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十
阅陆桴亭分野图，一行所谓「自南正达于西正，得云汉升气，为山河上流；自北正达于东正，得云汉降气，为山河下流。娵訾在云汉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当中州河、济间。东井处百川上流，故鹑首为秦、蜀墟，得两戒山河之首。星纪居河汉下流，百川归焉。析木为云汉末派，山河极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自北河末泒，穷北纪之曲，东北负海为析木。」此等处甚明。至谓「五月一阴生，而云汉潜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阳生，而云汉渐降」，此不可解。云汉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谓升降因月而异，
阅桴亭月道图说，始知洪范注所云「月立春、春分从青道」者，言月行太阳立春、春分之道，则谓之青道，非谓立春、春分之时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岁而一周，非一岁而历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图，大有功于学者。
查旧所抄图书编内有云：「月上弦于东井，下弦于牵牛；上弦于牵牛，下弦于东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数语大抵即桴亭所云以交初所临而言也。若邵子数言，则却似月一年而历南北，与十九岁而徧九道之说似不同。疑月一岁之内，虽夏南冬北，至于极南极北，则必十九岁而一周也。
月食，据钦天监颁行，京师月食七分四杪，初亏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复圆辰正初刻。是夜初亏月正在申位，历酉至戍而没。乃知邵康节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盖以昼夜长短而言，非以极南极北而言也。到钦天监，会邵武峰谈历。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范围，而多改头换面以自异。如岁差消长之法，西法不能异于古也，而将宫次移易，则便若大异。天周有余，日周不足，所以有岁差。譬之湍水，然在内者势狭而转急，在外者势宽而转稍缓，此古法也。而西法则分为几重天，遂若大异。惟以地为圆体，此为独得。而弧矢算法亦胜于郭守敬。愚因问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黄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黄道，此道出寅入戍，故日亦出寅入戍。是日之北而复南，南而复北者，黄道之势然也。然以岁差推之，假使千万年后，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冬至日亦当出寅入戍与？」武峰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牛、鬼之黄道亦改而南矣。盖所谓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与井、鬼之宿同在一处也，但与之相当耳。或南或北，固随时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寅入戍；冬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辰入申。」余为之恍然。因思向见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邮传之过，宿度既差，黄道随而变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黄道如何样变，今乃悟所谓变者，乃南北之异耳。但仁均说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凿然。又思西法谓列宿与天各有运行，以此致岁差，其说亦不然。看来依西法，则列宿移而黄道不移，依古法，则黄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当再叩之。天原发微载蔡季通问：「极星只在天中，东西南北皆取正于极，而极星皆在上，何也？」文公无以对。按，若依今西法论极星，则可无疑矣。
阅孙北海河纪，见昔之论河源者纷纷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约言出于阗、葱岭者，其下源也；言出昆仑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卫西，直四川马湖蛮部正西三千余里，去云南丽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传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东北流，经昆仑山之南，折而东流，复绕昆仑山之北，至积石，经河州，始入中国。张骞见其下源，而不见其中源。昆仑之说，见其中源而不见其下源。至元学士蒲察笃始穷历而得之。自星宿至昆仑三千余里，自昆仑至积石又三千余里，自积石至龙门又三千余里，而或以为二万一千三百余里者，误也。向见言黄河者，皆云河旧在汴城北四十里，东经虞城，下达济宁。洪武二十四年，决原武县黑洋山，东经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项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统十三年，又决荥阳，过开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尝问从中州来者，则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观河纪载弘治时巡抚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来，渐徙而北，又决金龙口诸处，直趋张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谓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统以后、弘治以前之事。又按河纪：「国初粮船自仪真抵淮安，谓之里河，俱分入五坝，转盘黄河，谓之外河，原不相通。后平江伯疏开清江浦，由天妃口径通黄河，仍设闸以司启闭。其后恐黄水灌入，河臣乃议塞天妃口，以杜黄水，创开三里新河，设通济闸以通淮水。」此段说天妃缘由最明，然亦未详新河创自何人。潘季驯、杨一魁二人相接为总河，一主筑隄束水，一主分黄导淮，此议论之最不同者。河纪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季驯云：「人欲弃旧以为新，而臣谓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杀势，而臣谓浊流必不可分。」然观万历廿五年总河刘东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老黄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间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浊河，而此河遂淤。」万历七年总河潘季驯议复开之，以工费浩繁不果。则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虽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冲开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庆末，开所谓故道，垂成而废。第三次治河在万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万历十六年，惟见严闸禁、筑遥堤诸议，不见别作为，但其始终不主开泇之议，只就河言河，是即复故道之意也。河纪嘉靖十二年刘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见。盖因运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故弃鱼台、谷亭之淤河不治，听河向赵皮塞南行，而专濬漕河。此在朱、潘、杨、李之前自成一策。嘉靖初尚书胡世宁论河势南分二道，东南一道，东分新旧五道，说得最详。然只是嘉靖初年黄河之势，不应删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贡注。
王亮士疏濬末议一篇，专论滨海形势，即「导淮九则中海口」一条之意，而此言之特详，大意言北至庙湾，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谓范公堤名场，场分即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犹自淮及扬，高、宝各分界于其中也。东为盐场，灶户居之，西为民田，惟民种之。挨堤内有大河，名曰穿场河，沿河各立场分，各有石闸泄水，入其运盐港河，以达于海，是则各场皆有海口矣。当年范公造堤之义有二：一为不开穿场河，则场分隔绝，盐觔难于转运；一为高宝、兴、盐下河一带，直达盐场，上下弥漫，毫无阻隔，上水易泄，涓滴不留，则民田尽成陆地，而海潮泛涨，斥卤倒入，则苖稼势必枯焦。又虑水壅莫泄，故各造石闸，以达港而入于海，是即所谓运盐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系草场，惟供烧剪，不莳禾稼，是以不厌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闸口，各立水帘，而不问闸下之港与河也。今草场既于前朝变价，以充边饷，则在官之草场，尽为各灶之私产，开垦耕刈，尽属禾苖，虽欲不实为筑坝，不可得矣。倘惟议开复而不议建闸，以时启闭，非持平之论也。又云：「地脉由雍而豫而扬，至海而尽，此旧说也。若海中大势，必至黑洋方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余里，虽则茫然无际，实则非可横行之地。盖耕牧之地，至通泰兴盐而尽。其未尽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余里，所谓五条沙也。潮长则洋洋汤汤，茫无畔岸；潮落则沙壅土涨，深不容尺。其沙土坚硬，更甚铁石。海船可载数千者，必远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间无与于疏防。」又云：「若淮、黄会而东趋，则汇聚于安东对面之马逻、达义、苏家嘴、新沟口、柳浦湾五大险工一带处所入海。欲于对岸开一支河以杀河势，又惧有伤安东，必筑高堤以固之。」
又戊申上明公书云：「筑归仁集等隄，凤、泗、淮、扬民请佥同。若议筑翟家埧一带决口，则盱、泗等州县必为力争，谓与彼地不利。查万历年间，潘季驯筑塞高堰决口之后，盱、泗皆乐丰年，载在潘公申辨泗州乡绅常三省疏中。若非当年赫然震怒，将常三省力行黜罢，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于私贩，又将石工未及之处，复行盗决，以致贻害若此也。」
又议用灾民畚锸云：「细心分别，壮健定为一工，派于泥水险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给米四升，银二分。妇女及老幼定为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给米三升，银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则量减银二分。若夫跛癃残疾，难资其力役之用，而实可课以绹索踣击之工，亦止给以米二升，银二分。所有节省银米，存为犒劳壮健、鼓舞工作之费。夫役不必远调而自集，灾民不必赈恤而共饱。」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为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计，裕之以钱谷之资，与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斩杀之权，而断不可拘牵之以文墨，淆乱之以议论，限勒之以程期，恐动之以诘责，始可渐次以期其功。倘决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钱而必俟估计以销奏，拔一人而必拘资格以注册，罪一夫而必待奏夺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数。」
阅桴亭月道图说，始知洪范注所云「月立春、春分从青道」者，言月行太阳立春、春分之道，则谓之青道，非谓立春、春分之时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岁而一周，非一岁而历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图，大有功于学者。
查旧所抄图书编内有云：「月上弦于东井，下弦于牵牛；上弦于牵牛，下弦于东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数语大抵即桴亭所云以交初所临而言也。若邵子数言，则却似月一年而历南北，与十九岁而徧九道之说似不同。疑月一岁之内，虽夏南冬北，至于极南极北，则必十九岁而一周也。
月食，据钦天监颁行，京师月食七分四杪，初亏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复圆辰正初刻。是夜初亏月正在申位，历酉至戍而没。乃知邵康节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盖以昼夜长短而言，非以极南极北而言也。到钦天监，会邵武峰谈历。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范围，而多改头换面以自异。如岁差消长之法，西法不能异于古也，而将宫次移易，则便若大异。天周有余，日周不足，所以有岁差。譬之湍水，然在内者势狭而转急，在外者势宽而转稍缓，此古法也。而西法则分为几重天，遂若大异。惟以地为圆体，此为独得。而弧矢算法亦胜于郭守敬。愚因问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黄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黄道，此道出寅入戍，故日亦出寅入戍。是日之北而复南，南而复北者，黄道之势然也。然以岁差推之，假使千万年后，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冬至日亦当出寅入戍与？」武峰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牛、鬼之黄道亦改而南矣。盖所谓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与井、鬼之宿同在一处也，但与之相当耳。或南或北，固随时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寅入戍；冬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辰入申。」余为之恍然。因思向见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邮传之过，宿度既差，黄道随而变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黄道如何样变，今乃悟所谓变者，乃南北之异耳。但仁均说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凿然。又思西法谓列宿与天各有运行，以此致岁差，其说亦不然。看来依西法，则列宿移而黄道不移，依古法，则黄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当再叩之。天原发微载蔡季通问：「极星只在天中，东西南北皆取正于极，而极星皆在上，何也？」文公无以对。按，若依今西法论极星，则可无疑矣。
阅孙北海河纪，见昔之论河源者纷纷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约言出于阗、葱岭者，其下源也；言出昆仑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卫西，直四川马湖蛮部正西三千余里，去云南丽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传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东北流，经昆仑山之南，折而东流，复绕昆仑山之北，至积石，经河州，始入中国。张骞见其下源，而不见其中源。昆仑之说，见其中源而不见其下源。至元学士蒲察笃始穷历而得之。自星宿至昆仑三千余里，自昆仑至积石又三千余里，自积石至龙门又三千余里，而或以为二万一千三百余里者，误也。向见言黄河者，皆云河旧在汴城北四十里，东经虞城，下达济宁。洪武二十四年，决原武县黑洋山，东经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项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统十三年，又决荥阳，过开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尝问从中州来者，则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观河纪载弘治时巡抚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来，渐徙而北，又决金龙口诸处，直趋张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谓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统以后、弘治以前之事。又按河纪：「国初粮船自仪真抵淮安，谓之里河，俱分入五坝，转盘黄河，谓之外河，原不相通。后平江伯疏开清江浦，由天妃口径通黄河，仍设闸以司启闭。其后恐黄水灌入，河臣乃议塞天妃口，以杜黄水，创开三里新河，设通济闸以通淮水。」此段说天妃缘由最明，然亦未详新河创自何人。潘季驯、杨一魁二人相接为总河，一主筑隄束水，一主分黄导淮，此议论之最不同者。河纪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季驯云：「人欲弃旧以为新，而臣谓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杀势，而臣谓浊流必不可分。」然观万历廿五年总河刘东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老黄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间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浊河，而此河遂淤。」万历七年总河潘季驯议复开之，以工费浩繁不果。则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虽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冲开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庆末，开所谓故道，垂成而废。第三次治河在万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万历十六年，惟见严闸禁、筑遥堤诸议，不见别作为，但其始终不主开泇之议，只就河言河，是即复故道之意也。河纪嘉靖十二年刘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见。盖因运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故弃鱼台、谷亭之淤河不治，听河向赵皮塞南行，而专濬漕河。此在朱、潘、杨、李之前自成一策。嘉靖初尚书胡世宁论河势南分二道，东南一道，东分新旧五道，说得最详。然只是嘉靖初年黄河之势，不应删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贡注。
王亮士疏濬末议一篇，专论滨海形势，即「导淮九则中海口」一条之意，而此言之特详，大意言北至庙湾，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谓范公堤名场，场分即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犹自淮及扬，高、宝各分界于其中也。东为盐场，灶户居之，西为民田，惟民种之。挨堤内有大河，名曰穿场河，沿河各立场分，各有石闸泄水，入其运盐港河，以达于海，是则各场皆有海口矣。当年范公造堤之义有二：一为不开穿场河，则场分隔绝，盐觔难于转运；一为高宝、兴、盐下河一带，直达盐场，上下弥漫，毫无阻隔，上水易泄，涓滴不留，则民田尽成陆地，而海潮泛涨，斥卤倒入，则苖稼势必枯焦。又虑水壅莫泄，故各造石闸，以达港而入于海，是即所谓运盐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系草场，惟供烧剪，不莳禾稼，是以不厌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闸口，各立水帘，而不问闸下之港与河也。今草场既于前朝变价，以充边饷，则在官之草场，尽为各灶之私产，开垦耕刈，尽属禾苖，虽欲不实为筑坝，不可得矣。倘惟议开复而不议建闸，以时启闭，非持平之论也。又云：「地脉由雍而豫而扬，至海而尽，此旧说也。若海中大势，必至黑洋方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余里，虽则茫然无际，实则非可横行之地。盖耕牧之地，至通泰兴盐而尽。其未尽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余里，所谓五条沙也。潮长则洋洋汤汤，茫无畔岸；潮落则沙壅土涨，深不容尺。其沙土坚硬，更甚铁石。海船可载数千者，必远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间无与于疏防。」又云：「若淮、黄会而东趋，则汇聚于安东对面之马逻、达义、苏家嘴、新沟口、柳浦湾五大险工一带处所入海。欲于对岸开一支河以杀河势，又惧有伤安东，必筑高堤以固之。」
又戊申上明公书云：「筑归仁集等隄，凤、泗、淮、扬民请佥同。若议筑翟家埧一带决口，则盱、泗等州县必为力争，谓与彼地不利。查万历年间，潘季驯筑塞高堰决口之后，盱、泗皆乐丰年，载在潘公申辨泗州乡绅常三省疏中。若非当年赫然震怒，将常三省力行黜罢，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于私贩，又将石工未及之处，复行盗决，以致贻害若此也。」
又议用灾民畚锸云：「细心分别，壮健定为一工，派于泥水险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给米四升，银二分。妇女及老幼定为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给米三升，银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则量减银二分。若夫跛癃残疾，难资其力役之用，而实可课以绹索踣击之工，亦止给以米二升，银二分。所有节省银米，存为犒劳壮健、鼓舞工作之费。夫役不必远调而自集，灾民不必赈恤而共饱。」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为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计，裕之以钱谷之资，与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斩杀之权，而断不可拘牵之以文墨，淆乱之以议论，限勒之以程期，恐动之以诘责，始可渐次以期其功。倘决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钱而必俟估计以销奏，拔一人而必拘资格以注册，罪一夫而必待奏夺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