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北行
“南”与“北”
最近看了一本以“南”与“北”为题材的喜剧，一位朋友问我“你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我说：“依你说呢？”他笑了。依剧中的说法，我们都是上海佬，上海佬乃是北方人；不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山东、河北、河南的朋友，会把我们当作北方人。剧中用了一句“南国佳人”，那成语中的“南国”，乃是汉水之南，指湖北、湖南的南国，和广东不相干的。而他们举的四大美人，明明有两位是江南人。南宋以后，苏州、成都和福州都是美人的摇篮，当然都是南方人，但照剧中口吻，也都是北方人。其实，依我的算法，从深圳到北京，有五千华里，从北京到海兰泡，或连金，也有五千华里，所以辽金时代，今日的北京乃是南京。北京正当天下之中，也还算不得是北方人。这当然都是闲话。
“南”与“北”，这一类封建地域观念，阻碍社会政治的进步，由来已久。《宋史·王旦传》：“帝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论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曲洧旧闻》载：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本来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来，黄河流域乃其重心所在，所以帝都一直就在西安。到了北宋，帝都移到了河南开封，经济文化的中心也就南移；北宋新旧党的政治冲突，很明显地有着北方文士排斥南方人的意味。（那时的新党，多系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洛党朔党都是北方人。）宋人笔记中说：宋英宗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在天津桥上（天津桥在洛阳），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矣。”又说：宋神宗相陈旭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这都是北人排斥南人所造成的空气。其实，到了北宋，晏殊、范仲淹、欧阳修以南人居京朝，为文士的领袖；而王安石行新政以后，政治上重要人物，如蔡确、章惇、蔡京、吕惠卿、曾布、蔡卞、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都是南人。到南宋以后，不仅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东南一带，连政治中心也南移了。“北人”心目中之“南”与“南人”，心目中之“北”，其为封建地域观念是相同的。（苏天爵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为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到了元代，黄河流域的居民，被称为“汉人”，长江以南，都称为“南人”，“蒙”“回”以下，“汉”“南”都是被征服的；政治中心虽说移到了河北，天下的经济文化中心，依旧在东南地域，江西、浙江、安徽、福建，那是“南人”地区，一切都占了最高的比重。直到19世纪，经济文化中心，才移到西南沿海去，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崛起，乃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于是，我们这些“南人”都被今日的“南人”看作是“北方人”，而川、扬、苏的厨菜，都算作是北方菜了。
明末清初那位大学者顾亭林，他是一肚子的民族观念，走遍了东西南北，对关中最感兴趣，要想托终身于华山地区。他对南人有一考语，说他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北人也有一句考语，说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他还是欢喜北人的。（不过，他所说的北人，乃是秦晋之士，不是上海佬。）
周公原是我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家，而天下统一，河清海晏，凤鸟南去，也是太平盛世的征象。我个人的感受，和苏公当年大有不同，因此，我的乐观气氛，把二千年前的理想境界罩住了。
中日战争发生的第二年，我们到了洛阳。那时的洛阳，和东都时期的洛阳大不相同，而今日的洛阳，或许比全盛时期的洛阳还更阔大些。我所见的洛阳，正如杨炫之所写的：“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不过，他们看到的，乃是战乱后的景况，我们所见的，则是敌机轰炸的惨情。总之，这一个名城，看起来，有如芜城了。
那年，我们到了洛阳，便和周公庙结了小缘，其时，云病下了，而且是很棘手的伤寒症。洛阳防空窑洞，深达二三十丈，虽很稳安舒适，对于病人却是苦事。郜军长把我们介绍到军医院去，其地便是周公庙。庙殿古旧，大概和岐山古庙差不多。（唐以前，周公与孔子并尊，宋、元、明才把孔子定于一尊。）庙有大园林，原为农业试验场，战时为军医院，一片浓荫，正是防空去处。我们时常在桃树下席地而卧，看敌机横空而过。苦中作乐，也谈谈孔子梦见周公的往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此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
窑洞
三十年前，法商的华北美术公司，勾结地方豪绅，盗取了河南浚县的战国七座墓葬。（浚县在淇水北岸，《诗》所谓“淇水汤汤”是也。）等到中央研究院知道消息，墓中宝物，都已偷运到巴黎去了。不过，中央研究院的就地整理，并非无所得的，至少，了解了古代的宫殿的形式。
且说这个“宫”字，实在并非建筑在地上的，“宀”这是指地上一堵墙，加上一批瓦，原形是“丅”；挖到地下的房子，即是窑洞，前面这“〇”是客厅，后面是卧室的“〇”，古代北方的房子，即所谓“窑洞”，即是这个样式。传说中的王宝钏十八年寒窑，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山洞那么简陋的。（薛平贵传说，史无其人，也无其事，可能从北欧传说演变过来的。）
我们到了华北，才看到了黄河水系所冲积的黄土层；四五十丈深，那是常事。在洛阳，挖土窑，只要二十块钱就可以挖三十丈深、二十丈见方的地窖；土地很干燥，就不怕潮湿。夏冷冬温，真是好住处。抗战时，用作防空洞。我们到过的西工防空室，曲折转回，成“卍”字形，深三四十丈，搭了木架，安了椅桌，倒是可以“乐而忘忧”的。那防空室，总可容一千多人，装了电灯，往来很便利。后来，洛阳的长壕，一直通到潼关，可以和西安相连接。一则，泥土纯净，容易挖掘；二则，地下往来运输，可以兼顾河防。这在我们南方人心目中，是不容易了解的。（我的在真如新木桥的住宅，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在园中造了一所三丈深的防空洞，等到战后一看，大半给水浸了，无法留人，还冬眠了几条蛇，这和洛阳的窑洞大不相同。）旧戏台中，王宝钏和薛平贵都在窑门横楣上碰了额角，也是南方人的想象，不合北方的实情。
山西人挖窑洞藏宝，便是把银锭熔化了，倒到洞中去，凝成一大片，有如矿山，连贼伯伯看了，也为之摇头，有“莫奈何”之称。这也是南方富户所罕见的。
洪洞县
——苏三起解
“苏三离了洪洞县……”
这一句曼声绕梁的曲词，我们真是耳之熟矣，《起解》《会审》处处闻。我们听了梅兰芳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也听了李雅琴（田汉女弟子）的《三堂会审》，各有各的特长。其他，有写不尽的《苏三》演出。
我的一位四川朋友邹君，他是孙震部队的参谋长。他们那一军在抗战初期，曾经赶赴山西前线，到了晋东、晋南。他送给我一批战地照片，特别提到了一张，乃是晋南洪洞县，便是苏三的夫家，她从那儿起解到太原府去的。
关于玉堂春的故事，首见于明代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这几百年间，有几种演变，一种是从《王公子奋志记》演变而成乾隆年间《真本玉堂春全传》，那是弹词的蓝本；一种从话本演变而为戏曲，便是京戏的蓝本。在话本京戏里，王景隆（京戏作金龙），字顺卿，年方十七岁。他的父亲名琼，号思竹，南京金陵人氏。他的仇家是刘瑾，正德年间人。弹词里的王公子名鼎，字顺卿，父亲王炳，与严嵩作对，嘉靖年间人。京戏里，王金龙在戏的开始就是去赶考；弹词里的赶考却在顶后面。京戏里王金龙是玉堂春的第一个客人，弹词里她早已是京城里的名妓。京戏里的坏人是沈延林（戏考作沈洪，与话本小说同）；而弹词里等于他的地位的方争却是一个具豪侠气的。京戏里是用“面”毒，弹词里则用酒。京戏的最后是会审，弹词里只有王鼎一人来翻案。京戏里，在审判时，苏三已经看到了王金龙；弹词里是玉堂春回到方家以后，听王凤报知，才恍然。“怪不得问官的声音到耳里很熟呢。”其他枝枝节节，各种搭凑不同的多得很。好在我们并不写考证。
究竟玉堂春有无其人其事，还是出之于文士的虚构呢？一位清末民初在司法界工作的许世英氏（静老，安徽人，今年九十岁），他以黑龙江高等司法厅厅丞身份参加华盛顿国际司法会议，历访欧洲各国回来。清廷又派他到山西任提法使，主管山西全省的司法。他那时很年轻，颇想于改革司法有所作为。后来才明白清廷所谓“新政”，只是一种门面作用，而山西又是偏僻的地区，并不适宜于新政的“样子间”，因此，什么都不能变革。他说他在北京做小京官时，最大的消遣是看京戏，玉堂春这个故事，使他产生了很大兴趣；在那崇尚礼教的时代，妓女的地位很低贱，为人所不齿；至于和妓女谈爱情，更是礼教所不容。虽说古今文士也把狎妓当作风流韵事，仍标榜着“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酸话。王金龙居然不爱乌纱爱美人，他的违反礼教传统的大胆，实属不可思议。因此，他推想这或许是编剧的伪托。
许氏到了山西，既无事可做，便着手司法文献的考古，从洪洞县调查全卷来看，原来果真有王金龙、苏三其人，而且苏三真的受了屈，由王金龙把案子平反过来，苏三恢复了自由，果然嫁了王金龙。不过，王金龙因此被参丢了官，以后不知所终。苏三的芳冢只有一片荒草，一个土馒头，并无碑记可寻。
《警世通言》（话本）二十四卷，玉堂春有一段自白，说她的父亲叫周彦亨，山西大同城里有名人士。（大同，山西北边大城市，《游龙戏凤》中的李凤姐，便是大同人，香港的电影导演，才把她搬到南边来的。）她本来姓周，又何以名苏三呢？原来，她们家境中落，被卖到妓院中去；妓院中的王八，叫苏准，老鸨叫一秤金。在她上面还有两个粉头，叫翠香、翠红，她排行第三，所以京戏里有苏三这个名字。那位王公子，在京中收齐了欠账，偶然遇到了她，就被她的美色所迷，替她梳栊，替她还债、买衣服、打首饰、造百花楼。老仆劝诫不听，问他讨了盘缠先自回南京去了。
不管说话人在弹词中的线索，和舞台上的安排有怎样的不同，观众心目中，只有两件事：苏三从洪洞县起解以后，接上来便是热闹的三堂会审（戏肉），也不管当年审判的是否只有王金龙一个人。在剧情发展上，三堂会审，凸出了性格矛盾的戏剧性，观众就这么批准了。
《起解》和《会审》中的苏三，她的角色是吃重的，她几乎一个人唱到底；因此，陪着她的崇公道和坐在上面审判她的三位大员，要配搭得好，才使我们听了过瘾。“起解”以后，苏三离了监狱，出了洪洞城门，因为天热，枷也除了，她一路对崇公道追叙她的案情，缓步而行。行路一场，台上只有两个人。原板一段，旦角每次唱完一句，就有他的说白。如果他说得太多，观众听了，会嫌他太啰唆的；说得太少呢，一来显得枯燥无味，二来唱的人，也没有休息。他要说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让台下听了，又觉得轻松有趣。因此，扮演崇公道的绿叶，都是一代的名丑。
《三堂会审》，坐在当中的王金龙，是八府巡按。这是明代故事。明代的制度，“巡按”乃是临时差遣，代表皇帝执行职权；因此，他虽是五品官，地位却很尊贵，坐在当中。坐在右边的刘秉义（蓝袍），是主理刑法的主管官，相当于后来的高等法院院长，二品官；他的职位比王金龙高，可以对他不客气，说些讽刺的话。坐在左边的潘必正（红袍），是山西行政长官，相当于后来的民政厅厅长，二品官，也比王金龙职位高；可是，他是老奸巨猾，世故极深的旧官僚，有时对王公子还说两句同情的话。剧情就在这几种不同性格的线索中发展起来。
这出戏，剧作者把重心放在从苏三嘴里说出她跟王金龙过去的关系，把一个堂而皇之的审案人，拉进来变成了案中人物，这一下就凭空添出了许多生动的穿插。她一开头就唱：“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倒板），刘秉义便开了追问旧事的开头：“玉堂春是哪个替你起的名字？”接着有问必答，一路说下去，说到赠送王金龙三百两银子为止。王金龙心中，不愿意她当着许多人面前提起他俩的旧事，但两位陪审官，一一要问，王金龙怕听，也只好听。一步紧一步，后来逼迫到王金龙实在压不住自己的情感，就当堂脱口而出，叫起：“玉堂春，我那……”就在这一高潮上，王金龙的病复发，把僵局解开来了。这样，观众的心中都明白案情了，他俩的复合，乃是意想中的事，台上就不演下去了。
我们看了玉堂春，该想起旧俄19世纪大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复活》了吧。那小说的主人公是尼赫留道夫，他早年曾爱过一个女孩子，后来他从军去了，也就弃之不顾了。她因此堕落了。到了后来，尼赫留道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审官，恰好她也因犯了杀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来。他见到了她，突然由灵魂里榨出极痛苦的苦液来。他于是开始变了，竭力要挽回以前的过失，把她从堕落的深渊里救起，她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牺牲了一切也跟了去。他要求和她结婚，但她拒绝了，另嫁了别个男人。大体看来，不也是西方的苏三起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