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先生论政之目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格君。自光绪十五年，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书格不达。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自此以后，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其结果也。为今上皇帝所知，召对特拔，遂有戊戌维新之事。
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跌一无所存。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力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吾虽不敢尽以此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动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认而无异词也。先生所以尽力于国家者，于是为不薄矣。
政变以后，先生之志不少衰，复联合海内外同志，创一中国前此未有之大会，以图将来。及至去年，汉口之难，又一挫跌，以至于今，而先生委身国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暂停顿焉。其此后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旧两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界最有关系之人物谁乎？吾敢应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