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斯大林对对手的胜利
［第 107 页］紧接着列宁逝世之后，众多领导人围绕成为其继承者的斗争被严重地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如果以完整的历史研究的标准来看，对这个时代进行的调查研究恐怕是最少的了。很多证据都被破坏了。在大清洗（ Great Purges ）时期以及随后几年中，大多数的政治理论文件，特别是反斯大林的文件，都从公开发行中消失了。因此，这些文件公众都接触不到了，它们的作者也被强制消失，变成了非人的存在（ non-people ）。由于缺乏证据，关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过渡的客观历史描述和有充分证据的理论探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那些已出版的支持斯大林的文件作为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版本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有文件支持的大多数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也产生于存有偏见的政治基础。即使是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 I . Deutscher ）也逃脱不了偏见和歪曲。我们下面的评论也不能声称能填补详尽、客观研究的空白。然而，笔者紧追该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论，这样，他就在承认其具有主观特征的同时，拥有了以最普遍的术语来评论苏联思想巨变的基本方法论的自由。
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包括其对主要布尔什维克同事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最悲观的历史文件之一。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列宁评价了他的领导集体——六个最主要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以巨大的怀疑主义思考这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未来发展的依靠者们。由于列宁没有认识到加米涅夫（ Kamenev ）和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评价是一个仅有的意外失误，而认为是他们分析能力中的一个固有缺陷，他对他们能力的怀疑的历史解释需要得到重新确认。［第 108 页］其他被选出的三个人，确切地说就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 Pyatakov ）而言，和某种程度上非直接地就斯大林而言，他看到他们代表了俄国未来发展的严重危险。他们三个都主张用行政手段处理原则性问题（甚至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最强烈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布哈林是唯一的一个展示理论家能力的人，列宁表达了对于布哈林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正确度的保留。由于列宁认为这六个政治人物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团队的精英，他们能够和应该确保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继续，“最后遗嘱”必须被判定为一个空前绝望的表达。
这种悲观主义很快如其所是地证实了自身。列宁死后的几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充斥了关于未来发展过程的各种观点。但是，所有这些观点展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原则的相似性。没有人能坚持致力于列宁的强烈愿望——通过已有的基础的扩展和强化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尽管每个列宁的继承者对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有不同的观点，在列宁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却被纯粹的经济问题所取代。这些列宁追随者的不同观点在外交事务问题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就重点目标的转移以及从民主化进程向快速经济工业化的转变策略，对那些渴望成为列宁继承者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资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中，如果他肯定列宁，列宁被认为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尽管被一种正义感所激励，这仍然是人们的一种持续的误解。策略决策对列宁来说永远都不是首要的。他的确是对主流情况和即将发生的选择的可能性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的分析家。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一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证明他经常并强有力地主张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策略决策只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短暂时刻。列宁区分了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和某一特定时刻的策略需求。只有理解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过程，才有可能达到与人类“实践”有关联的恰当的策略决策。策略只有与总体的历史战略相一致，才可能有效。列宁把普遍的历史趋势作为战略，以具体的时刻作为策略。只有在一个历史的、科学理论的和战略的框架内，人们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策略形式。例如，具体分析导致某一个具体实践的某一个具体情况。
让我们回到当前的主题。在布哈林集团的帮助下，斯大林在剥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权力之后，窃用了他们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规划的经济内容。他通过从不使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相同术语来掩盖他的思想上的偷窃。他然后又转向反对他之前的布哈林主义的联盟，在摧毁布哈林集团时，他利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阵营的思想作为策略口号。尽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详尽地分析斯大林狡猾的政策。我们只能间接指出源自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表现的那些行动原则。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的方法论原则是彻底服从策略观点的绝对优先权，甚至不顾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斯大林的胜利是被他的对手，正如他本人一样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他们的策略的事实客观上促成的。即使他的对手犯如斯大林一样的方法论错误，区别是他的更高的政治灵活性和更熟练的政权统治工具的组织。预设了 1921 年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托洛茨基总是从普遍革命思想出发，这依然是华而不实的。布哈林从半实证主义思想的教条设计出发，这从不被认为是辩证的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论的错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低于斯大林的策略能力被额外削弱了。［第 115 页］缺乏任何理论洞察力，他们变得僵化和不灵活，这又降低了他们实质上有限的策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他的胜利并不表明他在斗争方面个人的内在天赋，因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确比他更有天赋。他的胜利来自他的策略睿智。一些人抱有这样的幻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比斯大林更有能力引导俄国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个幻想忽视了这个事实，没有一个斯大林的对手具有和当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划，实际上布哈林和托洛芡基也和马克思列宁有着巨大的理论差异。另一方面，这是对斯大林总能够把自己描绘为列宁的唯一的合法继承者的补充说明。他把自己描绘成列宁的真正继承者，这帮助了他的统治合法化。几十年来，这种观点扎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死后这种思想继续存在，它阻碍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权力斗争的具体起源的准确的历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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