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前篇论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指出了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那末，世界是按照什么规律发展的呢？这就是本篇所要论述的问题。
我们在第一篇第四章中，曾经讲到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区别。我们指出过，物质世界的各个特殊领域中的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服从于各自的特殊规律，而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又服从于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前者是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是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我们要论述的正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
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不过这条最根本的规律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态，即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成对的范畴。我们把它们总起来叫做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或者叫做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所反映的普遍联系是从来就存在着的。但是，人们发现这种联系，并用科学规律的形式表述出来，却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有的根本不了解、不承认辩证规律，有的只对辩证规律的某些侧面作了一些猜测和描绘，有的则对辩证规律作了唯心论的曲解。这是因为它们都不仅受到生产规模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且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限制。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才总结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完全科学地揭示了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认识的规律。如恩格斯所说“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尽管认识的规律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于物质世界本身的规律，但是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说，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不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懂得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做哪一件事情就要掌握哪一件事情的特殊规律。然而，一切比较特殊的规律都是被比较普遍的规律制约着的，“小道理”都是被“大道理”管着的。如果违反了普遍规律或“大道理”就不可能符合于特殊规律或“小道理”。例如，阶级斗争是一切有阶级存在的社会的普遍规律，研究任何阶级社会的现象时如果不顾这条规律，一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如，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研究任何自然现象时如果违反这条规律，也一定是白费气力。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最普遍的规律，是最“大”的“道理”，它把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中的一切特殊规律、一切“小道理”统统“管”起来了，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具体过程都不能不受它的支配。因此，不管研究什么特殊过程，如果有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作指导，就好比有了指南针，方向就明确了;反之，如果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好比一出门就走错了方向，即使费了很大的气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地。
例如，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时，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有些人一开始就断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否认唯物辩证法的规律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弄错了。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即使材料搜集得再多些，力气花得再大些，也仍然要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毛泽东同志与此相反，他首先肯定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适用，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它本身内部的矛盾，然后以这种观点作指导，具体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结果就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有人说，有些并不懂得唯物辩证法规律的人也能够做好某些工作，其中有些自然科学甚至还能作出很重要的发现，可见懂不懂唯物辩证法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当然，不懂辩证规律而做好了某一项具体工作或者作出了某一项具体发现的人是有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或作出这项发现的时候不自觉地遵循了辩证规律，而不是违反了辩证规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能不能满足于这种不自觉的状态呢？当然不能。因为不自觉地遵循了辩证规律而取得的成功是偶然的、不可靠的;在少数情况下可能“碰”对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可能弄错;问题您复杂，弄错的可能性就愈大，错误的性质就愈严重。恩格斯曾经多次指出，当时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陷入了严重的纷扰和混乱，吃了不少苦头。他断言：“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我们现在面临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肩负着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历史使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旧时代的自然科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艰巨得多，难道我们反而可以不去自觉地掌握辩证规律，让自己处在瞎摸瞎碰的状态之中，去犯那些本来可以不犯的错误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懂得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无需掌握专业知识，就可以做好一切工作。任何事物不仅受普遍规律的支配，而且受特殊规律的支配。只获得普遍规律而不懂得特殊规律，还是不能把具体工作做好。如果以为一个人只要学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既会种地，又会做工，既会打仗，又会治病，成为无所不能的万事通，那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不是包医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导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工具。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还必须以它为指导，向着具体事物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找出支配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才能把一件一件的具体工作做好。而且，由于找出事物的特殊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唯物辩证法作指导，也仍然要以某些错误为代价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如果以为只要有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就可以一点错误也不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那末，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掌握或不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没有什么区别呢？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绪论。以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为指导去进行具体工作，虽然不能绝对不犯错误，但是却可以不犯方向性的或全局性的错误，不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减少那些难免的错误，在错误发生之后也比较容易纠正。反之，如果不以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为指导，如果违反了它，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犯根本性的错误。显然，这两种情形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区别，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改。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叫做“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同志也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这些指示充分表明了掌握唯物辩证法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正因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就总是拼命地否认或歪曲这些规律。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者时指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他们“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代替辩证法。”避免“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以此来为他们的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谬论作辩护，为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卑鄙勾当作辩护，为他们政治上的叛卖行为作辩护。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了老牌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在反对革命辩证法的“业绩”方面开创了“新纪录”。他们把哲学史上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思想垃圾搜罗起来，改头换面，装潢打扮，用来阉割唯物辩证法，歪曲唯物辩证法，以便为他们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制造“哲学根据”为他们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的反动路线制造“理论基础”。
当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当党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观点来对待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当广大的工农兵和其他革命人民正在学习、宣传和运用革命辩证法的过程中取得伟大成绩的时候，有人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合戏。“合二而一”论否认矛盾的斗争，否认矛盾的转化，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是为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制造“理论”根据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宣扬这种反动理论，正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理论”武器，对抗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合二而一”论一出笼就受到了我国广大工农兵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严正批判。
目前，由于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热潮，广大革命群众对“一分为二”的辩证规律的掌握愈来愈自觉了，唯物辩证法正在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的思想起器，正在成为他们正确解决革命和建设中各项问题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关于修正主义
“修正”一词来自于拉丁文revidere和revisere，本意为“重判”、“重新审查”，原为中性词，其派生词“修正主义”原泛指对某种学说的修正。20世纪初后，被马克思主义者用于专门称呼那些修改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的流派和思潮。最早使用“修正主义”一词指称伯恩斯坦的思想可能是1898——1899年罗莎·卢森堡发表的一组论文，集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古典”修正主义之争
从19世纪9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开始逐渐出现意见上的分歧，并展开了“真理性”的辩论乃至斗争。
这种分歧体现在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系和以另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系，以及以第二国际的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系和以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系的内战之中。
爱德华·伯恩施坦
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系认为传统马克思理论中存在许多错误。例如，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社会中必须实现彻底的公有制，但伯恩施坦（及其支持者）则认为，绝对的公有制会导致劳工出现生产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伯恩施坦和马克思在意见上也出现了分歧。
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应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但伯恩施坦则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应采用议会斗争的理性形式，后来这种观点也遭到了卢森堡主义者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等等的马克思主义派系的批评和反对。
除此之外，伯恩施坦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已到达崩溃边缘”，“阶级斗争扩大论”等理论做出了否定或修正。
在哲学上，以列宁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派系认为，这种修正主义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修正主义在冷战时期
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指苏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所产生的当代修正主义思潮。
自1948年开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强烈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走修正主义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南斯拉夫为“南修”。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苏交恶以及中苏论战期间，中共强烈批判赫鲁晓夫改革后的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复辟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称呼苏联为“苏修”，此时，赫鲁晓夫改革后的苏联转而认为南斯拉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坚持继续称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
二十世纪60年代前中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批资斗修”展开的，这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防范性措施。
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虽然勃列日涅夫在毛泽东、霍查看来仍然是修正主义的延续，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大陆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但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的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恢复，主要体现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共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最后苏共下台为止。
二十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曾强烈批判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称呼朝鲜为“朝修”，并在中朝边境地区大肆抓捕“朝修特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曾编辑印刷了《朝鲜劳动党反华言论集》一书。
修正主义概念的没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后来在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对此作了总结，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双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当时（中苏）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我们（中国大陆）现在也不认为自己当初说的都是对的”，并对中共当时在“九评苏共”公开信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反思。之后，中共不再使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一些左翼政党，包括一些如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美国革命共产党等等自称坚持毛主义的毛派政党，则认为中国自从邓小平执政以来就背叛了毛泽东思想，恢复了资本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被指为修正主义者的一方通常认为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顽固保守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通常认为，苏联和中国前三十年（即计划经济时期）发展的失败证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缺陷，需要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