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关于发展的两种见解
在认识史上，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发展观所直接回答的是世界是否发展，为何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发展观同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关系。事实上，任何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无论是它的第一方面或第二方面)的时候，无论采取唯物论的立场或唯心论的立场，可知论的立场或不可知论的立场，都不能不涉及发展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不能回避，正像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不能回避一样。由于发展观的不同，各个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的论证方法和彻底程度也就不同。发展观是构成一定哲学体系的必要的有机的成分，是世界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观表述为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就表明这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之后，必须论述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都把发展观概括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列宁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 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16。前一种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后一种观点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论述这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的历史根据以及这种对立同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两种发展观互相对立的焦点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形而上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孤立地看问题。在它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彼此隔离、互不依赖的，任何事物的性质和状况是不受周围环境制约的。例如，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热、光、电、磁等等)之间、时间和空间之间、物体的质量和运动速度之间、各种化学元素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各个物种之间，都是没有联系的，都可以孤立地加以考察。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认为有一种不受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抽象的“人性”，只要制定一套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就可以消除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纷乱，建立起完美无缺的“理性王国”。总之，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脱离周围的具体环境来考察事物的观点，只见部分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反，主张联系地看问题。在它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如果把任何事物从它所赖以存在的条件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加以考察，就会使它失去原貌，变成不可理解的东西。因此，辩证法要求人们把事物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中来考察，放在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来考察，把整个世界了解为一幅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图画。现代科学证明了辩证法的联系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现代物理学证明，时间、空间同物质是相互联系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相互联系的，物体的质量同物体的运动速度也是相互联系的，各种能量形式之间存在着极严格的联系。现代化学证明，化学元素的性质同原子核的电荷数具有极密切的依赖关系，各种元素之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证明，社会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社会领域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同周围的具体条件联系着。
第二、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
形而上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静止地看问题。在它看来，自然和社会都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变化; 一个事物永远只能产生同一事物，而不能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另一事物。这种观点，在科学研究和实际生活中也有种种表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们认为：太阳系中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永远不变的，恒星的位置也是永远固定的，地球从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起就一成不变地保持原状大陆、海洋、山岭、河流、气候、土壤以及动植物的种类等等，都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他们是宇宙不动论者。例如瑞典大生物学家林耐曾经说过：“现在自然界中动物和植物的种类的数量和它们由造物主亲手创造出来时的数量相等”。法国哲学家罗比耐认为：矿物、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具有“生命力”的“胚芽”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器官的数目、大小、形状以及排列次序的不同，并无性质的不同，从矿物到人乃是一根连续的平滑的直线，中间没有任何飞跃或质变。这可以说是宇宙不动论的最典型的代表。上面提到的形而上学者对“人性”的错误理解，除了说明他们否认事物的相互联系外，也说明他们否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因为他们把“人性”理解为永远不变的东西。形而上学者对思维现象的理解也浸透着这种不动论的精神，他们把概念、理论等等看成全死的东西，到处侈谈“永恒真理”，到处把自己的体系宣布为“绝对真理”。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反，主张发展地看问题。在它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史证明，如果不把事物当作发展着的过程，而把它当作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东西，那就什么也不能理解。不把太阳系以至银河系当作形成的过程，就不会有科学的天文学; 不把地球当作形成的过程，就不会有科学的地质学;不把物种当作千百万年发展变化的产物，就不会有科学的生物学;不把人类社会当作基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辩证法认为发展是矛盾的斗争过程，其中也包含着新东西产生和旧东西消亡的过程。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生的事物尽管暂时弱小，但是必然要成长壮大起来; 腐朽的东西尽管暂时强大，但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第三、否认矛盾的观点和承认矛盾的观点的对立。
形而上学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它看来，事物内部是绝对同一的，不能包含互相对立的成分。它的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7。一个事物或者是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而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 一个事物或者是某物，或者不是某物，而不能既是某物又不是某物。矛盾只是人们的思维陷入错误的表现，而不是客观事物内部固有的东西。这种观点必然导致的结果是： 第一、否认事物的质变。因为既然事物内部并不包含着同自己相反的成分或因素，当然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会转化成性质根本不同的另一事物。这正是宇宙不动论的根源。第二、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推动。因为事物内部既然是绝对同一的，绝对同一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成为事物变化的原因，所以形而上学者总是不得不把这种原因归到外部。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大物理学家牛顿就认为：太阳系的行星之所以沿着一定的轨道运转，是因为“上帝”沿着轨道切线的方向给了行星以“第一次推动”。形而上学者的社会学说以及庸俗进化论在讲到社会变化的原因时，总是用地理环境和气候等等外部的因素来解释，而不是从社会本身的内部原因来解释。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反，它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泉源。在它看来，一切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方面，即矛盾着的方面。事物所以不断地运动，并从一种质态转化为另一种质态，根本的原因不是外力的推动，而是内部矛盾的推动。科学史表明，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都包含着内部矛盾。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两者的概括的哲学科学，表明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都是辩证地发展着的，各种现象发展的泉源，都是自己内部所包含着的矛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即“内因”，而不是外力的推动，即“外因”。当然，辩证法并不排除外因，并且还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就植物机体来说，机体与周围环境是不可能分离的，外部的空气、阳光、温度、湿度、养分等等，无疑是植物机体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条件，都只有通过机体本身的内部矛盾即新陈代谢，才能对机体的成长和发展发生作用。如果植物本身失掉了新陈代谢的能力，那末，无论具有何种适当的外部条件，也是不可能成长和发展的。再就人类社会来看，社会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自然是社会的粮舱、武器库，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自然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毕竟是外部的东西，它只有通过社会本身内部的矛盾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对社会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社会之所以由一种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形态，是不能用自然环境来说明，而只能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来说明的。在自然环境没有任何显著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形态却可以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就是明证。所以，“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8这种从事物的内部矛盾来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是辩证法的灵魂，对于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的焦点在于：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而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相互联系; 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 只看到他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是“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发展观，错误的发展观。而辩证法则承认一切事物具有内部矛盾，并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它不但看到个别事物，而且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 不但看到事物的存在，而且看到它的产生和消亡;不但看到事物的数量的变化，而且看到事物的性质的变化。这是科学的、全面的发展观。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发展观，一直尖锐地斗争着。
第二节 两种发展观的斗争
两种发展观斗争的历史根据
辩证法的发展观同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根据的。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别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19但是，在人类认识史的初期，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而是辩证法的宇宙观。这是因为，当人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进行直观时，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种种联系和种种变化的图画，联系和变化本身要比什么东西在联系和变化更容易引人注意。因此，关于万物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的观念，对古代的人们说来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古代的自发的辩证法的发展观。古希腊的杰出的唯物论者和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对这种发展观作了“绝妙的说明”，他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这当然不是说，在古代没有形而上学思想，没有两种发展观的斗争。例如，古希腊埃利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及其弟子芝诺的学说就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典型。巴门尼德认为，只有存在，没有非存在;而存在是绝对不变的，它“是整体，是单一，没有尽头，没有运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运动不过是“虚妄意见”的基础。芝诺更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否认运动的实在性。他们激烈地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流动派”与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不动派”之间的斗争，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之间的斗争。但是，总的说来，形而上学在当时还是一种未完成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观，两种发展观的斗争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展开。作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是自发的辩证法的世界观。
在欧洲，从十五世纪的后半期起，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始产生了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精密的自然科学。这时，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不是像古代学说那样依靠笼统的直观，而是把它分成一定的部分和种类来进行研究。这是认识史上的一个进步。因为要确切地了解联系和发展的内容，就要弄清楚是什么事物在联系和发展; 要科学地说明世界的总图景，首先要弄清楚构成这幅总图景的各个细节。对自然现象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步骤，正是自然科学成长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的大约三百年中，这种研究方法也使人们养成了一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习惯，又经过十七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和洛克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移到哲学中来，就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并成为在一切思想部门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时代思潮。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20 在这个时期，形而上学战胜了古代自发的辩证法。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形而上学也发生了动摇。如果说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的话，那末从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自然科学就变成主要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科学了。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论述了天体演化过程，给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打开了缺口；莱伊尔的“地球缓慢变化说”初步论证了地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的。道尔顿和门捷列夫在化学领域中证明了各种化学元素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而是相互联系的;韦勒从无机物中提出了尿酸，证明了有机物同无机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重要的是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初期的“三种伟大发现”的几项科学成果： 第一、是施列登和施温的细胞学说。这个学说一方面指出了所有的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的规律生长发育的，从而推翻了有机体之间没有联系的传统观念; 一方面指出了细胞具有变异能力，因而说明了物种发展变化的道路。第二，是迈尔和朱尔所确立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个定律证明，过去被认为彼此没有联系的各种所谓“力”即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等等，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态，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第三、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学说以巨量的材料证明，现存的一切有机体，包括人在内，都不是一成不变、永古如斯的东西，而是少数单细胞胚芽在几百万年的长时期中发展变化的结果。这些伟大的发现，到处都证明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是辩证法式地发生，而不是形而上学式地发生的。于是，形而上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阶段，应当退出科学的领域而让位于辩证法的发展观了。所有固守着形而上学成见的自然科学家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遇到了不可解决的困难和迷乱。另一方面，这些伟大的发现也为科学地说明整个世界的联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现在，无需借助抽象的思辨，只要能够在唯物论基础上把现有的科学成果概括起来，就可以制定出一幅科学的辩证法的世界图画。这个伟大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基的。从这时起，辩证法又战胜了形而上学，人类思维又复归到辩证法。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复归到古代的自发辩证法，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归到辩证法，即发展到科学的唯物论的辩证法。这是人类思维的伟大飞跃。
应当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必经阶段的形而上学，在认识史上是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21“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22如果人们永远停留在对世界作笼统的直观和一般的猜测的阶段，而不去对世界的个别部分进行精确研究，要建立起揭示事物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过程的现代科学，要建立科学的世界观，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人们对世界的各种“细节”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把世界的个别部分从其总的联系中，从其发展过程中抽取出来，孤立地、静止地加以考察，从而弄清楚这些部分的既成的属性和形态，这总是为此后进一步研究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材料准备，因而较之笼统的直观总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不过如此而已。当着科学的发展超出了搜集材料和研究既成事物的范围，而走进了说明材料和研究发展过程的广大领域时，形而上学就要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而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了。在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事物的局部和全体、静止和运动的关系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因而，即令在专门对事物的局部的方面和静止的方面进行研究时，也完全不应该以形而上学为指导，而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至于在处理复杂的科学问题和革命斗争的问题时，当然更必须如此。总之，在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形而上学已失去了任何进步作用，成为应当抛弃的反动的东西了。
唯物辩证法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斗争
那末，为什么在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形而上学依然存在，并且同唯物辩证法相对抗呢？这首先应当从阶级斗争方面去寻找根源。唯物辩证法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理论，并不是对于一切阶级都同样有利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所恼怒和恐怖”，23是毫不奇怪的。而形而上学的本质则是保守的、反动的，它适合于论证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现代资产阶级必然要抓住形而上学作为反对革命辩证法的武器。
首先，形而上学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把现象看成同周围的具体条件没有联系的东西，这就给了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以随意歪曲事物的本质的便利。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如果不对事物的固有的联系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那末，即使为最荒谬的观点找到“例证”也是毫无困难的。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可以把民主同一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割裂开来，不顾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抽掉作为阶级统治的形式的民主的阶级内容，叫嚷所谓“普遍民主”，甚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给到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 他们也可以抽掉战争的阶级内容，不顾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而一般地反对“战争”(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正义的战争); 如此等等。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完全歪曲了事物的客观真相，可是这却正好符合于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正为他们所需要。
其次，形而上学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把事物说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为反动阶级辩护一切腐朽事物、压抑一切新生事物提供了论据。他们可以根据这种逻辑，把衰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残暴的殖民统治、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欺骗劳动大众的宗教教条等等一切腐朽黑暗的历史垃圾，都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把铲除这些东西的人民革命斗争说成是“反常的、违反自然秩序”的行为。为了论证反动统治的合理性，他们当然要乞援于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而疯狂地反对革命的辩证法。他们对无产阶级宣传说，既然资本主义是万古长存的制度，你们的革命斗争当然是徒劳无益的。
再次，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不从事物内部而从事物外部说明事物变化的原因，这也恰恰适合于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现代资产阶级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口头禅之一，就是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的结果。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实际上也是从否认资本主义内部的固有矛盾的观点出发的。正因为这样，现代资产阶级的一切哲学流派，在发展观方面一无例外地都是形而上学。不过，在唯物辩证法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不便赤裸裸地宣扬形而上学(因为这显然与现代科学的结论不合)，于是便采取了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的形式来反对科学的辩证法。庸俗进化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但是它却把一切运动和变化归结为量的变化，归结为“平静的”进化，否认质变，否认飞跃。诡辩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相互联系，但是它反对客观地具体地分析某一具体事物的实在联系，它可以根据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把事物的零星断片从整个事物的实在联系中抽取出来，随意编造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联系”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打着“科学”的甚至“辩证法”的幌子，鱼目混珠地宣扬形而上学，反对革命的辩证法，这比公开的形而上学具有更大的危害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了保卫革命的辩证法，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贯同形而上学、特别是它的现代形态(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是密切结合着的，它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也往往有一些同志的头脑里存在着形而上学思想。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受了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的认识过程的本性有产生形而上学的可能。例如，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先认识一个一个的片面，然后才可能进一步认识它的全面; 如果人们在没有真正认识事物的全面以前，就把对事物的片面的认识误认作全面的认识，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又如，为了认识一定事物的变化过程，人们总是首先要认识一定事物的现状(即是说要从事物的相对静止的方面去认识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这一事物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如果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把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绝对化了，忘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也会陷入形而上学。由此可见，在革命者的头脑中产生某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种情形，同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有意识地利用形而上学反对革命辩证法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毕竟是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它会使我们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陷入错误。因此，革命工作者除了必须同现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之外，还必须努力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和自己头脑中的形而上学思想，用唯物辩证法把自己很好地武装起来。
发展观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密切地联系着的。
就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看，这种联系主要地表现在，只有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论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论，只有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彻底的辩证法。
历史上有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种唯物论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原则，但是它把物质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因而不能科学地解释物质形态的多样性; 它把自然界理解为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总和，因而无法科学地解释太阳系、地球、有机界以至人类自身和意识自身的起源问题;它不了解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不能正确地解释物质“自己运动”的泉源问题，因而不得不把物质运动的原因归结到外部力量的推动。这些弱点，使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即使在解释自然现象时也不能彻底坚持唯物论，而为唯心论和宗教留下了可乘之隙;至于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由于没有辩证法的观点，不了解人类社会这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更是完全背叛了唯物论的原则，陷入了唯心论。可见，如果不是采取辩证法的发展观，而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要把唯物论的原则坚持到底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也有唯心论的辩证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是坚决反对形而上学而主张辩证法的。但是，由于他的唯心论体系，他不能彻底地贯彻辩证法的发展观。例如，他认为自然界没有时间上的发展，认为历史发展到普鲁士国家就达到顶点，不再发展，认为他本人的哲学是绝对真理的发现，人类思维从此应当停止发展。由此可见，黑格尔哲学从辩证法的发展观出发，最后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泥潭。这是他的唯心论体系与辩证方法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可见，如果不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而是在唯心论的基础上建立辩证法的发展观，要把辩证法坚持到底也是不可能的。
再就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看，发展观同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主要地表现在： 只有把辩证法应用于考察认识问题，才可能科学地说明世界的可知性; 同时，也只有彻底地坚持世界可知性的原理，才可能有彻底的辩证法。
历史上有形而上学的可知论(例如旧唯物论的可知论)。这种可知论虽然正确地肯定了思维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但是由于在考察认识问题时不是运用辩证法的原则而是运用形而上学的原则，不了解认识与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不了解思维反映存在是充满矛盾的辩证法的过程，因而它就不能说明思维是如何反映存在的，不能科学地论证世界可知性的原理，不能有效地驳倒不可知论的攻击。这表明，没有彻底的辩证法的发展观，要科学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即使在他们还基本上是辩证唯物论者的时候，由于在世界可知性问题上发生了混乱和动摇，也不仅没有把唯物论坚持到底，而且也没有把辩证法坚持到底。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例。普列汉诺夫曾经在反映论的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动摇，提出了极其错误的“象形文字论”(把思维不是看作客观对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客观对象的符号)，这表明他未能严格地坚持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的世界可知论原理。由于他具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就不能理解思维的辩证法是存在的辩证法的反映，就不懂得思维的辩证法。他虽然也宣传辩证法，可是他所讲的辩证法只限于存在的辩证法; 至于思维的辩证法，他却一字不提。这样，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辩证法就没有贯彻到思维领域中去，而只是一种片面的、不彻底的东西。可见，如果不严格地按照可知论的原则来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要全面地彻底地坚持辩证法的发展观也是不可能的。
在以上的三章中，我们分别论述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科学的唯物论只能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而不能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 科学的辩证法也只能是唯物论的辩证法，而不能是唯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哲学基本问题之辩证唯物论的解决，乃是人类认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它综合了几千年来的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把世界了解为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的辩证规律及其在认识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这就彻底地粉碎了一切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为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提供了一个彻底严整和完全科学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精神武器。唯物辩证法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唯一科学的哲学，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下面我们就来论述，唯物辩证法这门哲学科学的对象是什么，它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