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里城。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不数月，为政府所禁。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大率类是。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