中知道人性的生成是他们自身活动的结果，尤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然而，超越不可能在虚无中发生，必须与既存的真实可能性相一致，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往往会给这种变革提供条件和限制。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超越这一最后的、高度发展的反人类的形式（其他人是自我发展的实践的限制、单纯的对象，是潜在的对手和敌人）。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这个决定性的变革创造社会基础。
伟大而紧迫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充满着把这些复杂问题列入历史日程的本能倾向。苏维埃运动开展的真实条件与俄国既存的具体的、普遍的问题是一致的。对苏维埃运动的记忆，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保存在广大人民的脑海中。［第 165 页］由于受到唯心主义的乌托邦希望的错误限制，广大民众认为苏维埃运动的简单复兴能够为人类开启崭新的领域。他们认为苏维埃运动的内在趋势是朝向革新和复兴的。但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苏维埃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革新的唯一动力。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一场经济的根本性重建。在这种背景下，苏维埃看起来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官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证主义控制的唯一正确的替代者。在新纪元刚开始的时候，苏维埃就成就了巨大的历史潜力。从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下定论说苏维埃可以重新获得先前那样惊人的自发性和火山般的爆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化的新形式必将从社会历史中出现。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出日益增长的危机即将来临的迹象，而对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幸的是，仍然不充分——提出了民主化进程的复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呈现出了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映像。但是他们充满了普遍性的矛盾、分歧和不可解决的冲突，并且这些正被推向表面。不过，通过妥协，通过常规的控制性协议的延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还将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下去。资产阶级政权正尝试选举策略，因为他们急切想要收买这些混乱的、自发的抗议运动，并且一举平息它。
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显而易见。这些粗略观察的主要任务不可能是促成一个详细的政治经济革新计划。从危机走出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复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的根本任务就是发现与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及着手社会主义内部革新的新方法。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新与旧、过去的已经死亡的马克思主义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新时代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是中断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生命力的遗产应该延续下去，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应该中断。提到过去和将来的关系，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重建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上的努力，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人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因为它适应了有着高贵尊严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人类尊严所渗透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经济发展的这些原则实际运用到人类的变革中去，的确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从目前阶段来说，这种变革仅仅是一场为了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改进生产和分配机制的经济变革。［第 166 页］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尽管它因为与消费增长的密切关系成为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仅仅靠引进资本主义“模式”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本质上自发的方式能够完成的经济任务必须在社会主义中得到拓展，在生产过程，从其计划阶段到其实际运用阶段，将更多维的、多样化的形式囊括到民主化当中来。首先，这必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然而，即便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工会问题立刻就显现出来。这就导致列宁主义观点的当代复兴，并且导致对曾存在于 1921 年关于工会问题讨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急切排斥。要是没有列宁主义立场的复兴，那么广大群众的真正活跃，以及对他们自身的冷漠的胜利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毫无疑问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会酝酿新经济形式和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的诞生。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体态度的觉醒和形成所必须的开拓性的尝试。如果不想放纵机械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地国家的民主机构和群众团体（工会）将会被要求在社会重建的第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经过民主革新的共产党在党内执行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继续推进工会和国家民主化建设期间，共产党必须担任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重建时期政策的永久的批判家。显然，我们不能忽视广大群众自发的、直接的主动性自身给予改革过程的关键的、附加的动力。但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料究竟这个重新出现和组织的苏维埃运动会有多重要并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推测只能最大程度地对未来各种可能性提出思辨性的要点。
从表面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不变的，但这只是假象。当今所有历史趋势的总体表明，世界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力向前推进。从特定的历史框架来看，现实被社会进程固有、连续地演变支配着。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出现了危机，而非殖民地化进程在人类面前开启了新的前景。这都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变革的重要征兆。然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走向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趋势。［第 167 页］在这种趋势下，它在社会革命性变革中充当的真实的、理论和实践的领导角色是与人类的愿望相吻合的。任何社会的新生过程都必然与动荡和不确定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会被这个挑战吓跑并且致力于用一种最近几十年的看似静态的、目光短浅的连续性来保护一切可能保留的东西，这再正常不过了。从目前历史性危机的角度来看，这种保留的努力，在最终的分析里，似乎是徒劳的。考虑到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体的社会历史基础，马克思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任何保留斯大林主义秩序的观点都像引人入胜的幻想一样没有希望，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激进的革命性的颠覆。今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朝向这种浪漫革命主义的强大牵引力。至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人们在世界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模式应付危机——我们正在用一种对具体观点和目标以及促进其内在发展的具体方法的长期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外都充满争执的自我理解过程来处理。
社会主义与过去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对社会主义与其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根本决裂的任何焦虑事实上都是不对的。列宁只有在巨大的胁迫之下才会很偶然地需要“喘息时间”。只有在苏俄面临灭亡的持续威胁时，他才那样做过。在不久以前，那些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行动（对希特勒的胜利、核均势的成功）到目前为止为“喘息时间”建立了坚实的平台，而“喘息时间”为国内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显然，帝国主义者将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决不能忽视帝国主义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无休止地、无限制地追求权力的社会背景，与 1914 年或者二战后的 1945 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正是适宜社会主义内部建设的时候，因为帝国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比列宁时期更小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利于从事长期的内部改革过程的时期。列宁时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比现在大得多。为了表达一个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广大群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自发的同情心在 1917 年的时候要比今天强大得多。很容易就能找到原因， 1917 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帝国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从阿纳托尔·法朗士到一般的男女工人——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他们自身的类解放，［第 168 页］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与他们自身的人类自我救赎有关的事情所作的斗争。斯大林的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问题上都实行绝对策略控制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切断俄国发生的那些事件与西方良知的联系的一把利刃。当然， 30 年代莫斯科审判事件在俄国共产党与西方良知的疏远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共产党与西方意识形态中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的话，个人可耻行为的影响完全可以克服。苏联发展模式与西方世界存在分歧，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把人们带入一个表面上不可抑制的欲望之中，追求当下的满足和个人享乐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成就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这些成功带来的自我放纵，都使得民众不可能回到在 1917 年初感觉到的共同体。然而，这种美好感觉重现的可能性包含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成的扣人心弦的戏剧才潜在地结束了。拥有一个麻木不仁的宣传机构的所有力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发明一个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成语具有同样广告魅力的形象或者口号。然而，真实的人类财富的匮乏也能导致一个最广泛的、组织良好的宣传机构的失败。对人的类本质的承诺和尊重不可能通过经济投资来获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参与到人类生成的这出好戏中去。资本主义信念反对这种精神追求。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召唤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 1917 年的情形重现依然是有可能的。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整个世界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很明显，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既然革命没有把它推翻，它的基础也没有被完全摧毁，那么它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很明显，只要还能喘息，资本主义肯定会努力寻求社会主义的瓦解。但是核均势的实现已经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直接攻击变得非常危险，并且是潜在的自我毁灭。由于这个原因，当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机会逐渐减少时，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就赢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就在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之后，本文作者把“共存”的特征描述如下：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是核均势的产物。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下，用列宁的话说，“谁？反对谁？”的原则得到证实。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保留斯大林制度。［第 169 页］有那么一些人追求暂时的、形式上的修补，延缓改革的进程，但是这些力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这种希望仍然存在，而帝国主义控制体系中显露出来的危机迹象给它们提供了动力。它们期望能够等到资本主义的瓦解，觉得这种巨变将会维持他们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进步和希望的新动力。尽管这种力量很弱小，也很迷茫，但是他们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接近。这是一种朝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客观来说，这种运动只会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列宁主义的传统体现了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以及通过准确的逻辑区分和在指导原则下的批评去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是永久革命的意识，它把一切异议标榜为人民的敌人。任何不同意官方和党的策略决定的人都被认为是危险分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直接工具。政府机构花很大力气有组织地摧毁他们。这就是大清洗运动使用的手段。而今天，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没有具体组织起来——官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内部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外部进行着。
保留斯大林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和实现团结所有正在努力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们的重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有所启发，并且能够帮助每一个寻求赶上未来的人，正如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代卓有成效地做到的一样。此外，今天对向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转变，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结束人类的史前史的理解，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蓝图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绘制出来了，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各自不同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的阶级斗争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些革命又是未来各种社会可能性的温床：“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 19 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第 170 页］好象是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154]
今天，罗陀斯（ Rhodus ）依旧存在于遥远的未来。然而，一切迹象都表明，只有马克思指出的这条道路才能把我们领向未来。至于未来能够达到的程度，则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洞察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